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消解民怨，「財爺」勝過 689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 2 月 24 日 (星期三) 發表了 2015 / 16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和往年不同，今年的《預算案》有不少措施是針對中產人士而設的，其中包括：

(1) 寬減 2014 / 15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二萬元。

(2) 寬減 2014 / 15 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利得稅，上限為二萬元。

(3) 寬免 2015 / 16 年度首兩季的差餉，以每戶每季二千五百元為上限。估計涉及 315 萬個物業。

(4) 由 2015 / 16 年度開始，將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由 7 萬元增至 10 萬元。

「財爺」一改舊貫，對中產人士大幅「派糖」，其似乎是為了疏導「雨傘革命」後日益累積的民怨。

事實上，《預算案》一開始就高調提到「雨傘革命」，「引言」部份有以下兩段文字：

長達七十九日的非法佔領行動，對香港各個環節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社會出現的嚴重撕裂，不單止影響香港的形象，同時令人擔心社會矛盾將會變本加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難修補。

事實上，今次事件所凸顯的社會問題，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社會必需要有耐心，以理性、務實的態度，逐步拉近分歧，尋求共識。如果我們任由爭拗持續下去，香港的發展勢必陷入泥沼。

「雨傘革命」主要由中產人士 (包括大學教授、商人等) 爭取「我要真普選」而引發 (「金鐘佔領區」尤其如此)。本來，為免香港日後再次出現類似的佔領事件，「我要真普選」的訴求必須被滿足 (即使不滿足，政府亦應該將原本強硬的立場軟化)。奈何的是，中共方面既無意取消 831「人大」決定，其又將「雨傘革命」定性為一場有「外國勢力介入」的違法佔領行動，港共傀儡政府根本無法滿足「我要真普選」的訴求。退而求其次，民主實現不了，就只好處理民生問題。曾俊華之所以引用心理學家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作結，說：「對於飢餓的人，有食物的地方就是烏托邦，自由、愛、尊重等等不可以果腹的事物，對他們都是沒有價值」，目的就是要為港共政府之無能尋求合理辯解。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曾俊華作為港共政府的司長級官員，為港共政府之無能辯解是無可厚非的。有趣的是，「財爺」在引述馬斯洛的話後，接著說：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對於這一種轉變，我們需要回應，但是大家必須明白，要解決社會上不同的問題，我們需要對話，而不是對立。

這和 689 發表《施政報告》時說「社會上部份人開始忽視經濟發展重要性，對此要有所警惕」可謂大相逕庭。

事後，有記者問「財爺」：「為何沒有穿上西裝外套，係咪唔怕涼 (梁)？」。「財爺」不但沒有避而不談，反而幽默回應：「咁都俾你諗到？」。97 主權移交前，政府官員和記者經常有這類「妙問妙答」。曾俊華能夠依心直說，又具有英式政客的幽默感，無怪乎網友們紛紛認為他比 689 更適合做特首。

平情而論，《預算案》有不少值得批評的地方，如錯估財政盈餘、N 無人士未能受惠等。不過，政治從來不只是要求為政者準確解決問題，其更需要為政者懂得順應民意，並在適當的時候幽公眾一默。曾俊華「左手派糖，右手搶錢」，卻依舊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並不是偶然的。

管治失效，頻臨崩潰：論「桂林夜市」事件

新春期間，「桂林夜市」一度成為時政焦點。且說每逢年廿九至年初三，深水埗桂林街一帶即會聚集不少流動熟食小販檔，做做生意，搵口飯吃，被稱為「桂林夜市」。這種「無牌小販」隨處擺賣的現象，在 97 主權移交前本甚常見，誰沒有光顧過街邊的流動熟食檔？儘管港英政府當時已不斷以「市容健康」為理由加強對「無牌小販」的監管，有關當局在具體執法時始終是「隻眼開，隻眼閉」。「無牌小販」因而在英國人「法律不外乎人情」的靈活管治思維下，享有一難得的生存空間。

然而，隨著 97 主權移交，英人遠去，這套優良的管治思維在香港銷聲匿跡。新上場的宗主國－中共，其開國「導師」毛澤東曾說過：「千古猶行秦法政」，暗示先秦商、韓等人的法家思想乃中共施政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至今仍然未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高度強調「依法治國」，即為明證。法家思想一大特色是：「法」乃統治者管治的工具，它適用於所有被管治的人，卻不適用於統治者本身。這容易衍生兩種情況：

(1) 被管治者一旦違「法」 (即使出於為生 / 善良的動機)，他們必須受到嚴懲。

(2) 統治者本身可以不斷違「法」，因「法」本來是為了方便他的管治而設。

中國人民過去飽受嚴刑竣法之苦，天子肆意妄為而不受法制上的約束 (士人非議、宰相進諫不屬於法制上的約束，只是起著制衡作用的朝堂風氣、社會風氣)，這與中國歷代多少採用法家思想作為施政方針有密切關係。

中共厲行法家式管治，以致「城管」處處，貪官眾多。香港落入中共傀儡政權之手後，原來「隻眼開，隻眼閉」的靈活管治手腕被「一律繩之以法」的僵硬、死板作風取代。「桂林夜市」今年遭受食環署及建制派特別的打壓，這只是反映上述轉變的冰山一角。

香港日漸為中共的劣質管治所污染，市民出現相應的心態和行動上的抗拒，這是可以理解的。加上「雨傘革命」無疾而終，民怨未消，急待一個宣泄的出口。這終引致「本土民主連線」等組織落區捍衛「桂林夜市」，阻止食環署掃場。奈何港共政府對箇中原委不作審視，只知用心理嚴重受創的「差佬」協助食環署清場，拘捕支持「桂林夜市」的市民。當問題一再累積而不獲處理，港共政府勢必步向管治崩潰的邊緣，「民變四起」只是早晚的事。

其實，不論是「水貨問題」，還是「桂林夜市」的問題，都是港共政府管治失效的一個側面。「桂林夜市」一度出現支持「藍絲帶」的「無牌小販」被捍衛「桂林夜市」的市民包圍、敵視的荒謬情景，這亦是港共政府一手造成 (「無牌小販」難以為生，自然要掩埋良心，支持港共政府，以換取蛇齋餅粽)。倘若港共政府一如以往，漠視市民的訴求，不增加施政上的靈活性，其只怕注定走上法家祖師商鞅的下場：作法自斃！

「先歸英，後獨立」比較可取 (下)：歸英獨立，唯一生路

我不反對將香港人視作一個民族，也不抗拒「香港獨立」。我只是主張，在步向獨立之前，香港人需要先經過一個「英治」時期。

何以我會如此主張呢？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A. 實際利益的盤算：剿清共諜、固守香港、防範美國的必要

如過去所說，今天的香港已充斥不少中共的「線眼」、「內應」。他們不少更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可以參與決定香港未來的公投活動。要避免他們破壞公投 / 於公投中阻礙真正民意的表達，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公投前大規模整肅、逮捕在港「共諜」、「賣港賊」。本來，這任務香港人自己亦做得來，不用英國出手。可是，隨著民怨升溫，情緒化的民粹主義蓋過冷靜理性，香港或會出現不人道對待「共諜」、「賣港賊」的情況，破壞香港一直以來尊重基本人權的核心價值。建基於此，我們希望香港暫時回歸英國，由管治經驗純熟的英國官員負責處理這一群「共諜」、「賣港賊」。這樣做，一來，「共諜」、「賣港賊」能得到應得的制裁；二來，香港的基本人權仍可以保持於不墮。

