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院

羅便臣在 1862 年宣佈正式成立香港第一所官立學校 - 國家大書院。國家大書院又名中央書院 (Central School)，它是今天廣為人知的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 的前身，也是孫中山先生少年就學的地方。

在介紹中央書院的成立因由前，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 1845 年以後港英政府教育政策的若干重要演變。

由放寬至收緊：1845 年以後港府教育政策的轉變

1845 年以前，港英政府對於有不同團體來港辦學，基本上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教會辦學之所以能蔚然成風，與港府這一種對教育的取態有密切關係 (這可視為自由主義促進香港教育現代化的一個方面)。

然而，到了 1845 年，隨著華民政務司建議港英政府展開對中文學塾的資助，港府逐漸對受資助的辦學團體有所要求 (這本來是英國商業精神，即「投資一定的金額，貨品 / 服務便應有一定的質素保證」的合理表現)。

1847 年，港英政府率先成立調查委員會，研究維多利亞城 (今天的中西區、灣仔區一帶)、香港仔、赤柱等地書塾的辦學情況。8 月，港府委任巡理司 (即裁判司)、華民政務司和殖民地隨軍牧師組成「教育委員會」，負責管理資助事宜和監管受資助的學塾。

而為了確保政府於學校事務上有絕對影響力，港英政府後來更鼓勵接受資助的學塾轉為官辦，於 1855 年一律改稱「皇家書館」(又名「國家義學」)，每月接受津貼五元。

由氏族、教會團體辦學轉變成政府直接經營，反映港英政府有意打破壟斷，重掌興辦教育的主導權。五年後 (即 1860 年)，維多利亞城內的「皇家書館」停辦，學生需要集中到一所新校舍 (座落於中環歌賦街) 上課，這所新校舍便是中央書院。

中央書院成立

中央書院能夠成功創辦，漢學家理雅各出力不少 (1860 年，教育委員會改組成為教育諮詢委員會，理雅各為其中一位諮詢委員，提出《教育革新計劃》，建議香港政府創辦中央書院)。

安德葛指出理雅各原來的計劃是這樣的：

成立一所由歐籍校長有效經營的中央書院。此位歐籍校長應該同時作為學校監督督學 (Inspector of Schools) (案：負責視察監督港島各村落的書館)。

對於理雅各的用心，葉國華又作出了進一步的闡釋：

理雅各認為建造中央書院可以加強學生的英語水準，改善政府與居民的溝通，同時，他也希望書院可以對中國大陸造成影響，啟發中國人以及令他們得益。

終於，在立法會通過撥款協助購買中央書院的校舍後，中央書院在 1862 年創校，成為香港第一間官立中學。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1836 年 10 月 17 日 - 1889 年 9 月 29 日，出生於蘇格蘭鴨巴甸) 則受聘成為中央書院第一任校長。

中央書院的若干特色

和教會團體興辦的學校不同，中央書院不主張把基督宗教帶進學校，轉為著重純粹的中國傳統典籍教育。

授課語言方面，中央書院採用中、英雙語教學。學生在學習中國傳統經典的同時，也可以學習英語，並涉獵數學、地理等西方知識。

香港日後能出現繼承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人才，中央書院實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初時入讀中央書院的學生以華人為主 (1867 年以後，學生兼有英國人、德國人、印度人、猶太人等)。除了孫中山先生，深得袁世凱重用的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何啟皆出身自中央書院。

結語

中央書院的創辦，打破了香港早期教育被氏族、教會組織壟斷的局面。

港英政府後來在 1865 年成立「教育局署」，取代原有的教育諮詢委員會，由中央書院首任校長史釗域出任署長。香港的學校教育自此進一步制度化，史釗域更憑此獲得「香港公立教育之父」的美譽。

[主要參考資料]

1. 安德葛 (G. B.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2.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3.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4.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教會學校

隨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西方教會亦逐漸進入香港興辦教育，成立教會學校。香港教育自此不再單靠南來的名門望族提供。

