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那的「五路證明」

聖多瑪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常和聖奧古斯丁並稱，後者代表了教父哲學，前者代表了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跟聖奧古斯丁受柏拉圖影響不同，阿奎那哲學是對亞里士多德學說的發揮。

這裡有一段故事需要交代。

公元 800 - 900 年間 (中國正處於中晚唐時代。西羅馬帝國亡於公元 476 年，東羅馬帝國亡於 1453 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 (即黑衣大食，由伊斯蘭教穆斯林建立的王朝) 的首都巴格達，進行了一場有組織、大規模的搜集整理和翻譯研究古希臘哲學科學著作的運動。當中，亞里士多德多部著作被譯成阿拉伯文保存下來。

而早在伍麥葉王朝 (阿拔斯王朝之前)，阿拉伯人已攻入西歐的伊比利亞半島，消滅西哥德王國，控制西班牙。經阿拉伯哲學家詮釋過的亞里士多德著作，藉西班牙回流西歐，天主教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 便是以發掘亞氏形上學中的神學成份為要務。阿奎那是道明會的修士。

阿奎那最為人熟知的事，是他對上帝存在作出「五路證明」：

i. 原動不動者論證 (The Argument of the Unmoved Mover)

從潛能到實現需要外物推動，一物被另一物推動，另一物又被另一物推動，如此類推。我們無法設想一個無限序列的推動鏈條，所以必須存在一個自身不被推動而能夠推動別物的推動者，這個原動不動者就是上帝。

ii. 第一因論證 (The Argument of the First Cause)

一物要被產生，需要一個比自己先在的外物為原因，而另一物又需要另一個比自己先在的外物為原因。我們不能設想一個無限序列的原因鏈條，所以必須設定一個第一因。不以他物為生起原因，卻能作為他物生起的根本原因，此第一因就是上帝。

iii. 偶然性論證 (The Argument from Contingency)

日常生活中，許多事物都是剎那生滅，剎那生滅即屬偶然存在。然而，世界是永恆存在的，總有事物在生生不息，此處我們似乎要設定一個必然存在，以此必然存在保證世界的必然存在，該必然存在就是上帝。

iv. 程度論證 (The Argument from Degree)

我們常說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好，一個東西比另一個東西善。比較得以可能，源於有一最高程度的好，最高程度的善存在。這一至好至善的標準，就是上帝。

v. 目的論論證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事物的發展總在趨向某個目的，如種子生長的目的是趨向變成花朵。不過，事物雖有不同的發展目的，卻能共同配合，構成一個和諧的秩序。這個和諧的秩序必然是出於上帝巧妙的安排，故上帝存在。

潛能、實現、原動不動者、第一因、目的論，通通是亞里士多德的概念。阿奎那以它們論證上帝存在，正是將哲學當作神學的婢女，把知解理性隸屬於宗教信仰。

阿奎那是意大利人，撰有《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書中詳細闡述他的神學系統。

他說：「凡是在理智中的，無不先在感性之中。」明顯把理智置於次一級地位，跟亞氏「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迥異。

聖奧古斯丁思想要義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是教父哲學的代表人物。

聖奧古斯丁在北非出生，少年時曾學習修辭學，才華洋溢。19 歲受西塞羅 (Cicero) 作品影響，相信摩尼教善惡二元論，不久放棄摩尼教改信新柏拉圖主義。

步入 30 歲，聖奧古斯丁開始跟米蘭主教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並與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和小他十八歲的少女訂婚。兩年後，他對生命有了悔悟。聖奧古斯丁卒之在 33 歲克服心中猶豫，決心入教，旋即回到非洲過修道生活，42 歲任北非希坡 (Hippo) 主教，75 歲離世。

聖奧古斯丁撰有《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西羅馬帝國毀於蠻族哥德人的入侵，有人把羅馬帝國的衰退歸咎於基督徒，聖奧古斯丁不敢苟同。書中強調，羅馬帝國的衰退源自道德的衰退，基督教反而有助道德的提升。

