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交困，習總勢危

繼「無界新聞」後，「明鏡網」亦刊登署名「171 名忠誠的中國共產黨員，來自黨政軍群等各個機關部門」的「倒習信」，列出習近平五大罪狀：「公然違反黨章，縱容、支持個人崇拜」、「破壞法治實施個人獨裁」、「不顧國內民生大肆外援」、「擅自決定軍隊改革」、「跨境綁架香港書商」，並呼籲 8000 多萬黨員一人一票選舉總書記、黨中央、黨代表。

「倒習」呼聲不絕，相信與習近平反腐進入最後階段有密切關係。上海坊間流傳江澤民的兩個兒子江綿恆、江綿康已被內部控制。「明鏡網」屬「江派」網站，「倒習信」再次出現，更似是刻意的捏造抹黑，非真有其事。

不過，話說回來，習近平目前的處境，確實危機四伏，步步驚心。

以央視春晚為例。有消息指今年春晚之所以變成政治教育，源於製作團隊中彭麗媛的妹妹彭麗娟充當營運總監。儘管消息後來被證實為誤會，網民仍然痛斥「習近平、彭麗媛夫婦仗權謀私，把親妹妹塞入央視」。有趣的是，央視竟未替習近平夫婦作出半點澄清，而主管央視的，正是劉雲山一手安插的中宣部副部長蔣建國。

適逢「無界新聞」執行總裁歐陽洪亮為蔣的親信、「無界新聞」由蔣特批給新疆網信辦主辦，中宣部意圖動搖習的統治，彰彰明甚。有見及此，習近平才提出「媒體姓黨」，以示警告。

可惜口頭警告始終難以收效，致使武警軍官暗殺彭麗媛、「李克強取代習近平」等接踵而至。台灣學者董立文說得好：「明年的十九大可見真章」。倘若屆時新「政治局常委」有更多非「習派」人馬，這將意味著習徹底失勢，中共變天。

對內被政敵步步進逼，對外還需要面對金正恩「用核武風暴將中國粉碎吧」的號召、美國特朗普「日本應該建立核軍備，以抗衡中國」的建議。2012 年習近平甫上台，《南華早報》曾刊登文章稱許他為「中興領袖」。四年過去，筆者看不到任何中興氣象，卻越來越同意余杰在新書《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的斷言：習近平「不是中興之主，乃是亡國之君」。

為奪「筆桿子」，賠上了自由

《南方都市報》資深編輯余少鐳日前以「無法跟著你們 (指中共) 姓」、「跪這麼長時間膝蓋實在受不了」為由，憤然離職。該報為自由派的大本營，加上「魂歸大海」事件後一直遭受整肅，余的離職多少是習近平高度管制輿論、打壓自由派的證明。

何以習近平時刻強調「媒體姓黨」？這與劉雲山、劉奇葆等「江派」人馬利用中宣部圖謀不軌有關。

由「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等肉麻歌曲出台，到圍攻任志強、「無界新聞」倒習信、新華社報導有「中國最後領導人」字眼，無一不牽涉中宣部。帶來的客觀效果是：人民逐漸對習反感。港、台傳媒甚至論斷第二次「文革」已然重臨。此無異於損害習的管治威信。習出身紅二代，以「中共家當的唯一承傳者」自居。其不容許任何人動搖自己的管治，置中共於死地。故此，冒著生命危險，習仍然堅持「媒體姓黨」(據傳彭麗媛於「兩會」前曾經險遭暗殺)。

「媒體姓黨」意味著批評意見不能公開發表，僅能「向世界傳播中國好聲音、好故事」。自由派崇尚言論多元，其必然對此表示反對。習唯有狠下心腸，對他們予以整肅、打壓。

問題是：上述情況一旦持續，大陸僅餘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將被徹底摧毀。旅美作家余杰有以下觀察：「昨日在交通大學演講，居然碰到陸生密集式提問反駁，有陸生居然背誦習近平講話，我對他說，說你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不要背別人的話......」，這是不容忽視的一大警號！

「筆桿子」固然重要，但密爾 (J. S. Mill) 曾經說過：「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 (思想和言論) 自由」，犧牲後者來換取前者，中國只會不斷倒退。

中共回天乏術，港獨漸成氣候

李波被「移交」返港不過一日，就宣稱要和家人回鄉祭祖，並帶兒子到大陸治療自閉症。撇開自閉症能否被治療不談，僅從他說「內地的執法機關很文明、很有規範，完全依法辦案，各項權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看到了祖國的富裕強大，作為中國人感到很自豪」、「我認為『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與之前抗拒中共的形象判若兩人，港人實在不能不繼續存疑，心生厭離。

誠然，習近平安排李波在港露面，旨在釋除大眾疑慮，平息民憤。可是，客觀效果似乎超出習的預期：港人倍添惶恐，對中共更加不信任。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於台灣。洪秀柱當選國民黨主席，習近平搶先致電祝賀，滿以為能做到「拉一派，打一派」，聯結藍營對抗小英。殊不知藍營今天弄得風雨飄搖，全因以往與中共過從甚密。習的祝賀變相是藍營的催命符，台獨意識不減反增。

離心一旦產生，縱使不斷宣揚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我是中國人」，依舊無濟於事。故此，范徐麗泰等人創辦的「勵進教育中心」注定失敗，梁紀昌被年青網民圍攻亦是理所當然。

而觀乎新成立的香港民族黨有「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確立香港公民的定義」兩大黨綱，年青一代看來不會再走回頭路，向中共卑躬屈膝乞求民主，為中華大地千百年來的苦痛災難號哭悲鳴。胡適說：「民主自由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來的！」，他們就是矢志不做奴才，要「堂堂地做個人」(宋儒陸象山語)。

重組立法局

1883 年 4 月，寶雲向英國殖民地部建議重組立法局，增加官守、非官守議員數目。

開埠初期香港立法局沿革

立法局最初稱為定例局。1843 年 8 月，局內三名議員分別是：莊士敦、摩理臣 (又譯馬儒翰)、威廉‧堅。

佘義認為，當時定例局有三大特色：

(1) 議員全屬政府官員 (儘管莊士敦理論上是商人、摩理臣是傳教士)；

(2) 議員全屬文官 (威廉‧堅及港督砵甸乍除外)；

(3) 其所立的法不只適用於香港島居民，更適用於通商口岸所有英國商民。

1844 年，德己立少將 (Sir George Charles D'Aguilar) 獲委任香港副總督。他同時得到立法局議席，代表軍方發聲。未幾，首席大法官曉吾、律政司 (Attorney General) 士他令抵港，亦被給予立法局議席。1846 年，威廉‧堅繼卜魯斯 (卜於摩理臣死後接任輔政司) 出任輔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1850 年，有見英商與港府矛盾日益尖銳，加上地區事務繁雜，第三任港督文咸建議增設非官守議員，由大衛‧渣甸、約瑟‧艾德格擔任。官方、非官方議員的人數比例為 5：2。

1852 年，莊士敦離職。自此，立法局所立的法不再適用於通商口岸 (莊士敦是華商貿易副專員，故立法局過往所立的法適用於通商口岸)。兩年後，威廉‧堅升任副總督，軍方在立法局的代表被取消。

寶靈上任後，希望擴大立法局規模，主張官守、非官守議員各增三人。另外，他提議五名非官守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礙於國務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不允許，寶靈只能爭取增加兩名官守議員 (一名當然議員，由庫務司出任，庫務司即今天的財政司司長。一名委任議員，由總裁判司出任，總裁判司即今天的警務處處長)、一名非官守議員。

隨著核數總長 (Auditor-General) 的設立，立法局多添一個議席，時為 1858 年 12 月。1859 年，威廉‧堅退休。1866 年，總裁判司的議席被測量總監 (Surveyor-General，又譯總測量官) 的取代。兩年後，核數總長的議席被取消。翌年，首席大法官的議席由政府以外的獨立人士臨時擔任。官方、非官方議員的人數比例首次是 4：4。

可惜軒尼詩上任後，給予總登記官 (Registrar General) 立法局議席，非官方議員僅餘下兩人，反對呼聲於是出現。

寶雲的重組方案

由於測量總監、總登記官是以非官守議員的身份出席立法局會議，寶雲到任後，去信殖民地大臣德比伯爵 (Frederick Arthur Stanley, Earl of Derby)，指出有關現象極為「異常」，批評這樣做「是騙不了人的小伎倆」，只會「激怒了社會上所有人」，應予終止。

