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卡繆 (Albert Camus) 有一句名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 1913 年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 (Mondovi)。父親在一戰陣亡後，他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外祖母家，過著極為艱難的生活。1924 年靠獎學金進入中學就讀，1933 年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

1935 年開始，卡繆從事戲劇活動，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同年，他加入法國共產黨阿爾及爾支部。1936 年，卡繆大學畢業，發表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的論文，但因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1937 年 11 月，由於與穆斯林作家、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對法國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有異見，被開除出黨。

卡繆出版了隨筆集《反與正》，首次表現出自己思想的鋒芒。書中內容涉及人在被異化的世界裡的孤獨感、人面對自身的罪惡和死亡威脅時該如何做出選擇等，充滿存在主義氣息。

二戰爆發，卡繆參加了反對納粹德國的地下抵抗運動。他任《共和晚報》主編，又任《巴黎晚報》編輯部秘書，兼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

1942 年，他出版小說《異鄉人》，透過主角莫梭冷漠地參加母親的葬禮，幾天後殺死一名阿爾及爾的阿拉伯男子，旋即遭審判，被判處死刑的故事，帶出人是存在於孤立疏離之間，以及人生是荒謬的。他未幾又撰寫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以薛西弗斯被懲罰永遠重複將一塊巨石推上山，暗示人類生活的荒謬之處。對自殺進行哲學思考，竊以為是全書主題。

1943 年，卡繆結識了沙特，兩人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可惜沙特慢慢傾向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而卡繆則對蘇聯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二人卒之分道揚鑣。

1947 年，卡繆發表長篇小說《鼠疫》(台灣譯作《瘟疫》)，這部書令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進一步確立了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1951 年發表哲學論文《反抗者》，內容主要延續著《薛西弗斯的神話》，探討如何用「反抗」的態度面對荒謬的人生。

1956 年，卡繆發表中篇小說《墮落》。1960 年 1 月，卡繆從普羅旺斯往巴黎途中遇上車禍，當場死亡，年僅 47 歲。

要了解「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確切意涵，其實要連著荒謬、自殺等概念一起說。

跟許多存在主義者一樣，卡繆是個無神論者。在「上帝已死」(即沒有客觀的價值來源) 下，人被迫自己作出種種選擇，繼而為自己所選擇承擔一切後果，這是沙特的進路。卡繆從另一角度切入，人「被投擲」(「被投擲」一詞乃海德格語) 到沒有上帝的世界，過著重複刻板的生活，此一 everydayness (日常性 / 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人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偏偏人是汲汲於尋找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存有，渴望找到而終無所得，於是生出一種作嘔的感受，這種作嘔的感受即是荒謬感。

卡繆經典的「薛西弗斯的神話」，薛西弗斯被罰將巨石推上山頂，之後巨石滾回山下，他又再將巨石推上山頂，如此永無止境地重複下去，這其實是要點出人生的 everydayness。試想想，我們每天不是起床、擦牙洗面、上班上學、回家吃飯、睡覺嗎？當人不甘於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而起荒謬感，一個問題就會浮現，急需被回答，此問題便是：我該不該自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是從這個層面說的。

按照常識，我想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人生卻處處告訴我它是無意義無價值，「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自殺的確是唯一適切的選擇。然而，卡繆並非如此看，他教人「帶着病痛活下去」，「除了沒用的肉體自殺和精神逃避，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就是反抗的態度，就是「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說：「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感覺有點像魯迅「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生有無意義價值，有希望抑或無希望，不必看他處，只須看我自己。我用反抗的態度過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即有意義、價值、希望。否則，日日如是，隨波逐流，獨一無二的存在被 everydayness 吞噬淹沒，意義、價值、希望自然無從說起。「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經歷了思想的轉換，不再騎驢覓驢，人便可以獲得「真正的救贖」，「真正的救贖並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能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人亦懂得去愛人，而不是渴望被愛，「不被愛只是不走運，而不會愛是種不幸」。人親自為各種事物賦予價值，從而堅強地活下去，此跟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繼而重建新價值，以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是相通的，屬積極的虛無主義 (將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視為創立新價值的契機)。