聖奧古斯丁又指出，基督徒不應以任一「地上之城」(包括羅馬帝國) 為最終歸宿，而應以「上帝之城」為歸宿。前者由自私的愛維繫，後者由對上帝的愛、人與人之間的無私的愛綰合。只有「上帝之城」才是人的靈魂所嚮往及可以永垂不朽。

另外，聖奧古斯丁對原罪問題亦作出回答。

何解全善、全能、全知的上帝會讓亞當、厄娃被蛇誘騙，吃下禁果 (推擴言之，即上帝為何容許人類言行違反其旨意)？聖奧古斯丁回應：因上帝要給予亞當、厄娃 (即人類) 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其價值足夠抵銷亞當、厄娃 (即人類) 犯罪所造成的惡果。

進一步追問，自由意志為什麼可貴？聖奧古斯丁說：「若人是善的，而且除非他先願意行善，就不能行善，他就應當有自由意志，缺此他就不能行善。我們不得因罪惡藉自由意志而發生，便假定說，上帝給了人自由意志，是為了叫他犯罪。人缺少自由意志，就不能過正直的生活，這就是神給人自由意志的充分理由。」(《論自由意志》)

簡單講，人具有自由意志，才可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做一個真正的人 (選擇依上帝旨意而行成為有道德的人)，在上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故此，自由意志是異常可貴的。

要讓亞當、厄娃 (即人類) 有自由意志，就要同時讓他們有犯錯的機會，「惡」(evil) 的存在因此得以被解釋。

先在決定論 (Pre-destination，又譯預定論)　也是聖奧古斯丁提出。

聖奧古斯丁認為，因為原罪，人性是完全敗壞的，沒有主動為善、自我救贖的能力，必須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無條件的揀選」(上帝在創世前，根據自己的旨意揀選了一部分人得救。此揀選是無條件的，不是基於人的善行，也非基於對人的信心的預見) 某些人得救，而「遺棄」其餘的人為自己的罪甚至人類的原罪受苦受難。被揀選的人最終會進入天國，被遺棄的人則會下地獄。

先在決定論後來成為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的主要信念。

從成德之教的立場看，聖奧古斯丁的先在決定論已違背平等原則，對踐行基督教義者投下一陰影 (有機會畢生踐行教義而下地獄收場)，這並非一件好事。

其強調自由意志之可貴做得對，但他堅信人不能主動為善、自我救贖，必須依靠他力，容易令人喪失自信而陷入迷信 (甚至盲信) 外在的超越者。自律道德無從談起！

事實上，人有自由意志，此意志固然能下墮以違反上帝旨意，其未嘗不可上升以再次跟從上帝的步伐。上升的契機即為：對過去意志下墮所生起的種種惡言惡行，有一根本的愧疚感，再而有一根本的懺悔意識。此懺悔意識的萌發，即是自我救贖，即是主動為善之動力源。罪之消除，不應靠上帝，靠基督，而應靠此懺悔意識。

基督文化對人性陰暗面有深刻認識，這遠勝希臘、羅馬。可是，它開出完全信仰上帝才有可能淨化罪孽的路，這變相以神壓倒人，「神權至上」取代「以人為本」。

希臘文化講究理性，理性為人所有，故人是最尊貴的。到了基督文化，人有原罪，待上帝選中救贖，「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尊貴的倒是上帝而不是人。於此而觀，實屬一種倒退。

羅馬帝國衰退有許多原因，歸咎基督徒 / 道德淪喪都不一定正確。不過，從文化角度，羅馬帝國是羅馬人自然生命力發皇的產物，基督教令羅馬人有「上帝之城」做退路，有機會從殘酷現實抽離，它或多或少令帝國柔化，不復凶狠。

英日雙方在城門附近的部署

12 月 8 日傍晚，由第 230 聯隊組成的右翼隊改為「右攻圍部隊」，向油柑頭、白沙橋山、大帽山一線推進，準備進攻醉酒灣防線左翼。第 228 聯隊抵達深圳，組成「左攻圍部隊」，向草山、九肚山推進，進攻防線中央。原為左翼隊的第 229 聯隊組成「左側支隊」，準備橫渡沙田海，從馬鞍山進攻防線右翼。