又中共尚未倒台，其未必輕易容許香港人爭取「民族自決」，可能出動解放軍鎮壓。中共一旦倒台，香港亦需面對廣東軍人南下的威脅。「皇家香港軍團 (義勇軍)」於 1995 年 9 月解散後，香港自此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國防力量。萬一解放軍入城鎮壓 / 廣東軍隊南下，香港必被吞併無疑。我們不希望香港亡於中共 / 廣東軍政府之手。適逢英國乃香港的前宗主國、《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之一，英國有道義及條約上的責任關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我們因此有道德上的理由乞求英國政府臨時接管香港，並給予香港一定數量的軍事支援，以作為人道救援及軍事防守之用 (即使中共 / 廣東軍政府不派軍隊來港，我們亦難保他們不用「斷水斷糧」的手段脅迫香港就範，承認其管治。英國臨時接管香港，至少能夠作為一中間人，協助香港與英聯邦諸國建立臨時貿易合作關係，令英聯邦諸國向香港提供急需的糧水和物資，並派出海軍保護海上航道，確保糧食、物資安全抵港。我們因此仍有理由要求香港先歸還英國)。

再者，美國早已在東亞做好部署，等待中共倒台。香港要在中共倒台後免受「美帝」頤指氣使，它必須盡早爭取與美國實力相約的國家支持、保護。英國一直與美國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又是香港的前宗主國，「歸英」因此是一個可以避免香港落入美國之手的好選擇，值得支持。

B. 「歸英」有助香港人履行未完成的義務，回饋港英政府過去的優厚待遇

二次大戰結束後，港英政府逐漸消除對在港華人的歧視，轉為提高華人在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1946 年推出的「楊慕琦計劃」，其即旨在令「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儘管「楊慕琦計劃」最後無疾而終，接任楊慕琦成為「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仍然急市民所急，在香港推行了不少善政，包括：徙置區的設置、公務員「本地化」的推動等。到了柏立基，更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自此以後，香港的專上教育不再由「香港大學」壟斷，接受專上教育的香港年青人數目大幅增加。

六七暴動，人心惶惶，戴督麟趾臨危不亂，借用訪港英軍的直升機，掃蕩左派份子在北角的據點。戴督離港休假，輔政司祈濟時署理港督職務，剿共態度依然強硬。其做法縱使惹人非議，但香港總算避過一場大劫。大病初癒，麥督抵港。在任十年，是太平盛世，是黃金歲月。「廉政公署」的成立，使積累已久的貪污問題一掃而空。「香港節」的舉辦，更令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產生出第一代的「本土意識」。雖然麥督訪華為香港之死揭開了序幕，但麥督的原意本是為了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而打算，非故意出賣港人權益也。尤德走馬上任，面對港人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被排除在外，他說出了一句不卑不亢的名言：「我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以後的「港督」雖仍來自英國，但他們已儼然是香港人的一分子，為香港人的「父母官」了。衛奕信以後，港英時代日暮途窮，但良好的施政始終不絕。今天的赤臘角機場，便是在此時提出興建的。到了「末代港督」彭定康，更不顧中共無理的指罵，堅持要讓香港人初嚐「直選立法會」的滋味。港人現在懂得分判中共的普選方案為「假普選」，彭督未嘗無大功。

我們之所以要回顧香港戰後的發展歷史，目的是想讓大家清楚知道：一代又一代的「港督」，過去確實為香港的發展付出過不少心力。他們雖然是英國人，由英國政府派來，負責進行殖民地管治，但他們所做的一切，無不顧及香港人的感受、照顧到香港的長遠發展利益。相比日治時期韓國的大米全被強迫運送至日本、比屬剛果的人民飽受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殘酷虐待和掠奪天然資源，港英政府明顯是一個「以民為本」的負責任的政府，而不像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

英國人本來不需要這樣善待香港。他們可以選擇立即撤走，讓香港人自生自滅。可是，英國人最後沒有這樣做，反而努力地為香港進行各式各樣的建設。沒錯，港英政府之初心或許只是為了方便管治、利用香港對抗全球「赤化」的大趨勢，但它在香港的客觀建設上確實出過不少力，這是不容否定和隱瞞的。作為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對於曾為這片土地付出過精神、心力、時間的所有人，不是應該感恩，並想辦法予以報答嗎？為什麼大家還要因為種族、國籍的差別，歪曲歷史，置前人之恩義於不顧？

《論語》中有「三年之喪」的故事。其中，孔子對於弟子宰我決定只守喪一年，說了以下一番說話：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姑勿論箇中細節，這番話的重點是：父母將子女由襁褓內之嬰兒哺育成小孩，至少需要三年。父母一旦不幸過世，作為子女的，其本有一責任為父母守喪三年，以表達出對父母生前恩情的懷念、報答。否則，其即為一德行有虧的人 (「不仁」的人)，永遠於人生中留有一不可磨滅的污點。

同樣道理，享受過港英政府過去五十多年優良管治的香港人，這種高質素的管治本來不是大家理所當然地應得的。借用李怡先生的話說，「香港過去的自由、人權、法治，是英國恩賜給我們的」。此等大恩大德，香港人本來一早就應該要以實際的行動來報答。奈何歷經中英前途談判，港人離地意識高漲，對港英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無動於衷了。加上「民主回歸論」於「六四屠城」後成為主流，港人盲目相信「中國有民主，香港就會有民主」，默許中共竊據香港。我們欠下港英政府的一筆「人情債」，終於隨著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時英軍光榮撤走，變成我們終身揮之不去的遺憾！

本來，香港人只要守護住港英時期留下的政治制度和歷史遺跡，教導下一代正確的香港歷史，保存香港族群不被滅絕，就已經算是對得住港英政府及歷任總督。可惜的是，中共竊取香港後，大肆拆毀港英時期的地標性建築，如皇后碼頭、灣仔碼頭等。「香港歷史」從未在中學公開考試中獨立成為一門必修科。又「母語教學」、「普教中」在中小學的推行，更分別使香港下一代的英語和粵語水平急速下滑，無法再與以前的「恩公」進行任何深遽的互動，隔膜漸深。

尤有進者，03 年「七一大遊行」以後，中共收緊對港政策。一時之間，「中聯辦」幕後治港，強推國民教育，批准大量內地人來港「搶學位，搶奶粉，搶床位」。立會充斥「媚共賣港」的建制派，「三權分立」蕩然無存，香港為之色變！港人連族群綿延尚且成問題，更遑論悼念、回饋港英舊日恩情。其彷彿注定一生受盡良心的責備、歷史的唾罵：

「香港人就是這樣忘恩負義的，真是連狗也不如。狗，你對牠好，牠也對你好。香港人偏不是這樣！」

「香港人根本就不重視歷史！真是重視歷史，又怎會拆去舊日的建築呢？」

撫心自問，大家真的想做一個沒有道德、沒有過去的少數族裔嗎？

不想！我們堅決不想！這就需要爭取香港重歸英國。

只有英國重臨香江，撥亂反正，港英過去一百五十多年的管治歷史才可以「重見天日」，獨立成科，與「中國歷史」比肩 (中共基於其殖民香港的施政方針，其必定不會高舉港英歷史，而只會不斷強調港英政府壓迫港人的中國本位史觀)。又港人的英語水平才有進一步提升的機會，「三權分立」得以恢復其互相制衡的功能，港英遺跡不致再被清拆。最為重要者，港人的生存空間，因獲得英國的政治及軍事保護，不復被中共吞噬。

