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年反思 (下)：「雨傘革命」作為一場反共、解殖運動

從世界歷史演進的角度看，「雨傘革命」是一場遲來的反共、解殖運動。

反共

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的出現，始於 1919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率領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不久，蘇共組織「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對外輸出共產革命。自此以後，世界各地相繼有共產政權建立，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亦曾經在蘇共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下茁壯成長。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然而，國、共兩黨的鬥爭越演越烈，中國陷入內戰的邊緣。

比觀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管治下，經濟發展蓬勃，社會大致安定。儘管民主政制尚未實行，司法制度卻維持高度的獨立，保障每位市民的基本權利。金文泰到任，有見於中國大陸反傳統浪潮熾熱，決定於 1927 年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保存及傳承中華文化。1949 年大陸易手，香港接收了大批逃難南來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錢穆、唐君毅。他們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宣傳反共主張，不遺餘力。時值英國戰後疲憊，打算爭取美國支持以捍衛其對香港的管治權，美國有意將香港發展成為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哨基地，香港於是在歷史偶然下避過了共產主義的浪潮，卻起著抗衡共產主義的作用。

「國民黨」遷台初期，蘇共遺留的專制、獨裁毒素未除，「二二八事件」因而爆發，台灣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致使本土人民不得安寧。幸好台灣本土運動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如日中天，民主化進程才得以順利完成，極權專制的毒素從此在台灣銷聲匿跡。可是，神州大地另一政權 - 中共卻始終未能成功走上民主化，專制、獨裁性格依舊。「八九屠城」後，中共甚至一反「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舊調，提倡大中華愛國民族主義。蘇聯於 1991 年正式解體，中共乘機取而代之，與美國鼎足而立，國際聲譽日隆。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共，香港人理應奮力抵抗，寧死不屈，但在「民主回歸」的主旋律不斷奏鳴下，香港人的嘴巴最後選擇了沉默。

沉默並不代表安然接受，這點中共看得非常清楚。所謂「人心未回歸」，主要針對此而言。本來，中共打算透過《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洗腦式的國民教育改變港人心態，不料五十萬人上街、反國教事件先後出現，迫逼中共不得不進一步收緊對港政策。由「西環治港」到「白皮書」、人大「八三一」決定，中共對香港的施壓可謂有增無減。港人「有冤無路訴」，「雨傘革命」於是成為一個全面爆發的契機。

「雨傘革命」期間，金鐘、旺角佔領區不時有一把年紀的老年人在街頭呼喊「打倒共產黨」，且訴說著當年如何「游水落香港」。革命過後的「重光紀念日」，一批前國民黨黨員、老兵發起示威遊行，期間蔣委員長的肖像被高舉，與年輕一代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悼念英聯邦守軍相映成趣。這反映著什麼呢？反映「雨傘革命」再度燃起香港人的「反共」意識。「反共」意識本來在香港一直存在，深植於香港歷史之中，只是主權移交後未曾表露。「雨傘革命」的爆發，一下子令它重現久違了的光茫。

解殖

自從蘇共解體後，共產主義浪潮逐漸冷卻。「雨傘革命」於去年才大規模爆發，這是遲來的「反共」呼聲。同樣道理，「解殖」於一戰結束後已彌漫英國各殖民地，香港則在去年才揭櫫「抗殖反篩選」，這是遲來的「解殖」訴求。

香港過去未有出現強烈的「解殖」訴求亦有原因可尋。首先，英國從不直接干預華人的生活，摧毀華人固有的文化，反而傾向與華人領袖合作，保存香港的傳統文化。其次，英國在香港進行了不少現代化建設，發展商品及市場經濟，且奠定優良的法治傳統。其三，英國並未將大量英國人移殖至香港。

近年「解殖」呼聲不斷，更多是源於：

(1) 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日趨明顯；

(2) 大量新移民被中共批准遷入，對香港的房屋、教育、醫療各方面造成沉重的負擔；

(3) 港共政府的官員、警務人員一律偏袒大陸新移民；

(4) 英治時期留下的建築物、良好制度、核心價值、語言被中共用各種方式摧毀消滅。

「雨傘革命」不只爭取「真普選」，更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個民選政府，堅守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反對人治、貪污、官商勾結，以及一面倒的靠攏大陸。簡單而言，即是「去中國殖民化」。

結語

「雨傘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是必然要發生的，僅借鄧小平一番說話以結束全文：「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一週年反思 (中)：「雨傘革命」對兩岸三地的影響

「雨傘革命」不只對香港有意義，它同時影響著今後兩岸三地的局勢發展。

國民黨失勢，台獨意識高漲

早在去年「九合一選舉」，「雨傘革命」已經發揮其影響力。一直傾向兩岸和平統一的國民黨，於「六都選舉」(「六都」主要指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園六個直轄市) 中慘敗收場，只有朱立倫當選新北市市長。據報導，是次選舉之所以出現如此的結果，與台灣年青人的本土意識高漲有關，而「雨傘革命」下香港人的遭遇正是刺激台灣本土意識的助緣之一。

又台北柯文哲本來欠缺競選義工，但在 928 港共政府向金鐘示威群眾施放 87 枚催淚彈以後，柯文哲的競選義工人數大幅增加。這皆反映「雨傘革命」令台灣群眾產生抗共情緒，繼而影響「國民黨」的選情。

「國民黨」在六都選舉中慘敗，勢必影響其勝出 2016 年總統大選。儘管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已積極展開競選宣傳工作，形勢仍然對她不利。配合去年太陽花學運「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反課綱微調時年輕學生對大中華史觀的厭惡，國民黨未來只怕會舉步維艱，台獨聲勢則日盛一日。

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本是為了日後台灣的和平統一。後來，「一國兩制」沒有用在台灣身上，卻輾轉用到香港主權移交的問題上。鄧小平所看中的，正是香港對台灣有著「輻射作用」，可作為導引台灣回歸的「示範單位」。不料三十年過去，「雨傘革命」的爆發，竟然證明香港仍然對台灣存有「輻射作用」，卻是導引台灣走向獨立。這只怕是鄧小平始料不及的。

主導抗戰紀念，爭奪「中國」話語權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進退失據，中共於是乘機爭奪「中國」的話語權。時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中共遂透過主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慶祝活動，統戰國民黨內親中人士，且淡化國民黨的抗戰功跡。

大型電視紀錄片《東方主戰場》是中央電視台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特別製作，其中不少篇幅集中講述中共的抗戰功績、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國軍的抗戰過程則被輕描淡寫。又《開羅宣言》電影由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卻意外地出現毛澤東的頭像，與史實不符。加上連戰得以參加中共閱兵、習近平公開向國軍老兵 (當年投降中共的國軍士兵) 授勳，凡此種種，皆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竊奪「中國」的詮釋權、話語權，摧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據此，再看馬英九義正辭嚴地重申「抗日戰爭乃是由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就不難理解了。國民黨當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在此亦可見一斑。

加快殖民步伐，香港崩壞日亟

中共當初承諾港人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國，高度自治」，旨在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如今台獨之勢已成，香港無法再扮演「示範單位」的角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共會進一步摧毀香港的政經制度、扭曲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放寬更多的大陸新移民來港、推行更全面的普教中。

香港變天之日近在咫尺，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論只是提早來臨的示警 (案：充斥 689 羽翼的港大校委會已於 9 月 29 日晚上否決任命陳文敏出任副校長，香港的「院校自主」正式遭受破壞。與此同時，富商李嘉誠亦因內地《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的發難而被迫作出回應，批評有關文章「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具「文革式思維」。他又解釋說：「內地房地產方面，部份城市出現供求失衡風險，故減少買入土地」，且堅持「集團以香港為家」。李嘉誠言辭懇切，背後卻顯然透露出香港商人於中國大陸已失去了作出理性商業決定的自由。)

結語

「雨傘革命」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只局限於一隅。研究者一旦拓闊自己的視野，即能發現更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一週年反思 (上)：「雨傘革命」帶給香港的意義和影響