正因為我意識到人生的荒謬而用反抗的態度看待之，不選擇自殺，我才能保住自己獨一無二的存在，才能開顯價值、意義、希望之源，懂得去愛、去關懷以得享幸福，故此，「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又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對於後兩句，不做奴隸，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香港人現在應該有很深的體會吧！

人是被命定為自由

「人是被命定為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是法國哲學家、作家、小說家、政治活動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 的名言。

沙特 1905 年生於巴黎一個富裕家庭。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期間，遍讀笛卡兒、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作品，並結識「終生伴侶」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1933 年，他前往柏林進修胡塞爾現象學，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1938 年出版小說《嘔吐》(Nausea)，透過故事情節和人物言行表現其存在主義思想，反應不俗。

德軍入侵波蘭，沙特投身軍伍，仍不忘閱讀和寫作。他不久被德軍俘虜。於戰俘營內，沙特讀到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他後來重返巴黎，1943 年寫下鉅著《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沙特在書中系統地表述自己多年來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時值二戰結束，價值信仰失落，書甫出版，竟吸引了大批讀者，使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潮，這本書也掀起了法國存在主義運動。

沙特還完成長篇小說《自由之路》(The Roads to Freedom) 數卷，兼撰有劇作《蒼蠅》(The Flies)。1945 年 10 月，他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演講，提出「存在先於本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所說的人的實在性。」「上帝已死」的觀點，脫胎自杜斯妥也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如果上帝不存在，則任何事情都被允許」，竊以為這是存在主義的起點。

政治取態上，沙特五十年代初開始左傾。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卡繆 (Albert Camus) 因此和他決裂。1954 年 5 月，沙特訪問蘇聯。1955 年 9 月，訪問中國。之後又訪問古巴、巴西。儘管被視為叛徒和法國之敵，沙特依然故我，更親自上街參加遊行和靜坐示威。進入六十年代，沙特堅決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指斥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乃戰犯所為、支持法國大學生反對越南戰爭和校規。

1973 年，沙特失明。1980 年 4 月，一代大哲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沙特立足在「上帝已死」的前提，指出人的本質是由人自己的每個選擇所塑造。而人能做出每個選擇，首先其必須真實地存在，他說：

「人首先存在，碰到各種遭遇，世界起伏不定，然後限定自己。因為，人在開始時一無所有，只是後來才成為甚麼。」(＜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因此無所謂人性，因為沒有上帝去創造這個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他不是想像中的自己，而是意欲成甚麼才是甚麼；他存在之後，才能想像他自己是什麼，這是在他躍進存在之後意欲的，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麼也不是。」(同上)

他人可以提供參考意見，卻不能代替你去選擇。繼續學業或就業，靠自己；跳下去自殺或堅持活著，亦靠自己。所有選擇永遠只可由你一個人自己決定，這個意義下，「人是被命定為自由」。

選擇同時包含後果的承擔，既然所有選擇永遠只可由你一個人自己決定，換句話說，所有由選擇衍生的後果都必須由你一個人自己承擔，人不能推卸責任。

順帶一提，西蒙・波娃也是一位哲學家，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堪稱為現代女權主義奠基。她雖為沙特的「終生伴侶」，二人卻允許另一半跟別的男人 / 女人建立情感乃至性關係，這種開明，這種前衛，相信現在的人仍是覺得難以接受吧！

「撤回」之後

林鄭終於正式使用「撤回」兩字。可是，觀乎「四大行動」，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堅持用監警會，只是多邀請一些海外專家，以及「自己友」如余黎青萍、林定國，誠意仍然欠奉，對濫權魔警無意抑制。走入社區與市民對話，更有煽動抗爭者聚集於一固定地點，從而一網打盡之嫌，令流水變死水。簡單講，這不是釋出善意，而是以退為進，或者叫先「禮」後兵。

當然，林鄭說出這些話，背後是否有一套大盤算，不得而知。筆者發現，林鄭近兩天出來見記者，面容明顯憔悴，兩鬢微見斑白。路透社爆上周林鄭與商界閉門會議，期間說過：「如果我有得選擇，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辭職，以及深表歉意」、「如果事件升級到國家層面，即成為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特別在中美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作為行政長官的操作空間，就會變得非常有限」。儘管她日前矢口否認，「我再斬釘截鐵地說『不是』」，但一句「我個人情緒有很大的波動」，情緒波動下說出來的話倒是比較真誠啊！加上《環球時報》「完全是一個假新聞」、「精心構置了一個陷阱」的認可，路透社的內容極有可能反映出部份事實。

