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 – 1914 年是和平而樂觀的時代。雖然歐洲發生過一些小衝突，但人們普遍認為未來不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經濟蕭條過後，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復甦，資產階級日益富裕，成為獲益最多的階級，比觀之下，傳統貴族則日益邊緣化。
生產力提升，導致商品流動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西方進而發展出殖民體系，奉行帝國主義。和列寧一樣，Eric Hobsbawm 同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的興起緊密相連。然而，他不相信資本主義會垮台，通過安撫群眾並接受一些社會主義要求 (例如福利國家的要求)，資本主義是可以倖存下來。
德國、美國迅速冒起，削弱佔主導地位的英國經濟。又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持續升溫，令各國忙於儲備軍用物資，以預防將來的衝突。上帝退場，對進步和科學的信仰正在向舊宗教勢力瘋狂猛攻。
《The 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 – 1991》集中剖析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Hobsbawm 把 1789 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段時期稱為「漫長的十九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蘇聯垮台的時期稱為「短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見證國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的災難性失敗，也是一個藝術、社會變革無太大進步的時代。此遠非當時的政治觀察家所能預料。
1917 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並非如馬克思所預言，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在它薄弱或幾乎不存在的地方比在它的中心地帶更容易被推翻。」Hobsbawm 因此憂慮，俄國革命表面看似「進步」，背後卻「剩下一個更加堅定地紮根於過去的俄羅斯……實際統治這個國家的是越來越小的官僚機構，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和資格比以前更低。」
國家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背叛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願景。其摒棄民主元素，反自由主義根深蒂固。對國際革命的支持，Hobsbawm 重申，「實際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 (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後來的中國) 是在違背史太林建議的情況下進行的」。史太林 1943 年更試圖解散共產國際。
Hobsbawm 對民族國家取代古老帝國的浪潮有很深感觸，視《凡爾賽和約》為 「1918 年之後拙劣的和平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他預言極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注定失敗，「我們這些經歷過大蕭條時期的人幾乎不可能理解純粹的自由市場的觀念」、「『不受限制的國際貿易將使較貧窮國家更接近富裕』的信念與歷史經驗、常識背道而馳」。兼指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廣受歡迎，非關哲學，而是其能帶來超卓的技術成就。
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教授說：「這是一部極具洞察力的著作，同時也非常盲目」。福山覺得，Eric Hobsbawm 未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優勢，對 Hobsbawm 偏愛中央集權政府 (Hobsbawm 曾讚許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 亦不以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