「雨傘革命」一週年，坊間回憶、批判之聲不絕，卻鮮有從宏觀的視角重新思考整場事件者。

本文之撰寫，旨在按照香港近三十年歷史發展的脈絡，深入發掘「雨傘革命」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爭取民主，終成泡影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標誌著港人三十多年來對民主的爭取全然徒勞無功。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正式展開爭取民主的步伐。由 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到 1995 年立法會變相直選，是香港民主發展較為順暢的階段。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中共一再拖延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致使民主政制發展停滯。港人自寄望 0708 雙普選，至 2012 雙普選，再至 2017 行政長官普選、2020 立法會全面直選，結果卻換來人大「八三一」決定、有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十八年來積累的失落與悲憤，加上黑警對年青學生的濫暴，終於釀成「雨傘革命」的爆發。

表面看來，「雨傘革命」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實際上，它是對中共一再背棄民主承諾的奮力咆哮！「雨傘革命」的失敗，代表港人的咆哮無力改變政治現實，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路至此亦可謂壽終正寢。

泛民代理，備受衝擊

代議政制發展的同時，不少具知名度的人士相繼加入政圈，成為泛民主派的政治代理。今天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仁和何秀蘭，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擠身政壇。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政府普遍樂於採納泛民代理人的意見，泛民代理人因此可以透過形形色色的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以收取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又往往吸引市民利用選票回饋代理人。於是，泛民代理人、市民、港府三者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不過，隨著中共一再拖延雙普選的時間，泛民代理人的競選承諾逐漸淪為空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而面對建制派在地區事務上的「蛇齋餅糉」，泛民代理人更是全無招架之力。尤其甚者，自中共收緊對港政策後，泛民代理人成為被敷衍、欺騙的對象，無法再與中共進行良性溝通。「雨傘革命」期間，各大民主政黨之所以備受佔領者唾罵、厭棄、質疑，原因正在於此。

泛民代理既被摔倒，政治充權便須由群眾自己親力親為。革命期間，「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不絕於耳。這些既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是當時客觀狀況的描述。

儘管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紅磡人紅磡事」、「青年新政」等組織未幾即相繼成立。這多少意味著群眾 (特別是年青一代) 對泛民代理人的不信任並未因「雨傘革命」的結束而消失。

和理非非，不合時宜

「雨傘革命」爆發前，「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方式一直深受港人認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說：「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確是實情。

然而，「雨傘革命」爆發後，港共政府一再對佔領人士抱持強硬鎮壓的態度，縱容黑警濫暴、土共挑釁。所謂「溝通」、「對話」，更多是欺騙市民，加快清場進度。「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能夠收效，前提是：政府必須開放心胸以採納反對意見。可是，「雨傘革命」卻清楚反映這個前提不再生效了，港共正式成為一個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政權。對付專制政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適切的武力，將之制伏。

事實上，早在革命後期，旺角已有佔領者自發製盾，成立「盾組」，這是抗爭方式轉變的端倪。革命結束，港大「學苑」梁辰央率先發表長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揭櫫「以武抗暴」的大旗，顛覆「和理非非」。他說：

當和平抗爭走到絕路，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選擇。在旺角佔領區，群眾自製防具，組織盾陣，對抗警察暴力。在龍和道攻防戰之中，有人試圖投擲磚頭還擊，在衝擊立法會一役，示威人士以鐵馬攻城，揭開公民抗暴的序幕。人類學教授 James Holston 形容這是法制以外的「暴亂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公民抗暴正是這種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至於公民抗命作為和理非的最後一著，此刻已是全盤慘敗......當公民抗命無助解決困局，群眾就自然走上公民抗暴。

後來「本土民主前線」亦高舉「以武制暴」、「勇武抗爭」，大力鞭撻「和理非非」，這無不催生自「雨傘革命」。

香港民族，正式成形

香港人向來不會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狀況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最為明顯。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香港人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高達四成。劉翔因傷未能在京奧中一展風彩，大部份香港人甚至為此同感惋惜。

「香港人」的身份逐步明朗化始於 2012 年。由於「國民教育」的強推、「一簽多行」的實施、中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漸漸意識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加上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說破「中國有民主，香港更悲慘」的殘酷現實，粉碎「民主中國」的迷思，鼓吹「中港區隔」。於是，部份進步的香港人選擇摒棄「中國人」身份，直接以香港為家。

「八三一」決定出台前，普遍香港人仍然對中共存有幻想，真心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因此並未與「中國人」的身份劃清界線。可是，歷經「八三一」人大落闡、87 枚催淚彈、旺角黑警毒打佔領人士、龍和道之辱，香港越來越多人認清「香港人」的身份。「中國人」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這一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首先導致抱持大中華立場的「學聯」、「學民思潮」、「支聯會」飽受杯葛，繼而引發球迷們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香港隊歷史性地守和了中國隊。

毫無疑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雨傘革命」而變得豐富；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 (nation)，亦因「雨傘革命」而正式成形。

結語

黃仁宇曾經主張，要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檢視歷史事件，不宜拘泥於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雨傘革命」作為去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倘若我們要回顧的話，也應該採用此一方式回顧。

至於販賣紀念品、默站舉傘，這只是褻玩歷史，卻不是對歷史由衷地尊重！

特色建築

麥當奴在任期間，不少極富特色的建築物相繼落成，其中包括：舊香港大會堂、山頂別墅。

大會堂的興建

舊香港大會堂 (Old Hong Kong City Hall) 始建於 1866 年，位處今天香港匯豐總行大廈旁邊。大會堂由港府撥地興建，建築費用則主要來自市民捐款、戲劇義演及股票集資。1869 年 6 月 28 日，在愛丁堡公爵亞爾菲臘王子 (Alfred Ernest Albert，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的二兒子) 主持揭幕儀式下，大會堂正式啟用，成為香港首座公共文娛中心。

舊香港大會堂是一座樓高兩層的歐洲傳統柱廊及拱門式建築物，帶有濃厚的文藝復興色彩。下層東翼為博物館，中間部份是公共圖書館、休息室，西翼為劇院。至於上層，則是大禮堂，常作舞廳之用。又大會堂正門外建有由顛地洋行 (即寶順洋行) 贊助的噴泉。

礙於當時歐籍人士普遍懷有「白人至上主義」及「圍城心態」，華人使用大會堂時往往遭受諸多限制。大會堂因而淪為歐籍人士的社交場所 (第八任港督軒尼詩曾建議放寬對華人使用大會堂的限制，但未能成事)。

1933 年，大會堂的用地被售予「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以擴建第三代總行大廈，舊香港大會堂遂於 1947 年被全部拆卸。直至 1962 年 3 月 2 日，新香港大會堂才落成啟用。

透過舊香港大會堂的興建，我們可以看出：

(1) 英國人對建築美學的執著。

(2) 「生活」在英國人眼中並不完全等同於忙碌工作，而更包括享受閒暇、欣賞文化藝術。

(3) 港府嘗試推廣英式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山頂別墅的由來

山頂別墅 (The Mountain Lodge) 是香港島太平山早期的建築物之一。它的前身是一所軍人療養院 (Military Sanatorium)，由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提議興建，於 1862 年落成。

鑑於建築物的地理位置 (海拔較高) 阻礙病人 (共 17 名) 康復的進度，軍人療養院未幾被軍部廢棄。建築物由英國商人夏普 (Granville Sharp，後來按照亡妻 Matilda Lincolne 的遺願成立「國際明德醫院」，為山頂區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租住了大約一年 (1866 年夏天 - 1867 年夏天)。

1867 年夏天，麥當奴發現山頂的氣溫較中環為低，其於是要求軍部將夏普夫婦遷出，繼而購入這幢建築物，並將之改建成第一所總督山頂別墅，以供避暑之用。

不過，別墅於翌年因颱風而受到嚴重的破壞。直至堅尼地上任，別墅才重新修葺。

香港第十二任總督卜力爵士曾說：

一架纜車通往 (海拔 1200 英尺高的) 山頂，那裡的房屋和別墅是專供歐洲人準備消夏居住的；在那裡人們可以擺脫山下濕悶的氣候，享受山頂上的清涼以及心曠神怡的感覺。很難說香港是從海港看還是從山頂上看會顯得更漂亮。(《中國》)