他隨後提出「駐港英軍司令、總登記官、測量總監應該算作立法局的官守議員」、「增加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後者的選拔，可「依照在錫蘭實施的做法......兩名應該按照香港商會的建議人選予以委任，一名應該按照太平紳士的建議人選予以委任......另一位非官守議員應該從華人中委任」。何以香港商會、太平紳士的建議人選可信？他解釋：「(這兩個公共團體) 足以代表社會上有智慧、有教養及有財富的人」。

然而，殖民地部並未完全採納其建議，只同意將官守議員由五人增加至七人 (包括總登記官和測量總監)、非官守議員由四人增加至五人。五名非官守議員由香港商會和太平紳士各推舉出一席，華人社會保有一席，任期為六年。

結語

1884 年 2 月 28 日，新組成的立法局舉行第一次會議。黃勝接替伍廷芳，成為立法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

立法局重組後，逐漸擺脫行政機關支配，發揮著監察政府的功能。華人亦正式有一渠道向港府表達自己的訴求。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強世功，《香港政制發展資料彙編 (一)》。

紐西蘭拒換國旗，值得香港人借鏡

儘管花費了二千六百萬紐幣設計新國旗，56.6% 紐西蘭人仍然選擇沿用以「米」字藍船旗 (Blue Ensign) 為背景的舊國旗。他們對英殖歷史的尊重和珍視，值得香港人反思。

紐西蘭過往曾經爆發抗英戰爭，1845 - 72 年的「毛利人 (Māori) 戰爭」便是其中例子。歷經百多年，紐西蘭人不但未有痛恨前殖民宗主，而且視英殖為對自身民族的鍛煉、培育。「沒有英國，就沒有紐西蘭」，正是因為這個強烈的歷史意識、道德責任感，任憑總理約翰‧基伊 (John Key) 如何花言巧語，紐西蘭人都不為所動，用選票堅決表態，卒之造就今日公投結果。

香港過去也發生「新界六日戰」、「六七暴動」等抗英事件。不過，和紐西蘭人不同，港人始終無法釋懷。加上中英談判期間誤會英國「出賣」自己、「香港被英國管治，是一段淒怨的、受盡屈辱的滄桑史」乘機襲來，港人於 97 前未有透過大型群眾運動爭取維持現狀，97 後只知數說傀儡政府和前殖民宗主不是。

其實，二戰結束後，英國是什麼境況，大家一清二楚。四個字足以概括 - 日落黃昏。香港七八十年代光景，是古老帝國之餘暉。挾此與剛好發跡的無賴談判，先天後天俱無優勢，自然落得被中共牽着鼻子走。故意「出賣」港人？更似是迫於無奈！

又英國不願意給予全港持 BNO 人士「居英權」，主要考慮到大批港人湧入，將加重本土負擔。況且，純粹以 BNO 為「逃生門」者不知凡幾。經歷過近年中共大量殖入新移民，港人沒有理由不明白倫敦政府的憂慮。

至於持「非我族類」的立場批判英治歷史、反對爭取英國介入香港建國，斥之為縱容「異族統治」者，他們多少不明白「異族統治」不一定不好。

中國歷史上「異族統治」之所以令百姓受苦，原因是以下兩個條件同時存在：(1) 管治族群的人口遠少於被管治族群的人口；(2) 管治族群的文化水平遠低於被管治族群。因為 (1)，所以恐怕生命受損；因為 (2)，所以自我形象低落。為保生命安全及管治合法性，遂採取欺壓、歧視、清洗文化等手段。有元一代，清朝初年，莫不如此。可是，「五胡十六國」的前燕，則因慕容氏入主中原前已有一定文化水平，「異族統治」並未帶來壞影響，反而刺激文化昌盛。錢穆《國史大綱》把他們的統治稱為「胡漢合作」。

回到香港，自從設立華民政務司、實施「官學生計劃」以來，英國對港管治，何嘗不是一次「華洋合作」？今時今日，港人普遍粗通英語，英人亦有鉆研中國古典者。他朝英國在「支爆」後臨時接管香港、協助香港邁向獨立，「華洋合作」只會進一步鞏固，卻必定不會變質成不公平、高壓的「異族統治」。

當然，「伊斯蘭國」肆虐、脫離「歐盟」等問題已令英國無意干涉遠東事務，但港人難道不懂以英國和 97 前的香港為藍本自建新國嗎？堅持穿著西裝、時刻鍛煉自己英語水平、維持國際視野和生活品味、享受自由戀愛、感激歷任港督對香港的貢獻、正面肯定英治時代、爭取實現民主......屆時香港將變成另一個英國，一個充滿本地風味的英國。

紐西蘭於 1907 年踏上獨立自主之路，迄今仍以「米」字藍船旗為榮。作為事頭婆「皇冠上一粒珍貴的珠寶」，香港能不高舉香港旗嗎？「洋奴」也罷，「黃皮白心」也罷，反正不做「蝗蟲」就可以。

梁特時日已無多，「國立」被禁不簡單

689 行將就木的訊息越來越明顯。恒基主席李兆基被問及會否支持 689 連任，李婉轉回答：「不知梁振英屆時怕不怕辛苦，或者不選也說不定」。按道理，689 好鬥成性，焉會不去參選？唯一足以令 689 不選的原因是：中央已堅決表態不再起用他。

與此同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表示，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開出「可信、有民望、有能力」三大條件。他認為「財爺」曾俊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皆是合資格的人選。看法與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不謀而合。范曾於商台訪問中提到，葉劉淑儀很勤力，對不同事情都有見地，曾俊華則是很稱職的財政司司長。

既然 689 命不久矣，其爪牙、羽翼難免會誠惶誠恐，頻頻失言。先有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逆民意挺梁：「如果認為你是共產黨的就繼續搞事，找個民主傾向的，國家關注分離主義，你去包容，可能出現更大的問題」，再有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發表「我好唔順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等偉論。無他，樹倒猢猻散，邵、吳不過是擔心自己的權位和利益無法繼續保持罷了。在未來的日子裡，可以預見，曾偉雄、陳茂波等人的下場必定更加「精彩」。

又 689 為習近平所不容，在大陸「反貪」步入白熱化之下，張德江不能不與 689 切割。「兩會」期間，張德江將「魚蛋革命」的真正起因歸結為「經濟問題」，說：「香港首要是發展經濟，不應該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除了是緊跟習近平為事件降溫的主旋律之外，還象徵著某種程度的倒戈相向：譴責 689 不懂經濟，只知用政治鬥爭轉移視線，導致香港撕裂內耗。故此，689 在 3 月 21 日的論壇將引發官民衝突的責任推卸給習近平：「在落實 (十三五規劃) 的過程中，香港內部可能出現一些情緒上的牴觸及政治上的干預」，3 月 22 日進一步將責任推卸給「香港一部分泛政治化的人」。汲汲於擺脫指控，並非為連任爭取機會，而是在希望徹底落空下豁出去，向張的倒戈發難。

事實上，由「雨革」出動全副武裝到 2015 年連串劣政，一切俱來得不自然，似是中共故意放棄對香港施行有效管治。適值大陸網媒「無界新聞」刊出《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有「在處理港澳台問題上，沒有遵從鄧小平同志英明的『一國兩制』構想，進退失據，從而導致......香港獨立勢力抬頭」，而「無界新聞」與劉雲山、張德江等人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689 過去所做種種，未嘗不是配合著張德江等人的謀劃。現在張德江竟然因習近平逐漸掌握大權，把香港問題一律歸咎 689，自己置身事外，689 感覺被出賣，心裡有氣，遂大肆發難，不惜攻擊習近平 (689 質疑「一帶一路」在香港得不到充分了解及推廣，改變以往一面倒追捧的作風，可視為和習反目之風向標)。

導致香港分離主義熾熱，乃「反黨」大罪，689 獨自承受不起，需要有人陪葬。張德江打算「從良」，689 偏不讓其得逞，借助沒有獨立意志的劉江華向康文署施壓，禁止劇團場刊出現「國立」二字，從而刺激香港親台人士反感、台灣對中共離心。無事生非乎？不然，是同歸於盡。試想習近平強硬要求張德江為香港矛盾降溫，「國立」二字被禁旋即出現，傷害港、台與中共的關係，習會有什麼感受？坊間評論普遍鞭撻港共作政治審查，此乃隔靴搔癢，無關宏旨。

評論員盧峯有這樣的觀察：「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算是個口舌便給、反應敏捷、詞鋒犀利的政治人物......但在今次康文署逼劇團刪除成員台灣母校名稱『國立』兩字的事件中，劉江華在宣讀一份顧左右而言他的聲明後連回答問題的勇氣也沒有，只能落荒而逃」(＜逼刪「國立」的愚蠢與無恥＞)。劉江華反應怪異，正好揭示逼刪「國立」二字非出自他個人意願。