最早來港辦學的教會團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該會於 1835 年在廣州成立，用以紀念第一位前往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1842 年 11 月，馬禮遜學堂 (前身為 1839 年在澳門創立的馬禮遜書塾) 在香港成立，由美國傳教士撒母耳‧羅賓斯‧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 營運。這是香港首間教會學校，也是香港第一間英文書院。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幼年便曾經在此就讀。

又 1841 - 1858 年期間，來港辦學的教會團體包括：美國公理會、英國聖公會、羅馬天主教會、美國浸信會等。其中，倫敦傳道會 (屬於基督新教) 更於 1843 年把設置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移至香港，由漢學家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 年 12 月 20 日 - 1897 年 11 月 29 日) 出任校長。理雅各後來成為教育諮詢委員會 (The Board of Education) 主席，推行《教育革新計劃》，中央書院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今皇仁書院) 的成立，肇源於此 (「官學生計劃」的構思亦來自理雅各)。

1860 年以後，教會學校的數目進一步增加。今天我們熟悉的聖若瑟書院、拔萃女書院，便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 (聖若瑟書院的前身是聖救世主書院，拔萃女書院的前身則是曰字樓女館)。

教會在香港辦學，最初只是為了傳教和培養傳道人員。可是，它無疑對香港日後的教育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

第一，受教育的學童自此不再囿限於男性 (南來的名門望族普遍帶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加上科舉考試只准許男性應考，進入書塾讀書的學童因而僅囿限於男性)，女童亦可以進入學校接受正規的教育 (這和基督宗教主張「人人皆是上帝之兒女」有關)。

第二，教學內容不再局限於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而兼及英文、天文、地理、算學等。

我們可以說，香港教育之日趨於男女平等、現代化，教會實在付出不少心血。

補充一點，為了減少華洋溝通時不必要的誤會，教育委員會在 1858 年鼓勵推行普及的英語教學。當時，英文書院全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採用英文課本。至於中文書院，其亦須把英語列作必修科。英語教學在 97 主權移交後才被母語教學取代。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2.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氏族辦學

羅便臣對香港教育的發展貢獻極大。有關他這一方面的事跡，筆者將另文詳談。

不過，在交代羅便臣的貢獻之前，我們宜先了解開埠前至殖民地初期香港教育的狀況。

本文將集中簡介開埠前南來氏族在香港辦學的情況。

鄧符協與力瀛書院

早在英國人管治香港之前，今天的新界地區已經有不少學校。

最早見於歷史記載的學校是位於元朗錦田雞公嶺 (舊稱桂角山) 的力瀛書院，清人王崇熙著《新安縣誌‧山水略》有以下一段記載：

桂角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多產桂，兩山競秀如角，一名龍潭山，宋鄧符協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今基址尚存。

該書院由北宋進士鄧符協於 1075 年 (即神宗熙寧八年) 建成。除了正式學舍外，書院還設有書樓 (用以收藏中國古典書籍)、客館、學田 (繼承中國古代「耕讀傳家」的精神) 等。

近人王齊樂指出：

由於鄧符協的努力興學，致使當時錦田的文化大盛，成為地方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

觀乎力瀛書院成立後錦田附近各大小鄉村紛紛設立書院、書室等，可見王氏所言非虛。

值得一提的是，屏山、新田 (與錦田同位於元朗) 等地，文風亦甚旺盛。而鄧符協正是新界五大氏族之一 － 錦田鄧氏的先祖。

氏族、科舉與教學內容

今天的新界地區，當年是中原氏族的避難所 (主要逃避中原的政治動亂)。中原氏族多接受「耕讀傳家」的觀念，他們因而高度重視族中子弟的教育，並鼓勵族人參加科舉考試 (新界地區當時屬於廣州府新安縣的管轄範圍，中原氏族的子弟因而有應考科舉的資格)，以光耀門楣。