這應該也是麥當奴購置山頂別墅的主要原因。

只可惜別墅用木材搭建而成，飽受白蟻侵蝕。「香港保衛戰」爆發，別墅進一步為戰火所損毀。其終於在 1946 年被拆卸，餘下守衛室。現時「山頂公園」的所在地，正是昔日別墅的原址。

結語

大會堂的出現、山頂的發展，皆與港督麥當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僅此一例，足以證明：香港過去能夠順利走上現代化、成為國際知名的文明大都市，英國實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龍獅「香港旗」在空中飄揚，不是代表港共「去殖民化」不力，只是港人對英屬香港優良管治的合理懷念。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大會堂官方網站。

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前總督山頂別墅考古工作報告＞。

進攻地點，謹慎選擇

和 1911 年「辛亥革命」不同，1789 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始於「巴士底監獄」被攻佔，而這座監獄正位處法國的首都巴黎。

「巴士底監獄」原本是中世紀的軍事城堡。十八世紀末，由於法國國王專門將政治犯關押於此，「巴士底監獄」的功能逐漸改變，成為法國民眾心目中君主專制獨裁的象徵之一。加上監獄內設有一軍火庫，可給予革命人士充足的武器及彈藥，「巴士底監獄」於是被革命群眾選中以發動首次進攻。

僅就外觀而言，「巴士底監獄」四周的圍牆甚為堅固，且有 8 個設置大炮的塔樓，看來似乎易守難攻。可是，革命群眾得到法國衛兵 (法王的御林軍之一) 的支持，經過數小時的激戰，「巴士底監獄」終於在 7 月 14 日下午被攻陷，監獄管理者侯爵洛奈被拖出毆打，最後遭到處決。「法國大革命」順利展開。

假如「辛亥革命」示範了如何透過收納固有體制內的各種資源 (包括士兵、武裝、軍校提供的軍事知識和實習經驗等) 以策動「地方革命」，「法國大革命」則展示了怎樣藉著血腥的群眾暴亂以發起「中央革命」。

暴亂不能萬無目的，也不能隨意選址，而當一律繩之以「充實革命武力，持續革命火種」。什麼地方能夠令革命群眾於短時間內獲得足夠的武裝呢？自然非「軍火庫」莫屬。「巴士底監獄」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它同時是專制獨裁的標誌。攻陷它寓意推翻專制獨裁。革命群眾抖擻精神，堅決進攻監獄，此做法極為合理。

又群眾普遍缺乏軍事訓練，難與政府軍周旋，「法國衛兵」選擇同情革命，這是「巴士底監獄」得被攻佔的重要一環。當然，「巴士底監獄」防守不密也是關鍵的助緣。

所謂「鑑古知今」，「雨傘革命」發生一週年，與其不斷追究昔日過失，不如認真審視前人成功的革命經驗。

新軍發難，促成革命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帝王統治，開啟了共和憲政的新時代。對於這次革命能夠成功進行，各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歸功於袁世凱，有人向孫中山致敬。然而，有一個重要關節卻經常為大家所忽略：「湖北新軍」的發難。

中國向來推崇「學而優則仕」，而確保「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則是科舉考試。可惜自光緒親政後，採用康有為、梁啟超推行「戊戌變法」，廢科舉，辦「京師大學堂」。年青人讀書出仕之路絕，於是只好「另闢蹊徑」。適逢日本於 1894 - 95 年大敗清廷北洋水師、1905 年擊潰俄國，中國年青一代紛紛仰慕東洋的現代化軍事，在清廷銳意建立新式陸軍配合下，年青人得被保送至日本的軍校學習基本的軍事知識，以及進行軍事實習。「湖北新軍」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緊扣這個大背景。我們甚至可以說，「湖北新軍」是清末一系列變法措施的產物。

年青人留日期間，經常受到革命黨人的遊說，繼而認同革命理念，甚至加入革命黨。當時在日本從事這類「穿針引線」的工作者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 諸君。

「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成立，由興中會 (以孫中山為首，來自廣東)、華興會 (以黃興、宋教仁為首，來自湖南長沙)、光復會 (以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為代表，活躍於上海一帶) 等多個革命團體組合而成。著名的「七女湖起義」、「鎮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等，都是「同盟會」直接發動，卻無一成功，理由是：參與革命的人大多來自三合會，唯利是尚，且未曾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革命黨人由此明白「要令革命成功，新軍支持實屬關鍵」的道理。

已受「同盟會」洗禮的年青軍士，後來獲清廷委派至各個地方，建立所謂「新軍」。其中一部份進入湖北，成為「湖北新軍」。「保路風潮」爆發，清廷急調湖北舊有軍隊入四川平亂，造成湖北地區防守空虛。「湖北新軍」於是乘機發難，決定在 10 月 16 日起義。不料漢口俄租界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革命黨人名冊被盡數搜出，致使湖廣總督瑞澂瘋狂逮捕革命黨人。「湖北新軍」遂提早在 10 月 10 日響起第一槍，為「辛亥革命」揭開序幕。

「辛亥革命」未幾演變成南方各省相繼獨立，這是清末立憲派的功勞。至於革命能順利推翻滿清統治，袁世凱的陣前倒戈亦出力不少。不過，話雖如此，欠缺「湖北新軍」的搶先發難，「辛亥革命」只怕沒有出現的可能，更遑論可激起千重波浪了。

敵人反對我贊成 - 必須旗幟鮮明高舉「去中國化」

共匪陳佐洱大言不慚，疾言厲色，批評香港「去殖民化」不力、「去中國化」熾盛，稍有民族氣節之人，聽後無不氣憤難平，鬱結難紓！

遙想去年「雨傘革命」，港人風餐露宿，高舉「我要真普選」橫額，無非希望中共兌現承諾，給予港人真正的選擇，組織徹底代表香港人的政府。奈何中共一律誣之以「外國勢力介入」，對佔領人士予以嚴厲打壓。夏慤催淚、旺角血戰、龍和道慘敗，凡此種種，俱是血的記憶！也是血的教訓！皇家警察的聲譽掃地了，港人的民主中國幻滅了，亡港的切膚之痛來臨了，「香港民族」於焉而生，卻是出於逼不得已。陳匪今天不問情由，將龍獅旗在香江飄揚歸罪於香港的教育工作者，這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天朝宗主心態作遂，既是可憐，又是可悲。

港人對前殖民宗主英國向無懷念之心。天祐吾皇，港人不懂誦唱；彭督離港，港人未予阻止。零八京奧期間，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宏偉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港人竟有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者。所謂一葉知秋，「去殖民化」不力，只怕更多是陳匪錯判，殊非實情。再者，本土抗爭者言必稱「華夏」。一時「無愧於子孫後代」，一時「對得住天地良心」，念茲在茲，皆在弘揚傳統文化。「去中國化」在此何嘗成立？

毛澤東嘗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陳匪既然如此畏怕「去中國化」，抗爭者不妨從現在起，對「去中國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讀書會講、辦示威遊行講、進行電子公投講。龍獅香港旗則照舊揮舞，必要時佔據球場內的紅海。

面對共官的冥頑不靈，反覆指罵、譴責注定徒然，迎頭痛擊才是道理！

中西薈萃

東華醫院採用現代西方的管理模式經營，卻有效地保存了不少中國傳統特色。

現代西式的管理

A. 提供住院服務

東華醫院是一所中醫醫院。根據以往的慣例，中醫醫師只會提供門診或上門應診服務，病人需要另覓居所休養。可是，東華醫院提供院舍給病人居住，且設有三位駐院醫師專門負責診症。這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概念，帶有強烈的以病人為本的色彩。

B. 引進董事局選舉

東華醫院每年都會辦董事局選舉。選舉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並非胡亂進行。據說只有街坊領袖、捐款多於港幣十元的華人可以在董事局選舉中投票。各大商會和行業公會亦會發動會員參與。新任總理需與東華員工按章程宣誓，且確保醫院的賬目具有清晰的透明度，運作受章程規限。

