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琳 – Shake Shake
陳雅雯 – 烈火奔放 (Europe)
郭富城 – 狂野之城
王菲 – 情誡
張宇 – 大女人
鄭嘉穎 + 周麗淇 – 請講
亮聲 OPEN – 憶愛
葉振棠 – 勝利雙手創
陳百強 – 幾分鐘的約會
Beyond – 早班火車
李彩華、方力申、陳曉東 – 兩男一女 (百分百感覺主題曲)
楊采妮 – 但願你明白
為提升施政效率,麥理浩 1972 年聘請麥健時國際顧問公司研究港府內部的管治體制。麥健時公司 1973 年發表《麥健時報告書》,麥理浩按照其中建議,重整港府核心架構。
輔政司、財政司、律政司三司之下的輔政司署,重新改組為經濟科、環境科、民政科、房屋科、保安科、社會事務科六個決策科,另增設財政、銓敍兩個資源科。新管治架構令港府猶如私人公司,各決策科首長猶如公司經理,港督是執行長,三司猶如執行長的副手,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猶如主要股東。經此改組,港府變得更有效率。
之後,麥理浩又按報告書建議作下列改組:
(1) 1976 年將輔政司改稱布政司,把輔政司署改稱布政司署。
(2) 1980 年於布政司署增設教育科,由教育司任首長,原教育司署改稱教育署,受教育科管轄,首長改稱教育署署長。
(3) 1982 年裁撤環境科,另設地政工務科和交通科等。
針對新界發展,麥理浩 1974 年設立新界拓展署,負責新界的開發及規劃。同年,在原有的新界民政署之上設立新界政務科,由原新界民政署長出任新界政務司,負責總管新界政務,並制訂與新界有關的政策。
此外,麥理浩積極推動公務員本地化,特別是加快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步伐,即不再從英國招聘,而是大量招聘香港本地華人。麥理浩年代較有名的華人政務官有徐家祥、李福逑、何鴻鑾、徐淦等。今天大家熟悉的王永平、林煥光、葉澍堃、俞宗怡、尤曾嘉麗、林瑞麟、張建宗、林鄭月娥等,都是在麥理浩任內加入港府,成為政務官。
且看下表:
| 徐家祥 | 父親徐仁壽,香港華仁書院創辦人。二戰時他曾協助賴廉士中校創立英軍服務團,戰後加入港府。 |
| 李福逑 | 廣東鶴山人,李佩材家族成員,早年入讀香港華仁書院,畢業後升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先後取得理學士和理學碩士學位。返港後於聖保羅男女中學任教數學,不久成為官學生。 |
| 何鴻鑾 | 何東家族成員,早年在聖若瑟書院讀書,因香港淪陷而被迫中斷學業。戰後入香港華仁書院讀預科,未幾考入香港大學,主修經濟,畢業後先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後成為港府官員。 |
| 徐淦 | 就讀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後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後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大學,獲文學士及榮譽學士,又在牛津大學三一學院進修政治行政,返港後先任教於皇仁書院,後獲港府委任為政務官。 |
由於出身名門望族,經歷過十八日保衛戰及香港淪陷,且受西化極深,這批華人精英得到英國人相當程度的信任。
再看下表:
| 王永平 | 1969 年於香港大學獲得經濟學榮譽學士,1969 – 1973 年間任職國際船公司,1973 年考入政府政務主任。 |
| 林煥光 | 曾就讀威靈頓英文中學及皇仁書院,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畢業,主修經濟和社會學,1974 年 8 月加入港府成為政務主任。 |
| 葉澍堃 | 廣東南海人,早年就讀沙田墟信義學校和聖保羅書院,1973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並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同年 11 月加入港府政務職系。 |
| 俞宗怡 | 祖籍江蘇揚州,1964 年入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在該校畢業,1974 年於香港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加入港府。 |
| 尤曾嘉麗 | 祖籍廣東惠州,在香港長大,夫婿是清末「四大寇」之一尢列曾孫,畢業於香港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77 年加入港府政務職系。 |
| 林瑞麟 | 曾就讀香港華仁書院,1978 年獲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同年 10 月加入政務主任職系。 |