「如果我有得選擇」，即是刻下沒有選擇。關於林鄭向北京請辭而北京堅持要林鄭收拾好爛攤子，風聲早在建制中人之間流傳，並非新鮮事，反而「深表歉意」來得有趣。對很多人來說，修例風波越演越烈，終致不可收拾，都是林鄭一個人的錯，林鄭十惡不赦。不過，我們要弄清一點，林鄭畢竟是香港土生土長，大學時參與過社會運動，她剛愎自用了無可疑，但當看見魔警一次次施暴，入太子站打市民，她真是無動於衷？請看看她如何答記者：「無論違法或用暴力的人，是甚麼背景、甚麼政治立場，特區政府都會一視同仁處理，不會有偏私。」此就不是無條件撐警隊，她對警隊的做法有遲疑。

之所以還要說「我可帶領團隊，幫香港走出困局」、支持警隊果斷執法云云，乃沒有選擇下的違心之言。至於為何沒有選擇，勿忘記中共是全球最大黑社會幫派。

陶傑兩年前有一篇文章＜「從政」由來多傻人＞，以汪精衛的際遇，借古諷今，譏笑林鄭選特首是不識政治，他說：「問題是汪精衛竟然一個人去跳火坑。在這一年，他沒有想到過日本首相會時時更易，未能預見日本軍方會瘋狂，亦未能預見偷襲珍珠港。像一個運氣差透了的賭徒，汪精衛本來可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獨自在歐洲漫遊，像今天中國的許多富豪走資，加入外籍，但卻偏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下錯賭注。」林鄭選特首時，當預計不到自己會落得今日的下場，如果她當年真的退下來，不參選，或許是另一番光景。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尤其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把反修例抗爭定性為「想奪取香港管治權，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顏色革命」，高呼「如果香港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演變成為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動亂，中央決不會坐視不理」、「出動解放軍亦符合『一國兩制』」，林鄭此時出來講「撤回」兩字，確實是希望借僅餘的空間為香港化解矛盾，修補裂痕。奈何空間實在不夠，只講「撤回」，其餘訴求不答應，有什麼用？

中共許可林鄭正式「撤回」，是要杜絕抗爭者繼續抗爭的理由。送中條例已告一段落，繼續出來，抗爭就不是反送中，而是反政府、搞港獨。反政府、搞港獨即可大條道理鎮壓。事實上，港澳辦新聞發言人的用詞越趨強硬，由「激進示威者」到恐怖港獨分子，由《基本法》有規定到出動解放軍也符合「一國兩制」。習近平在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特別提到港澳台和外交工作等方面，面臨的鬥爭會越來越複雜，「該鬥爭的就要鬥爭，並要善於鬥爭，強調凡是危害中國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就必須堅決鬥爭，必須取得鬥爭勝利」、「作為執政者，必須掌握鬥爭技術，而不是在輕輕鬆鬆的形式主義及官僚主義『樣板戲』中失去中共的傳統和法寶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

真正使計嚴打香港人的，是中共，其利用林鄭的「撤回」為大規模鎮壓抗爭做準備，可憐林鄭卻懵然不知地配合著，自以為讓了步。

抗爭者不對「撤回」收貨是意料中事，撰寫《我的你的紅的》的張正皓說得好：

「撤回條例代表了的
代表四大訴求繼續閉眼無視
代表盲眼少女繼續失去光明
代表被姦女子繼續身心受損
代表過千義士繼續面臨冤獄

撤回條例撤回不了的
撤回不了黑警濫捕，權利失衡
撤回不了虛假普選，含淚投票
撤回不了白色恐佈，自由受限
撤回不了官商鄉黑，合作打壓

撤回條例告訴我們的
勇武抗爭手法行之有效
美國人權法案令政府怕
股市樓市街市壓力有用
中共政府不敢冒險攬炒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這是誓言，不是口號」