港人能夠綿延，並正確認識香港歷史，學好英語，其很自然會生起感謝英國恩德之心，並有回饋英人的能力。而回饋英人的方法，我們主張：加入英聯邦，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效忠英女皇。

這是香港人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有過去的人的唯一出路。筆者深信，這對香港的下一代亦是最好的安排。

如此，爭取「先歸英，後獨立」，就不只是純粹基於自私自利，更出於一種道德上的要求。

C. 「歸英」有助香港人建構未來幸福生活

英國哲學家密爾 (J. S. Mill) 曾經指出，「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論自由》)。當代美國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在《公平式的正義：一個重申》中更認為，一個公正的政治、社會制度，有助培養人的正義感 (a sense of justice)，以及充分運用「理性地形成、實現、修正自身人生觀的能力」。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 (案：即王國維先生) 紀念碑銘》中更明言「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自由是進步、幸福生活的核心內容，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而自由往往需要一個公正的政治、社會制度來保障。

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宗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並未被剝奪。港人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從而選擇最適合自己者。他們又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並獲得政府提供的一系列免費醫療服務、交通津貼等。「香港，香港，你永遠是尋夢鄉」(取自 1982 年陳美齡的成名作《香港，香港》)，這兩句歌詞所說，確是實情。

只是中共竊取香港後，港共政權將國家安全、香港長遠繁榮穩定置於法治、言論自由之上。其政策又偏重地產商和內地人，致使本地居民所得到的工作機會、福利日漸減少。

要於日後重抬舊日美好的時光，港共政府之劣質管治必須清除，宗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的不可侵犯性 (inviolability) 和第一優先性 (first priority) 必須重新確立。又新政府必須重視民意，及時回應市民的訴求。

將諸種基本自由放在第一位、著重回應民間訴求等，與英國的自由主義、「社會契約論」密不可分。香港人今後要繼續享有幸福、進步的生活，文化思想上亦需要爭取「回歸英國」，虛心學習。

結語

筆者指出「城邦論」、「港獨論」的問題，並不是要否定它們對「香港建國」的貢獻 (老實說，筆者對於陳雲「念眾生，我出山救港」的苦心是由衷地佩服的。他揭穿「泛民主派」、「支聯會」的真面目，大力鞭撻「左膠」社運人士，並於「雨傘革命」期間教人製盾自衛，勇武抗爭。這一切，足以令他日後名垂香江)。筆者只想藉此促使有關支持者修正其理論，從而壯大「香港建國」的聲勢。

至於有人認為「歸英」就是主張「全盤西化」，是「洋奴」，筆者的回應是：我們從來都不反對華夏文化，只是主張把華夏文化作為香港眾多文化的一支、一個選項而已！又假如虛心學習英國的長處就是「洋奴」，我們不怕承認！

「先歸英，後獨立」比較可取 (中)：香港獨立，孤掌難鳴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於 2014 年出版了《香港民族論》一書。其中介紹到「公民民族論」。

所謂「公民民族論」，有別於「人種民族論」。後者創始於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強調以血緣、膚色、語言等客觀固定元素的同一性辨識「自己人」與「他者」。前者則創始於法國。法國人勒南 (Ernest Renan) 於＜民族是什麼＞一文中說：「人不是他說的語言和所隸屬的種族和宗教的奴隸；川岳走勢等地理特徵更不能框定他的根本屬性」。「公民民族論」重申維繫一個民族的關鍵因素在於所謂「核心價值」，以及一種彼此契合的共同一起生活的願望，這正是它不同於「人種民族論」的地方。

學苑的同學援引「公民民族論」，指出「黑眼睛，黃皮膚」不足以使香港人成為中國人。相反，香港過去的流行音樂、電視、電影文化，以及主權移交後香港人奮力抗爭的集體記憶，這一切才是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精髓所在。香港人儼然成一民族。而根據《聯合國憲章》、《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所有民族皆具有自決政治命運的權利。香港由是有一正當的理由透過公投選擇獨立建國。

學苑的說法其實並未正式進入主張「香港獨立」，只是為思考「香港獨立」提供了一些資料和論據 (他們只是建議透過公投選擇獨立建國，不是要求香港一定要獨立)。然而，隨著 689 於《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香港民族論》，學苑的說法被理解為「港獨」理論的雛型亦未嘗不可。

對於學苑「民族自決，香港獨立」的主張，筆者是歡迎的，特別是「公民民族論」。然而，它忽視了香港現時的政治、軍事狀況，故略嫌美中不足。

根據鄺健銘於《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引述，早於毛澤東年代，周恩來已經對香港實施「白螞蟻政策」。所謂「白螞蟻政策」，是指中共長期派出大量人員 (白蟻) 滲透到香港 (樹) 的不同部分，從而將香港「赤化」，猶如白蟻蠶食樹木般，大樹表面依舊，內裡全非。歷經三十多年的滲透，今天香港的政壇、社會，幾乎處處都有親共人士的影子，民建聯諸君、「愛」字堆即其顯例也。就連「行政長官」一職，亦由一名疑似中共地下黨員的 689 擔任。中共一旦傾覆，聯合國批准香港人舉行公投，自決未來，獨立建國，香港人有辦法禁絕親共市民、政客於公投中所發揮的負面影響嗎？又獨立建國後，香港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抗廣東軍政府的入侵嗎？「港獨」理論於此黔驢技窮。

「港獨」支持者又往往喜歡以新加坡作為參照，殊不知新加坡當初的獨立純粹出於迫不得已。

《李光耀回憶錄》有以下一段文字，充分反映新加坡人對於「突然獨立」的無奈：

突然間，我們在 1965 年 8 月 9 日迫不得已宣布獨立。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

我們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的。它原是個貿易站，英國把這個貿易站發展成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國的一個樞紐。我們把它繼承過來，卻沒有腹地，就像心臟少了軀體一樣。

使我更覺得沮喪的是，外國評論都預測獨立後的新加坡將走投無路，一名評論員甚至把英國從殖民地撤出的情況跟古羅馬帝國的沒落相比。他指出，當古羅馬軍團撤走，外邦人接管後，古羅馬帝國的法紀全垮了。丹尼斯‧沃納在《悉尼先驅晨報》(1965 年 8 月 10 日) 寫道：「三年前，新加坡獨立是行不通的概念。從目前的情況看來，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報》(1965 年 8 月 22 日) 的理查‧休斯說：「花費超過 1 億英鎊建成的英國基地一旦關閉，新加坡的經濟將會垮掉。」其實，我也有相同的憂慮，卻沒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職責是維持士氣，為人民點燃希望，而不是打擊他們的信念。

我最關注的問題是，對新加坡的基地，英國會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們會不會因爲新馬分家的方式而縮短留下來的時間。威爾遜首相已經面臨後座議員的反對，對他們來說，在蘇伊士運河以東駐軍的政策代價太大，不得人心。這個政策對工黨政府爭取選票毫無幫助，他們需要撥款作爲福利和其他能贏得選票的用途。只有一個國家能保障東亞的安全和穩定，那就是美國，但是美國卻在越南遊擊戰爭中泥足深陷，它的歐洲盟友和亞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歡這場戰爭。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美宣傳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認為，新加坡要讓美國繼承英國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價很大。單靠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又威望不夠。