| 張建宗 | 祖籍廣東惠州,1972 年在香港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 7 月加入政府新聞主任職系。 |
| 林鄭月娥 | 父母是上海移民和香港人。1979 年就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三年級時,曾作為清華大學交流團副團長赴北京交流。1980 年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不難發現,他們有若干共同特徵:
a. 中國大陸南來移民的後代,卻在香港土生土長;
b. 一律於七十年代在香港大學就讀並畢業,所讀學系為經濟、社會學、歷史,皆屬廣義人文學科;
據《港大建築歷史人文之旅 – 學生文化今昔》一小冊子記載:
自 1960 年代以後,隨著政府助學金和貸款的增加,來自基層的學生也能入讀香港大學。這些來自基層的學生,不少以「認識祖國」和「關心社會」為己任,因此他們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明原堂是香港大學學生運動的搖籃。其中明原堂更有港大學運搖籃之稱,其宿生有不少為學運領袖。有別於其他舍堂,其宿生大多注重「認中 (認識中國) 關社 (關心社會)」。原因在於自 1968 年馮以浤擔任舍監以來,大多取錄家境貧困或關心社會的學生入住。
年輕時期的林鄭月娥,曾參與「金禧事件」,此顯然受當時香港大學氛圍影響,一葉知秋,不少後來加入港府的華人政務官,皆有「關社認中」、不滿英殖的傾向,這對英治香港無疑是一計時炸彈!嬰兒潮世代的華人精英,亦遠遜於戰前那批,後者有益,前者則對香港有大害!
市政局在麥理浩年代遭遇重大變革。1973 年,該局開始負責公共衞生和文娛康樂事務。局內原有十六個議席,一席官守主席、一席官守副主席、四席官守議席、十席非官守委任議席和十席民選議席。麥理浩大刀闊斧將所有官守議席裁撤,非官守委任議席和民選議席各佔十二席。此外,市政局獲給予更大的財政自主,主席和副主席分別由議員互選產生。改組後首任市政局主席為委任議員沙理士,1981 年,主席由民選議員張有興取代。
市政局是英治香港唯一民選機構。儘管成為選民的門檻極高 (符合一定教育程度,收入達至一定水平並需要納稅,屬專業團體成員) 令大部份基層市民對有關選舉反應冷淡,1973 – 1982 年,市政局議員辦事處平均每年收到的市民投訴,遠多於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所收到的,反映市政局代表市民申訴的角色明顯增強。市政局的選民限制要到區議會成立才逐步放寬。
區議會屬香港最基層的議政組織,其設立目的是希望鼓勵市民參與地區行政,增強官民溝通,提高政府的透明度。1981 年 1 月,麥理浩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落實各區區議會設立計劃。港島和九龍佔十區,新界佔八區。每區成立一區議會。區議員經選舉產生,候選人通常是各地區居民組成的互助委員會主席 / 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區議會主席方面,港島及九龍諸區由民政主任擔任,新界諸區則由理民官出任。
1982 年,首屆區議會選舉舉行,共選出一百三十二名民選區議員。區議會選舉的投票資格較以往的市政局選舉大為放寬,任何年滿二十一歲、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市民,均符合投票資格。故此,當年選舉的投票率,較昔日的市政局選舉顯著上升。是次選舉為香港有史以來首個大型選舉,標誌著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的重要一步。市政局後來亦參考區議會的選舉模式和選民資格的規定。
港府向區議會提供撥款,舉辦社區活動,改善社區質素。區議員更不時與港府代表會面,拉近官民關係。
麥理浩本來還構思設立區域市政局,為新界八區及離島提供食物衞生、清潔街道、文娛康樂設施、管理食肆等市政服務。自此,香港政制發展成為行政立法兩局、市政局和區議會的三層垂直層級架構,讓不少有意從政的人士由區議會逐步晉身市政局、再進入立法局。
誠如胡適所言,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生活方式。麥理浩在區議會選舉中降低合資格選民的門檻,讓基層都有份參與,連帶影響市政局選舉,這是要給基層享受民主的好,繼而擁護民主。有謂扶植香港民主是英國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所使用的籌碼,不排除這個可能性,要之,此舉確實是種下一顆很有價值的種子。雖然當時區議會和市政局並不是全部由直選產生,但香港普羅市民對民主選舉的嚮往,往後鍥而不捨地爭取,實肇始於此。