「右攻圍部隊」佔領錦田後，逐步迫近大帽山，翌日從川龍一帶進入大帽山以南，威脅醉酒灣防線左翼。

與此同時，第 228 聯隊越過深圳河後急行軍南下，苦於道路橋樑盡數被英軍所毀，部隊行進速度緩慢，不時出現脫隊。第 228 聯隊長土井定七大佐把部隊交由第 3 大隊長西山遼少佐指揮，自己親率一支小隊 (聯隊本部成員組成) 登上草山及針山偵察。未幾，土井發現英軍陣地。

英軍方面，蘇格蘭營嚴陣以待，城門水塘以南的 A 連、上葵涌的 B 連、下葵涌的 C 連終日準備應付日軍來襲，並派出偵察兵查探日軍動向，呼叫炮擊阻擋日軍前進。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准將在 9 日上午下令拉吉普營 D 連前往堵塞防線從孖指徑至走私坳山脊的缺口，該部劃歸防線中央的旁遮普營指揮。

城門碉堡由蘇格蘭營第 8 排及 A 連連部駐守，水塘西側菠蘿山及西北 104、105、106 號防區由第 7 排駐守，水塘西南方靠近上葵涌一帶由第 9 排駐守。A 連連長鍾斯 (Cyril Jones) 亦在水塘西側小徑佈下雷區。特種部隊「Z 部隊」則於鉛礦坳西側山坡上設立基地。

城門碉堡原本是一個排級防區，只能容納一排兵力。觀測站內有 15 張吊床，連同各機槍堡內 6 張吊床，碉堡實際只能容納 39 名士兵。當時駐守碉堡的蘇格蘭營 A 連第 8 排，連同 A 連連部、炮兵、觀測組官兵，剛好共有 3 名軍官及 39 名士兵。

英軍在 12 月 9 日上午發現土井偵察隊於針山山頂附近有「少量活動」，但因土井偵察隊人數不多，加上第 230 聯隊在西北面逐步迫近，故此英軍未有進一步行動。下午，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進入鉛礦坳，英軍開火阻擊。A 連派出偵察兵前赴搜索，適逢水塘一帶開始下雨，周圍被大霧籠罩，英軍未能察覺第 228 聯隊正開赴草山一帶。

鉛礦坳以西的「Z 部隊」有成員在濃霧中目擊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接近該處並被炮火擊中，卻未有即時通報。當晚，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在城門碉堡外圍施以突襲。

土井定七在針山上偵察，發現 303 高地 (一座位於孖指徑東南的無名高地) 可作為第 228 聯隊進攻防線時的橋頭堡。不過，城門河兩岸均為斷崖，根本無法通過，反而越過城門水塘主壩，先佔領位於其南面的 255、341 高地，然後再沿孖指徑向 303 高地挺進更為容易。

2 時，土井偵察隊與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會合，晚上土井下令向第 255 高地發動進攻。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戴耀廷玩忽「港獨」，「唯公投論」政治智障

戴耀廷不甘寂寞，連續發表多篇有關「港獨」的文章。細看其內容，卑之無甚高論。據他的講法，文章是要測試香港的言論自由。這是一種「挑機」、戲謔的姿態，並非真正有意深化「港獨」論述。尤其甚者，戴氏玩忽「港獨」的心態最近化為建議「港獨」公投的言論，「反對者肯定多過支持，經過公投，『港獨』聲音會馬上收聲」，玩忽倒成了打著「港獨」旗幟反「港獨」，做建制派 B 隊了。

戴氏未必有心禁制「港獨」，做建制派 B 隊，但他過份盲信公投，則是事實。

早在「雨傘革命」時，他就和雙學打算搞廣場公投，要求佔領人士就「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的報告，必須包括特區政府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 831 決定」和「處理政改爭議的多方平台，必須確立 2016 年的立法會產生辦法要廢除功能組別及 2017 年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要有公民提名」進行表態。後因「投票過於倉卒、商討不足」，加上技術上難以執行，被迫取消，他甚至要和雙學一同向佔領人士致歉。