四年前 689 起用剛在立會選舉失敗的劉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四年後 689 利用劉作最後反撲，賠上劉的政治生命。689 之於劉，真可謂「成也 689，敗也 689」。

誤入歧途的「大陸新儒家」

「大陸新儒家」學者陳明日前在《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文章 (＜儒家回歸還需在現代實踐中重構＞)，提到「當下，儒家思想或傳統文化整體無疑處在一種回歸和復興階段」。他認為，「僅從個人需求層次提升來理解儒學的復興或回歸多少有失膚淺」，「儒家文化主要的作用是在公共領域，針對國家建構、國族建構，比如制度的價值奠基、國民的認同維持等」。故此，「宋以來的由朱子所建立的那個『四書學』儒學圖景」必須被揚棄，代之以「提倡家風家訓和鄉規民約」。

陳氏之言明顯針對「港台新儒家」。後者自熊十力、梁漱溟開山以來，歷經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一直強調「儒家作為內聖之學」。儘管孔孟不乏對政治有所主張，儒家的核心關懷始終是「成就自己的人格」，用陸象山的話，即是「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今陳氏竟然輕視《論》、《孟》、《大學》、《中庸》，轉為著重外爍於我的家訓、鄉約，在「港台新儒家」眼中，這只會衍生「家長主義」(paternalism)、「形式主義」，成全他律道德，窒礙人實現道德自主。

尤其嚴重的是，人依據道德自主以外的意欲去遵守家訓、鄉約，其心念很容易夾雜好名、自私。一旦從政，物以類聚，形成黨派，無私正直者必被斥逐殆盡，屆時國家管治境況堪虞。

南宋初年，朱子有見王安石「心術不正」引致「熙寧變法」失敗、新舊兩黨傾軋，於是特意標舉《四書》，以令未來為政者修心養性，避免歷史重演。此並非純粹「基於個體的人格養成方案」，而更接近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所言：「轉向『內聖』主要是為『外王』的實現作準備的……『外王』首先必須建立在『內聖』的基礎之上」。

陳氏企圖跳過成德理論，直接將儒家政治理念化為種種制度，一蹴而就的嘗試注定失敗。提倡「新康有為主義」，日後很大機會為獨裁者添上「聖君」外衣，人民則受盡束縛、改造，徹底喪失自由。換言之，接納「諸多現代價值，比如自由人權的價值」云云，永遠是空話。

峯村健司《站上十三億人的頂端：習近平掌權之路》指出，習近平最熟讀《荀子》。觀乎荀子兩位弟子 – 韓非和李斯俱走上法家，「中國夢」是好夢還是惡夢，相信大家一清二楚。

批判「港獨」，毫無裨益

《文匯報》昨日 (21-03-2016) 發表題為＜「香港不能獨」是中華民族的堅強意志＞的社評，從歷史文化、民族、法理三方面論證香港「不應該獨立」、「不能夠獨立」：

(1) 歷史文化 - 兩千多年前，香港就列入中國版圖。之後，香港一直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裡不斷發展，即使是十九世紀中葉被英國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行侵佔，但香港的主權仍然屬於中國，香港與中國的聯繫因而從未斷絕。絕大多數港人亦認同自己根在內地，屬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傳承者。

(2) 民族 - 中華民族向來有保疆守土、維護統一的歷史傳統，此乃世代中國人的神聖使命。故此，任何挑戰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主張皆不被容許。

(3) 法理 - 中共《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另外，《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將用各種手段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港獨」注定不能成功。

這些觀點看似有理，實則充滿破綻，站不住腳。

先談 (1)。

誠然，香港很早被併入中國版圖，但不要忘記，每次歸併，俱為中原王朝對嶺南地區施行血腥的暴力統一的結果，非出自嶺南人民心甘情願。秦始皇派遣屠睢率領 50 萬大軍南下，百越族人一度負隅頑抗，弒殺屠睢以示不屈。漢高祖統一天下，派遣陸賈出使乘秦末戰亂自立的南越國，遊說其君主趙佗歸順漢室，卻遭到拒絕。嶺南地區能重新成為中國一部份，主要依賴漢武帝對南越國用兵。

由於列入中國版圖是迫不得已，嶺南人民一直抗拒被中原人士同化。又「戰敗者」身份令他們備受中原王朝排擠、打壓，無法進入統治階層，試問香港怎會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裡不斷發展？

「1841 年後的香港被英國強行侵佔，其主權仍屬於中國」的講法更加荒謬。首先，割讓香港島、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予英國，是得到當時清政府首肯的。既然清政府同意，何來「強行侵佔」？一個家境貧窮的小孩同意將原子筆送給富家子來換取一頓飯，難道富家子就「強行侵佔」了貧窮小孩的原子筆？其次，退一步，即使 1841 年後的香港主權屬於中國，它也應該是屬於中華民國，焉會變了 1949 年建國的中共？

至於港人思念大陸故鄉、自視為炎黃子孫云云，此或可證成「當下香港不宜爭取獨立」，但無助否定《學苑》訴求。＜香港青年時代宣言＞說得很清楚，獨立建國乃 2047 後的事，屆時香港人「將成為香港『天然獨』，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反對港共靠攏中共，支持香港應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不會陷入困擾我們成長的雙重身份 (案：指香港人、中國人兩個身份) 矛盾」。時移勢易，「港獨」為何不可？

再談 (2)。

若然「保疆守土、維護統一」純粹在歷史時空上持續發生而成為傳統，這不代表它在未來應該繼續保存。寡婦守節不嫁、閨秀自幼纏足......這些不是在歷史時空上持續發生而一度成為傳統嗎？何以我們現在不復重提？理由很簡單：這些傳統無法表現出對人，特別是女性的尊重 (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尊重)。換言之，決定一個歷史傳統應否被保存，前提是：它究竟有沒有表現出對人的尊重 (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尊重)。

同樣道理，中國人過去不斷「保疆守土、維護統一」，換來的竟是連場廝殺、仇恨、鬥爭 (秦滅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的死傷數字，可以為證)。我們今天有必要為著保存一個醜陋不堪的傳統而放棄獨立自主麼？

況且，中共祖師毛澤東曾經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挑戰國府辛苦建立的統一局面。要鞭撻「港獨」，請先向毛抽刀。

關於 (3)，現行憲法對「港獨」構成種種窒礙，正好為「修改《基本法》」、無底線抗爭注入更多動力。一旦全民參與修憲、中共經濟崩潰，「港獨」未嘗沒有機會實現。

練乙錚在＜港陸關係惡化聲中，獨立建國能否雙贏＞指出，「港獨」將為中共帶來若干好處，包括：令大陸的「國家安全」更有保證、習近平更容易反貪等。與其一味喝倒采，不如仔細考慮怎樣借助「一國兩制」的外殼令「港獨」走上台前。

寶雲抵港

1883 年 3 月，寶雲 (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1821 年 11 月 2 日 - 1899 年 2 月 21 日，又譯作鮑恩、包文) 抵港履新，成為香港第九任總督。

寶雲在愛爾蘭的多尼戈爾郡 (County Donegal) 出生，父親是一名牧師。年少時，他就讀「查特豪斯公學」(Charterhouse School)，繼而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Oxford) 主修古典學，1844 年取得一級榮譽文學士。三年後，寶雲獲得文學碩士，旋即擔任希臘科孚島 (Corfu) 愛奧尼亞大學 (Ionian University) 校長，歷時四年。

人文學科的薰陶和訓練，令寶雲文筆出眾，尤其善寫散文、遊記、政論、傳記。1854 年，他在愛奧尼亞群島政府出任布政司 (chief secretary)，期間與當地貴族之女迪亞曼蒂納 (The Contessa Diamantina di Roma) 結婚。1859 年，寶雲成為剛從新南威爾斯州 (New South Wale) 獨立出來的昆士蘭的首任總督 (Governor of Queensland)。

寶雲對昆士蘭的發展發揮著重要貢獻，這主要得力於其「左右手」輔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赫伯特 (Robert Herbert，後來出任昆士蘭首屆總理) 盡心協助。寶雲一方面積極進行勘探、開發工程，一方面於當地成立義勇軍 (volunteer force)。1866 年金融危機爆發，他一度因縱容紙幣過量印行而變得不受歡迎。可是，整體來說，寶雲始終深受人民擁戴。他因此延長逗留昆士蘭兩年。

