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廣東華商南來香港避難
(2) 「官學生計劃」(Cadet Scheme) 的推行
土客械鬥，華商南來
1850 年代末，中國內地爆發「太平天國」之亂。由於「太平天國」的創始人物 (如洪秀全、馮雲山等) 多為兩廣 (指廣東、廣西) 客家人，亂事不久觸發廣東本省人與客家人之間的矛盾，「土客械鬥」由是展開。
「土客械鬥」的慘烈程度與一場小型的內戰無異。原本對香港不感興趣的廣東華商，為了逃避戰亂及保存自身利益，紛紛湧入香港。他們的南來，除了為香港帶來新的財富外，更重要是把中國內地的結社自治文化引入香港。香港原有的華人精英多數來自海洋族群，勢利短視而不懂得對華人社群作出長遠的組織，新傳入的結社文化正好彌補了華人精英這一方面的不足，促進了香港華人社群的互信、互惠互利，為香港的華人社群創造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尤有進者，新興的華商階層及其發起的社會組織，令港英政府在處理與華人有關的事務時，能夠有一群可靠的中介人。這個新興階層後來逐漸成為港英政府的管治伙伴，華人精英自此不再純粹來自海洋族群，華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障，港英政府與華人社群的矛盾因而得以消除。
「官學生計劃」的推行
除了「華商南來」，「官學生計劃」的推行亦有助港英政府解決管治危機。
有關羅便臣提出「官學生計劃」的始末因由，曾銳生作出過詳細的探討：
在羅便臣任內，唯一通曉中文的高官高和爾的瀆職問題再度浮現......高和爾被辭退後，「港府雖有九至十名傳譯官......他們的教育程度及英語水平既不足以接替高和爾的工作，亦無法擔當可靠的政府傳譯」，殖民地政府失去與華人溝通的可靠渠道。
行政事務表現未如理想，但未有動搖羅便臣要確保「華人充分及正確了解影響其利益的各項政府措施的性質、目的及詳情」的決心。此外，他也力求「政府準確掌握華人的所想、所需或所求」。正因為這樣，加上英國其他屬地已有先例可援，羅便臣遂落實推行寶靈提出的主張，從英國招募教育背景良好的青年官學生來港，接受中文培訓後受僱為政府公僕，並迅速晉升為高級官員。
適逢英國官員羅富國 (Stafford Northcote)、特里維廉 (又名查維仁，Charles Trevelyan) 於 1854 年發表《羅富國、特里維廉報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建議英國要建立一個公務員考試制度 (受到克里米亞戰爭中官僚制度混亂的刺激)，羅便臣的建議與羅富國、特里維廉的改革精神不謀而合，其於是在 1861 年 7 月把計劃送交倫敦審議，並且在 1861 年 10 月 12 日刊憲。1862 年，隨著首批從英國招募的官學生抵港，香港「政務官管治」(官學生後來改稱「政務官」) 正式開始 (以上參考葉國華的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殖民地部審批羅便臣建議的同時，其實亦考慮在整個大英帝國作出同步的發展，即在國內以考選方式招募殖民地部官員，在錫蘭以考選方式招聘公務員，以及為外交部駐華領事團招募語言官學生。
又香港的「官學生計劃」可說是整個大英帝國利用考選將高級公務員招聘工作制度化較早期的行動之一。這計劃為海峽殖民地及英屬馬來亞，以至大部份非洲殖民地開創先河 (1869 年，海峽殖民地才透過考選招募公務員。1882 年，錫蘭、香港、海峽殖民地舉行「東方官學生」(Eastern Cadetship) 聯合考試，馬來亞稍後也加入)。
對於官學生的學習和受訓細節，鄺健銘說：
受聘的官學生，先到廣州受訓兩年，學習當地語言與文化，教材包括儒家經典的「四書」和《三字經》，且每半年考試一次，不及格者會被調回英國。通過考試者，則會被派到前線，從傳譯官做起，以多接觸華人、親自處理公共事務。
陳雲則有進一步的補充：
官學生所學何事？根據考試題目重構教材，理雅各的教學選材分為兩類：第一是宗教類，以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為主。第二是中國經書，以四書如《論語》、《孟子》為主，此外還有蒙學《三字經》。 在香港的官學生訓練，是揉合中西經典的士族訓練。
陳雲認為「官學生計劃」正好反映「英國在香港複製了中國王朝」、「英國在香港做的，是維護王朝」。無獨有偶，葉國華亦認為，英國之所以會建立一個以教育和考試為準則的公務員系統，與傳統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有密切關係。
可是，筆者想請各位細讀曾銳生以下一段文字：
英國官員考慮在香港推行這項新計劃時，並沒有留意到中國自隋代 (581 – 618 年) 以來已奉行一套專門用於招聘官員的科舉制度......不管是出於無知或傲慢，總督或殖民地部官員隻字不提科舉制度，更遑論評價它的優點和缺點。儘管英國可以透過管治香港從中國的經驗獲益不淺，他們卻並無借鑑中國源遠流長的科舉制，或嘗試了解這制度的種種利弊。
據此，陳、葉兩人的看法，只怕更多是出於主觀的猜想，並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姑勿論如何，「官學生計劃」的推行，多少改善了港英政府的管治質素，最低限度港府內能與華人溝通的官員人數大幅增加。自此以後，港英政府無需縱容個別擅與華人溝通的官員，而可以對他們依法懲治。
再者，誠如澳門學者黃兆輝所言，官學生內部的紳士文化 (Gentleman Culture) 往往令官學生敢於仗義執言、不欺善怕惡。官學生後來或成為港府要員，或成為香港總督 (如楊慕琦、柏立基等)。他們敢於與英國上司討價還價，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香港人的福祉、維護了香港的自主性，為港英政府的管治帶來清新而正面的效果。
總而言之，「官學生計劃」為港英政府帶來了一批學識與品格並重的官員。昔日官員良莠不齊的弊病，至此被一掃而空。港英政府的管治因而日益穩固。
結語
羅便臣治下的香港能夠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主要原因在於：港英政府能夠正視自身的管治危機，力圖化解。
不過，除此之外，境外因素 (如「土客械鬥」引致廣東華商南下、英國有意全面建立公務員考試制度、英國的紳士文化養成官學生良好的品格等) 的影響亦不能等閒視之。
97 主權移交後，香港名義上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則是將境外因素的影響 (特別是來自英國方面的影響) 一筆勾銷。今天香港飽受中共赤化，政治爭拗不斷，港共煽動「群眾鬥群眾」，核心價值蕩然無存，這皆事出有因，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5. 陳雲，《香港城邦論 II：光復本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