公投是一種民意表達方式，它本身是中性的，猶如雙面刃。當全港市民都具有公民意識，知道要盡公民責任，基本生活獲保障而可充分運用理性分析社會議題時，公投固然無問題。可是，現在香港市民普遍不知公民責任為何物，基本生活保障更是無法談得上，天天為口奔馳，他們還理會什麼「港獨」不「港獨」？勉強搭嘴講一兩句，「中國人搞咩野『港獨』吖」，這些都是由細到大潛移默化的慣性反應，並非理性思考的結果，不能作準。此一情況下，搞「港獨」公投根本不合適，勉強為之，客觀效果必然就是消滅「港獨」，哪怕這未必是戴氏的初衷。

主張公投的人其實都有一政治取態，公投是一種手段、方式，以獲取民意支持，證成該政治取態。而要人民用選票支持你的政治取態，不斷將你的理念宣揚開去，把道理講明白，「教化」選民，是必須的。僅寡頭的高舉公投，公投隨時得出與你的政治取態相反的結果，屆時你是否輸打贏要？

觀乎戴氏及支持戴氏的政黨政客的立場，他們普遍不認同中共極權統治，在中共眼裡，即是搞「港獨」。他們理應深化民間對「港獨」的認識、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待時機成熟，方主張公投。一味主張公投，一味主張自決，都是沒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深耕細作」，好讓日後能動員大量群眾用選票表態支持「港獨」。

不過，如前文所言，戴氏一直抱持「挑機」、戲謔的心態談「港獨」，「試下姐，駛死咩？」這類人注定不會切實落地做事，只知指指點點，意見多多 (這是象牙塔學者的通病)。

設想戴氏的建議成為事實，公投結果大比數反「港獨」，「港獨」支持者氣餒消散，中共及其傀儡未必相信「港獨」真的消除，基於某些原因，他們仍會自製「港獨」稻草人，說香港有「港獨」，公投結果不可信。反之，公投結果大比數支持「港獨」，中共及其傀儡更有理由加強對香港的箝制，此對香港也不是一件好事。

「唯公投論」本身就是政治智障的表現。戴氏「玩玩下」的心態，尤其令他無法看清「唯公投論」可以帶來嚴重的政治惡果。很不幸，政治惡果是要全體市民一同承受的。一個政治智障而置人民於險地的人，有什麼資格做香港社運的領袖！

普羅丁與新柏拉圖主義

基督教的興盛催生「教父哲學」(Patristic Philosophy)，在談「教父哲學」前，先講講其先導思想 - 新柏拉圖主義 (Neo-Platonism)。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普羅丁 (Plotinus)。

普羅丁在埃及出生，青年時於亞歷山大港求學，公元 243 年才轉到羅馬定居。

他的思想最重要是「太一」(遙承巴門尼德的「一」和「存有」)。「太一」自身完滿具足，由於其完滿程度超過一定限度，水杯盛載之水過多，水必會溢出，「太一」於是流溢出精神、靈魂、物質 (即整個宇宙，羅素說：「普羅提諾的形而上學是從一種神聖的三位一體，即太一、精神與靈魂，而開始的。但這三者並不是平等的，像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中的三者那樣；太一是至高無上的，其次是精神，最後是靈魂」)。世界成為從最高的「太一」到最低的萬物的井然有序的等級系列。

他又認為，「太一」是至高的善，是超越的、無限的，感官和理智無法對之認識，其只能夠被靜思。

精神世界不佔時空間，完美永恆而和諧，是可以用理智理解的世界，相當於柏拉圖講的理型世界，所有真的、美的都包含在其中。

靈魂是精神世界求實現其自身，所產生的某種東西。它兼具兩方面：趨向觀念，趨向感官世界 (因而懷有慾望)。

物質是靈魂創造出來的，其本身無形式、性質、權能，它是絕對的貧乏，是邪惡的基質，離「太一」最遠。

靈魂要擺脫惡，必須與「太一」結合。普羅丁有時稱「太一」為「上帝」。透過禁慾 (擺脫身外之物、名利、地位和財富等束縛)，靈魂能體驗「上帝」的神聖之光，受其照耀，獲得寧靜，不陷溺於物質，後世稱此為「光照理論」。