離開昆士蘭後，寶雲接任新西蘭總督 (Governor of New Zealand)。適值新西蘭原住民毛利人 (Māori) 發動武裝起義對抗英國管治，寶雲遂率領殖民地政府解決和毛利人的紛爭，見證「新西蘭土地戰爭」(New Zealand Wars) 結束。他還在任內頒發「新西蘭十字勳章」(New Zealand Cross) 給戰爭中陣亡英兵，且批准馬卡姆上將 (Admiral Sir Albert Hastings Markham) 的軍旗設計。

1873 年 3 月，寶雲轉任維多利亞總督 (Governor of Victoria)。有見於殖民地承受巨大財政壓力，他下令節省開支。1875 年 1 月，殖民地陷入政治僵局。事緣寶雲返英時，代總督斯托爾 (Sir William Stawell) 濫用暫得權力，致使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即上議院，議員由總督任命或小範圍內選舉產生) 與立法院 (Legislative Assembly，即下議院，由全民直選產生，較具廣泛代表性) 發生尖銳對立，窒礙正常運作。在徵詢殖民地部意見後，寶雲決定採納總理貝里 (Graham Berry) 的建議，將整批公務員解僱，僵局才徹底化解。

1880 年 12 月，寶雲出任毛里裘斯 (Mauritius) 總督。三年後，他被派駐香港。

寶雲在澳洲種種經歷，令他對華人的態度較軒尼詩強硬，高馬可有以下一段記述，可以為證：

軒尼詩最終得償所願，殖民地部在 1880 年廢除打烙印和鞭笞 (雖然接替軒尼詩的寶雲［George Bowen］贊成對囚犯施以笞刑，小至十二歲或只犯輕微罪行的人照樣要受此皮肉之苦)。

又 1883 年 12 月爆發的中法戰爭，刺激大量華商、華工發動抗議和罷工，以阻止在港英商向法軍提供糧食物資。這將為寶雲帶來一次嚴峻考驗。

順帶一提，寶雲出任港督時已經 61 歲。他撰有《三十年的殖民統治》(Thirty Years of Colonial Government) 一書。今天連接半山區至黃泥涌峽的寶雲道，正是以他命名。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中共改變對港政策，689 連任機會渺茫

「兩會」期間，中共強硬治港的路線似乎有軟化跡象。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強調「不應該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香港問題都有世界普遍性，不是香港特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保證「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一貫的、堅定的」，總理李克強甚至說「我們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香港民眾有智慧，處理香港遇到的各種複雜問題和局面」。路線的調整，反映中共已然痛改前非。而好勇鬥狠的 689 ，勢必成為犧牲品。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北京接受訪問，被問及「魚蛋革命」，她提到：「事事怪責別人，自己不反省其實是很大問題，因為沒反省就沒進步，無論年輕人或我們老人家，無論老百姓，政府官員都好，都有需要這樣 (檢討)。如果用一些很強硬的手段對付他們，我不覺得這樣會令他們明白事理」，這完全和 689「希望社會輿論，尤其是政黨，不要為這些暴力行為、暴力行為背後動機開脫及將暴力行為合理化，更不要為暴亂人士塗脂抹粉」的說法背道而馳。另外，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中央希望緩和與「泛民」的關係，且減少插手香港事務，以釋除港人對「一國兩制」破產的疑慮，此亦與 689 呼籲市民用選票把「泛民」趕出立法會 (所謂 “vote them out”)、《施政報告》一半篇幅談「一帶一路」相違。僅此兩項，689 連任無望，幾乎可以預見。

加上「民建聯」李慧琼毅然辭任行會成員、田北俊和梁家傑打算共同推舉特首候選人、邵善波垂死護主，689 看來大限將至，凶多吉少。

值得注意的是，以溫和手段處理香港事務，向來為港澳辦前主任廖暉所堅持。廖暉曾於 2012 年特首選舉暗中支持唐英年。現在其治港路線被重新肯定，意味著由政商界精英組成的管治集團於未來將會恢復影響力。故此，當年表態挺唐的長和主席李嘉誠，在長和業績記者會上表示「旺角事件，我說從事政治的人物應該再就此重新上一課，究竟何以致之」，與范徐麗泰的言論如出一轍，站在 689 對立面。

習近平過去有否同意強硬治港？我們不得而知。可是，目前他被迫採用「江派」(廖暉乃曾慶紅的心腹，曾慶紅是江澤民親信) 治港手段收拾爛攤子，阻遏「港獨」分離意識蔓延，則非常明顯。

「兩會」反覆重申「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卻不見「習核心」取代「江核心」，內裡未嘗沒有原因。

中共「兩會」，氣氛緊張

由召開到閉幕，「兩會」場內場外充斥著緊張氣氛，耐人尋味。

先有西藏代表團一行 18 人統一戴上胸章挺習，被要求除下。再有「新華社」發表了一篇具「中國最後領導人習近平」字樣的新聞稿。最後，中紀委更打破「盛會不打虎」的慣例，宣佈浙江寧波市長盧子躍、遼寧省人大副主任王陽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

西藏代表團團長陳全國曾明確表態「堅定維護、擁戴、忠誠於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為日益熾烈的個人崇拜風氣推波助瀾。觀乎「核心說」未有在「兩會」出台、西藏代表團被要求除下胸章，習近平似乎有意壓抑這股歪風。據聞習還下令「不要再叫我『習大大』」，可見其意志堅決。

至於「中國最後領導人」無故出現，「新華社」向來受中宣部直接管轄，而主管中宣部的劉奇葆與劉雲山友好，卻不太受習近平指揮。是次事件正好反映習無法全面控制「筆桿子」(宣傳系統)，「黨媒姓黨」純屬空言。

習近平做得比較成功的，要算是「打虎」。盧子躍與斯鑫良過從甚密，斯鑫良一度協助令計劃、郭伯雄家族。王陽與王珉同屬「遼寧幫」(李長春、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等先後盤踞遼寧，培植了大批親信，形成所謂「遼寧幫」)。王珉早於 3 月 4 日已被拉下馬，相信清除王陽是習打擊「遼寧幫」的延續。然而，「打虎」力度越猛，所遭遇的反撲越多，習能否穩坐領導位置，情況看來並不樂觀。

「港獨」訴求，不再忌諱

港大《學苑》新近發表＜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正式將「港獨」這一政治訴求提上議事日程。第 11 節「我們的二零四七」清楚說明有關訴求：

(一) 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

(二) 建立民主政府；

(三) 全民制訂香港憲法。

(一) 顯然不復視「港獨」為一個可能選項，立場較《香港民族論》激進。至於 (三)，亦非在現有《基本法》框架下小修小補，而是「否定《基本法》」、「自行制訂香港的憲法」。簡言之，即是要「推倒重來」。

「港獨」過去鮮有人主張。或許是對「民主中國」有所盼望，或許是對解放軍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即使《基本法》下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純粹是中英雙方博奕的結果，我們仍然逆來順受，沒打算求變，連帶窒礙討論、闡述「港獨」訴求。

不過，隨著中共近年越趨專制獨裁，加上「雨革」期間一連串抗爭令年青人不再畏懼死亡，「港獨」逐漸備受熱議。「學民思潮」黃之鋒起初對「港獨」嗤之以鼻，現在竟信誓旦旦要用十年時間推動「港獨」公投，其想法發生 180 度轉變，關鍵在於：「港獨」已成為一股「浩浩蕩蕩」的政治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可惜黃之鋒等一直未對「港獨」作出細緻論述。向來高呼「香港獨立」的，又著重實際行動而忽略理論建構。今次《學苑》立足於「民族論」爭取香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恰好替「港獨」填補了理論空白，為日後進一步探討鋪平道路。

689 不去了解「天然獨」何以形成，只知舊調重彈，說什麼「亙古以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在 2047 年後不會有所改變」，如斯剛愎自用，政治壽命恐怕快將終結。

年青人，你們來早了

還記得佔領結束後，戴耀廷、陳健民將「雨革」定性為一場「公民覺醒」運動。不幸的是，覺醒者以年青人為主，大部份中、老年人仍然渾噩度日，人云亦云。偶有對港共不滿，亦僅限於口頭譴責，下文則欠奉。與豕為伍，固然委屈；與偽君子同居、共事，更是積憤難平。昨天 (14-03-2016) 墮樓自殺的 20 歲理工大學葉同學，生前曾於面書上貼文：「喺我嘅角度，掟磚相比起開槍真係好和平」、「香港仲有好多人係備受壓迫而你係選擇 ignore (不理會)，咁樣你只係自私，唔係黃絲」。凡此種種，俱是覺醒後孤立無援的吶喊，可視為「雨革」的後遺症。

