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財政似乎出現大問題，這從「帑藏空竭」、「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已然反映。宋欽宗面對父親留下的爛攤子，無計可施。尤其甚者，朱子說：「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無知人之明，也無剛毅不屈、迎難而上的鋼鐵意志，甚至害怕戰爭爆發，欽宗的柔弱，終於迎來被金人俘虜的厄運。
高宗南逃，拜主戰的李綱為相。李綱，字伯紀，朱子認為他「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高宗堅決起用李綱，跟他有志恢復中原有關。朱子提及一件事：「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黃輩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汪黃」即汪伯彥、黃潛善，二人俱為主和派，從高宗敢於頂撞他們，乃至用李綱，可見高宗非一開始就同意主和。
就建都論，「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建康形勢勝於臨安」，「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著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選都建康，是張浚的主意，「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後淮西兵變發生，趙鼎建議移歸臨安，南宋偏安之格局於是形成。
由地理形勢看，鄂州 (古時叫做武昌) 是收復中原的絕佳據點，「上可以通關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比觀之下，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又嚴格上「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建康舊都所以好，卻以石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這岸，方得，所以建鄴可守。屯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至於江陵，「江陵低在水中心，全憑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築，只是土」，極容易丟失長江天險，不如鄂州，故岳飛不依旨令移鎮江陵。
堅持對金抗戰，最大問題是給予機會前線將領坐大，朱子不諱言「諸將驕橫」、「將驕惰不堪用」，說：「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裡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由於高宗無周世宗、宋太祖之將才，面對恃功專橫的將領們 (包括岳飛)，他只好走議和一途。朱子一番話特別值得注意：「張 (浚) 與韓 (世忠) 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為秦 (檜) 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處死岳飛，在朱子看來，未嘗沒有殺一警百的意思。
秦檜知道金人厭戰，兼察知高宗也不想繼續用兵，故主張和議。朱子批評他「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秦檜為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要去一人時，只云劾某人去，臺諫便著尋事上之。臺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纔得之，即上文字。太上 (高宗) 只是慮虜人 (金人)，故任之如此」。須知道北宋臺諫本來是糾劾宰相，到了南宋初年竟與宰相朋比為奸，同流合污，臺諫失其效能，難怪秦檜得以肆無忌憚！
秦檜為人陰險，朱子說：「李泰發 (即李光) 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不當面駁斥，而是背後放冷箭，都算惡毒。
高宗雖用秦檜成就和議，但他始終處處提防，甚至反被秦檜牽制。朱子說：「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又說：「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又說：「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
高宗死後，孝宗「初恢復之志甚銳」，想有一番作為，奈何無人可用，「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朱子承認孝宗「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關於孝宗為人，其「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晚來極為和易」，「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更有唐太宗之風。惜乎「所用宰執，多是庸人」，重新起用張浚，「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結果唯有「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張浚單打獨鬥，加上「年老，覺得精神衰，急欲成事」，招來「符離之敗」，朝臣乘機幸災樂禍，主和的湯思退被重用，成就宋金隆興和議 (又稱乾道和議)。
[參考資料]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本朝一、本朝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