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 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雍正四年 (1726 年) 劾河南總督田文鏡，被反告與謝濟世、蔡珽結黨營私，身繫獄中，後為朝廷所赦。
著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等書，力圖調和朱陸異同，學宗陸象山
(象山亦為江西人)。錢穆稱其為「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穆堂早年對經濟、文章感興趣。
弟於此道十四五歲，即有志焉。資薄質輕，乍起旋仆。因念小子有小德出入之云，遂略去疏節，止守大綱。全用力於經濟、文章。(＜答徐編修晝堂書＞，《穆堂初稿》)
受陸象山教人「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影響，「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此不再「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
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陸子學譜序＞，《穆堂初稿》)
他著重躬行實踐，主張聖人之道在人倫之中。離開人倫，即無道可言，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教莫古於唐、虞，使其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所以明人倫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處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道外之教。(＜陸子學譜序＞，《穆堂初稿》)
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行乃不迷。……則二氏之徒，未嘗不妄引天而謬談性。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烏足以正道之名，以定學者之趨向哉？南宋以後諸儒，與二氏辯者，誤解本天、本性之說，終日言性、言心、言命，論愈多而聽欲熒。惟實指五倫為道，然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無所置其喙。此＜中庸＞之功之所以為大，而道之所以明也。(＜中庸明道論＞，《穆堂初稿》)
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學之名與實也。(＜來復堂集序＞，《穆堂初稿》)
故陸子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真得聖賢為學之法者。蓋皆因事而後有工夫也。(＜書《朱子語類》後＞，《穆堂初稿》)
反對終日空談心性，「懸空考索」，沉迷於抽象的哲學討論，只會妨礙人躬行。
義理與氣質為定名，心與性為虛位。……雖然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而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心體無善惡說＞，《穆堂初稿》)
凡欲知「道」者，直須躬行而後心得。若止懸空考索，終無定見。不過望塔說相輪而已。(＜心體無善惡說＞，《穆堂初稿》)
另外，「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為窮理格物」、「親書冊而勤討論」、「求之書冊，求之講論」皆非孔孟之學，孔孟之學旨在發明人固有之良心。
《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能則謂之學，此學之所由名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親書冊而勤討論也。(＜原學＞，《穆堂初稿》)
＜學記＞稱「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 並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烏有學為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原學＞，《穆堂初稿》)
豈有捨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為外爍之事之學者哉？(＜原學＞，《穆堂初稿》)
受當時經史考證學風影響，穆堂常藉文獻歷史之考訂、書本文字之考索闡發陸王義理。以下是一些例子：
且道就行處言，不獨人道，即天道亦然。……蓋道即路也，北方人稱路皆曰道， 故天道、人道，皆就行處言。(＜配義與道解＞，《穆堂初稿》)
道猶路也。凡道，就所行者言。(＜中庸明道論＞，《穆堂初稿》)
＜大學＞自孔氏以來，漢註唐疏，守而弗失。列在學官，刻之碑版，未有言其缺失者。至明道程子始更張之。伊川程子又更張之。至朱子因伊川之次，有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於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盡失其舊，身心與聞見分用。先求所以知＜大學＞之道，而無暇求所以行＜大學＞之道者。蓋＜大學＞至朱子而變古，非＜大學＞至朱子而復古也。(＜大學攷＞，《穆堂初稿》)
錢穆認為：
清儒爭朱陸者，則大率書本文字之考索為主，此則穆堂、白田自為其同，而與朱陸轉為異。(前引書)
可是，筆者覺得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的講法較恰當：
穆堂雖然試圖從文獻考訂上闡發陸王，但在格物窮理與反求諸己等相關議題上，穆堂仍嚴守陸王思想的分際，並未走失陸王宗旨。
穆堂篤信「心即理」，見下列兩條：
學訓效，其義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為本義......(＜原學＞，《穆堂初稿》)
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原學＞，《穆堂初稿》)
穆堂根據《論語》原文，指「學文」是「行有餘力」才做的事。「日以讀書講論為致知之事」、「尋章摘句」、「齗齗於片言半語之間，終身聚訟」，只會令「萬物不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皆由外爍我也」、「此心茫然無所歸宿，卒不暇顧」。
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雖惡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孔子教弟子，必餘力， 然後學文。其語子貢，自以為非多學而識。……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亦惟以人倫日用實踐躬行為主。其行之而有餘力，然後玩心經籍以為退息之居學，庶乎其可。而或者鰓鰓然教人以咿唔佔畢，日以讀書講論為致知之事，謂入聖者，必由於此。是謂萬物不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皆由外爍我也。尋章摘句，如治絲而棼之。老師宿儒，齗齗於片言半語之間，終身聚訟，而此心茫然無所歸宿，卒不暇顧。(＜古訓考＞，《穆堂別稿》)