「雨革」原本並非為了「公民覺醒」，而是旨在爭取廢除人大「八三一」決定、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革命」最終異化成「運動」，所得結果因而有所不同：造就出一群早熟的政治先知。他們既積極爭取公投自決，又不屑枱面上「泛民」和建制之所為。尤有進者，他們怨恨上一代自私自利、未有阻止主權移交進行，卻不時被上一代冠以「廢青」、「唔捱得」、「成日搞事」等惡名。做錯的未意識到自己有錯，沒有做錯的要持續受苦，生命如此荒謬，唯有及早了斷。

尼采《快樂的科學》有一個關於「瘋子」尋找上帝的故事。話說該名「瘋子」在白天手提燈籠，跑到市場上不停呼喊：「我要尋找上帝！」，惹來一陣哄笑。突然，「瘋子」死死盯著嘲諷他的人群，大聲道：「上帝哪兒去了？讓我告訴你們吧！是我們把他殺了！是你和我殺的！咱們大夥兒都是兇手！」。群眾聽罷，默然不語。「瘋子」一邊把燈籠摔在地上，一邊喃喃自語：「我來的太早了，來得不是時候......」。

自尋短見的年青人，不就是尼采口中的「瘋子」嗎？公平、合理、有可見將來的香港，不就是「上帝」嗎？當下「上帝」隱沒不彰，年青人加緊尋覓，反遭受大部份中、老年人批評。縱使不自殺，發瘋也在所難免。

軒尼詩離港

1882 年 3 月 7 日，軒尼詩期滿離港，由杜老誌 (M. S. Tonnochy)、馬師爵士 (又譯馬殊，Sir W. H. Marsh) 先後署任港督。長期對華人的尊重，致使他離港時得不到英商送行，卻有不少華人領袖前來道別，送上禮物和繡匾。軒尼詩後來赴毛里求斯 (Mauritius) 出任總督，是為其殖民地生涯的尾聲。1891 年 10 月 7 日，軒尼詩逝世，享年 57 歲。

對於軒尼詩的評價，持守「殖民史觀」和「愛國史觀」的學者向來有不同看法。安德葛 (G. B. Endacott) 批評，軒尼詩只顧與華人打交道，未能與西方人社群建立和諧關係，而香港在其管治下亦沒有新的土木建設。張連興則說：「輿論稱他是『最沒有民族歧視的港督』」。姑勿論如何，軒尼詩令本地華人地位有所提升，這是無容置疑一大貢獻。至於他為此開罪了既得利益者 (即歐籍人士)，此也是事實。必須兩面兼顧，才能對軒尼詩作出較為公允的評價。

軒尼詩卸任後，下屆港督人選遲遲未被公佈，坊間一度充斥各種謠言。

據佘義分析，港督提名之所以延遲，原因有二：

(1) 當時香港面臨各式各樣的管治危機 (情況如同羅便臣上任前)，需要一個出類拔萃的領袖予以合適處理。可惜出類拔萃的領袖不可多得；

(2) 華人勢力冒起，為歐籍人士帶來不安。雙方勢成水火，一個全新、具活力、能平息紛爭的面孔必須謹慎選擇，否則後患無窮。

歷經 12 個月，出生於愛爾蘭的寶雲爵士 (Sir George Bowen，1821 年 11 月 2 日 - 1899 年 2 月 21 日) 獲委派出任港督一職，謠言遂止。

關於寶雲的生平，將另文撰述。現在對杜老誌、馬師爵士作一簡單介紹。

杜老誌於 1841 年 12 月在孟加拉 (Bengal) 出生，蘇 (格蘭)、印 (度) 混血兒。他是第一批「官學生」，同屆還有史美 (C. C. Smith。來港兩年，1864 年晉升至總登記官，1878 年離港升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退休前任職婆羅洲及砂勞越專員、英國樞密院委員)、迪恩 (W. M. Deane。1867 年出任香港警察首長，1891 年因健康理由辭職)。1862 年，杜老誌離開印度，加入港府，相繼任職布政司、財政司、域多利監獄典獄長等。1882 年初，他在署任港督期間猝逝，享年 42 歲，葬於跑馬地墳場。

馬師爵士則是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1879 - 1887年出任輔政司兼核數總長，曾兩度署任港督。第一次始於 1882 年杜老誌死後，直至 1883 年 3 月寶雲抵港履新。第二次始於 1885 年 12 月，直至 1887 年 4 月，合共 16 個月。

在馬師爵士管治下，香港實行「無為而治」，得到短暫安寧、和平。各個社群被證明有足夠能力料理自身事務，不用第三者協助。香港「自治」傳統進一步鞏固。

今天位於灣仔的杜老誌道、馬師道，便是以杜、馬二人命名。另外，紅磡孖庶街之「孖庶」，乃馬師爵士另一譯名。

礙於歐籍人士不滿，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未有建築物 / 道路以軒尼詩命名。1929 年 6 月通車的「軒尼詩道」，可算是香港第一條紀念軒督的道路，特別具歷史意義。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4.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5.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中國香港，前景黯淡

去年《文匯報》曾以「激進派炮製『本土蝗禍』噬沙田」報導「『捍衛沙田』- 反一簽多行及水貨走私行動」，一年過去，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竟然明目張膽地說：「香港係全中國嘅，所以係唔淨只係 700 萬人擁有，13 億人都有份嘛」，原來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香港，難怪 196 億公帑可以予取予攜，不必過問大多數市民。

又 13 億人都有資格對香港指手劃腳，9 月立會選舉建制派大可安排專車接送廣州、深圳等地的「同胞」南來投下神聖一票。「洗頭艇」班次太少了，要頻密些，最好爭取香港成為「洗頭」之都，自行通過《基本法》23 條。屆時，「一國兩制」順利過渡「一國一制」，真是多麼令人感動啊，因為：任務完成，終於可以移居歐美和家人團聚。

無辜受害的，要算被迫留港生活的新一代。香港淪為中共二線經濟城市，他們卻享受不到任何豐碩成果，連帶失去前人所擁有言論、新聞、出版、免於恐懼的自由。「一帶一路」乃一條不歸路，中共無法解決自身經濟問題，香港股市、樓市、金融、旅遊、酒店等隨時被波及。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對香港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理由是：「內地經濟放緩對香港經濟的負面溢出效應已經浮現」，正好預示我城未來前景之嚴峻。

「財爺」曾俊華認為穆迪評估「完全錯誤」，宣稱「香港與內地聯繫緊密，這不是『中國風險』，而是『中國機會』」，固然護主有功，但此更似是鐵屋子裡昏睡者的囈語。

強行通過撥款，港人勢必報仇

新東補選所掀起「有 / 無底線抗爭」的爭議，被港共用強行通過高鐵追加撥款平息。得到 16 萬票的「公民黨」楊岳橋，只知用「大聲公」表達不滿，卻始終未有踏前一步，動手阻攔表決進行。「泛民」革新？原來革新了也不外如是，真不知含淚投 7 號的人現在作何感想！

「工黨」何秀蘭表示，對不住選民，「泛民」已經盡力。選民並不需要你道歉，而是需要你切實捍衛他們的權益！196 億公帑化為烏有、立會阻擋劣政的圍牆遭自行拆毀，這筆債，不是你一句道歉、「盡左力」可以償還的。即將來臨的 9 月立會選舉，我們必須堅定不移投懂得近身格鬥、搏擊的人一票，趕絕「泛民」及「非暴力」抗爭路線，否則議會光復無望、香港重光無期！

請不要忘記，《基本法》23 條尚未立法，「國教」亦隨時會捲土重來。港共依樣畫葫蘆，「泛民」繼續站立默許，最終受苦的，始終是我們。

其實，早自「雨革」起，我們就與港共展開了殊死戰。79 天佔領結束後，我們一直在挨打。「受夠了！真的受夠了！」，近日有人提出「我們要報仇，而且一個匪諜也不可放過」，這看法完全有理。世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被極權高壓而不作半點反抗，相信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主體文化並不「華夏」

倘若「華夏文化」是香港的主體文化，這個「華夏文化」實在非常不「華夏」。

「華夏」子弟年幼時要熟唸《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年過十五，即開始鑽研《四書》(由南宋大儒朱子所奠立)，先《論語》、《孟子》，後《大學》、《中庸》。所謂「鑽研」，不是尋章摘句拋書包，也不是粗通文義自行發揮，而是要將所學融入自己生命中，時刻加以反省。程頤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序說＞，收於《四書章句集注》)，可以為證。《四書》以外，還要旁通歷朝正史、各家詩詞散文。總之要做到「君子不器」(孔子語)。此之謂華夏傳統學風。

