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光與戰後重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應交還中華民國，抑或繼續由英國統治，成為一個問題。

蔣介石國民政府希望能收回香港。美國總統羅斯福亦贊成英國應放棄香港。不過，隨著國共矛盾越來越激烈，美國不想東亞赤化，開始改變立場。英國方面，首相邱吉爾堅持要在戰後對香港行使主權，不想失去這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終於，英國殖民地部在 1943 年 10 月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由已退休的前輔政司史美領導，後由殖民地部官員麥道高擔任組長，專門負責籌備戰後重新管治香港事務。1944 年 7 月 12 日，英國政府確定「用武力重奪香港」。

1945 年 8 月 18 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下令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南下接收香港。張發奎派新編第一軍及第十三軍沿九廣鐵路向九龍、港島推進。英國外交部則在 8 月 11 日通過重慶的駐華大使館，命令英軍服務團將一封有關成立香港臨時政府的密函，直接送到身處赤柱拘留營的前輔政司詹遜手中，詹遜 22 日收到密函，旋即與營內的原香港政府官員離開拘留營，返回中區的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組成臨時政府。他將臨時政府成立的消息轉告英殖民地大臣，23 日收到指示。27 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率領英國艦隊向香港推進。詹遜同日透過電台向市民發表廣播，稱英軍抵港後會恢復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權。

蔣介石無法如願，復仰賴美國軍事援助，不敢公然與美國唱反調。9月1日，夏愨宣佈臨時軍政府成立，英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詹遜獲任命為副總督。

香港重光後，英國印製的新港幣開始在市面流通，日本軍票淪為廢紙。港府又定下重光紀念日，作為公眾假期。

有見於大規模饑荒、各項物資供不應求，港府實施下列措施：

1. 糧食及燃料由政府採購，再交登記零售商以政府議定的公價配售，市民要領配米證購買。

2. 建立漁業和農業統銷系統，讓漁民及農民在統銷市場銷售。

3. 從東南亞運送大量糧食到港。

另外，港府接收所有政府機關及船塢，釋放盟軍戰俘及被囚英國僑民，恢復水電正常供應，致力維持公共秩序。

經過一番整頓與重建，香港人口慢慢回到戰前水平，百業興旺。被囚於滿洲國瀋陽集中營的楊慕琦亦恢復原職，繼續擔任香港總督，時為 1946 年 5 月 1 日。

二百多名日本戰犯遭審判。在日治時期曾與日本人合作的華人精英 (如羅旭龢)，港府則採取寬大的處理，未予追究。

戰前一些對華人的歧視，如禁止華人使用某些海灘、在太平山頂擁有物業等，被慢慢消除。華洋之間變得更平等。

8 月 28 日，楊慕琦發表一份政制改革方案，揚言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這份方案被通稱為「楊慕琦計劃」。

密摺制度

密摺制度始於康熙晚年，完備於雍正一朝。

康熙帝是位十分關心民生的皇帝，他想多了解地方民情以及官員們的行為作風，

遂安排內務府官員如李煦、曹寅、孫文成等，秘密報告江南各地吏治民情，包括雨水、糧價鹽價等。九子奪嫡越演越烈，康熙帝不時透過秘密奏報了解外間事態實況。由於密奏不經中間部門，直接送達皇帝，密摺制度的雛型這時已經形成。

雍正帝即位後，進一步完善密摺制度。他一方面放寬上遞密摺的人數，不再限於幾個心腹大臣，而是擴及四品以上中央及地方官員。另一方面取消了密摺固定格式，上遞密摺的人可不依規格，不講究字體及字數，隨意地寫自己一切聽聞。唯官員繕寫密摺時必須親自為之，不可假手於人。

奏文寫在摺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製皮匣，皮匣鑰匙備有兩把，一把由官員自己保管，一把由皇帝保管，任何人都無法開啟。官員自派親信家人送抵京城，不可擾累驛站，直達御前，並由皇帝親自用硃砂紅筆批答。軍機處設立後，其中一個職能就是處理密摺。官員可在密摺中彈劾上級長官。