又明代朱子學者每好辯理氣二分抑或合一，看在穆堂眼裡，撇開道德實踐而寡頭地去辯理氣，根本無意思，純屬「無益之空言」。
足下所必欲置辨者，不過謂能視聽言動者，是氣，不是性耳。此則確遵朱子理氣決是二物之說。然明代從祀諸儒，皆謂理氣合一。而近日之講學者，復有取焉。足下其更思之。要之以此為辨，亦無益之空言也。(＜答雷庶常閱《傳習錄》問目＞，《穆堂初稿》)
關於朱陸異同，穆堂這麼看陸象山之學：
吾鄉為理學奧區。自宋以來，周子四官於江西，最後愛廬山，遂家焉，以濂名其溪。二程子受周子之學於南安，明道，又盧陵婿也。朱子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學者多興起。而象山陸子，奮乎金谿，兄弟互相師友，以躬行心得為學，以閒議論為戒。流風所披，至今江西學者，敦踐履，闇然自修，未嘗齗齗於章句口耳，號召徒眾，以樹講學之虛名。(＜大學士高安朱公壽詩序＞，《穆堂初稿》)
他因此不贊成朱子視陸學為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曾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平生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捲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為頓悟之說，明矣。至於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也。」(＜發明本心說＞，《穆堂初稿》)
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寓目， 而道聽途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 則知取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發明本心說＞，《穆堂初稿》)
即使象山喜講「心即理」，也不就是禪：
整菴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堯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也。其言雖出於古文《尚書》， 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為正學，而明心為禪學，則朱子釋明德為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心性說＞，《穆堂初稿》)
反而，天下之理無可窮盡，朱子之「格物」注定無法完成，聖人之境也注定無法達至。
舍本末之物，棄先後之知，而別求吾心於知天下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物果可窮乎？必物理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而後可以知至，將終身無物格知至之時，及終身無意誠之日矣。(＜大學攷＞，《穆堂初稿》)
人情之叵測，物理之無窮，不止銀色之參雜，病症之變化。及其至也，聖人固有所不知，而不徧物。世豈有窮至天下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之人哉？(＜書《王學質疑》後＞，《穆堂初稿》)
穆堂以為，把讀書講論、知解理性氾濫誤解成孔孟之教，始於漢代儒者。
豈漢時崇信經典，儒者遂專以讀書為希聖之業，因傅會殘經，託於蝌蚪古文，不知聖賢為學，雖不廢書，實不專在書。(＜古訓考＞，《穆堂別稿》)
漢經師置祿養人，因以利祿治經，而隋唐以還，進士明經諸科，士人以治經為進身之階，而儒學遂為求富貴之具，學之名失，學之實益衰。其高者不過區區講論於訓詁章句，於身心無與。(＜來復堂集序＞，《穆堂初稿》)
盛極於南宋。
自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不行，而鰓鰓然患其行之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然自以為講學。吾不知所講者何學也。(＜原學＞，《穆堂初稿》)
自朱子撰＜格物補傳＞，
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為格物......於是古人為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為玩物喪志。齗齗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原學＞，《穆堂初稿》)
夫即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原學＞，《穆堂初稿》)
換言之，朱子乃孔孟的大罪人，令孔孟遺教蕩然無存。
退一步，就算陸王心學有缺失，
且學術之傳，有得有失。雖聖如孔子，不能保後世所傳之無失。……子弓之後為荀卿。荀卿之後為李斯，乃有焚書之禍，亦豈足以上累孔子也哉？然則欲知致良知之學者，勿惑於俗儒之論而不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立教之師，亦可以曉然而無疑，奮然而從事矣。(＜致良知說下＞，《穆堂初稿》)
最後，穆堂講究經世致用：
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蓋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蹟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書程山遺書後＞，《穆堂初稿》)
朱子釋孔子賢於堯舜，亦就事功言之，則知矯語仁義而長貧賤者，未可以薄唐虞之治蹟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而世俗無知小人，謬附講學者，輒以空言詆之。不知此輩何所用於天地間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溺於嗜慾之人也哉？(＜書程山遺書後＞，《穆堂初稿》)
然平心而論，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為鄉先達諱也。(＜心性說＞，《穆堂初稿》)
錢穆有以下一段評語，分判出穆堂之學非屬事功學派：
蓋陸王之學，既以躬行實踐為主，而躬行實踐，必歸鵠於功業濟世，乃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足以證其踐行之圓滿而庶幾於無憾。此與從事章句訓詁，即於文字講論爭是非者絕不同。故穆堂盛推陽明，以其功業之發見，徵學說之虛實，此正陸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詣，絕非陷溺功利，偏心雜霸，空為此畔援之勢論也。(前引書)
李穆堂汲汲於批判朱子，高舉陸王，竊以為是對在朝以程朱顯貴的理學名臣看不過眼。熊賜履＜答楊同年收學書＞：
文成之學術，雜乎禪者也；文成之事功，純乎霸者也。唯其禪也故霸，唯其霸也故禪，二者一以貫之也。
文成即王陽明。理學名臣受清朝皇帝寵信，斥陸王心學為禪，重事功近霸道。穆堂力圖駁斥之，這等於衝擊清朝官方意識形態。
相比中共一律要求學者以馬列主義講歷史、講哲學，清朝至少未有迫逼李穆堂認錯、接受思想改造，從這一方面看，清朝的思想自由較中共治下為大。
穆堂以知性闡發陸王良知教，也隱約有牟宗三經驗認知心、超驗道德本心兩層的分設，與「良知坎陷」有若干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