而南宋以後，科舉一律以儒家的《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取仕，考生答題則須寫八股文。為了應付考試的需要，位於錦田、屏山、粉嶺、大埔、新田、上水等地的書院、書室，著力教導學生《四書》、《五經》、八股文，以及一些基本文字 (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為課本)。氏族、科舉、教學內容的相互緊扣，於此可見一斑。

學校的種類

王賡武表示，開埠前香港的學校是跟隨中國古代的辦學模式建立的，屬於私學的一部分。而這類私學又可被細分為三大類：

1.  富有人家聘請教師在家中教導子弟，稱為「家塾」；

2.  教師在自己的家門教導學生，稱為「塾館」或「教館」；

3.  地方氏族開辦的學塾，稱為「私塾」或「義塾」。

位於今天新界地區的學校，主要屬於第 3 類。

港島上的學校

香港島的居民雖以漁民和商人為主，但居住在島上的名門望族亦有不少。

他們在島上興建學舍。據統計，1841 年之前，全島已有五所私塾。這些私塾每所只有一位教師，學生人數和班級則沒有嚴格規定。教師會直接向學生收取脩金，而私塾採用的教材主要是中國傳統的啟蒙課本。

直至 1843 年，港島赤柱、石排灣、黃泥涌、香港仔等地所開辦的私塾已多達八至十所。

結語

開埠前香港的教育主要由南來的氏族大姓提供。不論是學校的經營模式，還是所使用的教材，其無不擷取自中原的書院辦學傳統，以及儒家經典。據此，我們不妨說，開埠前香港的教育帶有極濃厚的中華色彩 (「讀書只為了考試」的功利觀念亦由此植根香港)。

英國於 1841 年佔領香港島後，其並未有對港島上的學校作出干預，反而繼續容許它們維持運作。1847 年，當時出任「港督」的戴維斯甚至成立「教育委員會」，展開對部份私塾的資助。儘管戴維斯的用心是藉此以安撫香港居民，其做法卻令受資助的私塾對香港早期的華人教育發揮著更大的影響力。

時至今日，仍然保存下來或留有遺址的學校包括：錦田水頭村的二帝書院、沙頭角的鏡蓉書屋、大埔的敬羅家塾、元朗的仁敦岡書室等，不少更已成為香港的法定古蹟。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2.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3. 安德葛 (G. B. Endacott)，A History of Hong Kong。

4.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鑄造港幣

開埠前的香港是中國東南沿岸的港口之一。中國自明中葉以來，東南沿海地區貿易頻繁。西班牙、萄葡牙等國，往往利用菲律賓作為中轉站，購買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適逢西、葡兩國先後在美洲的秘魯、墨西哥發現銀礦，鑄造出大量銀元以作為商業貿易之用，白銀於是大量流入中國，成為中國的主要交易媒介 (神宗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主張「一律計畝徵銀」，正是為了順應白銀的大量流入)。此一狀況下迄清季嘉慶、道光年間始終未有太大的改變 (清廷不滿英國輸入鴉片，也是因為鴉片貿易令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嚴重影響國家稅收)。

《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然而，開埠初期，香港居民仍然習慣使用銀元和銅錢，加上港英政府並未自行發行法定貨幣，首任港督砵甸乍只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在 1842 年 3 月 29 日及 4 月 27 日，公佈以英鎊、西班牙及墨西哥銀元、中國白銀與銅錢等，作為香港暫時的通用貨幣。這做法未幾帶來換算上的不便。

尤其甚者，1844 年底，英國政府為了使香港幣制與英國幣制相應，實現殖民地貨幣制度標準化，一度宣佈英鎊作為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府初期的幣制主要是採用銀本位，現在政府的財政開支卻往往以金本位 (英鎊) 為記帳單位，箇中引起的混亂和不便，大家可想而知。再者，鑄造及運輸等方面的困難，令香港市面流通的英鎊數量不多，實際在市面大量流通的，反而以銀元為主。有見及此，羅便臣上任後，於 1862 年 7 月宣佈棄用金本位 (即以英鎊作為香港法定貨幣的規定)，改採銀本位的貨幣制度，而銀元則作為香港的基本貨幣計算單位。