我擔心的是，英國對本區域的影響會無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國的影響將擴大。我們這一代在帝國時代成長，這樣的改變不容易適應。少了英國扮演緩沖角色，我只能向美國勢力妥協。英國人在行使他們的意志時，總還客客氣氣。美國人就不同。我可以從他們怎樣對待越南南方領袖，甚至是那些處境沒西貢那麽糟的泰國和菲律賓領袖看出來。美國是個如日中天的強國，肌肉發達，慣於耀武揚威。

新加坡獨立後的困境其實與香港將來獨立後的處境非常類似，值得香港人細心反思。

今天的英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雖已逐漸恢復二戰前的規模，但與全盛時期的「日不落帝國」相比，畢竟仍有一段距離。如非必要，他們不會貿然介入東亞事務，這幾乎可以斷言。

反觀美國，其雖面對經濟上的沉重負擔，它的整體國力卻似乎並未下跌。2011 年，美國更高調宣佈「重返亞太」戰略，透過加強與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國的合作，重建「第一島鏈」，以牽制軍力日益坐大的中共。美國後來雖因與中國有經貿合作關係而緩和了軍事上的劍拔弩張，但美國對中國的戒備其實並未消除。亦正因為此，「雨傘革命」於去年 9 月在香港爆發，親共人士 (包括 689 ) 一再對外宣稱「佔中」是「外國勢力介入」造成、是「顏色革命」、是中美外交博奕的其中一個環節。因在中共眼中，美國一直是心懷歹意，暗有所圖的。香港過去又是革命顛覆基地。香港現在出現大型抗爭運動，中共很自然將此視作和美國的謀劃有關。加上外國傳媒廣泛報導，「阿爺」益信之而不疑。親共人士由是調節話語，以討好、奉迎「主上」。

美國益大而英國退守一隅。一旦中共傾覆，香港被迫獨立，在全球外交博奕的大環境下，香港很大可能會投入美國陣營的一方。可是，誠如李光耀所言，「英國人在行使他們的意志時，總還客客氣氣。美國人就不同。我可以從他們怎樣對待越南南方領袖，甚至是那些處境沒西貢那麽糟的泰國和菲律賓領袖看出來。美國是個如日中天的強國，肌肉發達，慣於耀武揚威」。今天的美國與新加坡獨立時的美國差不了多少，由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的侯賽因、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達菲，以至近月介入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美國依然擺脫不了其一貫「耀武揚威」的本色，打著自由、民主、平等的旗號，推行「帝國主義」實質。美國為了保存自身在華利益，於「雨傘革命」期間更一度對外宣稱「全力支持香港依照《基本法》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與中共口徑一致。港人渴望獨立是為了另覓生存空間和保存人作為人的尊嚴。倘若最後的下場是落入一見利忘義、不可一世的帝國霸權之手，任其宰割，試問我們堅持「香港獨立」是為了什麼？

當然，筆者不是反對「香港獨立」。這亦似乎是大勢所趨，想阻止也阻止不了。筆者只想指出，單純爭取「香港獨立」，將會引發很多香港人本身無法處理的問題，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很簡單，一旦香港獨立，我們有足夠的食用水和糧食嗎？他國願意和我們進行貿易，提供我們食物和水嗎？這些問題看似很瑣碎，卻牽繫著香港獨立後人民能否繼續生存。加上「港奸」、香港全無國防守備、美國介入等問題，寡頭的「香港獨立」，看來並不可取。

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葉國華以「維港故事，獨掌難嗚」命名其著作，誠哉斯言！不過，香港不是需要北方的「偉大祖國」，而是需要回歸前宗主國 － 英國的懷抱。

「先歸英，後獨立」比較可取 (上)：城邦自治，問題重重

面對港共政權的倒行逆施，香港市民早已心灰意冷，另覓出路，「香港建國」因此被提上議事日程，成為日後香港人的抗爭目標。

然而，對於「香港如何建國？」，不同人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現時坊間流行的「建國」方案不外乎以下三種：

(1) 城邦自治

(2) 香港獨立

(3) 先歸英，後獨立

三種方案之中，筆者個人認為 (3) 比較可取。在未來三日的文章中，筆者嘗試向大家分析「城邦自治」、「香港獨立」何以不可行，再而論證「先歸英，後獨立」何以值得大家支持。

我們今天由「城邦自治」說起。

陳雲的「城邦論」要旨

「城邦自治」的主張由香港學者陳雲於 2011 年首次提出。

有關陳氏看法的梗概，我們可以參考吳叡人＜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收錄於《香港民族論》一書) 以下一段文字：

陳氏將香港 (與新加坡等) 作為殖民地貿易港市的歷史連結到現代主權國家體系興起前的古典 / 中世紀城邦國家與歐陸自由市的傳統之上，發明 (invented) 了一個從古希臘、文藝復興到現代「殖民城邦」的城邦系譜，從而將古典城邦與自由市才擁有的自治傳統順帶挪用 (appropriated) 到事實上缺乏自治傳統的城市殖民地香港之上，以這個想像的城邦自治傳統作為香港自治的論據。換言之，香港自治的正當性基礎不是香港民族的自決權，而是香港城邦的歷史與其固有的自治特質。在這個歷史論證之上，陳氏再將原本被公民共和主義視為共和政體存在前提或存續條件的公民德行 (civic virtues) 轉化為界定香港認同的判準，於是「香港人」或「香港市民」成為一種基於價值而非血緣而形成的政治範疇。

陳雲宣稱他的主張是一種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的論證，因為他不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的香港自治目的在於防衛與保護香港固有的自治與主體性，不在挑戰中國主權或介入中國政治。他之拒絕使用民族主義概念，應該也是出於現實主義之考量，因為如此勢將與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官方民族主義直接衝突，風險過高。

大體而言，陳雲認為 97 主權移交前的香港與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前的城邦無異。而歐洲的古典城邦大多具有自治傳統，香港因此應該享有「高度自治」(這裡的「高度自治」是西歐國家公認的「高度自治」，不是「西藏自治區」那種「高度自治)。這亦是《基本法》裡規定的。

他進一步解釋：由於香港處於中、美等帝國的夾縫之間，「港獨」將會令香港付上沉重的國防開支，亦令香港有機會被中共、美國名正言順地殖民 (見《香港城邦論 II ：光復本土》)，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他不主張香港獨立，而只強調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

陳雲後來提出「華夏邦聯」的願景，與「城邦自治」雙軌並行 (此乃《香港城邦論 II ：光復本土》的主軸)。所謂「華夏邦聯」，主要是由香港、澳門、台灣 (指已經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中國 (「中華民國」重返大陸後建立的政權) 組成。這些地區共同承襲著華夏傳統的文化、風俗，其子民同為華夏之遺民，它們因而有締結成邦聯的共同基礎，並有責任將華夏文化帶返中國大陸。不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建立「華夏邦聯」，先決條件仍是香港不被中共侵蝕，陳雲由是確立「香港城邦自治」的優先性。

「雨傘革命」後，陳雲一度調整他的「城邦自治」主張，轉變成「城邦文化建國」。不過，他曾多次重申，所謂「建國」並不是進行「港獨」。又在承傳華夏文化及締結「華夏邦聯」上，陳雲似乎未有對此作出更動。「香港復興會」(實踐「城邦自治」主張的政治組織，陳雲是創辦人之一) 新近出版的本土政綱中，有「香港之盾」一章，其中提到「復興香港文化」時有六點，包括：

