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任內，行政、立法兩局所有議席仍維持委任制，非透過選舉產生。
行政局向來是港府決策機構，設十五個議席，主席由港督本人擔任，另有五席當然官守議席、一席官守議席和八席非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 1978 年有所增加，但行政局整體議席佈局基本不變。非官守議席中，華人和外籍人士本來各佔四席，及後華人議席數目略有增加，反映華人越來越受港府重視，對施政的影響力有所提升。
立法局 1971 年設二十六個議席，主席由港督本人出任，另有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八席官守議席和十三席非官守議席。1972 年，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各增兩席。1976 年，非官守議席大增，打破以往親建制和親市民各佔一半議席的平衡局面。官守議席由原來十席增至十五席，非官守議席由原來十五席大幅增至二十二席，加上主席和原來四席當然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數目首次超越政府議席數目，為立法局一次重大的變革。往後的日子，官守議席與非官守議席數目皆有所增加，但總體上仍是非官守議席多於政府議席，此無疑將更多民間聲音帶入立法局。
不過，非官守議席雖佔多數，港督依舊大權在握，他可隨時委任臨時官守議員，確保港府所有議案獲足夠票數通過。與此同時，立法局議員對港督相當尊敬，非官守議員也要聽命於獲港督信任的首席非官守議員，港府施政因此未遇困難。
除上述所說，立法局又一改革，是盡量吸納社會各階層人士加入。在此之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主要由匯豐銀行、怡和及太古等傳統英資洋行的代表擔任。麥理浩未有改變委任英資洋行代表的做法，卻於 1973 年開始委任各行各業 (如工業界、保險界、社工界和教育界等) 的代表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 1978 年委任出身草根，本身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任公關經理的王霖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王霖祖籍廣東東莞，因不諳英語和擔心影響生計，初時推卻邀請。直至麥理浩鼓勵他在立法局以中文發言，並為他開先例，令當年每位議員可享 4000 元津貼，且教導他聘請翻譯，王霖才接受邀請，成為立法局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在任九年，王霖不時提出民生及房屋議題，例如當年雙層巴士已經面世，但交通燈仍然不夠高，對巴士行車帶來不便，兼且造成危險，他於是在立法局提出「加高交通燈」。
有謂英國人管治香港，民主無寸進。這固然是事實。可是，我們必須明白，英國人是有深厚的保守主義傳統，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應漸進改良，否則將造成大混亂。在行政局增加華人議席，立法局打破均衡，大幅增加非官守議席，儘管跳過了直選一環，但民意民情已較之前更能被聽見，更能被考慮甚至採納，這雖不是民主，已是以民為本，香港亦不復是純粹的殖民地，而類似自治領。
至於麥督對王霖的態度，更是親民至極，中外罕見。中國古代有「禮賢下士」的傳統，但士是擁有知識的，王霖無知識，純粹代表基層心聲，麥督竟連番邀請他入立法局，無他，反映麥理浩相當重視民間對各項施政的反應，以及關注老百姓生活質素是好是壞，從而謀求改善，調節施政。只有具備這一番心地，王霖方會獲得如此厚待。稱麥理浩為「香港人的父母官」，絕非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