為了配合幣制改革，港英政府又在 1863 年 4 月首次發行官鑄貨幣，當中包括：「香港一文」、「香港一仙」(此兩種屬於銅幣) 和「香港一毫」(屬於銀幣)。三種貨幣皆在英國國內鑄造。其中，「香港一仙」更是最早在香港流通的。它的正面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側面頭像，背面則鑄有「香港一仙」字樣 (用中、英兩種文字鑄成)。

隨著港元的出現，財政司以後在進行預算、決算時，必須以港元作為計算單位。每年的財政盈餘則被運回英國購買英鎊作為香港日後的財政儲備。香港的財政自主，從此開始。

羅便臣採用銀本位幣制及發行港幣一事，另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

一、 這反映英國人管治殖民地時，比較順應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

二、 這揭示香港百多年來的財政自主，乃是歷任港督奮力擺脫英國羈絆的產物。

近年，香港不時出現「取消港元，全面改用人民幣」的聲音，港共政府亦不再尊重香港人原有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只知盲目討好「主子」(即中共)，任由內地走私水貨客在香港肆虐。百多年來的自主傳統被毀於一旦，正是香港今日奄奄一息、社會抗爭不斷的主要原因。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發行郵票

對於香港郵政走上獨立自主之路，羅便臣亦作出過一些重要的貢獻。

不過，在介紹羅便臣的貢獻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香港郵政成立的歷史。

早於 1841 年 8 月 28 日，香港郵政已經成立。那時候，《南京條約》尚未被簽訂。

香港郵政的經營權最初屬於英國皇家郵政。1841 年 11 月 12 日，香港第一所郵政總局落成啟用，位處聖約翰座堂附近的小山崗上，當時華人稱之為「書信館」。1846 年以後，郵政總局改遷至皇后大道中與畢打街，1911 年再遷至畢打街與德輔道中的交界處。今天中環的環球大廈，正是 1911 年香港郵政總局的原址 (值得一提的是，1911 年的香港郵政總局帶有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格，於 1970 年代末期因興建地鐵而被拆卸)。

早期的郵政總局並無固定的收件和派件時間，寄信人只是將信件放置在郵政總局的接收桌上，收信則是自己直接去檢查來自外地的郵件，秩序混亂。直至 1843 年，郵政總局才規定閒雜人等不得擅自檢查局內郵件。

羅便臣於 1859 年 9 月 9 日就任「香港總督」。上任後一年，他旋即改組香港的郵政部門，以郵政司 (即今郵政署長) 主管郵政局，爭取香港郵政獨立於英國的皇家郵政。1860 年 5 月 1 日，隨著香港郵政的經營權正式轉讓給郵政司，香港郵政取得了獨立的地位。

又香港郵政總局成立之初，只有駐港英軍可以使用英國郵票寄出郵件，其他香港居民則沒有任何郵票可供使用 (換言之，當時的寄件服務成為駐港英軍專享的特權)。有見及此，羅便臣於 1862 年 12 月 8 日率先發行香港首套通用郵票。該套郵票在英國印製，面值分別有：二先時、八先時、十二先時、十八先時、二十四先時、四十八先時、九十六先時。而每張郵票皆印有英女皇維多利亞 (Queen Victoria) 的頭像。自此以後，香港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郵票，不復需要依賴英國郵票。

到了 1863 年，羅便臣更推出四先時、六先時、三十先時郵票，香港的郵票種類因而更趨完備。

羅便臣積極推動香港郵政的改革，某程度上也是港英政府逐步邁向自主的一個側面。

今人只知香港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卻對香港百多年來所擁有的自主置若罔聞，這是對客觀歷史事實的不尊重！