97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學生已沒多少個懂得背誦《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童蒙時期，最有印象是音樂課上老師教唱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和 "My Bonnie"。前者與大英帝國興建橋樑的往事有關，後者則是小王子查理 (Bonnie Prince Charlie) 於卡倫頓戰役 (Battle of Culloden) 吃了敗仗、被流放後，其支持者用作懷念的歌謠。長大以後，讀的不是《四書》，而是＜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差不多先生傳＞、＜孔乙己＞等。「華夏」引以為傲的人間溫情，主要由＜一件小事＞裡的車夫、＜背影＞中的爸爸間接幅射出。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課程規定要涉獵，但也僅限於「泛觀博覽」、鍛鍊「揣量模寫」的技巧，與生命無干。至於歷朝正史，單是《史記》已足夠折磨文科學生了，理、商科學生普遍對歷史不屑一顧。

誠然，港人現在仍會供奉傳統神祗、過農曆新年、回鄉祭祖，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年青一代選擇信仰基督宗教、離港避年、以香港為家鄉。「華夏文化」逐漸褪色，致使 90 後、千禧後無法構想古代中國如何美好，「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之聲因而此起彼落，蔚然成風。

陳雲汲汲於以「華夏文化」為香港主流，更多是替香港本地人打算，使之不會因淪為少數民族而喪失行使自身風俗習慣的權利。然而，這條路注定曲高和寡，不如《民族論》深受新人類歡迎。

「習江之爭」滋長港人分離意識

正當任志強被「圍剿」鬧得沸沸揚揚，習近平直接下令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停止對任進行「文革式批判」。據海外傳媒披露，習對有關部門的做法非常不滿，斥之為「愚蠢透頂」。如此清晰表態，正好反映「江派」的「捧殺」陰謀已為習所知悉，接下來「習江之爭」將會進一步升溫，幾乎可以肯定。

有趣的是，獲習近平一手提拔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天 (09-03-2016) 竟然主動對香港記者說：「最近香港出了點事，所以大家都比較關心、擔心中央的政策會不會變，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一貫的、堅定的。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始終堅持兩條原則。第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也就是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王的講法基本上無異於習去年會見 689 時的發言，所謂「香港出了點事」，表面指「魚蛋革命」，實際卻是指日益熾熱的本土分離意識，始作俑者當然為張德江、張曉明、689 一干人等。

689 引述張德江對「魚蛋革命」的感受時提到「暴徒」、「肯定警隊在處理暴亂事件的表現」，完全旨在激化港人對中共的反感、憎恨。張在與港區人大代表會面時則表示「不應該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香港問題都有世界普遍性，例如青年住居問題，其實不是香港特有，全世界都有」。截然不同的語氣、態度，與其說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不如將之理解成「陽奉陰違」。

習近平地位不穩，尚見於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以「再說吧」回答「是否支持習近平領導？」。羅宇 (羅瑞卿之子) 說得好：「反貪腐，你怎麼反？全黨都腐，無官不貪，你反貪，就是反黨」，「反」必招惹眾怒，「不反」又亡黨亡國，這是習現在所面對、不易解決的兩難。

目前港人對中共壓迫極為反感，黃之鋒等打算推動「港獨」公投，「本民前」梁天琦、黃台仰與美國領事館官員會面，俱為明證。有朝一日，中共因「一帶一路」失敗而經濟崩潰，香港很大機會於美國介入下獨立建國。屆時，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恐怕在香港壽終正寢。

自殺成風，其來有自

香港接二連三發生學生自殺事件，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這不免令人想起以研究自殺聞名的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涂爾幹是法國社會學家。在著作《自殺論》(Suicide) 中，他把自殺分成四類：利己性自殺 (egoistic suicide)、利他性自殺 (altruistic suicide)、失範性自殺 (anomic suicide)、宿命性自殺 (fatalistic suicide)。涂氏指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對社會集體生活的渴望及顧慮，往往有助消弭自殺念頭。故此，信奉天主教的國家的自殺率較信奉基督教的為低，理由是：前者仍然捍衛教會權威，後者則主張個人自行探索基督旨意。他又提到，未婚、家裡缺少兄弟姊妹者，自殺率一般較高。

置於香港的脈絡上，今天不少小學生是獨生子。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是其消閒娛樂。礙於參加興趣班或補習，他們放學後沒有機會到公園遊玩，更遑論暢談卡通片的劇情、哼唱膾炙人口的兒歌。同儕之間，是你死我亡的成績比鬥。父母、子女之間，則是大量家課及相互怨懟。「明明我已晝夜無間想討好老母，夢想中的 Summer 為何還未到，明明我已奮力無間補充喪做，我不玩也為活得好」，聽起來很好笑，卻是實情。

進入中學，文憑試襲來，壓力變本加厲。尤有進者，「過五關，斬六將」，最後竟是換來一份一萬多元的合約工，連自身生活尚且維持不住，拍拖成家當然成為特權階層的專利，想也不敢多想。

如此一個戕賊真情厚意、根絕集體生活的煉獄，爆發自殺潮，在涂爾幹眼中可謂極之正常。反而，未有選擇自殺的，要麼膽怯，要麼是精神失常。

筆者不懂開解尋死的人，更不會譴責尋死的人。他們敢於撇下一切而投奔未知的領域，真是少點勇氣也不行。

不過，對於那些徘徊在「生無可戀」邊緣的人，筆者仍希望勸之以卡謬「西西弗斯的神話」。凡間最聰明的人被懲罰重複推石頭上山而不肯言死，我們何不向他學習，成為荒謬人生的反抗者、叛逆者？

習總地位，岌岌可危

任志強被中央宣傳系統「圍剿」，惹起王岐山不滿。《中國紀檢監察報》發表題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評論文章，借古諷今，一方面批評習近平身邊有不少阿諛奉迎、唯唯諾諾之徒，一方面肯定諫諍者難能可貴。既劍指劉雲山、劉奇葆等人，也間接為任志強撐腰。配合歷史學者章立凡的分析：

中共體制內不同勢力，不排除故意把最高領導人的言論放大到荒謬的程度，採用一種很高級的「高級黑」辦法，引起全民的反感，這方面中共的一些官媒明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大陸一連串「個人崇拜」，未嘗不是「雙劉」的傑作，非出自習個人意願。

適值人大、政協「兩會」召開，隸屬中央網信辦系統的內地黨宣新媒體「無界新聞」，竟轉載了一篇題為《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公開信 (已遭刪除)。信中特別提到：

在處理港澳台問題上，沒有遵從鄧小平同志英明的「一國兩制」構想，進退失據，從而導致民進黨獲得台灣政權，香港獨立勢力抬頭。特別是在香港問題上，以非正常方式把香港書商帶回內地，對「一國兩制」構成了直接的傷害。

在思想文化上......你縱容文化單位直接給你唱讚歌，你的愛人彭麗媛的妹妹出任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製片主任，使本來大家喜聞樂見的春晚成為你個人的宣傳工具。

眾所周知，「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是「江派」的張德江。傳媒向張問及「魚蛋革命」，張依舊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旺角暴亂與特區政府管治無關」，令人作嘔。敢問誰真正破壞「一國兩制」，刺激「港獨」抬頭？又欠缺了《環球時報》社評連續三日談李波事件，港人會懂得「強力部門」、「規避法律」，繼而對「一國兩制」嚴重不信任？賊喊捉賊，正好突顯習近平被誣枉。

「個人崇拜」及「央視春晚」更無辜，無一不與「雙劉」有關。信中最後說：

我們擔心，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

這完全是恐嚇、威逼的口吻，無怪乎習近平要通過「非常時期中央領導班子小組名單」。

有一點值得大家注意，「兩會」官方文件並未出現「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僅提及「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此會否表示習近平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和胡錦濤無異，答案仍然有待觀察。

總言之，習近平的領導地位並非如外界想像般穩固。他所堅持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誠如評論人石濤所言，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卻不是現行國策。

作為邊陲被壓迫的一群，我們痛恨習近平、高呼「習近平下台」乃無可厚非。不過，表象背後的曲折，我們亦宜仔細了解，尤其是當中可能涉及影響香港前途的權力鬥爭。

衛生問題

「衛生 (hygiene) 問題」在軒尼詩任內得不到解決，可謂其施政一大敗筆。

開埠初期港府對「衛生問題」的處理

香港地處華南邊陲。開埠之初，瘴氣、熱病、瘧疾等流行，令不少到港的歐籍官員、軍人、傳教士客死異鄉。據資料顯示，幾個月內，駐港英軍約有四分之一人死亡，非軍事人員則有百分之十在港病死。至於隨「東印度公司」來港的印籍人士，難逃疾病魔掌者過半。

