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出版《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一書，收錄王汎森等史家解讀錢穆思想及《國史大綱》的專題論文，「本書以閱讀、史料、學說為三大方向，從錢穆寫作的時代背景談到他對各朝代的史觀，第一本全方位解析《國史大綱》的微言大義」，「本書分為『錢穆的思想世界』、『《國史大綱》的歷史世界』兩大主題，從歷史書寫、閱讀視角、學術精神、士人概念、域外觀點、宗教影響、朝代史觀等論點著手，帶領讀者一步步打開《國史大綱》」。
惟余英時先生已然仙逝，有網民對余先生未能「與錢穆對話」，即在書中留下一文深感遺憾，其實，早在 2016 年，余先生已就老師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寫下一長篇導讀，文中鉅細無遺談及《國史大綱》的方方面面，為余先生的獨特心得。今不妨撮述文中要旨，供後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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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司馬遷《史記》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樹立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後，《史記》、《漢書》、《通鑑》都因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經典，《國史大綱》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故能成為現代經典。
《國史大綱》將「究天人之際」作為其主要工作，「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人」指人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實際的創造作用。
《國史大綱》在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士階層功能，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尤其能做到「通古今之變」。
至於「成一家之言」，是指錢穆能從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假設，建立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系統觀點」，將中國史整體動態盡可能客觀地呈現。
和《國史大綱》不同，其他通史偏近「記注」，即對原始史料進行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祖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這一長編便相當於「記注」。
呂思勉的斷代史著作，原名《國史長編》，這部長編，無論就「整輯排比」(「史纂」) 或「參互搜討」(「史考」) 來說，都達到了極高水準，將「方以智」型的史學發展至最上乘的境地。《國史大綱》不是「方以智」的「記注」，而是屬於「圓而神」的「撰述」。兩者目的與功能互異，學術價值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國史大綱》作為「圓而神」的「撰述」，主要表現在它是一部貫穿著系統觀點的「專門名家之業」，也就是太史公所謂「一家之言」。而「撰述」能夠達到「圓而神」的境界，主要關鍵即落在「抉擇去取」上。
錢穆認為，「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國史大綱》正是在這一指導原則下寫成。
在史料處理上，全書不只根據廿四史，還廣泛徵引廿四史、十通以外的種種記載。以「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章為例，所據材料便在廿四史、十通以外。又論述王安石新政時，錢穆博採宋明各家文集。即使是運用正史材料，《國史大綱》也經過「整輯排比」、「參互搜討」等系統性的處理，包括：(1) 先對所引史料作一番「記注」功夫，如廣引事例以建立某一時代特有的歷史現象，或依據時代與地域編制各類表格 (戶口、稅收等等)，並引其他相關史料為參證，以凸顯變動的趨向。(2) 徵引史文以最關重要的字句為限，「書中所引，未詳出處」，僅取其字面涵義。
書中同時重視近人研究成果，對「近人文字」、「時賢新得」，不只「採獲」，甚至提出商榷。如論上古史，錢穆接受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之「新得」，卻不接受＜殷周制度論＞以周代「封建制從父子相傳制而來」。另關於西魏府兵制起源，錢穆不從宇文泰個人的動機和策略切入，有別於陳寅恪，而傾向將宇文泰把六柱國分統府兵比附為周官六軍之制，視作胡漢勢力長期消長所發生的作用，余英時說：「自西魏以來，軍隊主體已不斷移到漢人一邊……宇文泰部下既越來越多漢族，則如何採取漢化體制以安頓他們應該是一個更迫切的問題，而府兵制即是其中的環節之一」。第十五章有按語「宇文或是匈奴而雜有鮮卑之血統也」，竊以為採自傅斯年，周一良晚年回憶＜論宇文周之種族＞的撰寫，提到「我又根據傅斯年先生的啟發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鮮卑，這個說法後來也得到承認。」
《國史大綱》往往能用一兩句話概括出劃時代的動向，使讀者悟境頓開而觸類旁通，如論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唐中葉以前在黃河流域，以後則移向長江流域，便是一例。
又《國史大綱》對研究者發生參證及啟示作用。所謂「參證」，是指研究者 – 尤其是有成就的研究者 – 對歷史上一些重大問題或事件已形成某種論斷的傾向，卻在《國史大綱》中找到或同或異的看法，這些同異之見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參考點，使他不能不將原有的論證向更高層次發展。所謂「啟示」，是指研究者讀到《國史大綱》某些論述而發生思想的躍動，使他在研究題旨上有所突破，終於取得有價值的成果。這種經驗往往發生在較年輕的研究者身上。余英時相信，錢穆在各方面大大小小的歷史問題上有自己的睿識和創見，這些睿識和創見才是直接引起參證和啟示作用的源頭活水。徐旭生拿自己畢生治史的心得與《國史大綱》互相參證。范文瀾對《國史大綱》的材料另作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解釋。楊聯陞對書中「占田」、「課田」的解釋不接受，提出自己的結論，都是參證和啟示的具體案例。
《國史大綱》採用綱目體，大號字的正文是「綱」，中號字而低一格排印的則是「目」，此外還有小號字的雙行夾註，多數見於「目」中。歷史論斷通過三層深度分別呈現，每一層次都有作者的睿識和創見，有待讀者抉發，這是《國史大綱》的難讀處，也是其引人入勝處，與一般平鋪直敍的通史截然不同。讀者只有達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才能在《國史大綱》的世界中自由出入。
[參考資料]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 –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收錄於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