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治早期，1856 年 4 月，以總督寶靈為首的香港政府，曾因《建築及滋擾條例》威脅到華人的私有產權和原有的生活習慣，導致嚴重的警民衝突。趕絕街頭小販，用《購買地產條例》、《徵收費用及訟費條例》斂財，尤其火上添油，11 月底，逾萬華人上街示威，沿途高呼「打番鬼佬」口號，期間示威者襲擊附近歐籍人士，和平示威最後演變成大規模騷亂。
香港政府如何「收科」呢？是不是鐵板一塊濫捕濫告血腥鎮壓？非也，蘿蔔與棍交替並用，既調動駐港英軍進入市區平亂，亦嘗試與華人領袖會面，商討對策。港府事後決心加強與華人社群的溝通，提高華人的地位及政治影響力，反映鎮壓、拘捕是出於一時的管治需要，迫不得已。
羅便臣上場，施行了許多德政，最為人熟知是成立「公務員瀆職調查委員會」，對涉嫌與海盜黃墨洲進行不法貿易的總登記官高和爾展開調查。經過一連串聆訊，高和爾被免職。
1925 年的省港大罷工是另一場殖民地香港所面對的管治危機。有別於 1856 年那次，大罷工涉及境外因素，即所謂「外國勢力」。
時任港督司徒拔認定罷工由廣州共黨分子及其蘇聯顧問幕後策動，採取強硬手段，先頒佈緊急戒嚴令，再出動大批軍警和裝甲車上街巡邏，搜捕罷工領袖。居民出境受限制，中文報紙、郵件、電報一律須經審查，不准刊登罷工消息。政府、罷工者的矛盾越來越深，竟無法彌補。
就在此一關鍵時刻，倫敦出手，撤換司徒拔，改派金文泰接任港督。金文泰懂粵語和普通話，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是典型的中國通。他處事作風較溫和，倫敦希望透過和平談判方式化解矛盾，結束罷工。隨著大陸局勢轉變，罷工者失去靠山，持續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正式結束。
罷工結束後，港府更樂意聆聽華人意見。周壽臣獲委任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金文泰又跟華人領袖緊密合作，改善華工待遇。
第三次管治危機是六七暴動。眾所周知，中共香港工委想仿傚澳門「一二．三事件」，企圖藉著一場恐怖動亂，奪回香港管治權。不夠一年時間，暴徒到處放炸彈、殺警、放火，無惡不作。戴麟趾、祈濟時強硬應對暴動，接著麥理浩卻推行一系列惠民紓困措施，如成立廉政公署、嚴懲警隊貪污、成立民政署收集各區居民意見等，香港因而急速發展，成就黃金十年。
三場管治危機，都不輕微，觀乎港府的反應，不是「拉到無人為止」，而是以拉、鎖為臨時手段，長遠則認真傾聽和回應反對聲音，改善施政。釋出善意、以退為進，竊以為是昔日港府應對亂局的慣常手段。
當港府徹底失控，一面倒強硬，宗主國英國是一條保險絲。悠久的保守主義、改良主義傳統，令倫敦有緩和香港矛盾衝突的作用，司徒拔被撤換便是一例。就算倫敦政府都失控，由於政府是英國人民選出來，且受英國報章媒體監督，其失控終可被救正，對香港不見有害。
97 主權移交後，宗主國換成中共國。中共國是走浪漫主義、激進主義，跟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路數相同，此令其無能力緩和香港矛盾衝突，鬥爭觀念甚至令其容易激化香港的矛盾衝突。
各位請看楊光刻下批評「攬炒」：
「當他們告訴我這就是拉著大家一起死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聽了之後是甚麼感覺，我是分明地聞到了恐怖的氣息、聞到了瘋狂的氣息。」
並說：
「最近我還注意到他們在一次集會上，提出了『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有甚麼資格和其他國家結盟？至於說『主權在民』，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屬於十四億中國人民，這一點還能討論嗎？還能拿來說嗎？在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四個字，左邊寫著『反中』，右邊寫著『港獨』。」
「少數暴徒用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向世界表明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經與修例無關。他們心甘情願，充當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的馬前卒，不惜作出暴力違法的惡行，目的就在於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挾『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再看胡鍚進「香港警察有那麼令人討厭嗎？」此非加劇矛盾衝突是什麼？
復次，中共國是限制新聞自由的，其不受報章傳媒監督，報章傳媒的存在，旨在為當權者唱讚歌。當中共國對香港事態的判斷出現極大偏差，北京的報章傳媒基本上無從施壓，反而順著中共國主旋律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刊出，這對香港是百害而無一利，隨時令香港局勢惡化、變壞。
而自梁振英開始，釋出善意、以退為進被「警察無做錯到」、「不能讓道歉成為風土病」取代，林鄭 6 月 9 日看見百多萬人上街反送中，當晚可以發表聲明如期二讀。剛愎自用，不聽民意，迄於今日。臨時手段變為長期，長久的止暴制亂必然造成大量人命傷亡，也激發更大的民憤。
網上流傳八三一三名年青抗爭者在太子站被速龍打死，新屋嶺有多名女抗爭者被魔警強姦哭成淚人，假如屬實，這些都是英人良好管治遠去，代之以中共極權統治，所造成的人間悲劇。
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時零分已經死亡，苦了一群天真可愛的新生代，剛發芽生長的幼苗被無情的歷史巨輪狠狠地輾斃，焉能不教人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