華人主要聚居在上環一帶。該處的樓房多為舊式設計，既沒有鋪設排水渠，也沒有廁所和自來水。樓宇異常密集，令空氣不流通。尤其甚者，每層五六百呎的地方住上五六十人，致使衛生環境惡劣。

第四任港督寶靈在位時，醫務大臣 (Colonial Surgeon) 哈蘭醫生 (Dr. Harland) 曾經進言，要求港府撥款改善華人居住區的衛生環境，設立排污系統，加速處理垃圾，但因財政緊張，建議不獲接納。哈蘭醫生最後染病身亡，成為第四位死於本地流行病的醫務大臣。

羅便臣接任後，為了改善衛生環境，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Health)，並在薄扶林興建第一個為市民提供清潔食水的水塘。然而，礙於種種條件，「委員會」發揮的作用不大。

歷經麥當勞、堅尼地兩任，「衛生問題」始終懸而未決。隨著人口大幅膨脹，情況甚至有惡化的跡象。

醫務大臣、測量總監互相推卸責任

軒尼詩出任港督時，「維多利亞城」已經以驚人速度發展。可是，建築施工進度畢竟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無數市民被迫在骯髒、狹小的住所裡生活，為疾病提供了擴大、傳染的溫床。

衛生環境持續惡劣，引起來港出任醫務大臣的雅加士醫生 (Dr. Ayres) 注意。1874 年，他譴責華人的住屋環境污穢不堪，連養豬都不適宜 (當時華人普遍有在住宅內養豬的習慣)。時任測量總監 (Surveyor-General) 的派斯 (J. M. Price) 表示，只要港府能夠給予足夠金錢，施工進度未嘗不可加快。

不過，無論雅加士醫生還是派斯，他們均無意承擔起改善華人居住區衛生環境的重任。雅加士醫生強調自己僅作為港府「顧問」(advisory)，派斯重申自己部門之職責只是「調查」(inspectional)。

直至查維克 (Osbert Chadwick) 到港，「衛生問題」才有望得到解決。

危及英軍健康，展開深入調查

1880 年，首席軍事醫療官 (principal military medical officer) 對香港衛生情況作了一次負面報告，其中提到「這個殖民地的環境衛生，嚴重危及駐港英軍健康」。適逢英國民間相信「保持環境衛生是預防所有疾病的萬靈丹 (panacea)」，倫敦政府遂在 1881 年委派工程師查維克到香港深入調查健康和衛生情況，並於次年發表報告。查維克的報告後來促使港府成立潔淨局，時為 1883 年。

結語

由於華人生活習慣不衛生，唐樂文中將 (Edward Donovan) 不贊成軒尼詩的建議，增設華人部隊，以免有損英軍健康。

又華商擔心改善居住環境衛生的費用過於昂貴，對此大力反對。他們更常挾「保存原有風俗」之名，阻止潔淨局入屋檢查、消毒、帶走傳染病人。華商的守舊閉固、視財如命、欠缺衛生意識，卒之在 1894 年 5 月為香港 (太平山街) 帶來了一場嚴重鼠疫，超過 2,000 人因此喪生。

[主要參考資料]

1.《解密百年香港 - 洗太平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ARSOQddzWU。

2.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黃家樑，《藏在古蹟裡的香港》。

5.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

制憲公投，義所當為

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香港復興會在 2 月 29 日以「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名義宣佈將會派人出選 9 月的立法會選舉 (陳雲出選新界東、黃毓民出選九龍西、黃洋達出選九龍東、鄭松泰出選新界西、「四眼哥哥」鄭錦滿出選港島)。消息引起「本土派」內部激烈討論，「雙黃一陳」更被指控收割「本民前」梁天琦的選舉成果。筆者固然不相信「雙黃一陳」能夠取得梁任何成果 (事實上根本沒有成果可言，高票只是港共對「魚蛋革命」不當定性衍生出來的正常反應)，但整個「制憲公投」發起的原因、好處及所面對的困難，迄今仍未有人嘗試作出疏理，此乃本文所以撰寫的原因。

「雙黃一陳」決定於 2016 年底發動「制憲公投」，主要原因是：

(1) 現行《基本法》存有不少漏洞，無法堵截大陸新移民來港搶奪資源及福利、制止中共的滅港政策；

(2) 2016 年以後，大陸新移民將佔香港整體人口的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移民，或離世，數量大幅減少，屆時修改《基本法》已無助保障港人權益；

(3) 中共經濟承受著嚴重的下行壓力，「支爆」隨時發生。盡早完成「制憲公投」，可讓日後協助香港建國的「外國勢力」(如美國) 在替香港草擬憲法時有一參考的藍本。

之所以未有邀請「青年新政」、「本民前」參與，理由是：2012 年立會選舉修例後，辭職議員半年內不得參選。為了確保議會內有足夠的「本土派」議員，如非必要，「青年新政」、「本民前」最好不參與總辭。這亦突顯「雙黃一陳」並非為議席而出選，純粹希望為未來抗爭運動訂下一個新的政治議程。

對比黃之鋒等人推動的「自決公投」，「制憲公投」較為溫和、漸進、低風險。它是承認中共管治的同時，極力捍衛香港已有主權及港人基本權益。黃毓民因此說：「全民制憲是中共在香港最後的下台階」(24-06-2015 立會發言)。「自決公投」不是不好，但十年之後，換了人間，即使「港獨」成功，其只會淪為「新香港人」的嫁衣裳。

不過，「制憲公投」也要面對重重困難：

(a) 本土意識在港島、新界西並不受歡迎 (這些皆為建制派的根據地)，加上對「熱血公民」的種種誤解，缺乏個人魅力的鄭錦滿、鄭松泰很大機會敗北；

(b) 香港人對《基本法》一知半解，且不懂得 2016 年「制憲」的迫切性；

(c) 年青選民比較寄望與自己年齡相約的議員入立會勇武抗爭，覺得辭職公投多此一舉；

(d) 缺乏港共「暴徒」的指控、刻意的打壓，新東選民於 9 月不一定支持「本土派」。即使支持，也可能票投梁天琦，而非陳雲。

幸好被修訂 / 增加的《基本法》條文包括：大陸新移民必須在香港住滿七年才可享有基本福利、規定粵英雙語為法定語言等，較易得到大眾認同，否則的話，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補充一點，有謂陳雲出選新界東會鎅走梁天琦的票，這個說法並不成立：

(i) 新界東歷來是激進派的票倉，加上北區飽受走私客困擾，港中矛盾尖銳，此區絕對有潛力容納兩位或以上的「本土派」議員；

(ii) 支持梁的不少是年青「首投族」、對新面孔寄予厚望的中老年人，他們未必對陳雲「華夏」論述有興趣。反之，陳雲的支持者可能覺得梁偏近《民族論》、「港獨」，思想過於激進。各自針對的票源不同，鎅票自然不存在。

總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若然成功，「本土派」將會在香港政壇掌握主導權。

極左路線當道，憲政民主無望

知名地產商、同屬「紅二代」的任志強，近日因批評官媒「必須姓黨」而遭受網信辦、中青報、光明網、千龍網等「圍剿」，有評論指此乃「文革」重臨的先聲，但筆者認為箇中涉及極複雜的權力鬥爭，隨時影響到習近平能否繼續執政。

任志強的好友王岐山，是現任中共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位列第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進行「反貪防腐」，王冒死充當「急先鋒」，絕不留手。故此，習對王十分信任，引為心腹。任志強在回憶錄說：「至今王還會偶爾在半夜給他打來電話」，適逢千龍網＜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有「一個半夜三更喜歡給領導打電話的任志強，究竟誰給了他跳出來推牆的『勇氣』」，「圍剿」任志強背後的用意遂有可能是打擊王岐山，從而挑戰習近平。

再細查千龍網、光明網、網信辦、中青報的背景，幾乎全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簡稱「中宣部」)、共產主義青年團 (即「共青團」) 的羽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奇葆出身「共青團」，1993 年離開「團派」後輾轉成為劉雲山部下。劉雲山是 2002 - 2012 年的中宣部部長，現任中共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位列第五)。劉奇葆得以任職中宣部部長，據聞源自劉雲山讓位。而劉雲山過往主要靠薄一波、江澤民的提拔崛起，其自然屬於「江派」無疑。