1. 復興華夏祭禮與風俗

2. 恢復古文教育

3. 編撰網上中文詞典

4. 重新編訂香港的中史課程和教科書

5. 堅持本土語文政策

6. 推動學習書法

由此可見陳氏仍然堅持承傳華夏文化。另外，「香港之劍」中有以下兩段文字：

香港建國之後締結華夏邦聯，也尋求加入英聯邦，並與歐盟締結緊密關係，最終成立大東亞聯盟，建立華夏天下，弘揚華夏國威。

將來香港與華夏邦聯建立的時候，可以行君主立憲制，由議會推舉趙宋後人之中的賢德之人，擔任邦國之君，履行祭祀和封爵的禮法。

據此，締結「華夏邦聯」仍是陳氏的願景，未有被放棄。

反對「城邦論」的理由：「城邦論」所隱含的問題

為了方便起見，筆者現在嘗試將陳雲的主張歸納成以下三條：

(1) 香港在 97 主權移交前具有和歐洲古典城邦一樣的規模。

(2) 香港應該享有《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

(3) 香港人應該重新發掘其已有的華夏文化傳統。一旦中共倒台，香港即可憑此建國，並以此作為與澳門、台灣、中國大陸締結「華夏邦聯」的基礎。

就 (1) 而言，其內容並無大問題。在這方面，筆者與陳雲的看法一致。不過，對於 (2) 和 (3)，筆者則不甚苟同，而認為有大問題存在於其中。

I. 香港根本不需要《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

先談 (2)。《基本法》由起草到制訂幾乎沒有香港人參與其中，只有司徒華和李柱銘兩人而已。如此一部「小憲法」，根本沒有任何認受性可言。今天《基本法》要被賦予認受性，「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必先進行。香港將來可享有多大程度的自治，應該由新憲法規定。倘若全港市民普遍認同「全面自治」，「高度自治」就應該被改寫。故此，堅持爭取「香港應該享有《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是不思進取的做法。

當然，陳氏提出如此見解，可能基於他洞悉到中共必定不會容許港人修改《基本法》，強行修改只會惹起中共反感，對香港不利。可是，大家不要忘記，自《「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出版以後，《基本法》所規定的「高度自治」早已被中央政府定調為「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加上「兩制僅能『從屬』於一國」、「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特首與立法會普選制度都要『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等附帶條件，《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基本上已不再是西歐國家公認的「高度自治」，即 high autonomy，而淪為近似新彊、西藏的那種「自治」。在這情況下，假如我們仍然堅持「香港享有《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爭拗「高度自治」的原來意義，這未嘗就會令中共和顏悅色，而不會對香港人咬牙切齒。

與其被困敵陣，不如殺出重圍，筆者因此不認同 (2)。

II. 華夏文化不應被重新高舉

再談 (3) 。這裡其實涉及多個問題，我們先考慮以下兩個：

A. 華夏文化的確切內涵是什麼？

B. 它能否令香港繼續屹立於世界，維持自身的國際形象及地位？

對於問題 A，陳雲最有可能的回答是：周朝的「華夏天下觀」及其禮樂制度。陳雲曾說：

華夏之王權，由堯至舜，天命與聖德並重，以禪讓而非血脈相傳，夏禹治水有功，得舜禪讓王位，也得天賜予統治大法 － 洪範。夏傳位於其子啟，開始帝系血脈相傳。夏桀無道，成湯伐夏，奪其王位，謂之「湯武革命」，自此華夏帝王可以由革命而來，革命的結果是攻伐者取代王位，卻不是由貴族推舉君王。春秋末年，孟子論斷，夏桀喪失天命，不再是天子，只是一夫，故此成湯誅殺無道，並非弒君，而是革其天命。商紂無道，西伯侯姬發攻克，成立周朝，是為周武王。姬發攻打商朝之際，在諸侯義軍面前演說，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將用我們人民的眼去看，上天將用我們人民的耳去聽)，將天命與民命等同。

商朝遺民箕子認定武王有聖德，向武王講述「洪範」。成湯乃大貴族，革命之後可以安居王位。西伯侯乃小貴族，得王位之後，商朝遺民仍在，四方諸侯環伺，周武王必須制禮作樂，鞏固王權，並以文治教化天下。制禮作樂，由周公 (姬旦)而行。周公作詩，歌頌文王聖德 (《詩經•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語譯：文王神靈升上天，在天上光明顯耀。周雖是古老的邦國，承受天命建立新王朝。這周朝光輝榮耀，上帝的意旨完全遵照。文王神靈升降天庭，在上帝身邊何等崇高。……)

周朝以虛君之位，而欲行實君之權，雖然分封天下，乃至於「興滅國，繼絕世」，然則中土有限，諸侯攻伐，擁兵自重，多有僭越禮法而欺君之事。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即使商朝遺民孔子呼籲克己復禮，也是徒呼奈何。秦嬴政統一六國，二世而亡。劉邦克服楚國貴族項羽，以庶民之身，取代秦朝，登位為王，既非貴族，只能廢除封建，起用文士，以復興周禮及神道設教的方式，鞏固王權，奠定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華夏道統。道統由士族弘揚，士族上升則為世家、下降則為遊俠。(＜華夏國魂，如何丟失？香港城邦，如何復國？＞)

根據陳雲的講法，所謂周朝的「華夏天下觀」，大約有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天子能夠有資格管治天下，源於天子有聖德。一旦天子失德，天命 (管治合法性)　即會轉移。革命因此合理。

第二，天命由人民全面賦予，故「天命與民命等同」。

第三，採用「分封制」管治天下，以虛君之位，行實君之權。

至於禮樂，則主要用以教化天下，鞏固王權。

陳雲的主張，驟眼看來，並無不妥。可是，只要我們細讀《孟子》、近代史家的著作，陳雲的講法明顯有違 / 隱瞞史實。

首先，有關「天命與民命等同」，《孟子》有以下一段文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上)

值得注意的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這裡天之降命與民之授命明顯有差別。天之降命與否，取決於天子主持祭祀時天有沒有降下災異。民之授命與否，則取決於百姓是否安於天子的施政。陳雲將天命等同於民命，這完全是歪曲史實的說法 (陳雲這樣做，或許是想削足踐履，勉強把華夏文化與西方的民主精神相結合)，不足取信。

其次，有關周朝採用「分封制」管治天下，陳雲明顯隱瞞了一個異常重要的「分封制」的特質：武裝殖民。西周的分封制就是武裝殖民，這觀點並不新鮮，乃民國以後史家普遍的共識。錢穆先生於《國史大綱》中曾說：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與後世統一政府只以封建制為一種政區與政權之分割者絕然不同。

無獨有偶，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亦指周初封建包含三大內容：

(1) 攝服異族使其表示服從

(2) 打破異族後，改立自己的人為酋長

(3) 使本族移植於外

陳雲將「分封制」解說為「以虛君之位，行實君之權」，周天子如同現代君主立憲國家中的君主，只是「橡皮圖章」，這顯然隱瞞歷史真相。

陳雲對華夏文化的理解既有歪曲 / 隱瞞部份史實的地方。勉強高舉它，只會造成對中國歷史不誠實，掩埋歷史的真相，摧毀華夏的文化。與其親手摧毀，不如束之高閣、原封不動，所以筆者堅決反對高舉華夏文化。

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同意陳雲對華夏文化內涵的理解，華夏文化似乎亦不能令香港繼續耀目於國際。