由於雍正帝有著驚人魄力 (十三年來，睡眠時間不足四小時)，他對密摺所作的硃批，累積字數多達一千多萬。密摺內容極其廣泛，上至軍國要務，下至身邊瑣事，無所不包。硃批則嬉笑怒駡，全無避忌，更不乏村俗俚語，如「該！該！該！該！不要饒了他們……」、「朕大笑驚訝覽之，朕笑的了不得」等。密摺制度越趨完備，令雍正帝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

細緻言之，密摺制度有五個好處：

a. 鼓勵官員互相告密，有助皇帝了解大小官員的能力與操守；

b. 迅速掌握第一手資料，知道京城與外省的實際情形、舊制新規在實行上的利弊、官員家庭與健康情況、地方士紳活動情形、各地雨水糧價、邪教盜匪對地方的為害等，方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c. 加快對政事處理，皇帝對密摺非常重視，往往優先閱覽，實現及時的下情上達；

d. 廣開言路，群臣可以藉密摺直言進諫；

e. 加強君主專制，群臣紛紛獻媚，以博取皇帝信任。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密摺制度未嘗不是一種對臣民的監視、管控，令民臣生活在惶恐不安的氣氛中。又上遞密摺的人所言果真屬實？據此，皇帝親自體察民間疾苦仍是不可被取代，密摺制度有根本不足。

雍正帝也因密摺制度而積勞成疾，沉迷於煉丹求提神，終至一命嗚呼。

乾隆三年 (1738 年)，雍正帝歷年與大臣往來的密奏刊行，定名為《硃批諭旨》，書首有雍正帝自撰之上諭：

朕向在藩邸，未諳政事，不識一人，毫無閱歷......然耳目不廣，見聞未周，何以宣達？下情洞悉庶務而誤導未切，告誡未詳又何以使臣工共知朕心？相率而遵道，遵路以繼治平之政績，是以內外臣工皆令其具摺奏事，以廣諮諏......

朕之訓諭，每摺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見，未敢言其必當。然而教人為善，戒人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訓以正德厚生之要，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功，往復周詳，連篇累牘，其大指不過如是，亦既殫竭苦心矣......

從中可窺見密摺制度是如何一回事。

設立軍機處

清朝入關前，國家大事須由議政王大臣會議 (皇太極確立，參加會議者多是滿洲親貴) 決定。入關後，清朝仿明制設內閣大學士。

康熙帝設南書房，在翰林院官員中「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負責起草詔令，這其實已意圖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把權力收回自己手中。

雍正帝即位，因對西北用兵，「慮儤值者洩密，始設軍事房，後改軍機處」。軍機處位於乾清門外西側、雍正帝寢宮養心殿旁，專選內閣中謹慎細密者入值，以處理緊急軍務 (故趙翼曰：「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由於擺脫正式官僚體系的壅滯、繁瑣，有助皇帝貫徹自己的意志，軍機處慢慢由臨時軍事機構，轉變成凌駕於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的政治機構。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由皇帝指定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充任，稱「大軍機」。軍機大臣中又設首席軍機大臣 (或稱領班軍機大臣)，由親王或大學士擔任。早期軍機大臣有：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軍機大臣須每天值班，等候皇帝隨時召見。

另設軍機章京，稱「小軍機」，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官員充任，負責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

軍機處的具體職能如下：

1. 負責皇帝諭旨的撰擬和處理官員上報之奏摺文書；

2. 辦理皇帝交議的大政，提出意見，奏報皇帝裁奪；

3. 審擬皇帝特交的重大案件；

4. 參與對重要官員的任免和考核；

5. 考查行軍之山川、道里與兵馬錢糧；

6. 奉皇帝旨意，以「欽差」身分，出京到地方查辦事件。

軍機處也可用傳寄諭旨的方式對各地各部官員發佈指令。

不過，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原官兼職，既無品級，也無俸祿。工作一律由皇帝臨時委派，他們只是承旨辦事，所謂「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事實上，軍機處更似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專門執行皇帝的政策，決策權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上。有謂軍機處令君主集權走向鼎峰，是很對的。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就曾經不客氣地說：

太監也罷，軍機大臣也罷，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算不得朝廷的大臣......軍機處不過是皇帝御用的秘書。

雍正帝規定，諸大臣陳奏，平常事務使用奏疏，經由通政司遞上，交內閣擬旨處理；重要事情使用奏摺，經奏事處遞上，交軍機處擬旨，皇帝親自閱覽，硃筆批示處理。從此內閣權力向軍機處轉移，一切機密大政歸軍機處辦理。