有人說：「普羅丁生得再晚一點，只需改動幾個字句，就是一個基督徒了」、「(新) 柏拉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有機結構的一個主要部分，沒有別的哲學能夠與基督教神學合作而不發生摩擦」，由此可見普羅丁確是「教父哲學」的先驅。

雖然，從哲學的層面看，普羅丁並沒有比柏拉圖高明。

柏氏嚴格區分理型世界和經驗世界為形上形下異質的兩層，兩者如何貫通未曾清晰交代，為其理論一大致命傷。

普羅丁的「流溢說」看似講出理型世界和經驗世界相互貫通。可是，以水滿瀉溢出為比喻，然則經驗世界與理型世界與「太一」為同質乎？假如是這樣，形上形下的異質從何說起？抑或是把形上形下看成同質的分別？還有，「溢出」具體如何可能？水滿瀉溢出不過是一 metaphor。

「教父哲學」由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us) 開其端，他深受新柏拉圖主義影響，相信世界的自然秩序往往是上帝旨意的顯現。

「教父哲學」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的初始階段，「經院哲學」的代表人物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比較受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啟發。

[主要參考資料]

1. 羅素，《西方哲學史》。

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

耶穌復活後，十二門徒接受其訓示 (即大使命)，開始到世界各地傳教。十二門徒在耶路撒冷奠定教會的雛型，時值猶太教當道，迫害基督徒，這為福音向外弘揚提供一契機。加上保羅 (他自稱是一位「外邦人的使徒」，並非耶穌在世時的弟子，也非由教會選出) 三次宣教旅程，基督教卒之傳至整個地中海世界 (包括馬其頓)，小亞細亞有安提阿教會的建立。

公元 31 年 (一說 33 年) 至 100 年，乃基督教會發展的初期階段，使徒一個接一個盡道而死。到了「使徒時代」結束，基督教會的勢力竟擴展至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最初對基督教予以寬容，但傳至第五任君主尼祿 (Nero)，羅馬城發生大火，尼祿乘機誣陷基督徒為放火元兇，對教徒施以迫害。保羅、伯多祿於其在位期間被處決，他又曾在後花園燃燒基督徒。尼祿是首位壓迫基督教的暴君，自此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備受打擊。

基督教被羅馬帝國皇帝重新接納，始於伽列里烏斯 (Galerius) 在公元 311 年發佈結束戴克里先 (Diocletian) 迫害基督教的詔書。未幾，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繼位，他對基督教的篤信，致使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帝國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政府歸還先前沒收的教會財產。尤其甚者，新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擁有大量基督教建築，處處是教堂，卻無異教的神廟。君士坦丁據說還在臨終前受洗。

君士坦丁大力支持基督教，為基督教日後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創先河。公元 380 年，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帝國東部皇帝) 與格拉提安 (Flavius Gratianus，帝國西部皇帝) 共同宣佈三位一體的基督教為正統，以此作為羅馬帝國國教。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後，所能影響的範圍，逐漸擴及帝國全境，包括：巴勒斯坦、敍利亞、波斯、意大利、西西里、高盧、埃及、北非、比利時、荷蘭、不列顛等地。

不過，公元 476 年，哥德人 (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為匈人所迫，越過多瑙河，滅亡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堡苟延殘喘。歷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 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曾下一著名論斷：「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是因為基督教的興起」。

基督教將一切喜樂置於「天上的國」，強調「地上的國」是醜陋骯髒，充滿痛苦，此容易令人忽略蠻族入侵及國家防衛。吉朋之說有一定道理。

然而，羅馬帝國衰亡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不斷征戰令農民須繳交重稅，農民負擔不起，國庫於是空虛)，基督教興起不是唯一因素。