C. 偏重商人

中國傳統「四民社會」強調「士、農、工、商」，將商人的社會地位放至最低。然而，東華醫院的管理層多由商人組成，與西方的重「商」傳統更為貼近。

董事局選舉期間，實際的競爭只會在各商會及行業公會中發生，因各商會及行業公會才擁有新任總理的提名權。另外，大額捐獻的商戶甚至擁有額外提名權。基於「獲得提名者大多數能夠順利當選成為總理」，東華醫院的總理於是全為商人，無一例外。

又東華醫院的董事局通常有五位買辦、兩位南北行商人、一位公白行鴉片商、一位從事美國兌匯貿易的金山莊商人、一位米商和一位布商，醫院事務則主要由洋行買辦、南北行商人定奪。這些皆是東華醫院重視商人的表現。

中國傳統的保留

a. 中醫中藥

和香港開埠初期成立的醫院不同，東華醫院的一大特色是：堅持使用中醫中藥。

這一方面令華人敢於前往醫院求診 (華人心理上傾向相信中醫多於西醫)，改善了華人的生活；一方面確保中醫得以在香港傳揚、發展，不致斷絕。

b. 尊重富有名望、資歷較深者

東華醫院於總理之外設有協理、值理，負責組織常務委員會以管理醫院的日常運作。協理主要由經驗豐富、具有社會威望的總理出任，值理則由華人團體擔任。

值得一提的是，東華醫院同時批准已經卸任的總理繼續保留決策的權力。

c. 依賴捐款、租金，實行自付盈虧

中國傳統的地主往往透過購置田產以賺取租金。至於非牟利的慈善、教育機構，則憑藉大眾的慷慨捐輸來勉強經營。

由於東華醫院在創建初期得不到政府資助以維持日常運作，其於是需要自行開闢財源，所謂「自付盈虧」。大概而言，當時「開源」不外採取以下途徑：

(1) 由華人社會各界 (特別是各商會及行業公會) 提供捐款，作為醫院的經費。

(2) 購置物業，以所得租金支持醫院的營運。

兩者皆是源自中國傳統。

有關 (1)，部份行業公會更會使用威嚇手段 (如拒做生意) 迫使會員捐款。而會員為了顧全面子，往往順應公會的要求。華人「強撐門面」、「愛面子」等陋習，變相因此被保存。

結語

東華醫院之所以能持續運作，關鍵在於：它大膽引進及採用現代西方的「醫院」概念、管理模式和重「商」價值觀，以促進本地華人的福祉。若要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則我們不妨表述如下：

I. 目的 - 促進本地華人的福祉；

II. 手段 - 引進及採用現代西方的「醫院」概念、管理模式和重「商」價值觀；

III. 副作用 (side effect) - 華人傳統文化及其民族性的保存。

今天不少抗爭者只知以「復興華夏」為拯救香港的靈丹妙藥。重新審視東華醫院過去的一番經營，委實教人唏噓！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論曾鈺成＜無分優劣＞背後的含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研討會上提到：

1. 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2. 特首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起着連結的樞紐作用。

3. 「三權分立」制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頂多只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而不可能完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因「三權分立」只是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

張曉明的言論甫出街，泛民主派梁家傑、李柱銘紛紛表示不滿 (梁家傑質疑張曉明的講法令梁振英變相成為封建皇帝，不受任何節制。李柱銘則堅持香港實行普通法，體現著「三權分立」)，但大多無關宏旨。反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今天 (9 月 17 日) 發表的文章＜無分優劣＞卻對張曉明的言論作出了一個婉轉而有力的回應。有趣的是，曾鈺成這篇短文的「弦外之音」，竟與 689 在 3 月發表的一番言論不謀而合！

以下我們先考察張曉明的言論。

1 和 2 是「挺梁」的宣示，也是對香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強調。至於 3，則是借助一個事實的陳述 (香港只有司法獨立，沒有「三權分立」)，用以打擊當下越演越烈的「港獨」思潮，其背後的邏輯是：「三權分立」是擁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而香港不是實行「三權分立」。所以，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曾鈺成的＜無分優劣＞表面上是闡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並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條件」、「不論是否『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都可以有效實現行政主導」，實際上卻有一些「弦外之音」：

A. 即使沒有「三權分立」，不代表香港無法成為民主國家。

曾鈺成以英國的「議會制」作為「欠缺『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美國的「總統制」作為「體現『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順張曉明的講法推敲，他只是認為香港走不到美國「總統制」的道路 (因他反對香港有「三權分立」)，卻未有斷定香港走不到英國「議會制」的道路。曾鈺成在此其實想暗示：港人要爭取民主，就要實現英國式的民主，且在香港全面推行「議會制」。屆時，香港即可成為和英國一樣的民主國家。

B. 成為民主國家後，香港仍可維持有效的行政主導。

對於 1 和 2，曾鈺成基本上是同意的。可是，他不認為香港一旦成為民主國家 (不論是採取「議會制」還是「總統制」)，行政主導的傳統就會消失。他因此著力解釋英、美政制如何能有效維持行政主導。

在承認中共擁有香港主權的前提下，竭力爭取香港實現英式「議會制」，建立一個類近民主國家的規模，這似乎是曾鈺成心底裡的願望。

無獨有偶，689 於本年度 3 月 26 日舉行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曾經衝口而出：「英國國會議員可以同立法會議員類比，英國國會議員唔能夠同特首類比，行政長官只能夠同英國首相類比」。曾、梁二人鬥爭不斷，對香港未來政制的看法卻出奇地一致，這是異常弔詭的。

不要「政治明星」，爭取獨立自主

「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於 9 月 14 日以「個人身份」與「社民連」黃浩銘、吳文遠 (俗稱「左膠」) 一同站台，引發軒然大波。「本土派」支持者群起而攻之，紛紛指責黃台仰「變質」、「膠化」(《聚言時報》和面書是主要戰場)。更為嚴重的批評是：一直正面鼓勵「本土派」青年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竟被痛斥「誤導支持者錯信不可靠的黃台仰」。黃毓民創辦的網台 MyRadio 甚至被質疑只是另一個「大台」。筆者無意於此多作評論。然而，這件事卻帶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港人對「政治明星」的過分相信和依賴。

政治事務本來不應該由一部份人代理，而應該由全民參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因此採取直接民權理念，以確保人民能夠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只可惜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發展代議政制，要求全體市民選出若干人士作為政治代理人，協助處理地區事務，以及就著政府施政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和批評。這些人士通常具有若干知名度，出身自社運的活躍分子 / 電台、電視節目主持。港人熟悉的司徒華、劉慧卿等，便是據此躋身政壇。而隨著時日的推移，憑此渠道以進入政圈的人漸多，大班 (即鄭經翰)、毓民皆在 2004 - 2006 年加入立法會。二人俱是政治代理人自不待言。

政治代理人普遍具有一定的群眾支持。而為了在選舉中吸納更多的選票，正氣形象的塑造、公開演說的出眾、具體政績的展示當然少不了。久而久之，市民慢慢將這些代理人視作自己的代表，信賴他們的一言一行，繼而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持 (如替司徒華購買揮春、捐款給普羅政治學苑等)。這些代理人獲得越來越多支持者擁戴，且能在主流傳媒長期曝光，其於是與娛樂圈的明星沒有兩樣，而可被稱為「政治明星」。

在天下承平的日子，「政治明星」的存在確實為枯燥乏味的新聞資訊添上一些趣味，誰不喜歡看毓民當年痛罵董建華和曾蔭權、長毛梁國雄批評司徒華「癌症上腦」？可是，當社會處於革命 / 暴動的邊緣，示威、遊行、口誅筆伐皆變得軟弱無力，「政治明星」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取而代之是真正的行動者 - 暴徒 / 革命黨人。「政治明星」在這一刻需要做的，是退下火線，並用其影響力聲援值得支持的一方，卻不是用種種方式另造年輕新星。至於年青人借革命 / 暴動爭取知名度、曝光率，繼而口誅筆伐，對政府施政冷嘲熱諷，以吸引大眾支持、投票，這些人其實對改變社會現狀並無助益，純粹出於一己之愚昧無知 / 虛榮心，該被摒棄。

