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 A. J. P. Taylor 和 Eric Hobsbawm，我們會發現二人對十九世紀中葉至一戰前的歐洲比較滿意，幾個傳統大帝國基於保守主義原則，利用外交手段維持歐洲均勢，確保繁榮與穩定，這遠比 1918 年苛刻的《凡爾賽和約》有效。他們又比較左傾，對全無約制的資本主義不敢苟同，兼帶有相當的主觀偏見，A. J. P. Taylor 始終相信西德的建立會在他朝引發另一次大戰，Lawrence Freedman 則批評 Eric Hobsbawm 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不守規矩且本質上是極端主義的力量，是沒有理由的。
不過，在若干方面，兩人的分歧是鮮明的。
首先，A. J. P. Taylor 更強調人類的錯失及意外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他解釋德意志統一、一二次大戰爆發，皆採此立場。Eric Hobsbawm 恪守唯物史觀，以經濟發展作為歷史演進的動力。他講十八、十九世紀的革命事態，同時提到工業革命、工業家、資本家、資本主義，正因為工業革命令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資本家累積了大量財富，遂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權利，也影響國家實行殖民政策。對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吸收及消化，尤見其左翼史家立場。
其次，A. J. P. Taylor 比較同情蘇聯，承認紅軍在摧毀納粹德國一事上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Eric Hobsbawm 則對蘇聯不乏批評，覺得蘇聯自列寧下迄史太林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實行社會主義，根本有違馬克思的原意，亦不合國際主義理想。
其三，A. J. P. Taylor 治史有民族文化的向度，分析希特拉和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時，他會向上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日耳曼人採取無止境的東進政策。另處理德奧合併，他亦著重日耳曼民族這個關鍵因素。比觀之下，Eric Hobsbawm 談文化更多是採取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批判哲學的立場。他批評二十世紀的青年文化並沒有把「青年」視為「成年」的準備階段，反而將之視為人類全面發展的最後階段。又個人主義、國際化橫行，使過去將人類編織成社會結構的絲線全被截斷。
順帶一提，畢業於柏林洪堡大學的 Hajo Holborn，曾撰有《歐洲的沒落》(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 一書。其中提到歐洲在世界政治史上的主導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這個過程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歐列強取得最後勝利，全賴美國果斷介入。至二戰結束後，西歐列強要維持其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必須依靠美國持續的支持。西方文明的政治重心因此已跨過大西洋來到美洲，美洲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則已然沒落。Hajo Holborn 的觀點和 A. J. P. Taylor、Eric Hobsbawm 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