羅馬文化造成的精神世界之空虛、枯竭，在基督文化裡得到滋潤。基督教能夠橫掃歐洲，除了政治人物推動，也有意識形態之補偏救弊。

教會後來發展到有嚴密的組織，聖職人員的排序為：教宗 → 樞機 → 總主教 → 主教 → 助理主教 → 輔理主教 → 神父 → 執事。

原罪論的貢獻與局限

原罪的提出是基督教對西方文化一大貢獻，相關故事來自聖經《舊約》中的《創世紀》。

且說原祖父母 - 亞當與厄娃 (夏娃) 在伊甸園居住。有一天，厄娃受「蛇」哄誘，偷吃了知善惡樹所結的禁果。她又將禁果交給亞當食用。二人吃了禁果後，開始害怕被對方看見自己赤身露體，開始感到害羞。上帝早前曾吩咐二人不可吃知善惡樹所結的禁果。當祂發現二人違規，大為忿怒，將二人逐出伊甸園。

所謂原罪，是指亞當與厄娃錯用上帝給予的最寶貴的自由意志，違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此一罪性將一代傳一代，永無終止。人自出生那一刻起就帶著罪，罪從何來？原祖父母。要去除原罪，唯有信靠上帝派來人間為人類作救贖之獨生子耶穌，即成為一虔誠之基督徒。

希臘文化不講人有罪，人有理性認知能力，足以自信。羅馬文化也不講人有罪，人天生有一澎湃的自然生命氣質，頑強的生存意志，豐富的情感，足以挺立。只有基督文化劈頭就指人有罪。這個罪，與其說是承襲自原祖父母，不如說是植根於人性。人之所以為人，在基督教義裡，並非由仁心 / 理性決定，乃是由人有自由意志決定。人有自由意志，意味著有可能違反上帝旨意，即有原罪。

原罪的提出之所以對西方文化有益，因 (a) 希臘文化對知性的強調，容易造成「意底牢結」、「觀念障」、自以為是，竟致不能自拔。(b) 羅馬文化對自然生命氣質的推崇，容易使人衝動，不能作反省。原罪的提出，可令人退後一步反省自身言行，檢視其對錯，以修正觀念見解，並學會謙虛謹慎。

不過，寡頭的信仰一外在超越的神，未必保證人真能少些錯用自由意志。信並不足夠，此處需要工夫實踐。只有信而無工夫實踐，弄不好的話，隨時以上帝之名行壞事、惡事而不以為恥。另外，乾枯的牢記聖經文字，容易造成形式主義，閉固保守而不知變通。

中國哲學中，朱子也講人性有氣稟物欲之雜，也講一超越外在的天理，也講讀書窮理。不過，有別於基督教，朱子還講「主一持敬」、「涵養省察」，還講「性即理」(天理內在於人身而為人之性)。篤信一外在超越者即篤信自己，「主一持敬」、「涵養省察」、讀書窮理俱為工夫實踐，以去除氣稟物欲之雜。此明顯比基督教單講篤信、單讀聖經更嚴密，更易令人行道德。

今人常以「偷食禁果」喻稱男女間發生婚前性行為。由亞當、厄娃吃下禁果即有對對方的裸體在意的意識，此未嘗不是男女之別的開始。有男女之別的意識，自然會有異性之間相互吸引，性行為於是不能避免。將「偷食禁果」喻稱男女間發生婚前 (不被允許的) 性行為是可以的。

亞當、厄娃被逐之餘，上帝還對二人及蛇作出下列懲罰：

i. 蛇 - 受到咒詛，從此要用肚子行走及終生喫土。其後裔要與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牠的頭，而牠則要傷她們的腳跟。

ii. 厄娃 - 懷胎的苦楚加增，生產時要受苦楚，要戀慕丈夫，及被丈夫管轄。

iii. 亞當 - 要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他歸了土。從此需終身勞苦才能從田地裏得到食物，而地會長出荊棘和蒺藜。

這其實更似是對以色列人現存狀態提供一神話的解釋。

以色列人傾向男尊女卑。男的必須透過耕作營生，但土地有欠肥沃。女性生產也明顯艱辛。要對種種加以解釋，使其變得合理，本來可以採取科學方法，但因以色列人不如希臘人強調理性開發，僅把一切訴諸於上帝，用上帝解釋一切。神話的解釋於是開出，科學解釋則付之闕如。這亦是民族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