筆者不敢斷定黃台仰是否投機分子，一心只想成為新一代「政治明星」。而觀乎毓民過去的言論，他亦似乎有意退下來，MyRadio 只是一個讓不同年青人發聲的網上電台而已。可是，由「本土派」支持者鋪天蓋地的攻擊看來，他們彷彿認定，現今的香港人 (包括抗爭人士) 仍然對「政治明星」存有過度的信賴。而筆者覺得他們這個認定未嘗沒有根據。

與其批評黃台仰、責難黃毓民，不如從根本處解決問題：打破港人對「政治明星」的崇信，倡議獨立自主，勿受人惑。胡適曾經說過：

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當全體香港人皆能做到自作主宰，筆者相信，民主的國度必將臨近。

復華興漢，俱屬不必

近日，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與「城邦派」「國師」陳雲掀起罵戰。其中一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香港應該復興『華夏文化』？還是復興『漢文化』？」。何氏傾向後者，反對使用「華夏」一詞，卻遭到陳雲及其信徒猛烈的批評。事件觸發「本土派」進一步分裂，內鬥不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了解，在客觀學理的層面上，「華夏文化」、「漢文化」的確實內容究竟意指什麼。當然，陳雲可以有一套對「華夏文化」的理解，何氏亦可有自己一套對「漢文化」的理解。可是，理解歸理解，理解是可以出錯的。如何判斷一套理解有否出錯？最後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哲學的研討上。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曾經說過：「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這番發人深省的說話，置於今天評議何、陳之爭，其實仍然適用。

本文將嘗試簡單疏理「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指出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實在不必要刻意高舉這兩套文化。

「華夏文化」淺析

要了解何謂「華夏文化」，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一些資料：

(1)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2) 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周書‧武成》疏)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1) 清楚告訴我們，「華」是指衣服、典章之華麗漂亮，「夏」則是形容禮制儀節之寬大氣派。至於 (2)，「華夏謂中國也」一句說明「中國」是「華夏」的通稱。諸侯倘能穿上華服行帶有氣派的禮，其自然是「中國」的化身，故 (3) 中孔子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相反，諸侯穿上毫無美感的服飾行有失氣度的禮，其即不是「中國」的化身，孔子稱之為「夷」，與「中國」對揚。

當然，有人或會問：「帶有寬大氣派的禮是指什麼禮？寬大氣派從何而來？」。對此，孔子其實有回答：

(4)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6)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里仁》)

(4) 反映孔子一直以「周」作為其政治理想的投射。(5) 則表露孔子以周公作為效法的對象。他眼中的「禮」，亦即帶有氣派的華夏之禮，自然是周禮 (至少有周禮的元素)。而周禮之所以帶有氣派，原因在於 (6)：它以「仁」為本。「仁」即人真誠無妄的情感。

綜合而言，所謂「華夏文化」，實際上是一套成型於周代、重視人與人之間用恰當的方式 (穿上華美的衣服，行沿革自夏、商、周的禮儀) 進行真摯的情感交流的文化。今天香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穿上華服、向親友拱手祝賀、全家一起吃開年飯，這些皆是「華夏文化」的體現。

略談「漢文化」

和「華夏文化」不同，「漢文化」成型於西漢，這是「天下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時代。

天子權力的至高無上，致使讀書人的治國主張無法獲得採納，且動輒得咎。董仲舒於是利用「天降災異」、「天人感應」等怪力亂神之說，威嚇漢武帝聽取自己的意見。後來，這些想法逐漸演變成「五德終始」的迷信之說，王莽遂據「漢德已衰，新聖將興」篡位自立。

神秘色彩濃厚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對「天」的高度敬畏，與「華夏文化」重視「人」的真情流露，顯然有著根本的差別。

又「漢文化」同時著重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這由《春秋繁露》中有出自《韩非子‧忠孝篇》的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可見一斑。

抗爭不必高舉「華夏」與「漢」

有關「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在學理上的分歧，上文已經扼要交代。陳雲、何氏所言是否「貨真價實」？讀者大可自行判斷，不贅。

反而，一個問題必須為大家認真思考：「今天從事本土抗爭行動，真的非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不可嗎？」

倘若「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土壤是適合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反對固屬不必。但問題是：「華夏文化」 / 「漢文化」有一些核心的內容，與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我們既然要用抗爭捍衛香港固有的制度和價值，為什麼還要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大旗？

「華夏文化」的優點是重情，講求「謙遜」、「內斂」、「恭敬」，並對人 (包括統治者及其官僚) 真誠的信賴。然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制衡，背後正是建基於對統治者及其官僚的不信賴！又公民社會中立場鮮明的激辯，亦不講究個人情感、道德修養凌駕於事實理據，而是體現「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至上的態度。尤其重要的一點，「華夏文化」剝奪了人選擇放蕩不羈、憤世疾俗、逾越禮教的自由！難於表達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自閉症」患者將會遭受新社會誤解、遺棄。如此一個「烏托邦」，果真值得我們今天奮力爭取嗎？高舉「華夏文化」大旗有何益處？

至於「漢文化」，問題更大。「以天制君」某程度上是過去讀書人面對絕對君權，迫於無奈下所玩弄的小把戲。而這個把戲是很容易被拆穿的，《漢書‧董仲舒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作為「始作俑者」的董仲舒因大談「天降災異」而險招殺身之禍，這正好反映「以天制君」的策略並不容易駕馭。今天我們要致力的，更多應該是爭取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人民作為權力的源頭，即中山先生所言的「人民有權」，談災異、說鬼神或可作為民間傳說的一部份，但此不該是抗爭者用力的方向。

又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容易造成強姦他人見解、騎劫他人立場的唯我獨尊，這亦不利於多元聲音的良性互動和溝通 (董仲舒將韓非思想結合儒門學說，即扭曲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當然，陳雲曾經在網台節目中表示，高舉「華夏文化」只是為了突顯香港人崇尚優秀、先進的文化。何氏對「漢文化」的闡述亦不見有怪力亂神、自以為是的地方。本文對「華夏文化」、「漢文化」的評議，未必適用於他們身上。可是，假如有學者打算認真把「華夏文化」 / 「漢文化」與當下本土抗爭結合，他們仍須正視本文所提出的種種詰難。

團防總局

團防局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的設立，既是港府「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現，也是日後東華醫院得以創建的觸媒。

成立始末

且說 1866 年初，坊間謠傳廣州人將計劃火燒和劫掠香港。適逢當時香港警隊貪污成風，紀律敗壞，以譚亞財、何亞錫為首的數名華人領袖，遂要求港督麥當奴批准成立一支更練團，以保障他們的個人財產。初時更練團全由華人自資組成，但隨著時日的推移，不少洋商亦要求華人更練來維持治安。麥當奴有見於華人領袖能透過成功的社區動員來分擔政府的職責、改善香港的治安，其於是在 1867 年決定將更練團納入官方體系，成立團防局。

管治利益的考慮

麥當奴對華人並不友善，且主張優待歐籍人士的種族隔離政策，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義」支持者。他之所以成立團防局，更多是出於管治利益的考慮。

高馬可有以下的描述，仔細刻劃麥當奴如何壓迫當時的華人：

箝制華人最厲害的港督，當數接替羅便臣的麥當奴......雖然他聲稱降低了罪案率，並減少香港囚犯數目，但他能這樣做是靠擴大警權，加強宵禁和大肆執行笞刑、絞刑和遞解出境 - 這些刑罰不但施用於被定罪的犯人，還施用於乞丐、麻瘋病人，以及「危險」和「可疑」人物。為舒緩香港監獄人滿之患，麥當奴在 1866 年推出解決方法 - 囚犯可以自願被打烙印或刺字，然後遞解出境，條件是他們要是潛回香港，就會被鞭笞並再次入牢服刑。