魯平辭世，大錯已成

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於上週日 (5 月 3 日) 去世，終年 88 歲。親共人士紛紛傾巢而出，胡說八道一番。先有 689 恬不知恥地說「代表香港政府和七百萬市民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再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說「香港欠魯平很多」。親共人士為了向「主子」(中共) 投誠，醜態盡出，一副恨做奴才而不得的嘴臉，委實令人痛恨！

毫無疑問，魯平對促成香港主權移交有極大貢獻。他在一個電視訪問中表示，推動香港主權移交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故此，當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於香港徐徐升起時，他一度感觸落淚。魯平全身投入將香港歸還中共的事業中，其情感不可謂不真摰。然而，很不幸，魯平的一番好意卻是今天香港出現社會撕裂、族群矛盾、核心價值被毀的遠因。依此而觀，究竟是香港人欠了魯平，還是魯平欠了香港人，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當然，有人或會辯解：期望將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中的，不只得魯平一人，還包括當年的「民主回歸派」。然而，這只表示香港現在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乃香港人的自作孽，卻始終無法反映魯平沒有虧欠香港人。

總而言之，魯平「好心做壞事」是一定的。而他當年批評彭督為「千古罪人」(彭督在 1992 年推出政改方案，建議在最後一屆立法局大幅增加直選議席，以及增設九個變相由直選產生的功能界別議席。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乃在這一背景下指責彭督為「千古罪人」) ，更間接暗示中共由始至終無意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 (倘若中共有意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廢除 / 全面直選乃是遲早的事。彭督的政改方案或有一蹴而就的弊病，但這何嘗會令他成為「千古罪人」？只有當中共由始至終皆是打算欺騙香港人，無意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彭督的政改方案才會在日後成為一面「照妖鏡」，拆穿中共的真面目，激發港人抗爭，動搖中共在港的管治，而惹起中共現在的強烈厭惡。魯平當日尖刻地指責彭督，正好反映中共由始至終無意給予香港真正的民主)！

二十三年過去，魯平已死，中共底牌揭盅。昔日的政敵一方面讚揚魯平是一個聰明的公僕，一方面遺憾中共的政策令他未能與魯平建立更好、更緊密的關係。

設想中共當初對香港人充滿信心，由衷地承諾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並願意誠懇地與港英政府合作，彭督、魯平能否成為知心好友，亦未可知。只可惜歷史從來沒有如果。

從胡適、陳獨秀的言論看「五四」的自由、民主精神

上週一是「五四運動」九十六周年紀念。誠如周策縱教授在《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指出，「五四運動」不單純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大型愛國學生運動，它更指涉 1917 – 1921 年間中國知識分子 (以北京大學的師生為首，著名者有胡適、陳獨秀) 企圖利用思想變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種種嘗試 (即「新文化運動」)。我們今天要認真紀念「五四」，除了深刻銘記「火燒趙家樓」、「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八個大字外，更重要是藉著仔細研讀五四知識分子所留下的言論，細味一下他們所推許的理想。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之一。他曾撰寫＜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批判文言文學，倡導白話文學。不過，要數到他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證主義」引入中國。

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此處「個人自由」明顯被置於「國家自由」之上，具有第一優先性 (first priority)，不容被侵犯。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而為今天香港的親共人士所踐踏者 (親共人士、建制派只知捍衛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繁榮穩定，卻不知個人能自主地過上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才是國家安全、社會繁榮穩定需被捍衛的最終目的)。

胡適在＜自由主義＞又說：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製，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裡，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制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

現在不少香港人仍然相信儒家傳統可以開出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實，胡適一早已經道破「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

按照胡適的見解，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先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政治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同時限制統治者的專制大權。而此處則需要安格羅－撒克遜 (Anglo-Saxon) 民族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制衡制度和生活方式。據此推想，胡適似乎主張中國的下一代向英國學習，他倒反對「抱殘守缺」，言必稱「外國勢力」。

胡適的老師是「實證主義」大師杜威，胡適嘗言：

所以我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又言：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胡適將杜威的「實證主義」引介至中國，多少有助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日趨踏實。