以「天命的轉移取決於天子聖德之有無」為例。周朝高度重視天子自身之有德，其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必然傾向於對天子的循循善誘、善意提醒，而反對就天子的權力作出限制。但是，誠如台灣「自由主義」者張灝在《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書中指出，客觀的法律制度、民主憲政的建立，乃源於對人之陰暗面、人之無力成就德行的直接正視。倘若我們一意孤行，要求香港復興華夏文化，「三權分立」不見得可以不被破壞，「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不見得有機會出現。

再以「天命與民命等同」為例。即使我們同意周朝時「天命與民命等同」，這亦不是我們今天所熟識的民主，而只是民本。美國總統林肯說得好，他認為民主應該具備「民有、民治、民享」三個要素。然而，誠如蕭公權指出：

孟子貴民，不過由民享以達於民有。民治之原則與制度，皆為其所未聞。(《中國政治思想史》)

周朝既沒有民治的原則及制度，西歐諸國卻早已利用民主制度、憲法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公民權利，華夏文化於此似乎亦不能幫助香港走向世界。

當然，陳雲可以回應：「香港要復興的，是更新了的華夏文化。有別於舊時的華夏文化，它已經包含民主憲政在內」。可是，民主憲政在過去的華夏文化中是無「根」的，它的「根」在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和西方的基督教傳統中。將一無「根」的他國文化產物強行移植至華夏文化裡，並宣稱這是「新華夏文化」，這是剽竊，不是更新！

我們不是鼠竊狗偷！我們寧願光明正大地承認過去華夏文化的不濟，大方接受民主憲政乃英國的長處，並虛心向英國人 (特別是英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學習。

筆者相信，只有這樣，香港才可以繼續自信地邁向文明的世界。

III. 香港文化多元複雜，華夏文化只是其中一支

現在我們再考慮以下一個問題：

C. 香港過去承傳了多少華夏傳統文化？又華夏文化在香港的地位為何？

根據陳雲的見解，香港過去無疑是承傳了大量華夏傳統文化，而華夏文化絕對是位居香港文化的首要位置。

陳雲於本土政綱「香港之民」一章中有以下一段說話：

香港是庇護各地遺民及難民的福地 (blessed land)；在族群文化上是一個文化庇護所 (cultural sanctuary)。香港之民來源，主要是嶺南遺民、英國殖民政府帶來的英裔遺民及南亞遺民、華夏難民和南洋難民。總結歷史，香港先民有兩種：一種是南宋至清初來港的開墾者，另一種是清末至中共建政來港的避秦者。前者勇武，後者自保。這些不同樣貌和語言的香港之民，享有共同的傳奇故事、信念和歷史，例如獅子山下精神、福地的信仰、文化交流之地、近代華夏革新與政治革命之地、李小龍傳奇、張保仔傳說、太平山石龜神話、宋王臺及聖山遺址、九龍官富場、錦田鄧族宋朝郡馬、盧亭人、摩崖石刻，形成香港族群的共同文化。

在陳雲眼中，嶺南遺民、英裔遺民、南亞遺民皆會認識張保仔、太平山石龜神話、宋王臺、官富場，無怪乎香港族群的共同文化就是華夏文化。

陳雲在＜復興祭禮，重建主體＞一文中更說：

為什麼我要重提華夏的天地神靈信仰？一句話講完，這是重建國本。國本是什麼？立國的根本。沒有國本，不能立國。沒有國本的國家，即是有了民主憲政，都是賣國，而且總統和內閣有了民意授權，賣國賣得更加順利，更加沒有顧慮。這就是第三世界在脫離殖民地而獨立建國之後的災難。

有了文化復興與信仰重建，憲政共和、獨立建國，唾手可得！誰人都阻擋不了你。正如菲律賓人、波蘭人、南韓人有基督信仰，任何極權者都要讓路。

將華夏的文化復興和信仰重建視作香港之「國本」，為憲政共和、獨立建國的先行條件。

然而，陳雲的看法並不符合香港的實情。它忽略了香港文化多元的背景。

先就宗教信仰而言，香港不少人是信奉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和伊斯蘭教。「維基百科」引述有以下一些統計數字：

據一位和主要宗教派別有聯繫的當地學者估計，香港約有 100 萬名佛教徒和道教徒、55萬名基督教新教徒、超過 40 萬名羅馬天主教徒、大約2萬名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教徒、超過 10 萬名穆斯林、超過 4 萬名印度教徒、2000 - 3000 名錫克教徒以及 3000 - 4000 名猶太教徒。

據此，華夏文化怎能作為香港的「國本」？它只是眾多在香港流傳的文化的其中一支而已。

再就飲食文化言。香港不少市民的早餐是吃火腿、煎蛋，而不是吃米飯。麵包店售賣的豆沙包、雞尾包、三文治，更是參考自歐美麵包的製作款式。儘管香港設有不少酒樓、茶館供大家吃點心和品茶，這只是眾多選擇的其中之一。我們尚可以選擇去「板長」吃壽司、「重慶大廈」品嚐咖哩、「星巴克」喝咖啡。將香港地道的飲食文化簡化成華夏的飲食文化，這犯了「化約主義」(reductionism) 的毛病。

又就香港的流行音樂言。七十年代的許冠傑，唱的是香港當時的社會問題，俚語入詞，令人琅琅上口。以譚詠麟、鍾鎮濤為首的「溫拿」樂隊，不少歌曲更是用英語演繹，「L-O-V-E」即是一例。進入八十年代，日本曲風大熱。「夕陽之歌」、「酒紅色的心」等，無不改編自日本當紅歌手的作品。而劉美君的「最後一夜」，更將西方露骨、大膽的題材引入香港，開香港樂壇之先河。九十年代以後，「K 歌」大行其道。「四大天王」的音樂錄影帶，竟有遠在「獅城」 (即新加坡) 拍攝者。他們的唱片，亦遠銷海外。綜觀香港流行音樂的輝煌歲月，華夏文化顯然沒有重要的地位，起著關鍵作用的反而是：對香港本地問題的關注、兼容並包不同文化的態度、國際化的視野。

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透過宗教、飲食、流行音樂三個方面，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承傳不了太多的華夏傳統文化，華夏文化亦不是香港的「本位文化」。

加上徐承恩早已指出，香港本地的「海洋族群」(即陳雲口中的「嶺南遺民」) (以蜑家人、福佬人為主) 一直有反叛、對抗中原朝廷的傳統 (見＜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他們只怕不會承認和華夏的難民分享著共同的傳奇故事、信念和歷史。嶺南遺民尚且如此，更遑論遠渡重洋而來的英裔及南亞遺民了。

IV. 建國不易成功，「華夏邦聯」只是空想

最後，筆者希望大家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D. 一旦中共倒台，香港是否立即有條件和機會建國？

E. 華夏文化真的可以令香港與澳門、台灣、新加坡締結成「華夏邦聯」而不生衝突？

陳雲的回答似乎偏向於肯定，但筆者並不如此認為。

筆者相信，一旦中共倒台，中國必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香港最有可能是與中國的兩廣 (即廣東廣西) 合併，不論是自願的合併還是被逼的合併。因為香港的領土和人口太少，外敵入侵是絕對守不住的，非善意的吞併是必然的事。加上中國各省市中，兩廣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與香港最接近。而且，對比香港人和理非的習性和中國人的狠惡，自願合併可減免血腥事件。香港因此在中共倒台後，不一定立即可以建國 (詳參網友 Kylee K＜香港應該先歸英後獨立＞)。