比起羅便臣，麥當奴更加相信在法律面前，歐籍人和華人不應平等。麥當奴推行更加廣泛的登記制度來管理華人。在 1866 年，他試圖管制所有進出維多利亞港的華人船舶。

只是礙於：

(1) 華人逐漸累積有大量的財富 (主要得自南下的華商)，且懂得自行組織以料理各種日常事務 (源於華商的結社傳統)，對港府的管治起著一定的抵抗作用。

(2) 港府當時經濟困窘，且無法依靠警隊全面維持社會治安。

麥當奴才迫不得已正視華人領袖的意見，並成立團防局 (麥當奴不以主觀立場左右管治利益的考慮，這正好反映英國人管治的高明之處)。

團防局的職能

團防局成立初期，主要負責中、上環周邊的更練及巡邏事務，以彌補警隊之不足。其須受總登記官 (Registrar General，職責包括：統籌日常的人口登記、管轄所有華人組織、協助港府與華人溝通，後來改名「華民政務司」) 監察。

成員方面，以華人為主，僅得 45 人。華人領袖則獲委任為團防局委員，負責日常的運作與管理。

「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現

學者金耀基曾經指出，香港過去的政治模式是「行政吸納」政治。何謂「行政吸納」？簡單而言，即是透過某種方式將可能反對政府的力量吸納至建制之中，從而使政府的政策與民間有一定的配合，以鞏固政府的管治。

香港開埠初期，港督砵甸乍、戴維斯與在港英商經常鬧得不歡而散。文咸到任後，委任「渣甸洋行」大班大衛‧渣甸、哲美森洋行老闆約瑟‧艾德格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這是「行政吸納」政治的肇始。

下降至麥當奴，華人社群已慢慢取代英資財團成為對抗香港政府的民間力量。倘若更練團在民間進一步坐大、發展，這將對港府管治構成嚴重的威脅。麥當奴成立團防局，且委任華人領袖為團防局委員，正是要「反客為主」，將華人施予港府的壓力，轉化成有效減輕港府管治負擔的助力。同時，港府亦可借此改善與華人的關係，爭取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

間接推動東院創建

團防局的成功，令麥當奴看出華人社群的潛力，對華人的自理能力尤其印象深刻。加上「大開賭禁」令他盡失歐籍人士及倫敦民間的支持。其於是趁「廣福義祠」醜聞，宣告接納梁鶴巢、陳瑞南等人的建議，批地撥款興建東華醫院，藉此拉攏華人社群以抗衡在港的歐籍人士。

結語

1891 年，總登記官駱克 (James Lockhart) 改組團防局，使之成為諮詢華人事務的主要架構。團防局自此被稱為「華人的行政局」。

直至 1941 年香港淪陷，團防局才在歷史上黯然消失。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英治中華的憂鬱 - 精英惡鬥史前史 (三之三)＞。

2. 鄺健銘，＜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收錄於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3.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4.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5.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6. 周子峰，《圖解香港史 (遠古至一九四九年) 》。

煙花匯演，羞辱港人

由中滔環保集團獨家贊助、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協辦的「10‧1 國慶煙花匯演」以第三幕「抗戰膀利 70 週年」最惹人非議。據說該幕煙花首 20 秒的背景音樂將會是「防空警報」。而為了營造飛彈在上空轟炸的震撼場面，「鈦雷」煙火亦會派上用場。港星多媒體製作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毛偉誠表示，有關安排純粹希望突顯「戰爭的可怕」與「和平的可貴」。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更多是對香港市民的一種政治施虐！

姑勿論經歷過「走日本」的老人家會否因此而情緒波動，於慶祝中共建政的大日子、在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維港兩岸、淪陷的「防空警報」夾雜著璀璨煙花不絕響出，此顯然不像是紀念，而更似是威嚇、羞辱，彷彿告訴每一位香港人：香港已經於 1997 年主權移交後徹底淪陷，中共才是你們的宗主。你們無謂再作多餘的反抗了，乖乖就範吧！

事實上，借助紀念歷史以完成某種政治目的，乃中共的拿手好戲。毛澤東建國後，大幅讚揚唐末之黃巢、明末之李自成與張獻忠、清中葉之太平天國，藉此以鞏固中共的管治合法性，是一例。近期中共借電影《開羅宣言》刻意淡化蔣介石、強化毛澤東，藉此從「中華民國」手上竊奪「中國」的正統，又是一例。親共團體現在不理會「警報」與煙花的格格不入，強行要在匯演中加入紀念抗戰勝利的元素，更要添上「賣港賊」成龍的歌聲，背後必然涉及中共某種政治盤算，這是清楚不過的。

觀乎港共近年管治質素異常低劣，由縱容黑警到「鉛水」問題蔓延，中共明顯是在挑戰港人的底線，並且嘗試對之予以徹底的摧毀 (雛妓下海前，鴇母必安排多名男子對之進行輪姦，以摧毀其自尊。中共現在對港人使用的，正是這一套思維)。紀念抗戰勝利是假，精神虐待港人是實。如此卑鄙歹毒的行徑，港人切勿等閒視之！

在位最長，捨她其誰

「事頭婆」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Elizabeth II) 於今天凌晨打破了維多利亞女王在位 63 年 7 個月 2 天 16 小時 23 分鐘的紀錄，成為在位最長的英國君主。英國首相卡梅倫 (David Cameron) 昨日在個人面書專頁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感謝女王一直以來無私地為英國付出，真摯情感洋溢，讀後令人動容。有趣的是，這件發生於「前宗主國」的大事，竟然同時牽動著無數香港人的神經。女王於 70 年代到訪香港的照片、「皇后大道東」音樂錄像、恭賀女王的言辭在網絡上被瘋狂分享，皆是港人對「事頭婆」念念不忘的明證。

港人對英國的眷戀、關注，其實早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開始。根據「香港革新會」於 1982 年 3 月進行的民調顯示，當時受訪的 982 名年齡超過 20 歲的市民中，高達七成支持維持現狀 (Status Quo)，另有三成則支持香港成為「託管地」(Trust Territory，即香港受英國 / 聯合國託管監督下自治以至獨立)，只有極少數以「回歸中國」作為首選。配合查理斯王子與戴妃大婚時港人的普天同慶、戴妃車禍身亡時港人的同聲哀悼、凱莉喜獲麟兒時香港傳媒的大篇幅報導，港人對英國的感情，可謂由來有自。尤其是將這一切與香港球迷噓爆「義勇軍進行曲」、抗爭者焚燒五星紅旗作一對比，中共官員屢次埋怨港人「民心未回歸」，這未嘗沒有原因。

卡梅倫的長文中有兩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

(1) 她擔任服務和公職時的無私態度，早已為她贏得空前的尊重和欽佩。這些尊重和欽佩不只來自英國，更來自世界各地。

(2) 女王陛下在建構英聯邦未來上所作出的貢獻是非凡的。有些人最初懷疑這類組織能否成功。可是，女王陛下卻堅毅地支持著英聯邦的成立與發展。時至今日，英聯邦的成員國已經由 1952 年的 7 個擴展至 53 個。它正在發展成為一個覆蓋各大洲、所有主要宗教、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獨一無二的國際大家庭。

對於 (1)，香港人應該不會有任何異議。至於 (2)，香港人更多應該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居住的地方能成為英聯邦成員國的一分子。

設想在位最長的不是英女王，而是習近平，撰文歌功頌德的不是卡梅倫，而是 689，香港人的反應必定大為逆轉。這是「戀殖崇英」的洋奴心態？筆者不以為然。它更多是大英帝國過去在香港實行善治所栽種出的成果！

告別過去，重新出發：連詩雅的《大了一歲》

連詩雅 (Shiga) 在上週五 (9 月 4 日) 推出全新 EP 《大了一歲》。全碟六首作品 (五首廣東歌，一首國語歌)，沉重的、輕快的交替出現，編排極盡心思。值得一提的是，六首作品皆從女性角度出發，勾勒出不同的成長形態，正好呼應專輯主題。