乾隆帝時，一度罷軍機處，未幾恢復。歷嘉慶、道光，至咸豐，恭親王奕訢擔任領班軍機大臣。因與慈禧太后有矛盾，被肅清，軍機處成為慈禧太后大權獨攬的工具。宣統三年 (1911 年)，實行「責任內閣制」，軍機處被撤銷。

[主要參考資料]

1. 趙爾巽等，《清史稿》。

2. 趙翼，《檐曝雜記》。

恰克圖條約

自《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俄國利用其所帶來的和平時期，積極發展對華商業貿易，從清朝取得大量金、銀、錦緞、棉布等。清朝對與俄國的貿易卻不感興趣，規定俄商三年一次來華貿易，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到京後必須住在俄羅斯商館，限八十日回國。後來俄商人數雖獲准增至二百二十人，俄國意圖擴大在華貿易的訴求始終未被答應。清朝更多關注邊界及國家安全問題，尤其是俄國曾支持蒙古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及策妄阿拉布坦反叛。

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年)，清朝因俄國遲遲未解決蒙古人私逃問題，決定中斷兩國貿易。受制於各種內部因素，兩國關係未有惡化，反而互相作出讓步。雍正二年 (1724 年)，俄國沙皇葉卡捷琳娜一世派出使團赴中國談判。他們從聖彼得堡出發，雍正四年 (1726 年) 抵達中國，清朝派隆科多前往迎接。使團停留北京六個月，雍正帝派圖理琛 (撰有《異域志》，記敘喀爾喀蒙古、西伯利亞等地的所見所聞。康熙五十一年，即 1712 年出使土爾扈特部，與其首領阿玉奇汗會面，建立友好關係) 等人與之會談，就各項基本問題達成初步共識。俄方的立場有四：

1. 與中國締結商約；

2. 與中國劃分邊界，應以俄方繪製的西伯利亞地圖為依據，俄國不能放棄貝加爾區、烏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東部《尼布楚條約》已劃定額爾古納河為邊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國在額爾齊斯河上建築一個城市作為據點。此外，不應把礦區、具戰略價值的要地讓給中國；

3. 將私逃者及非法逃離中國的人送返；

4. 要求東正教傳教士在北京有居住權。

雍正五年 (1727 年)，雙方簽訂《布連斯奇界約》。《布連斯奇界約》具體劃分出中俄邊界，為雙方進一步達成有關政治、經濟、宗教等諸方面的協議提供了基礎。次年 (1728 年)，中俄在恰克圖河附近簽署《恰克圖條約》。《恰克圖條約》共十一條，今選其重要者羅列如下：

i. 自議定之日起，兩國各自嚴管所屬之人；

ii. 嗣後逃犯，兩國皆不容隱，必須嚴行查拿，交付邊吏；

iii. 允准俄國在恰克圖開設貿易；

iv. 不超過二百人之俄國商隊允准每三年前往北京一次，免出入口關稅；

v. 在京俄館，嗣後僅止來京俄人居住，俄館蓋建廟宇，俄國教士及學子可以居住；

vi. 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圖一路行走，如有緊要事，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因恰克圖道路遙遠而抄道行走者，邊界之汗王等、俄國之頭人等，彼此諮明，各自治罪；

vii. 兩國嗣後於所屬之人，如有逃走者，於拿獲地方，即行正法。如有持械越境殺人、行竊者，亦照此正法。如無文據而持械越境，雖未殺人、行竊，亦酌量治罪。軍人逃走或攜主人之物逃走者，於拿獲地方，中國之人，斬；俄國之人，絞；其物仍給原主。如越境偷竊駝隻、牲畜者，一經拿獲，交該頭人治罪；其罪初犯者，估其所盜之物價值，罰取十倍，再犯者，罰取二十倍，三次犯者，斬。凡邊界附近打獵，因圖便宜，在他人之處偷打，除將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均照俄使所議。

《恰克圖條約》是中俄兩國處於平等狀態下簽訂的。清朝獲得俄方送還逃人的許諾，以及確定了兩國邊界。俄國則取得在北京和恰克圖的自由貿易權利。《條約》給雙方帶來長時期的安定，促進彼此商業、宗教、文化、教育的交流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