又香港即使復興華夏文化，由於香港本身華夏文化的單薄及多元文化並存、混雜的背景，其必然惹來一直以中華正統自居的台灣國民黨的支持者反對，甚至嚴厲批評。加上，如同上文所講，陳雲對華夏過去的歷史、文化進行過不少修改和隱瞞，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港澳台專家學者不一定會默然不語。香港的「新華夏文化」，在學術界一旦遭人非難、踐踏，其要在政治上促進中、澳、台三地與香港結成邦聯，只怕是難上加難。故此，堅持以為華夏文化可以令香港與澳門、台灣等地締結成「華夏邦聯」而不生衝突，筆者認為，這純粹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小結

陳雲的「城邦論」雖然能夠準確揭示香港過去的規模格局，但他所提出的「自治」方案明顯偏向溫和、保守，忽略了《基本法》本身欠缺公眾認受性這一事實。

其要求香港復興華夏文化以建構「華夏邦聯」的偉大構想，更跡近不可行的烏托邦，而且問題叢生。據此，筆者不贊成利用「城邦自治」作為「香港建國」的出路。

步向死亡：對香港現時處境的分析

928 是香港人痛心疾首的一晚。非法港共法西斯政權，竟利用曾經令我們引以為榮的香港警隊，反噬我們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八十多枚催淚彈的發射，象徵著香港特區政府正式成為非法法西斯政權。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美好想像、對香港警隊之種種尊敬，亦隨著這些催淚彈所催生的淚水而消亡剩盡。

我們現在應該清楚明白，中共根本並未改易其屠夫本色。而受中共護持的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只不過是這殺人如麻的屠夫之傀儡而已！

面對港共政府的非法、不人道，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沒有這個選擇！

現在，我們嘗試向大家講明一個事實：香港正在步向死亡！何以一個具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國家」會於「主權移交」後十七年迅速步入死亡呢？這自然和中共接管了香港的主權有密切關係。

中共乃二戰後極權法西斯主義的「死剩種」

不過，在進入正題之前，不得不先提及另一重要事實：中共乃二戰後極權法西斯主義的「死剩種」。

且說二次大戰結束後，代表極權、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如德國、日本、意大利早已消亡。惟獨一史太林之蘇俄，以盟軍戰勝國的身份，存留於世界舞台上。然而，隨著蘇聯於一九九一年解體，歐洲最大的極權、法西斯國家亦已消失。世界歷史因而步入較為和平穩定，鮮有世界性大戰發生的階段。

可是，大家做夢都未有想過，蘇俄極權、法西斯的毒素，早已滲入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先有國民黨之重組，形成蔣介石一人之專斷、獨裁。台灣後來發生白色恐怖，本土人民不得安寧，這多少拜被蘇俄污染的中國人所賜。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慶幸台灣本土運動之高漲，民主化進程順利完成，蘇俄極權、法西斯的毒素才在台灣消聲匿跡。然而，在神州大地上，另一被蘇俄極權、法西斯的毒素腐蝕的專權政黨－中共於一九四九年竊國成功，蔣介石被迫遷台。不幸地，中共並未成功走入民主化。相反，礙於其堅信「上層建築 (即文化、思想) 為下層建築 (即經濟) 所決定」，其竟以為盲目的加高 GDP ，人民就不會再要求自由、民主。結果，現在的中共，表面上確是奪目耀眼、紙醉金迷，但實則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凡與內地強國小孩、女士接觸過的香港人，應該不難體會到這一點。

尤有進者，隨著所謂「中國模式」、「大國崛起」的追捧，中共的民族意識漸趨高漲。試觀李飛之嚴厲否定國際標準，視憲政民主如無物，張曉明之引「鎖在深閨人未識」比喻政改方案，這是徹頭徹尾的中國自大狂上腦，拒絕接受西方現代化。而民主化是伴隨西方文化而來的。中共既要強硬重奪話語權，將重民主、自由扭轉而為重忠信、孝悌，其真的能實現民主嗎？大家心知肚明！

於是，中共本身不會民主轉軌是肯定的。它也不會給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香港普羅市民利用上街、示威、公民抗命的方式爭真民主、真普選，這根本不會改變到中共，只是不斷刺激它神經。加上中共本身有嚴重之心理鬱結、變態，猶如一無下體的太監，你要在太監面前常常說「下體」二字，且表現你雄風糾糾，太監焉有不殺你的道理。這亦是中共決心誅殺所有爭取自由、民主的香港人而後快的原因之一。

中共一早已經對香港記仇，想將全部香港人「冚家剷」

現今不少「左仔」認為，中共不信任香港人，是由香港人自己造成。這講法完全錯誤。中共不信任香港人，是因為中共自己心理有問題，俗稱「有心魔作遂」。

何以我們會如此說呢？倘若香港人真的不喜歡、排擠中國內地人，九十年代之華東水災籌款從何而來？香港商人為什麼會將自己於本地的產業北移？香港的投資者為什麼會投放大量資源於建設經濟特區？當然，有人或會說香港人曾嘲笑內地人是「阿燦」。但在香港人的眼中，說說笑、改人花名本是異常輕鬆的事，沒有特別的意圖。內地人因此而耿耿於懷，反罵香港人「港燦」，這只反映他們心胸不開闊，而此自然是和中國的長期陋習有關。

內地人自四九年開始被中共管治。期間，反右、大躍進、文革次第展開，中國人之劣根性亦被徹底展現。內鬥、互相猜疑、記仇報復、骨肉相殘，這都是中共帶給內地人，而成為內地人壓根兒的特色。改革開放以後，西方文化雖逐步輸入，但內地人壓根兒的特色並未消除。偶有數千、數萬位的覺悟者，痛改前非，起來抗爭，反被中共用坦克血洗天安門，釀成「六四事件」。覺悟之人既絕，內地人更是沉淪、墮落而不能自拔。現今我們不屑內地人的地方，不少是因此而產生的。

反觀香港，香港島自一八四二年即被割讓給英國。接著，＜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香港的雛形漸告建立。香港正式出現於歷史舞台，亦始於這個時候。有人或許會說：香港乃清政府之屬土，香港人是中國人。答曰：非也。蓋香港作為一個別樹一格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綜合體，其始於一八四二年的割讓。苟無一八四二年的割讓，世上只有寶安縣，卻沒有香港。香港不能透過地理位置來界定，不能透過原居民之血統來界定，而應透過其獨當一面、別樹一格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特色來界定。如是，謂香港創建於一八四二年未嘗不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亦甚為明顯。

關於香港開埠初期的風姿，梁漱溟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引日本早稻田哲學教授金子馬治的話語說：

歐游以前，予足跡未嘗出國門一步，至是登程西航，漸離祖國。途中小泊香港，登陸遊覽，乃大驚駭。蓋所見之物，幾無不與在祖國所習者異也。據在座之貴國某君言，香港本一磽確之小島，貴國人以廢物視之，及入英人之手，辛苦經營遂成良港。予至香港時，所見者已非濯濯之石山，而為人工所成之良港。予之所驚駭不置者，蓋在於是。日本諸港大都因天然之形勢略施人工所成，香港則異是，觀其全體幾於絕出人工，非復自然之原物。此余所不得不嘆服者。

其中「香港本一磽確之小島，貴國人以廢物視之，及入英人之手，辛苦經營遂成良港。予至香港時，所見者已非濯濯之石山，而為人工所成之良港」，正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乃由於一八四二年的割讓」之明證。