至於胡適寄語年輕人「人生應該有夢」，又自謙說他只是要教人不受人惑，這對今天的功利社會、洗腦教育仍起著一定的鞭撻作用。

除了胡適，陳獨秀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軍人物。他雖一度與李大釗創立「中國共產黨」，晚年的他卻恍然大悟，重投自由、民主的懷抱。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有＜給連根的信＞，其中陳氏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級的民主。

陳獨秀由始至終都認為，「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並無內容上的不同。他因此反對「一人 / 黨專政」而主張「大眾民主」：

我認為：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給西流的信＞)

尤有進者，他高度重視「反對黨派之自由」：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見＞)

且反對高唱「東方文化」如何優越：

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應該拒絕它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沒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在＜給陳其昌等的信＞中，他甚至說：

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好一句「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陳獨秀和胡適雖然一左一右，但二人對自由、民主的堅信與嚮往，竟如出一轍。此正是「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

今天的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漸被當權者蠶食，民主美夢落實無期。遙望「五四」，我們除了義憤填膺，抗爭心切，只怕別無選擇。

整飭吏治

羅便臣上任後，大幅整頓港英政府的吏治。

裁汰舊有官員，推行「官學生計劃」

當時，布政司威廉‧堅已於 1859 年退休。首席大法官曉吾則在 1860 年春天致仕。至於安斯德，由於彈劾高和爾失敗，在 1859 年 3 月 (一說 1858 年) 被革去原來職務。大批官員的去職，為羅便臣肅清管治障礙帶來一定的方便。在輔政司孖沙 (W. T. Mercer) 的協助下，羅便臣不久成立了一個「公務員瀆職調查委員會」，對涉嫌與海盜黃墨洲進行不法貿易的總登記官高和爾展開調查。另外，委員會又調查涉嫌包庇與經營妓院的警察司梅理 (Charles May)。經過一連串的聆訊，高和爾最後被免職，而梅理則得以原職留任。

在整肅舊有官員的同時，羅便臣於 1861 年 3 月向定例局提出實行「官學生計劃」。7 月，有關計劃被送交倫敦審議。10 月 12 日，計劃正式刊憲。自此以後，港英政府的官員招聘得以制度化，官員質素大幅改善。尤其甚者，「官學生計劃」吸引了不少人才來港。日後一度擔任「香港總督」的梅含理爵士 (Sir Francis Henry May) 和金文泰爵士 (Sir Cecil Clementi)，便是由香港官學生制度培訓出來的。

羅便臣深信，「官學生計劃」要行之有效，相關配套必不可少。有見及此，他積極爭取：

(1) 調高港英政府官員的薪酬；

(2) 容許官員私人執業 (寶靈過去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3) 為官員設立退休金計劃 (pensions scheme)。

細究羅便臣的用心，其旨在透過改善官員們的地位和待遇，從而培養他們對港英政府的歸屬感，使他們願意盡忠職守，為香港市民服務。

「官學生計劃」能在香港發揮正面作用，羅便臣可謂居功至偉！

促進了解和溝通，改善與華人社群的關係

除了上述所說，羅便臣亦十分關注華人社群的權益。

儘管羅便臣在 1860 – 1863 年間曾強硬鎮壓華人示威者 (示威者一方面不滿港英政府收緊對當舖的管制，一方面反對政府強迫為碼頭搬運工人登記)，他卻注意到港英政府、華人雙方的誤解往往源於語言上的障礙。又他估計，120,000 在港華人當中，熟知香港法律及政治制度 (香港開埠後一直奉行英國法，以及英式的政治制度，只是具體執行 / 功能上與英國的有別) 者只怕不足 500 人。他於是在 1862 年 3 月 1 日出版首份《香港憲報》(Government Gazette) 的中文版本，名為《香港轅門報》，讓華人社群準確認識香港的法律，並充分了解港英政府的運作，從而消解華人與港英政府之間的矛盾。

