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邑之謀」中向軍臣單于告密的尉史，是很特別的官職，根據李迎春對漢簡的分析，他說：
「尉史」一職由於職廝祿薄而不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在出土文獻中，主要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西北漢簡和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概括來説，張家山漢簡和尹灣漢簡所見「尉史」主要是地方行政系統之吏員，而西北漢簡之「尉史」則主要屬於邊郡軍事系統，這一情況與傳世文獻中對「尉史」的記載一致。《史記．韓長孺列傳》……其中「尉史」居於雁門郡武州塞之烽燧中，以「行徼」為職責，顯然屬於邊郡軍事系統。(＜漢代的尉史＞)
關於尉史直屬於都尉，為都尉之吏，李氏不敢苟同：
但軍事系統之「尉史」是直接統屬於都尉，還是候官、司馬、千人等與縣同級單位之吏，卻有爭論。勞榦曾有「尉史蓋即都尉之吏」的論斷，但其對這一觀點并未予以證明……已清楚彰示在邊郡軍事系統中其應屬於縣級單位如候官、司馬而非直屬於都尉……「令史」和「尉史」既可以作為地方行政系統中縣邑侯國的屬吏，也可以作為邊郡軍事系統候官的屬吏…… (前引文)
雁門郡武州尉史作為基層軍官，竟對三十萬漢軍埋伏馬邑的計劃瞭如指掌，主要因為：
1. 龐大的人馬、戰車、糧草在邊境集結，根本無法對長年駐守當地的基層邊防官兵隱瞞。
2. 為了防止不知情的邊防士兵提前與匈奴交火，漢軍高層勢必向基層軍官下達「原地待命、不可擅自燃放烽火、不可阻擊匈奴」的命令。
3. 漢軍將馬邑一帶的百姓全部撤走，只留下滿山牛羊無人看管，這正是決戰前夕的「堅壁清野」。
軍臣單于馬上撤軍，漢軍來不及應對，無功而還，是因為：
a. 單于率領十萬騎兵南下，在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武州塞，就得知真相而下令全軍原地掉頭北撤。匈奴大軍從頭到尾沒有進入漢軍的偵察範圍，漢軍自然無法迅速反應。
b. 匈奴騎兵機動性強，當單于果斷從武州塞撤兵，埋伏在馬邑的韓安國主力也需要過幾天才收到相關情報，畢竟訊息傳播需要依靠馬匹，存在時間差。派人到武州塞視察，匈奴早已完成戰略撤退，遠在代郡的王恢更是無能為力。
c. 按照原定計劃，韓安國等人率主力部隊正面伏擊匈奴單于於馬邑，王恢率三萬人側翼迂迴到代郡，抄後路襲擊匈奴的輜重部隊，地域距離阻隔令王恢在面對戰局突變時，成了最後一個知情人。
「馬邑之謀」失敗，王恢未有率領部隊襲擊匈奴輜重部隊，被朝廷追究責任，依法當斬。《史記．韓長孺列傳》：
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據此，漢武帝殺王恢，可能是受到以韓安國為首的士大夫陣營的施壓。
「馬邑之謀」令邊郡武將集團受到打擊。可是，漢武帝同時明白舊官僚集團的窒礙，他因此大舉起用衛青、霍去病、桑弘羊等沒背景卻完全聽命的「少壯派」和「天子近臣」。
關於漢武帝在馬邑之役曾領兵親征，說法來自邢義田，＜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一則武帝血氣正盛，元光二年不過二十四歲，患得患失之心必較高祖為甚。二則自平城之敗，漢室子孫引為奇恥大辱，必報之而後快。文帝嘗欲親征，阻於群臣、太后 (《漢書．文帝紀》十四年)。武帝即位，亦以雪恥為志職。元光二年，自率將軍五，師三十萬，伏馬邑，一無所獲，大覺難堪。其難堪於責王恢之言可以概見……恢固以死代罪，安國亦被護諸將之名，頂武帝率師之責。武帝不甘失敗，自元光末至元狩四年，幾年年出師，大敗匈奴。元封元年，且勒兵十八萬，出長城，登單于臺，親向單于挑戰；太初四年，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 其少年氣盛，必欲復仇之心，昭然若揭。則其當年嘗親赴馬邑，實甚可能。
易言之，《新序》謂武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或非虛言，《史》、《漢》失載，非不明事實，蓋有以諱之也。
不過，筆者比較認同勞榦的回應：
《新序》所說只是一個「孤證」。在《史記》和《漢書》中，找不到一點漢武帝「親征」的消息出來。《史記》是一部在作者生前不準備公開的書，對漢高帝平城之圍，一點也不諱飾，對武帝迷信及心理不正常在封禪書中描寫的十分露骨，也毫不掩飾。至於馬邑之役，只是單于逃走，漢兵並未挫敗，比平城之役輕鬆的多，似乎《史記》無諱飾的必要。而況《漢書》成於東漢，東漢皇室乃長沙定王之後，並非孝武子孫，更不必為此事諱莫如深。如其劉向不加諱飾，班固更不必諱飾。我想《漢書》為史書，史筆必需謹嚴，《新序》為子書，作子書者不必那樣嚴格。(＜勞貞一先生書＞，收錄於邢義田前引文)
邢氏的假設固然大膽創新，別出心裁，亦有《新序》作文本根據。惟《新序》屬子書，用字有欠嚴謹，不適合作為史料。復次，《新序》只有一條提及武帝領兵，《史記》、《漢書》俱未記載，謂《史》《漢》二書隱瞞，此乃邢氏猜測，未必屬實。加上史書用字謹嚴，實無棄班馬二史而採劉向《新序》記載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