家暴已然發生，我們回不去了，如果「撤回」是 6 月 9 日晚上說，多好！

八三一太子站速龍打死人謠言滿天飛，抗爭者現在似乎需要一個真相，多過「撤回」兩字。

香港死因

讀史使人明智。殖民地香港也不是一帆風順，透過審視往昔幾場管治危機，我們或可看出今日香港的死因。

英治早期，1856 年 4 月，以總督寶靈為首的香港政府，曾因《建築及滋擾條例》威脅到華人的私有產權和原有的生活習慣，導致嚴重的警民衝突。趕絕街頭小販，用《購買地產條例》、《徵收費用及訟費條例》斂財，尤其火上添油，11 月底，逾萬華人上街示威，沿途高呼「打番鬼佬」口號，期間示威者襲擊附近歐籍人士，和平示威最後演變成大規模騷亂。

香港政府如何「收科」呢？是不是鐵板一塊濫捕濫告血腥鎮壓？非也，蘿蔔與棍交替並用，既調動駐港英軍進入市區平亂，亦嘗試與華人領袖會面，商討對策。港府事後決心加強與華人社群的溝通，提高華人的地位及政治影響力，反映鎮壓、拘捕是出於一時的管治需要，迫不得已。

羅便臣上場，施行了許多德政，最為人熟知是成立「公務員瀆職調查委員會」，對涉嫌與海盜黃墨洲進行不法貿易的總登記官高和爾展開調查。經過一連串聆訊，高和爾被免職。

1925 年的省港大罷工是另一場殖民地香港所面對的管治危機。有別於 1856 年那次，大罷工涉及境外因素，即所謂「外國勢力」。

時任港督司徒拔認定罷工由廣州共黨分子及其蘇聯顧問幕後策動，採取強硬手段，先頒佈緊急戒嚴令，再出動大批軍警和裝甲車上街巡邏，搜捕罷工領袖。居民出境受限制，中文報紙、郵件、電報一律須經審查，不准刊登罷工消息。政府、罷工者的矛盾越來越深，竟無法彌補。

就在此一關鍵時刻，倫敦出手，撤換司徒拔，改派金文泰接任港督。金文泰懂粵語和普通話，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是典型的中國通。他處事作風較溫和，倫敦希望透過和平談判方式化解矛盾，結束罷工。隨著大陸局勢轉變，罷工者失去靠山，持續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正式結束。

罷工結束後，港府更樂意聆聽華人意見。周壽臣獲委任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金文泰又跟華人領袖緊密合作，改善華工待遇。

第三次管治危機是六七暴動。眾所周知，中共香港工委想仿傚澳門「一二．三事件」，企圖藉著一場恐怖動亂，奪回香港管治權。不夠一年時間，暴徒到處放炸彈、殺警、放火，無惡不作。戴麟趾、祈濟時強硬應對暴動，接著麥理浩卻推行一系列惠民紓困措施，如成立廉政公署、嚴懲警隊貪污、成立民政署收集各區居民意見等，香港因而急速發展，成就黃金十年。

三場管治危機，都不輕微，觀乎港府的反應，不是「拉到無人為止」，而是以拉、鎖為臨時手段，長遠則認真傾聽和回應反對聲音，改善施政。釋出善意、以退為進，竊以為是昔日港府應對亂局的慣常手段。

當港府徹底失控，一面倒強硬，宗主國英國是一條保險絲。悠久的保守主義、改良主義傳統，令倫敦有緩和香港矛盾衝突的作用，司徒拔被撤換便是一例。就算倫敦政府都失控，由於政府是英國人民選出來，且受英國報章媒體監督，其失控終可被救正，對香港不見有害。

97 主權移交後，宗主國換成中共國。中共國是走浪漫主義、激進主義，跟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路數相同，此令其無能力緩和香港矛盾衝突，鬥爭觀念甚至令其容易激化香港的矛盾衝突。

各位請看楊光刻下批評「攬炒」：

「當他們告訴我這就是拉著大家一起死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聽了之後是甚麼感覺，我是分明地聞到了恐怖的氣息、聞到了瘋狂的氣息。」

並說：

「最近我還注意到他們在一次集會上，提出了『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有甚麼資格和其他國家結盟？至於說『主權在民』，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屬於十四億中國人民，這一點還能討論嗎？還能拿來說嗎？在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四個字，左邊寫著『反中』，右邊寫著『港獨』。」