1861年，羅便臣更將戴維斯年代所推行的「保甲制」廢除，改以總登記官主管華民事務。政府與華人社群的溝通因此加強。

要求英資報館的編輯確保報導的真確性

鑑於英資報館出版的報章經常採用大篇幅報導港英政府的醜聞，羅便臣以「容易對社會構成動盪」為理由，要求各英資報館的編輯們於撰寫每篇報導時，必須保證每篇報導帶有一定的真確性。

不過，整體而言，「出版自由」於當時仍可維持，港英政府對此並未作出過份的干預。

改組定例局，鞏固總督權力

羅便臣將定例局予以改組，除了總督為主席外，政府五名主要官員獲委任為官守議員，另外則有一名政府官員與三名獨立人士成為非官守議員。

而有鑑於寶靈的填海方案在 1859 年於定例局二讀時遭輔政司和按察司投反對票否決，羅便臣通過了一項新規定：禁止政府官員投票反對總督的提案。自此，總督的權力得到進一步鞏固。

結語

羅便臣大刀闊斧的整頓，無疑令港英政府的管治質素有所改善。

徐承恩稱羅便臣治下的香港「漸入佳境」，誠非虛言。

[主要參考資料]

1. 安德葛 (G. B.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轉危為安

羅便臣任內，港英政府的管治危機逐漸得到化解。這與以下兩個因素有關：

(1) 廣東華商南來香港避難

(2) 「官學生計劃」(Cadet Scheme) 的推行

土客械鬥，華商南來

1850 年代末，中國內地爆發「太平天國」之亂。由於「太平天國」的創始人物 (如洪秀全、馮雲山等) 多為兩廣 (指廣東、廣西) 客家人，亂事不久觸發廣東本省人與客家人之間的矛盾，「土客械鬥」由是展開。

「土客械鬥」的慘烈程度與一場小型的內戰無異。原本對香港不感興趣的廣東華商，為了逃避戰亂及保存自身利益，紛紛湧入香港。他們的南來，除了為香港帶來新的財富外，更重要是把中國內地的結社自治文化引入香港。香港原有的華人精英多數來自海洋族群，勢利短視而不懂得對華人社群作出長遠的組織，新傳入的結社文化正好彌補了華人精英這一方面的不足，促進了香港華人社群的互信、互惠互利，為香港的華人社群創造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尤有進者，新興的華商階層及其發起的社會組織，令港英政府在處理與華人有關的事務時，能夠有一群可靠的中介人。這個新興階層後來逐漸成為港英政府的管治伙伴，華人精英自此不再純粹來自海洋族群，華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障，港英政府與華人社群的矛盾因而得以消除。

「官學生計劃」的推行

除了「華商南來」，「官學生計劃」的推行亦有助港英政府解決管治危機。

有關羅便臣提出「官學生計劃」的始末因由，曾銳生作出過詳細的探討：

在羅便臣任內，唯一通曉中文的高官高和爾的瀆職問題再度浮現......高和爾被辭退後，「港府雖有九至十名傳譯官......他們的教育程度及英語水平既不足以接替高和爾的工作，亦無法擔當可靠的政府傳譯」，殖民地政府失去與華人溝通的可靠渠道。

行政事務表現未如理想，但未有動搖羅便臣要確保「華人充分及正確了解影響其利益的各項政府措施的性質、目的及詳情」的決心。此外，他也力求「政府準確掌握華人的所想、所需或所求」。正因為這樣，加上英國其他屬地已有先例可援，羅便臣遂落實推行寶靈提出的主張，從英國招募教育背景良好的青年官學生來港，接受中文培訓後受僱為政府公僕，並迅速晉升為高級官員。

