在＜展望香港的前景 – 答某媒體八問＞中，已故史學家余英時給出他對當前香港政局的若干思考。
中共秘密盤算，港人在地抗爭
按照余英時的意見，《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是中共決定將香港納入其極權體制之中，從此開始，中共將逐步把香港轉化為一個內地城市。而這是有違「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令「一國兩制」轉為「一國一制」。由於香港不能再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港人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遂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
大專學生與大學管理層的矛盾
大專學生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基本上已獲得西方國家的敬佩和重視。自由世界的共識是：無論實際效果如何，這樣的努力都是值得堅持下去的。惟大學校長的聘任和管理層的構成，必須事先得到中共認可，不得不聽命於北京，全無獨立自主的權力，這一客觀的教育體制下，大學不可能出現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一型的校長，大學校長表態支持《國安法》，其實並不值得驚訝。與其寄望大學行政部門保護學生，不如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
教育局官員不懂歷史學
「1900 – 19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這是可以討論的，考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只要列舉可靠史料予以論證即可。教育局官員誤以為試題是讚揚日本侵華，說「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的空間」，這暴露出他們完全不懂歷史學的性質。況且，對試題未進行過任何研究，怎敢大膽說「答案只有弊無利」，而且「沒有討論的空間」？僅靠「官方」身份對任何問題提出最有權威的答案，此乃極權國家才發生的事。
「溫情敬意」還要講客觀實證，「愛國」觀念不只有一種詮釋
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出版時，曾遭受中共最嚴厲的批評，他們攻擊的焦點，正是其中「溫情與敬意」之說。按中共當時看法，根據歷史唯物論，秦漢以下兩千多年中國都在「封建」體制的宰制之下，應該受到譴責，不應該有「溫情與敬意」。直至 1959 年，中共對《國史大綱》的敵視一直未變，還在官方刊物上大加批判，今有親共人士引用書中對「歷史與文化」要抱有「溫情及敬意」來支持教育局有關「愛國」的「決定」。這是教人啼笑皆非的，其心可誅。
《國史大綱》是抗戰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含有民族主義情感是很自然的。可是，錢先生並未誇張民族情緒，在＜引論＞中，他明確指出，研究歷史「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治史必須盡量廣泛地搜尋證據 (包括人證、物證、文字之證等)，然後通過詳細研究而得出結論。結論可以修改，一旦有新證據出現，便應予以考慮，重新研究。向一切觀點開放，是研究歷史應有的態度，「民族、愛國主義」不應獨佔史學研究。
教育局倡導的「愛國」是「愛中共政權」，不是愛中國傳統文化。香港年輕學生為一個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中國而奮鬥，不想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被毀滅，從「雨傘」到「反送中」等運動引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人遊行抗議，可見香港人仍然愛中國，只是不愛中共政權。
英治年代的自由氛圍與「認中關社」之所以出現
英治年代，教育司署僅提供歷史教科書的指引 (如時代、地區等)，決不干涉編寫內容。當時編書工作是自由開放的，由書局約人撰寫，出版後由各學校自由選用。那是一個私人競爭的書市。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英國人決不過問教科書對殖民當局的態度，像鴉片戰爭這樣敏感的題目，教育司署也完全不加干預。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正處於「改革開放」時代，大陸青年學生追求人文精神和現代普世價值，香港青年與之接觸，意識到自己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不甘心繼續做「殖民地的子民」，於是轉而認同中國，關心香港社會，興起民族文化意識。這在當時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趨勢。
中共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
香港自開埠以來，是一個貿易自由的殖民地，早就發展出一套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1949 年以後，大批內地人士南來，在香港尋求生存的自由，這一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得到極大的強化和深化，決不是政治暴力所能輕易摧毀。
香港居民也和大陸上的中國人不同，他們一直生活在一種自由文化之中，而且為了保衛自由不惜進行激烈而長期的反抗，香港人的抗拒會發揮關鍵性作用，中共在香港摧毀「一國兩制」的企圖決不容易得心應手。
現在於香港爭取民主相當困難，但並非不可能。首先，香港民主運動已引起大陸強烈的民主要求，而這些要求都是黨內外重要人士提出。其次，香港一再傾城而出，遊行抗爭，再加上武漢病毒傳至世界各地，已令西方許多國家對中共「一黨專政」展開批評。他們知道「一黨專政」不僅為中國之害，其惡劣作用還會向全世界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