「少數暴徒用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向世界表明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經與修例無關。他們心甘情願，充當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的馬前卒，不惜作出暴力違法的惡行，目的就在於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挾『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再看胡鍚進「香港警察有那麼令人討厭嗎？」此非加劇矛盾衝突是什麼？

復次，中共國是限制新聞自由的，其不受報章傳媒監督，報章傳媒的存在，旨在為當權者唱讚歌。當中共國對香港事態的判斷出現極大偏差，北京的報章傳媒基本上無從施壓，反而順著中共國主旋律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刊出，這對香港是百害而無一利，隨時令香港局勢惡化、變壞。

而自梁振英開始，釋出善意、以退為進被「警察無做錯到」、「不能讓道歉成為風土病」取代，林鄭 6 月 9 日看見百多萬人上街反送中，當晚可以發表聲明如期二讀。剛愎自用，不聽民意，迄於今日。臨時手段變為長期，長久的止暴制亂必然造成大量人命傷亡，也激發更大的民憤。

網上流傳八三一三名年青抗爭者在太子站被速龍打死，新屋嶺有多名女抗爭者被魔警強姦哭成淚人，假如屬實，這些都是英人良好管治遠去，代之以中共極權統治，所造成的人間悲劇。

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時零分已經死亡，苦了一群天真可愛的新生代，剛發芽生長的幼苗被無情的歷史巨輪狠狠地輾斃，焉能不教人心痛？

年青抗爭者正在為香港受苦難

大學生、中學生發起罷課反對魔警施暴、港共拒聽民意，大學、中學校方做些什麼？

中大凌晨發新聞稿，表示鑑於過去兩天本港多處發生嚴重暴力事件，並引發衝突，勸籲學生們取消集會。

大埔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把百多名罷課學生禁錮，揚言要將罷課人名交予教育局，校長更發專制之言：「你入到嚟呢間學校，你有冇權選擇邊個老師教，有冇權選擇你喺邊班，從來都冇自由選擇架」、「如果你覺得你要有自由嘅話，你唯一嘅係唔做呢度嘅學生」。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有老師警告在校門外派發黑色口罩及染紅紙巾的學生，不許他們踏入校門範圍。

教育是一門良心的事業。校長、老師不罷工都算了，為何要用威嚇手段限制學生本乎良知發不平鳴？葵涌李兆基、顧超文兩中學容許學生互相吶喊「時代革命，光復香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做得很好，但如斯思想開通的中學有多少間？

五四運動期間，北大學生罷課，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最後發展至火燒趙家樓、毆打曹汝霖和章宗祥，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如何應對？積極營救，聯絡其他大專院校校長向北洋政府施壓，迫其釋放被捕學生。他甚至率全體師生前往迎接。

四六學潮爆發，國民政府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臺大校園逮捕師生，時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親自跟政府高層交涉，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他又要求軍警不得上手銬，並保留被捕學生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復學。

胡適說：「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今天香港的大學不支持學生罷課，還要勸人取消，香港焉能不死！

至於大成何郭佩珍中學的校長，筆者想她先了解清楚「自由」的概念。

「自由」有兩種。一種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要什麼就要什麼，英文叫做 freedom。另一種是「基本自由」，又稱政治自由，英文叫做 basic liberties。之所以用眾數，是因為「基本自由」乃一個系列，包括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等。「基本自由」是有界限的，根據密爾 (J. S. Mill)「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即以不對他人構成傷害為限極。

「有冇權選擇邊個老師教，有冇權選擇你喺邊班」，此處之自由是指「我想要什麼就要什麼」，屬 freedom，freedom 當然有限制啦，吸毒的自由就是其中一例。可是，以此論證罷課爭取自由民主是不應該的，和民主連言的自由是「基本自由」，是 basic liberties，而非 freedom。「基本自由」是文明社會的要件，不可或缺。校長要麼不懂概念釐清、獨立思考，要麼是英文水平非常低，分不出 freedom、liberty 的分別，要麼是連基本政治常識 ABC 都不曉。還要拋出「如果你覺得你要有自由嘅話，你唯一嘅係唔做呢度嘅學生」，質素低而道德差的學校，不讀也罷！