「水星逆行」是全碟第一首作品，曲風偏近沉鬱。歌詞內容主要講述一名女生如何從多次戀愛的失意悟透星座運程之不可信，繼而決定自作主宰，親手掌握自己的命運。其中「你認命，率先放棄，不再問」與「我道路，怎麼要靠，星宿來引」的對比，充分反映出女生有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痛苦覺悟，成長由此得以可能。

第二首作品「浪漫前夕」是自我慰解的甜點。羅曼蒂克的旋律、柔情的演繹，與先前的沉鬱大相逕庭，但歌詞談的不是什麼浪漫愛情故事，而是表露女生為心儀對象精心籌備情人節約會時的那份期待、滿足和忐忑。有別於一般情歌，填詞人林若寧並未有細緻刻劃女生最後如何失望、如何死去活來，反而添上「情人二月十三快樂更多......今天的經營只要為你，明日都不會白過」、「情是沒什麼也愉快麼，就算浪漫預言未發生過......長路漫漫大家發掘更多，留待你日後合唱未唱那愛歌」等妙筆。這份對愛情的豁達，在當今的流行曲中，可說是難能可貴。

「為何要我愛上你」是全碟中最自怨自艾的作品。有趣的是，Shiga 故意採用冷靜、平和的方式演繹，這給予聽眾一種看破紅塵卻又不能自拔的無奈感。

「等到 Sunday 就 call 你」的輕快、爽朗、直率，與 Shiga 的形象最為貼近。歌詞末段有「沒理由怕死，我最驚委屈自己。若拒絕自己，我最多睜眼伸脷。在美麗世紀，我想喜歡自己」，更是新世代女性潔身自愛、敢於追求愛情的寫照。

「大了一歲」的曲、詞由年資較淺的音樂人包辦 (作曲的陳考威於 2010 年出道，江海迦 AGA 於 2013 年以唱作新人的姿態擠身樂壇。至於填詞的陳詠謙，則於 2005 年出道)。輕彈細唱之下，Shiga 向大家訴說什麼是成熟。原來成熟不是狠下心腸、不理舊情人，而是舊情人與自己距離越來越遠，怎樣追也追不到。

「乖乖聽話」是碟內最後一首作品，也是唯一一首國語作品。典型的苦情包裝，相信是針對萬千處於失戀邊緣的少女而設。

與過往的專輯相比，《大了一歲》所呈現的 Shiga 無疑少了些妖媚、脂粉氣。而從耐聽度來說，這張專輯亦是誠意十足，值得一聽再聽的。

創辦東華醫院

1870 年 3 月 26 日，定例局通過《倡建東華醫院總則》，東華醫院正式成立。

興建醫院，一石二鳥

改善華人的醫務服務質素，以消除香港本地與倫敦民間的輿論壓力，這固然是麥當奴興建東華醫院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更為關鍵的原因是：麥當奴希望透過醫院的興建，解決由「大開賭禁」所衍生的一連串問題。

港府於 1867 年正式開放賭禁。自此以後，批評之聲此起彼落。時值福音派教會在英國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左右英國政府採取道德保守政策，加上在港的歐籍人士屢次向倫敦作出投訴，殖民地部於是下令港府迅速凍結開賭收得的「特別基金」(即賭餉)。儘管麥當奴後來一度挪用該筆「基金」資助公共工程，殖民地部發現其異常舉動後，旋即要求港府以庫房內同等數目的款項填補被凍結的「基金」。麥當奴得錢無所用，又失去殖民地部、在港歐籍人士的支持，其只好「另闢蹊徑」，借助「廣福義祠」醜聞，宣告利用被凍結的「基金」來為華人興建中醫醫院，藉以爭取本地華人的支持，並改善港府過去藉開賭斂財的低劣形象。

麥當奴的建議得到當時出任殖民地大臣的加連威老 (Earl Granville) 首肯。港督於是獲准批地予新成立的醫院，條件是：政府只能支付醫院的建築費用，卻不能用公帑支付醫院的日常運作。醫院的日常運作由華人社群捐款維持。1870 年 4 月 9 日，麥當奴主持奠基禮，醫院取名「東華醫院」，寓意這是屬於「廣東華人的醫院」。兩年後 (即 1872 年 2 月 14 日)，院舍落成啟用，地址位於上環普仁街。

東院總理，華人代表

由於港府並不負責東華醫院的日常開支，其於是在籌備醫院成立的委員會上，委任了一系列在華人社會中富有聲望的華商、洋行買辦、街坊組織領袖等，作為東華醫院的創辦總理。

港府這樣做，原意是要確保東華醫院日後有足夠的資金持續經營。可是，從另一方面看，這種做法無疑令諸位創院總理成為香港首批獲政府公開認可的華人代表。東華醫院之所以能在創立初期即享負盛名，籌得不少經費 (共四萬七千元)，全賴港府的安排吸引不少華人 (特別是華商) 熱衷於東華醫院的管理。華人希望藉著積極參與 / 踴躍捐輸而成為東院總理，再而獲取官方認證的精英身份，此番心態變相推動東華醫院的蓬勃發展。

功能廣泛，取代義祠

東華醫院的主要功能是：以中醫中藥為華人治病。可是，誠如冼玉儀所言：

它的工作深入社會多個層面，它不可避免地捲入最世俗和最聳動的事件。

曾銳生亦說：

東華醫院並不是一所普通的醫院，它還是殖民地政府特別為華人社群而設的主要的、非正式的管治機構......它所提供的種種非醫療性服務，用現代的眼光看來，應該被歸類為「社會服務」。

簡單而言，東華醫院還發揮著以下的功能：

(1) 賑濟貧民；

(2) 運送華人遺體回鄉安葬；

(3) 拯救被拐騙的工人和婦女，協助遣送他們回籍；

(4) 主理瘋人收容所。

尤其重要的是，東華醫院的董事局 (由諸位總理組成) 往往扮演著本地華人與港府溝通的橋樑，協助港府仲裁華人的民事糾紛 (當時的華人普遍不熟悉在香港實行的英國法律，對法院更是避之則吉)。至於醫院本身，則同時作為華人社群的文化和公共事務中心，供華人聚集以舉行祭祀、討論公眾議題之用。

東華醫院功能的多元化，令「廣福義祠」漸被取代。雖然義祠在 1873 年被重新修葺，但它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了。

結語

東華醫院的創辦，標誌著香港華人自治社群的成熟。

鄺健銘指出，麥當奴熱衷於成立東華醫院，原因在於：

(1) 他對當時華人的自理能力印象深刻，覺得可藉此分擔政府職能。

(2) 他看見當時華商累積了大量的財富，可供面臨財赤的港府使用，以助善治。

據此，我們不妨說，香港華人自治社群的成熟，正是東華醫院得以創立的先決條件。

中國著名思想家王韜 (《普法戰紀》的作者) 曾撰有＜創建東華醫院序＞，交代醫院成立的經過，其中說：

太平山側，固有所謂廣福慈航者，為寄停棺槥，垂死病人遷處之所。特當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諭撤除。梁君鶴巢、陳君瑞南諸於當事，因其舊址擴而新之，暫為施醫治病之地。於時損貲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經費無所出，事可暫而不可常，因群請於前任督憲麥公 (案：指麥當奴)。麥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務，敢不為諸君成斯盛舉。賜地給帑，獎勵甚至，前後撥公項至十餘萬。一時草偃風行，傾囊解橐者，無不輸將恐後，歲損之數，亦盈八千有奇。於是醫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不朽。謂非南州諸君子盛德事哉！院中章程周密，規模宏敝，弊絕風清，固無可議。蓋天下事可以饜眾心行久遠者，要惟公而已矣。

而隨著東華醫院成立，英國亦得以對香港實施「間接管治」(即借助華人精英自理華人事務)，節省管治成本。香港的自治傳統正是在雙方共贏的情況下慢慢建立起來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曾銳生 (Steve Tsang)，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4.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5. 鄺健銘，＜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收錄於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球賽糾紛，矛盾縮影

