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一是「五四運動」九十六周年紀念。誠如周策縱教授在《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指出,「五四運動」不單純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發生的大型愛國學生運動,它更指涉 1917 – 1921 年間中國知識分子 (以北京大學的師生為首,著名者有胡適、陳獨秀)
企圖利用思想變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種種嘗試
(即「新文化運動」)。我們今天要認真紀念「五四」,除了深刻銘記「火燒趙家樓」、「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八個大字外,更重要是藉著仔細研讀五四知識分子所留下的言論,細味一下他們所推許的理想。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之一。他曾撰寫<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批判文言文學,倡導白話文學。不過,要數到他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證主義」引入中國。
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此處「個人自由」明顯被置於「國家自由」之上,具有第一優先性 (first
priority),不容被侵犯。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而為今天香港的親共人士所踐踏者
(親共人士、建制派只知捍衛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繁榮穩定,卻不知個人能自主地過上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才是國家安全、社會繁榮穩定需被捍衛的最終目的)。
胡適在<自由主義>又說: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製,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裡,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制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
現在不少香港人仍然相信儒家傳統可以開出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實,胡適一早已經道破「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
按照胡適的見解,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先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政治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同時限制統治者的專制大權。而此處則需要安格羅-撒克遜 (Anglo-Saxon)
民族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制衡制度和生活方式。據此推想,胡適似乎主張中國的下一代向英國學習,他倒反對「抱殘守缺」,言必稱「外國勢力」。
胡適的老師是「實證主義」大師杜威,胡適嘗言:
所以我常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
又言: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胡適將杜威的「實證主義」引介至中國,多少有助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日趨踏實。
至於胡適寄語年輕人「人生應該有夢」,又自謙說他只是要教人不受人惑,這對今天的功利社會、洗腦教育仍起著一定的鞭撻作用。
除了胡適,陳獨秀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軍人物。他雖一度與李大釗創立「中國共產黨」,晚年的他卻恍然大悟,重投自由、民主的懷抱。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有<給連根的信>,其中陳氏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級的民主。
陳獨秀由始至終都認為,「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並無內容上的不同。他因此反對「一人 / 黨專政」而主張「大眾民主」:
我認為: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給西流的信>)
尤有進者,他高度重視「反對黨派之自由」: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見>)
且反對高唱「東方文化」如何優越:
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應該拒絕它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沒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在<給陳其昌等的信>中,他甚至說:
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好一句「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陳獨秀和胡適雖然一左一右,但二人對自由、民主的堅信與嚮往,竟如出一轍。此正是「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
今天的香港,公民的基本自由漸被當權者蠶食,民主美夢落實無期。遙望「五四」,我們除了義憤填膺,抗爭心切,只怕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