香港的年輕一代很可愛，林裘謀中學學生發起操場靜坐，遇上大雨，他們不是取消靜坐，而是改為在雨中默站。堅毅不屈是為了什麼？為了贏，贏回屬於香港人的香港。不只林裘謀中學學生，許多在前線的年青抗爭者，心態何嘗不是這樣？

年青抗爭者付出自己寶貴的時間、身軀、性命、人生前景為香港，卻被冠以「極端激進暴力分子」、「搞亂香港經濟」之罵名，教人想起耶穌受難。

耶穌把商人逐出神殿，批評猶太宗教領袖形式主義和偽善，終招致猶太宗教領袖仇視、迫害，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耶穌被帶上荊棘冠冕、吐唾沫、鞭打，受盡苦楚，人們卻一直旁觀，「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你離棄我？」可見耶穌痛苦之深，但耶穌卒之沒有含恨，而是哀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目前年青抗爭者正在犧牲自己來償還前幾代人所欠下的歷史的債務，可惜前幾代人「不曉得」，助紂為虐，落井下石，有朝一日他們辛勞所得被共黨充公，心中最愛被魔警蹂躪，屆時才恍然大悟，已經太遲了。

回到事物本身

「回到事物本身」是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學問的重心所在。

胡塞爾 1859 年生於奧地利一個猶太人家庭。接受過早期教育後，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物理學、天文學和數學。1881 年進入維也納大學，兩年後取得數學博士學位。1884 - 86年，胡塞爾成為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的學生，精研休謨、密爾對倫理學、心理學及邏輯學問題的看法。不久，布倫塔諾建議他做斯通普夫 (Carl Stumpf) 的助手。胡塞爾 1891 年寫成首部著作《算術哲學》(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1900 年，胡塞爾發表《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正式為現象學 (Phenomenology) 開宗立派。同年，他應邀到哥廷根大學任教。在往後十六年，胡塞爾寫了一系列著作，如《純粹現象學通論》等。《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的作者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更是其得意門生。1928 年，胡塞爾於弗萊堡大學退休。納粹黨崛起，因為身上的猶太人血統，胡塞爾 1933 年起被禁止參與學術活動。1938 年，歷經幾個月病痛折磨，胡塞爾與世長辭，終年 79 歲。

西方近代哲學有所謂「知識論的轉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不復追問「上帝是否存在？」、「什麼是理型？」，轉為問「真確無誤的知識如何可能？」、「知識賴以構成的基礎是什麼？」儘管大哲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已作出詳盡解答，其後學頗覺「物自身」觀念有問題，汲汲於解消，卒之成就德國觀念論，將一切知識看成是認知自我 (絕對精神的體現) 的彰顯。部份哲學家不滿德國觀念論，指知識源自客觀外在的真實的世界。兩派爭持不下，「如何更好地理解主觀的認知自我與客觀外在的真實的世界的關係？」變得迫切，現象學恰好是要解決此一問題。

「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現象本身」，現象是什麼一回事？它的本質是怎樣？弄得清現象，大部份知識從現象來，「知識如何可能？」就可以被回答。胡塞爾主張，要好好把握現象本身，首先要將現象裡的種種東西的存有地位「懸擱」(epoche)，「懸擱」也者，存而不論。他又說：「直觀不能論證或演繹」，反對用邏輯推演的方式把握現象，而用「本質直觀」。

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指，所有現象都是意向行為，而構成意向行為的重要元素是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意識通過不同方式 (如關注、理解、記憶、關聯、幻想等) 把某些東西變成意向對象，此一亦主 (內在) 亦客 (外在)、無主 (內在) 無客 (外在) 的互動構成現象。胡塞爾後來索性用「諾耶思 (Noesis，心智) - 諾耶瑪 (Noema，被思想、判斷、知覺的對象)」結構表出。

胡塞爾晚期特別著重意識作為一能夠活動、認識真理、賦予價值意義、構成對象的超驗主體 (transcendental ego)，開創「超驗現象學」(《笛卡爾式的沉思》Cartesian Meditations 是「超驗現象學」的一個引論)。做法惹來不少擁護《邏輯研究》主張的學者 (如慕尼黑現象學小組) 不滿。