97 主權移交後,以行政長官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以改革市政服務為理由,宣佈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代之以兩個新成立的官僚部門 – 食物環境衛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史稱「殺局」。董建華「殺局」的原因有二:
1. 市政局權力過大,擁有獨立財政、土地使用權,並有政府部門市政總署執行其決策,儼如獨立王國。
2. 民主黨在兩局擁有較多議席,特區政府為了打擊民主黨,故取締兩局,避免他們阻礙特區政府管治。
關於 2,民建聯成員鍾樹根接受訪問,提到:
……當時形勢上我們一定要支持殺局,因為連民主黨也一併殺了,他們在局內人多,我們想他們死,所以要殺局,連自己都賠上了,自己前途都堵塞了……(<鍾樹根痛失 24 年議席: 「我從政 Timing 不好」>)
本來市政局歷史悠久,經過麥理浩改革,更成為政黨發展及培育人才的土壤,豈料竟因董建華及建制派的私心,被消滅了。香港對民主普選的落實,始於麥理浩,卻受挫於「殺局」。「殺局」是特區政府無民主一象徵性標誌。
2021 年,中共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強調要由「愛國者治港」,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喪失議席,更有消息指可能重設委任議席。數十年過去,香港政制是進步抑或倒退,一目了然。
Yazoo – Nobody’s diary
Erasure – A little respect
Erasure – Breathe
Andy Bell – Crazy
Simple Minds –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Simple Minds – Home
Marillion – Don’t Hurt Yourself
Bon Jovi – Always
Avril Lavigne – When you’re gone
Avril Lavigne – Innocence
Beyonce – Me, myself and I
John Lennon – Imagine
麥理浩任內,行政、立法兩局所有議席仍維持委任制,非透過選舉產生。
行政局向來是港府決策機構,設十五個議席,主席由港督本人擔任,另有五席當然官守議席、一席官守議席和八席非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 1978 年有所增加,但行政局整體議席佈局基本不變。非官守議席中,華人和外籍人士本來各佔四席,及後華人議席數目略有增加,反映華人越來越受港府重視,對施政的影響力有所提升。
立法局 1971 年設二十六個議席,主席由港督本人出任,另有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八席官守議席和十三席非官守議席。1972 年,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各增兩席。1976 年,非官守議席大增,打破以往親建制和親市民各佔一半議席的平衡局面。官守議席由原來十席增至十五席,非官守議席由原來十五席大幅增至二十二席,加上主席和原來四席當然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數目首次超越政府議席數目,為立法局一次重大的變革。往後的日子,官守議席與非官守議席數目皆有所增加,但總體上仍是非官守議席多於政府議席,此無疑將更多民間聲音帶入立法局。
不過,非官守議席雖佔多數,港督依舊大權在握,他可隨時委任臨時官守議員,確保港府所有議案獲足夠票數通過。與此同時,立法局議員對港督相當尊敬,非官守議員也要聽命於獲港督信任的首席非官守議員,港府施政因此未遇困難。
除上述所說,立法局又一改革,是盡量吸納社會各階層人士加入。在此之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主要由匯豐銀行、怡和及太古等傳統英資洋行的代表擔任。麥理浩未有改變委任英資洋行代表的做法,卻於 1973 年開始委任各行各業 (如工業界、保險界、社工界和教育界等) 的代表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 1978 年委任出身草根,本身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任公關經理的王霖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王霖祖籍廣東東莞,因不諳英語和擔心影響生計,初時推卻邀請。直至麥理浩鼓勵他在立法局以中文發言,並為他開先例,令當年每位議員可享 4000 元津貼,且教導他聘請翻譯,王霖才接受邀請,成為立法局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在任九年,王霖不時提出民生及房屋議題,例如當年雙層巴士已經面世,但交通燈仍然不夠高,對巴士行車帶來不便,兼且造成危險,他於是在立法局提出「加高交通燈」。