適逢英國官員羅富國 (Stafford Northcote)、特里維廉 (又名查維仁，Charles Trevelyan) 於 1854 年發表《羅富國、特里維廉報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建議英國要建立一個公務員考試制度 (受到克里米亞戰爭中官僚制度混亂的刺激)，羅便臣的建議與羅富國、特里維廉的改革精神不謀而合，其於是在 1861 年 7 月把計劃送交倫敦審議，並且在 1861 年 10 月 12 日刊憲。1862 年，隨著首批從英國招募的官學生抵港，香港「政務官管治」(官學生後來改稱「政務官」) 正式開始 (以上參考葉國華的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殖民地部審批羅便臣建議的同時，其實亦考慮在整個大英帝國作出同步的發展，即在國內以考選方式招募殖民地部官員，在錫蘭以考選方式招聘公務員，以及為外交部駐華領事團招募語言官學生。

又香港的「官學生計劃」可說是整個大英帝國利用考選將高級公務員招聘工作制度化較早期的行動之一。這計劃為海峽殖民地及英屬馬來亞，以至大部份非洲殖民地開創先河 (1869 年，海峽殖民地才透過考選招募公務員。1882 年，錫蘭、香港、海峽殖民地舉行「東方官學生」(Eastern Cadetship) 聯合考試，馬來亞稍後也加入)。

對於官學生的學習和受訓細節，鄺健銘說：

受聘的官學生，先到廣州受訓兩年，學習當地語言與文化，教材包括儒家經典的「四書」和《三字經》，且每半年考試一次，不及格者會被調回英國。通過考試者，則會被派到前線，從傳譯官做起，以多接觸華人、親自處理公共事務。

陳雲則有進一步的補充：

官學生所學何事？根據考試題目重構教材，理雅各的教學選材分為兩類：第一是宗教類，以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為主。第二是中國經書，以四書如《論語》、《孟子》為主，此外還有蒙學《三字經》。 在香港的官學生訓練，是揉合中西經典的士族訓練。

陳雲認為「官學生計劃」正好反映「英國在香港複製了中國王朝」、「英國在香港做的，是維護王朝」。無獨有偶，葉國華亦認為，英國之所以會建立一個以教育和考試為準則的公務員系統，與傳統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有密切關係。

可是，筆者想請各位細讀曾銳生以下一段文字：

英國官員考慮在香港推行這項新計劃時，並沒有留意到中國自隋代 (581 – 618 年) 以來已奉行一套專門用於招聘官員的科舉制度......不管是出於無知或傲慢，總督或殖民地部官員隻字不提科舉制度，更遑論評價它的優點和缺點。儘管英國可以透過管治香港從中國的經驗獲益不淺，他們卻並無借鑑中國源遠流長的科舉制，或嘗試了解這制度的種種利弊。

據此，陳、葉兩人的看法，只怕更多是出於主觀的猜想，並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姑勿論如何，「官學生計劃」的推行，多少改善了港英政府的管治質素，最低限度港府內能與華人溝通的官員人數大幅增加。自此以後，港英政府無需縱容個別擅與華人溝通的官員，而可以對他們依法懲治。

再者，誠如澳門學者黃兆輝所言，官學生內部的紳士文化 (Gentleman Culture) 往往令官學生敢於仗義執言、不欺善怕惡。官學生後來或成為港府要員，或成為香港總督 (如楊慕琦、柏立基等)。他們敢於與英國上司討價還價，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香港人的福祉、維護了香港的自主性，為港英政府的管治帶來清新而正面的效果。

總而言之，「官學生計劃」為港英政府帶來了一批學識與品格並重的官員。昔日官員良莠不齊的弊病，至此被一掃而空。港英政府的管治因而日益穩固。

結語

羅便臣治下的香港能夠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主要原因在於：港英政府能夠正視自身的管治危機，力圖化解。

不過，除此之外，境外因素 (如「土客械鬥」引致廣東華商南下、英國有意全面建立公務員考試制度、英國的紳士文化養成官學生良好的品格等) 的影響亦不能等閒視之。

97 主權移交後，香港名義上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則是將境外因素的影響 (特別是來自英國方面的影響) 一筆勾銷。今天香港飽受中共赤化，政治爭拗不斷，港共煽動「群眾鬥群眾」，核心價值蕩然無存，這皆事出有因，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5. 陳雲，《香港城邦論 II：光復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