香港隊在 9 月 3 日舉行的 2018 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逼和中國隊，掀動了全港市民的民族情緒和激昂鬥志。門將葉鴻輝更因在比賽期間三番四次救出險球，被網民尊稱為「英雄輝」。不過，事情並未因球賽結束而告一段落。葉鴻輝賽後在 Instagram 表示，被中國隊隊長鄭智辱罵他是狗，鄭智接受《新浪體育》訪問時則反駁：「我罵他？根本沒有這回事......我說的是，你趕緊起來，根本沒人碰到你！」，並指責葉鴻輝詐傷倒地有違體育道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重要的是：整場球賽及賽後糾紛皆是今天熾熱得不可化解的港中矛盾的一個縮影。

香港隊教練金判坤是南韓人，但他卻說了以下一番感人肺腑的說話：

香港給我機會、信任我、鼓勵我。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他們而死。

配合比賽時金 sir 為香港隊錯失入球機會而咬牙切齒，這正是典型「以香港為家」的表現。香港隊在金 sir 帶領下，堅決捍衛香港足球的上乘水準是必然的，這即注定要與作為敵手的中國隊誓不兩立。

又葉鴻輝過去曾有「大中華情意結」。為了轉會貴州人和，更不惜埋沒良知，高舉「我是中國人，不是外援」，且說上「我深感作為中國人而自豪」、「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香港代表隊出去比賽的時候，難道奏響的不是義勇軍進行曲嗎？」等違心之言，結果仍是不得要領。這段不快的回憶，歸根究底，源於中共對香港人的排斥、賤視。其於是促使葉鴻輝轉用敵視的態度對待中國 (葉氏說：「香港愈畀人睇死就愈要有表現，就算今次我贏唔到，我都要阻住你出線」)，進而化成種種阻擋中國隊攻門的「神救」。

中國隊向來以球技較港隊為優自傲。比賽開始前，內地網民甚至揚言中國隊會大勝港隊十幾比零，妄自尊大，目中無人。這種傲慢的心態，倘若未有遇到香港隊的負隅頑抗，尚且可以維持一陣子。不幸的是，香港隊果然負隅頑抗了，而且維持到接近完場。中國人驟然由自大變自卑，卻又不願意接受現實，遂只好大肆發難。鄭智辱罵葉鴻輝未必是真，但語氣、態度惡劣則是可以肯定的。

有趣的是，面對這場「港中大戰」，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竟然在一個電視訪問中為鄭智解畫，指葉鴻輝或把普通話「你在地上太久」的「久」誤聽成「狗」。作為香港人，卻不去捍衛香港人的尊嚴，這是香港今日的悲歌！慶幸香港還有一點運氣 (由中國隊多球攻門皆中港隊門柱可見)，但願這些運氣能夠延續下去，直至他朝重光。

中共裁軍，暗藏隱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抗戰勝利 70 周年閱兵儀式上高調宣佈裁軍 30 萬，這與中共近年的外交取態和軍事政策可謂大相逕庭。何以習近平會一反常態，以裁軍代替擴軍呢？坊間眾說紛紜。有人真心相信中共堅守鄧小平「不出頭」原則，以和平的姿態崛起。可是，更多人傾向懷疑，裁軍乃中共經濟頻臨崩潰所致。

眾所周知，中共舉行大規模閱兵的初衷在於：透過展示強大的軍事力量，恫嚇日本正視侵華歷史，以及為過去錯誤的行為作出經濟補償。加上南海造島爭議、「一帶一路」暗含「帝國主義」性質（吳叡人的判斷）等，中共自習、李上台後，即不復信守鄧小平的「和平外交」原則，這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事實。

奇怪的是，經歷天津等地的大型爆炸、中共股市連日大瀉而暴力救市無效，習近平今天竟然在國際傳媒面前公開推翻以往的做法，搖身一變成為「和平主義者」。除非他有悲天憫人的大澈大悟，否則裁軍的真正原因更多是出於「軍費不足，無法維持軍隊的正常運作」。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裁軍。一次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一次則發生在明思宗崇禎年間。前者出於「天下承平日久，戰爭難以爆發」的樂觀估算，卒之招來安史叛軍橫掃兩京。後者則源於政府當時的財政收入不足以應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卒之引致被裁撤的士兵紛紛加入農民起義軍（以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為首），壯大了民變的聲勢，加速明室的覆亡。

習近平迫於無奈選擇裁軍，其所面對的處境似乎與晚明更為接近。至於中共日後會否步明室覆亡的後塵，我們現時只能悉目以待。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旦中共傾覆，香港便有機會重生！

「廣福義祠」醜聞

香港第一所華人醫院 - 東華醫院的成立，與「廣福義祠」醜聞有密切關係。

香港開埠初期，醫療服務並不普及，疾病一直肆虐。儘管港府經已開設了國家醫院，基於 (a) 華人普遍對西方醫學抱有偏見 (特別是西醫的外科手術) (b) 國家醫院的服務對象為駐港英軍和歐籍人士，醫院鮮有華人主動求診。

華人日常遇疾，主要求診於中醫。由於中醫的服務僅限於門診或上門會診，患有末期病症的華人要麼在自己的物業中逝世，要麼被無情的租戶趕走 (華人業主忌諱租客在自己的物業中死亡，影響物業日後的出租) 而橫死街頭。適逢富商譚亞財於 1851 年牽頭創立「廣福義祠」以供奉香港客死異鄉的先人，無處容身的病危者遂紛紛聚集在義祠中，靜候死亡的來臨。

又香港當時華工轉口貿易發達，不少華工經常在途中患上傳染病 (與運載華工的船隻衛生情況惡劣，環境過於擠迫有關)，被船主逐出船隻，以防疫病蔓延。這些被逐的華工亦相繼遷入義祠，過著自生自滅的日子。

「廣福義祠」位於上環太平山街 40 號與磅巷交界，是一座典型的祠堂。祠內正殿主祀地藏王，使亡魂得以安息。

惟義祠空間狹小，建築簡陋，不適合病人休養。復次，病人往往需要和已死者的屍體共處一室，其排洩物、嘔吐物更與地下的泥土混在一起，衛生情況異常惡劣。義祠亦缺乏系統的管理，且沒有醫師駐診，只有為病人提供茶水的職工。有見及此，政府文員范亞為於 1866 年倡議興建中醫醫院。只可惜礙於人脈關係的欠奉，總測量官韋爾遜 (W. Wilson) 兩度拒絕批出地皮，致使范氏計劃一再受挫。在港督麥當奴介入之下，總測量官總算答應批出文武廟附近的地段，范氏卻因資金不足，被迫縮減原來計劃的規模。結果，范氏只能在灣仔 (今天藍屋的所在地) 開設「華陀醫館」，為華人提供中醫門診服務。

1869 年 4 月，一位在香港過境的華工於「廣福義祠」身故，引發署理總登記官 (相當於今天的民政事務局) 李斯德 (Alfred Lister) 對祠內衛生情況的關注和調查。義祠環境的污穢不堪、有違人道，旋即獲得本地及英國傳媒大肆報導，成為一宗醜聞。面對內外龐大的輿論壓力，香港政府不得不設法亡羊補牢，其於是在 1869 年以衛生理由封閉「廣福義祠」。然而，祠內大量病人同時頓失棲身之地，被迫再度露宿街頭。港府於是成立特別委員會，重新思考興建中醫醫院的可行性，以安頓這群社會上的可憐人。東華醫院因此應運而生。

「廣福義祠」醜聞反映出兩個重要事實：

(1) 香港早期華人欠缺公共衛生意識，且只信中醫而抗拒西醫。

(2) 傳媒 (包括香港本地和倫敦的傳媒) 所造就的社會輿論，能對港府構成一定程度的壓力，迫使它善待華人，關注華人生活所需。

今天的香港，西醫已然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公、私營醫院林立，街道衛生整潔，這一切皆是百多年來歷史沉澱、累積的成果 (即前政協主席李瑞環所說的「紫砂茶壺」中的「茶垢」)。

奈何傳媒近年已無法對港共政權施加壓力，人民生活每下愈況，這是非常可悲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2. 徐承恩，＜東華歷史之二三事 (三之一)＞。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