有謂英國人管治香港,民主無寸進。這固然是事實。可是,我們必須明白,英國人是有深厚的保守主義傳統,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應漸進改良,否則將造成大混亂。在行政局增加華人議席,立法局打破均衡,大幅增加非官守議席,儘管跳過了直選一環,但民意民情已較之前更能被聽見,更能被考慮甚至採納,這雖不是民主,已是以民為本,香港亦不復是純粹的殖民地,而類似自治領。
至於麥督對王霖的態度,更是親民至極,中外罕見。中國古代有「禮賢下士」的傳統,但士是擁有知識的,王霖無知識,純粹代表基層心聲,麥督竟連番邀請他入立法局,無他,反映麥理浩相當重視民間對各項施政的反應,以及關注老百姓生活質素是好是壞,從而謀求改善,調節施政。只有具備這一番心地,王霖方會獲得如此厚待。稱麥理浩為「香港人的父母官」,絕非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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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葛量洪開始,輕工業出口貿易一直是香港經濟重要支柱。可是,進入七十年代,受貿易保護主義影響,歐美各國相繼加大對香港紡織和玩具等產品的入口限制,亦削減其貿易配額,加上 1977 年英聯邦特惠稅的撤銷,迫使麥理浩不得不另謀出路。
儘管港府多次與各國政府代表展開貿易談判,出口貿易的困境始終未解決。香港的成衣、玩具工業注定萎縮,麥理浩於是鼓勵發展電子零件、鐘錶和電器一類電子工業。在港府扶助下,電子工廠數目急增,電子工業成為僅次於紡織業的第二大支柱工業,連帶電子工業界別的聲音亦日益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葵涌貨櫃碼頭興建,以增加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
在葵涌貨櫃碼頭建成前,香港的貨運業務主要集中在尖沙咀九龍倉碼頭。九龍倉碼頭由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 (遮打爵士成立,今九龍倉集團) 與怡和洋行於 1886 年設立。
1969 年,有報告建議將葵涌建設為香港的專用貨櫃港,葵涌貨櫃碼頭的首三個碼頭於 1970 年開始興建,適逢港府有意擴展荃灣新市鎮,貨櫃碼頭遂選址於下葵涌醉酒灣的填海地上興建。
醉酒灣,又稱垃圾灣,原是荒蕪地區,十九世紀末本港的垃圾交由承辦商用木船運載到海上傾倒,若遇上惡劣天氣,垃圾便被卸入醉酒灣,「垃圾灣」因此得名。三十年代,駐港英軍為加強香港防禦,特意修築醉酒灣防線,防線的西部起點就是醉酒灣。五十年代,醉酒灣仍有垃圾傾倒。直至六十年代末,港府大力發展荃灣區,便在醉酒灣填海。隨著公共屋邨葵興邨、葵芳邨落成,還有地鐵「葵芳站」的啟用,垃圾灣易名為葵芳。
葵涌貨櫃碼頭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口,2003 年,貨櫃碼頭的範圍擴展至青衣南部。九龍倉碼頭地位被取代,碼頭拆卸重建,發展成集寫字樓、酒店及商場於一身的海港城建築群 (最早的部份 – 海運大廈於 1966 年落成)。
針對工業用地不足,麥理浩在新市鎮內劃出稱為「工業邨」的工業區域,鼓勵投資者到這些經過規劃的區域開設廠房。香港首座工業邨為大埔工業邨。
1975 年 10 月 15 日,港府開始興建大埔工業邨,1978 年落成,由香港工業邨公司 (前身為香港工業邨臨時管理局) 管理。
工業邨把已具備基礎設施 (如水電供應) 的工業用地,以接近成本的租金,租予引進全新或改良技術工序而又不能在多層大廈內設廠的公司,拓展他們的發展空間。租金便宜,卻租約期長,是工業邨一大賣點,旨在使這些公司逗留香港。工業邨的出現,無疑為香港工業引進新技術,也為新市鎮居民帶來就業機會。
新市鎮開發,加上私人地產市道暢旺,刺激建造業急速增長。麥理浩在任晚期,全港註冊建築公司多達三千多家,外資建築集團也有十多家。
麥理浩還奠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香港位處亞洲,其地利之便讓香港的金融市場填補美洲紐約和歐洲倫敦餘下的空白,加上港人英語水平在東亞地區較佳,使香港具備優勢發展成亞洲國際金融中心。
總之,麥理浩年代,香港經濟出現瓶頸,憑藉種種政策,香港方走出陰霾,更一躍與南韓、台灣、新加坡並稱「亞洲四小龍」。經濟急速增長,造就新興華人富豪的崛起,如船運大亨包玉剛、地產大亨胡應湘和李嘉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