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 (以下簡稱朱子) 對自己身處的時代有不少反思，這些都是研究宋史極珍貴的材料，今不妨看看他如何論北宋。
對於北宋開國君主趙匡胤，朱子非常欣賞，稱其有「聖人之材」。有謂「太祖盡除五代弊法，易亂為治」，朱子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宋太祖之可貴，在於「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他說：「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循序漸進地改革，不選擇一蹴而就，朱子有保守主義的傾向。這一視野下，他自然不喜歡王安石，「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
宋太祖在位時，「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朱子非常討厭「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認為「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又明日何處看習水戰，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用今天的話說，朱子主張「少說話，多做事」的務實政治。
太宗以後，北宋偃武修文，但朱子對太宗以下的君主並無好感，「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裡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
宋神宗即位，有意發奮圖強，所謂「銳意為治」。這位年青君主確有過人之處，如在用人上便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便一向傾信他」，他又頗留心軍事。惟信用急變全變的王安石，加上「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改革卒之無所成。朱子評用兵熙河：「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指「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經不起事實考驗。
朱子同意「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他「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兼「好用生事之人」，變法終於失敗。
至徽宗，用一百萬貫代稅錢換燕京六座空城，對老百姓傷害極大，朱子說出事實：「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定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煞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值得注意是，朝廷巧立名目以苛索掠奪，且有官員中飽私囊，如此質素的管治，不亡於金人之手，亦難以持久。
另金人滅宋一事，原來有內情，朱子說：「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鬥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
扼要言之，遼國滅亡後，徽宗厚待契丹降軍，激起宋朝戍邊軍隊不滿，雙方先有一輪互相廝殺。及後女真揮軍南下，契丹降軍搶先投降，充當嚮導，因其熟知河北地理險要及軍事虛實，金兵得以長驅直入。
復添以徽宗屢次敗盟失信，違反「兩邊不得受叛降」的承諾，「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靖康之難」可謂北宋咎由自取。
[參考資料]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本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