按此，任志強被「圍剿」，可視為「江派」向「習派」的一次反撲。至於「團派」加入戰圈，相信和習近平曾經告誡「共青團」幹部接的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班，而不是領導的班」有關。

補充一點，剛過去的「央視春晚」，劣評如潮，跡近政治思想教育，劉雲山傳言是幕後「搞手」。李波以「自行方式」回大陸，倘無《環球時報》社評煽風點火，港人亦未必深信「一國兩制」破產。習近平連續視察央視及人民日報，恐怕並非出於調研需要，而是向劉施下馬威。

「文革」的幽靈已然浮現，《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習大大愛著彭麻麻》在民間廣泛流傳，根本就是個人崇拜！不過，請各位注意，《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習近平要麼公然違反《黨章》，要麼很大機會是被掌控文宣機器的陷害、落入「反黨」的指控中。

又任志強是認同憲政民主的，習近平也一度主張「依憲治國」、「憲政夢」，是次「圍剿」事件將會令中共更難實現民主轉型，這幾乎可以斷言。

愚蠢的極權

新東補選有六萬六千多人投「暴徒」一票，證明 689 及中國外交部「『魚蛋革命』由一小撮『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的講法並非屬實。傳統左派為了維護黨的面子，不得不將投票結果與「支持暴徒」兩者的直接關聯切割，而訛稱投票結果純粹由梁天琦的高質素表現引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因此說：「梁天琦他自己本人，大家也看到在競選過程中的表現相當出色，這是事實，他的助選團隊，亦有很高的質素、很好的表現。支持梁天琦、投票予梁天琦，可以有很多種原因，如果將所有投票予他的人和支持暴力劃上等號，這對選民也不公道。」

《大公報》甚至這樣形容梁：「他思路清楚、反應快捷，而且隨時隨地都知道自己在説什麼和想説什麼，表達和溝通能力是很強的。眼前一些人已把他視作『可造之材』，不是無因的」。高度評價的背後，不是由衷佩服，更多是「心不甘、情不願」替 689 及中國外交部「補鑊」。

2012 年特首選舉，唐英年的表現一度令網上流傳「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自由黨」田北俊在 2 月 19 日《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發言中提到：「特首就點着個火，泛民加啲火油，咁點解要建制派同你撲火？撲火要坐足 35 個人同你喺度撲火。我呢，真係唔係幾服氣」。言下之意，689 就是那位「豬一般的隊友」。而 689 深受專權好鬥的習近平重用，則田北俊實際是諷刺習近平愚蠢。

習近平之愚蠢，在「李波案」中可謂表露無遺。明知李波一再出面闢謠只會越描越黑，他仍被安排接受鳳凰衛視的訪問，談到：「我是從來沒有被綁架或被失蹤，我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脅逼或利誘。至於這種被綁架或者被失蹤的講法，我想完全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的」、「他們 (英國) 這種態度是基於他們錯誤信息而作出誤判及誤讀，因為有人利用我居英權問題進行炒作，令事情變得複雜，所以我決定放棄居英權」。李怡說得好：「任何人憑常識都知道，一個人在人身不自由、安全受威脅情況下說的話，是不足信的，絕不能認為是出自本意」、「李波當年申請居英權也經過不少艱難手續，誰相信他會自願放棄？」(＜誰炒作李波事件？＞)。難為「經民聯」梁君彥還表示「李波案的疑慮已釋除」，此類人士智力之低，不亞於習近平。

極權是可怕的，但一個愚不可及的極權，只會慢慢步入歷史的墳墓！我們期待這一天快將到來。

新東補選見證「本土派」崛起及「泛民」的困窘

新東補選塵埃落定，「公民黨」楊岳橋以 160,880 票 (得票率 37.2 %) 高票當選，較獲得 150,329 票 (得票率 34.8 %) 的「民建聯」周浩鼎多 10,551 票。至於「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則獲得 66,524 票 (得票率 15.3 %)，較獨立候選人方國珊 (獲得 33,424 票，得票率 7.7 %)、「新思維」黃成智 (獲得 17,295 票，得票率 4.0 %) 所得的票數為高，位列第三。

「本土派」吐氣揚眉，梁天琦不卑不亢

「本土派」能夠與「泛民」、建制鼎足而三，很大程度上依賴各支持者的團結合作。

五十五萬份選舉文宣被選舉事務處拒絕投寄，無數有心人趕至「本土民主前線」總部晝夜不斷用天拿水撕去印有選民地址的貼紙，猶如民主「富士康」。街站數目不足，普羅、熱血乃至不同大專院校學生會紛紛予以支援，令街站增至 40 多個。「城邦派」與「歸英派」向來有建國路線上的分歧，但國師陳雲、女王 Kylie 竟一律支持票投六號。更不用說處於花甲之年的黃毓民議員連日來奔走拉票、Deb3927 親自創作了一首歌在街站為梁宣傳，一名正在準備公開考試的中六學生辛勞地為梁派傳單。

本土陣營空前團結，不是因為梁天琦這個人，而是因為梁代表著 (1) 對港共施政的反感；(2) 對「魚蛋革命」被定性為「暴亂」、旺角義士被描繪為「暴徒」的不滿；(3) 對「泛民」數十年來欺騙市民的厭惡；(4) 對「香港自治」、「以武抗暴」的認同。

加上梁為人溫文爾雅，口才了得，立場清晰，由「我對著你這極權，對著你這依附極權的人，我不會有半點懦弱。你要規管我們示威集會自由，即管去做，看看香港人，看看我們這班人會怎樣對付你」到「搶走泛民的票，選票是屬於泛民的嗎？選票是屬於選民的，選票不是某一個政黨的囊中物，而是屬於香港人，這才是一場選舉，這才是代議政制的精神」，說理之餘不失霸氣，「本土派」卒之旗開得勝，且贏得泛民學者、評論員一致好評。

「公民黨」舉步維艱，中立、務實不合時宜

楊岳橋得到高票，主要訴諸於 (1)「顧全大局，守住關鍵一席」；(2)「梁天琦界票，所以票投 7 號」。補選結束，(2) 已被事實證明為純屬虛妄。9 月立會選舉，(1) 亦看來不再可行。「公民黨」要麼痛定思痛，全面革新，否則將難逃被選民摒棄的厄運。

楊當選後，向傳媒表示：「當然這並不是大勝，我完全同意，但同一時間反映選民願意給機會我們民主派革新」。學者方志恒今天 (01-03-2016) 在《蘋果日報》發表＜反對陣營的重新洗牌＞，其中提到：「反對陣營將向『一種本土意識、兩條本土路線』的方向重整 - 即『本土自治派』和『本土獨立派』，前者以『永續自治』為政治願景、以革新一國兩制 (2047 新憲法公投) 為政治議程、以非暴力抗爭為運動策略......但原來的泛民中人 (不論是溫和民主派抑或激進民主派) 卻一直抗拒建構本土論述 (拙作《香港革新論》算是例外)......關鍵就看泛民的年輕一代，能否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和智慧，促成泛民政黨向『本土自治派』的方向轉型」。整幅圖像非常清楚。所謂「革新」，就是按照《香港革新論》提出的理論框架，從根本上協助「公民黨」轉型，改為爭取「香港人優先」、「永續自治」。

不過，這裡衍生一個問題：「面對中共殖民惡法，『公民黨』議員會不會參與搶咪、掃枱、霸佔主席台？『公民黨』議員會不會打架？」，一日仍然顧及專業形象，有身段的考慮，說話多動聽也是無用，選民需要的是有效阻止惡法通過的人，不是演說家、時評家、娛樂家。然而，過份勇武不免會令原本支持「公民黨」的「和理非」人士反感，導致選票流失。吃力不討好，正是「公民黨」以後數個月的寫照，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困窘的處境同時見於鼓吹中立、務實的候選人身上。方國珊慨嘆：「這次選民是否完全忘記理性、中間路線的議員呢？......有堅實政績工作的候選人反而得票不理想」。沒有辦法，在「一國兩制」搖搖欲墜、中共厲行殖民滅族政策下，香港人不能不在大是大非上表態，民生小事可以忍，中共欺壓卻「孰不可忍」！

結語

無論如何，是次補選的結果已經清楚告訴中共及港共政府，香港人再不能忍受 689 及其垃圾官僚的劣質管治，「魚蛋革命」中的義士亦不是一小撮「暴徒」。倘若當權者繼續倒行逆施、指鹿為馬，有朝一日，其必遭受香港人用鐵、血清算！

至於劉慧卿「本土派只有六萬票，焉能『三分天下』」云云，目光如豆，昧於形勢，注定被時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