胡塞爾在最後一部著作《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中發出警告，歐洲文明將因相對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猖獗而陷入「危機」。他提出「生活世界」(Lifeworld) 一概念，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其可被稱為一切現象的「背景」或「視域」。在「生活世界」中，每一對象作為其自身、作為獨特的東西顯現出來，它們連帶其意義只能為我們所把握。「生活世界」既是個人的，又是主體間的 (intersubjective)，它不是封閉在每個個體中的。

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卑鄙無恥，下流賤格

什麼送中、五大訴求、CHINAZISM，我通通不說，小市民一個，不懂政治，OK？我只想針對警隊昨晚一連串做法去講，假扮抗爭者去拘捕、在維園開兩發真槍、在太子站無差別追打市民，這是維持社會治安的紀律部隊所為嗎？抑或是脅「止暴制亂」之名破壞社會安寧的恐怖分子？

假扮抗爭者已不是第一次，利用擺平黑社會的手段對付爭取政府回應訴求的年青抗爭者，恰不恰當？假如你仍可接受，那麼拉著被捕人士的衣領，拖行一段距離，險些令被捕者窒息，又恰不恰當？參與非法集結、掟汽油彈屈抗爭者縱火，算不算知法犯法？正常圍捕沒問題，但用下三濫手段，吃著納稅人出的糧，做違逆人性的事，知法犯法，敢問交稅養有牌爛仔幹什麼？

開真槍，網上流傳「臥底於被識破身份而被圍剿後連開兩發真槍」，上文已講做臥底不對，被人發現，心中理虧，就拿別人的性命祭旗。你做了陰毒事受些後果不可以，人家沒做陰毒事揭發事實追究責任就要賠上性命，世上有如此便宜的事？就是因為你是警察，有特權大撚哂？完全講不過去。假如六一二已證明警察是殺人犯，八三一維園兩槍更是鐵一般的證據！殺人填命，威脅捉其兒子去雞姦，跟其妻子玩 3P，甚至「紅燒狗肉煲」呼聲不絕，是有原因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至於太子站無差別追打市民，此和元朗恐襲何其相似！白衫社團人士出手，勉強辯解，還可說警察只是消極配合。今次倒是速龍親自入車廂無差別打人！打人之後尚要矢口否認！什麼叫做「有示威者喬裝市民」？使用「適當武力」？只懂說「有激進暴力示威者，在港鐵旺角站衝擊客戶服務中心及毀壞售票機。示威者亦在港鐵太子站內襲擊市民，毀壞站內設施」，卻對有藍絲廢老拾起鎚仔打人、有小朋友被速龍打到頭破血流、救護員哀求入站救人不被批准、三名救護員被面壁等隻字不提，此不是選擇性失明，有意袒護嗎？

面書專頁「全民制憲」還原真相：「太子站成件事係：手足上晒車想走，喺車上面嘅廢老打鳩佢哋叫佢哋落車，手足落車後廢老仲搵嘢掟佢哋，仲拎鎚仔出嚟打手足，先搞到雙方對峙。而喺狗隻落月台之前，佢哋已經嘗試走緊但啲車全部都停喺月台唔開。」警察封站、港鐵唔開車、廢老阻止手足上車，更似是一個局，為圍捕抗爭者，不惜犧牲無辜市民，魔警思維都算恐怖！

別再振振有辭說什麼維持法治、止暴制亂，清代學者戴東原譴責「以理殺人」，大條道理用孔孟的良知道德禮教去迫害人都是錯，更何況用維持法治、止暴制亂去傷害普通香港市民？維持法治、止暴制亂是有底線，底線即尊重人權、尊重人作為一個有尊嚴的個體。超越了底線，什麼維持法治、止暴制亂都是大話，實際是為非作歹，肆意作惡。

網上有一份「絕密」文件，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知會深圳指揮部，「如在緊急情況下，透過自願者令香港警察英勇殉職，以吸引媒體的眼球集中在暴徒上。」

「自願者」該指假扮抗爭者的魔警，「吸引媒體的眼球集中在暴徒上」從昨晚魔警掟汽油彈獲得證實，文件應有相當可信性。下一步就是看何時有「香港警察英勇殉職」。

仍是那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習近平、林鄭叫你做，你可以選擇不做，或者 hea 做，你認真做，責任就在你身上，惡聲一定向著你，你為何不反抗？

有朝一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請勿慨嘆，魔警們，you deser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