現今不少「左仔」批評香港開埠的歷史為「屈辱」、「羞恥」的歷史，說英國以殖民的姿態對待香港人。這完全不合史實。今試舉文咸、羅便臣為例以闡明之。

文咸為港英政府第三任總督。他在任期間，曾擱置興建香港動植物公園以解決財政問題。他又利用被上環火災焚燬的房屋的瓦礫來進行第一次的填海工程，開闢了不少新的土地。另外，他更親自率領海軍聯同清兵剿討徐亞保等猖狂的海盜，維護港島沿邊的安全。文咸之所作所為，何來帶有典型的殖民掠奪色彩？

又羅便臣乃香港第五任總督。其先後成立中央書院、興建薄扶林水塘、為市區提供煤氣路燈。這無不推動香港的教育發展，改善及惠益民生。這何來半點「屈辱」、「羞恥」？

透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已可看見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其實並不可恥，不可見光。反之，我們應該大書特書，一代一代傳頌下去，蓋此乃香港之所以為香港之所在。

奈何在中共的角度，其並不看見英國之有效施政。其只本乎自大的民族主義，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卻不知香港之全體根本就與中國內地不相容，甚至比之先進不少。在民族舊恨、自卑的心理下，中共早已對香港咬起牙來。加上港人崇尚外國式生活，重視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且以此為標準，非難、諷刺內地之情況，中共由是對香港人恨之入骨，只是未曾表露而已。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香港藝人藉著港英政府民主、自由之空氣，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聲援北京學生。當時，香港人更創出一百萬人圍堵立法會的壯舉，以示對中共的不滿。「六四」結束，港人簽弔唁冊、遊行，且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喊出「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儘管香港人並無任何居心，只是一片赤誠，希望祖國進步向前走，中共卻不領情，以為香港人恃著有英國支撐，時刻意圖滅亡中共。這份猜疑，乃中共現在不信香港人的主因，而此猜疑隨著彭督推出「三違反」方案，於立法會選舉實行全面直選而日趨深刻。

作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親民的形象與過往的督爺很不同，令人懷念。尤有進者，他上任後不久，即意圖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於立法會實行首次全面直選。香港人第一次享受到民主之好，自此便極力追求建立一個完善的民主制度，至今未停。

可是，這一切看在中共眼裡，卻是心中氣憤不已。中共本身根本就不會有真民主，而香港於九七後是要回歸中共的。倘若港人未曾享受過真正的直選，中共欺騙港人尚且較易。今彭督竟毫不避忌，讓港人初嚐真民主的滋味。中共日後如何可再騙香港人？因此之故，魯平之流「潑婦鬧街」，批評彭督為「千古罪人」。但質實言之，彭督何錯之有？其始終是從香港人的福祉上打算。

香港複雜的政治、文化，注定它無法與中共完美結合。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更多是權宜之計，利用香港當時之種種優勢，幫助內地崛起。然內地一旦崛起，香港將處於何種地位，這層鄧小平未明言。不過，讀者清醒，不難發現答案就是：丟棄香港，甚至誅清港英一切文化、物質殘留。簡單些說，就是「冚家剷」、「滅亡香港」。

消褪香港特色之不成功，中共變本加厲

由於香港、中共之不相容，中共於是在「主權移交」前大量攏絡「左仔」，好讓他們在「主權移交」後控制立法會一部份議席，中共操盤的機會上升。中共又將立法會直選「功能組別」取消，以防出現民主力量控制立法會。

千禧年以後，中共又用經濟支援，加強對香港的滲透。惟香港雖受有益處，港人卻不同意通過「廿三條」、國教科，理由是保衛自由，反對洗腦。中共歷經多次消褪香港特色之不成功，其雖已大肆拆毀港英時期之建築物 (如皇后碼頭、灣仔碼頭)，但港人對中共始終不是言聽從。中共於是開始轉變策略，一方面培植香港的替代者，一方面加強對香港的干涉、介入。

香港之替代者，就是前海經濟貿易區。據稱前海將行香港法，這還不是香港的替代？至於加強對香港的干涉、介入，則主要是透過人大釋法、中聯辦之頻施壓力等。

在中共調整全盤對港政策下，香港的地位已不如以往重要。加上「太陽花學運」的成功，香港作為向台灣示範和平統一的作用頓失。大量內地人來港定居及爭取權利，惹起中港矛盾日深，本土獨立之聲高漲。中共無法再忍受香港本地的市民，其於是一方面大規模赤化香港人 (如普教中、tvb 和 atv 相繼染紅、英美敏感書籍禁止透過「聯合物流」進入三聯、商務等連鎖書店等)，一方面容許「新香港人」，即善用普通話、英語，略懂廣東話的內地人進入香港。

香港本以西方民主自由之價值、三權分立、帶有中英文化調和之建築物為其特色，其族群之主要語言則為廣東話、英語。今中共大肆以經濟發展為名，強行拆去帶有港英歷史氣味之建築，如皇后碼頭；以促進下一代中文水平為名，威迫利誘小學實施普教中；以推動國家及香港長遠利益為名，扼殺自由之空氣、港人對民主理想之追求。這根本就是在滅亡香港！再說一遍，是滅亡香港！

試觀四周之香港小孩慢慢以懂得說普通話為榮，教師們也要爭著學普通話，強國人以「半咸淡」的廣東話招搖過市。這是我們過去熟識的香港嗎？不是！又盛女、盛男互相詆毀、拜金文化多於一切、人情薄如紙，這是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守望相助、互相幫忙的影子麼？亦不是！這徹頭徹尾是內地的陋習、病態，而傳染給香港者。加上內地人南下搶奶粉、霸幼稚園學位、要求擁有和香港人一樣的福利，這完全是殖民的表現！中共是要把香港轉變成一個真正的殖民地，有別於港英時期之名義上的殖民地。簡言之，即滅亡香港！

極端民族主義高漲

當然，中共一定要將香港置之死地，和其極端民族主義高漲密不可分。

自從中共利用「混合經濟模式」(即半自由市場，半政府干預市場的方式) 取得成功後，中共及其學者漸漸沉醉於所謂「中國模式」的大夢之中。此事在零九年尤其熱烈。另外，國學熱傳遍中國，這亦令中共頭腦更加漲大，自信仁義忠信真的可以敵得過自由、民主、人權，關鍵在於奪回話語權。

中共之所以迷信「中國模式」、國學強國，背後仍是民族主義作祟。而這一民族主義發展至極端，其必然會產生侵略動作、挑釁行為，且為過去的國恥尋求報復的機會。事實上，觀乎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小動作、多番聲稱已經民主化的日本是軍國主義復辟，並重提二戰時日軍的種種暴行，其意圖開戰、侵略已甚為明顯。楊中美於《中國即將開戰：中國新軍國主義崛起》一書中曾援引二零一二年中共軍方的一篇戰略形勢報告。報告裡特別強調，「未來的南海一戰，將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不可避免的一次戰爭洗禮。但是，這個戰略機遇只有三至五年，稍縱即逝，中共黨軍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攸關中國崛起和命運的戰略機遇」(頁17)。中共再這樣走下去，只怕與當年的納粹德國、軍國日本相去不遠。

總結

928 所開展的「雨傘革命」(不是「雨傘運動」)，本來是香港人對「亡港」在即的最後吶喊、最後抗爭。可惜天意弄人，由於「滅族」、「亡港」議題並未進入每位香港人的心坎中，「雨傘革命」最終功敗垂成。

不過，一次失敗不代表永遠的失敗。我們始終相信，只要更多的香港人能覺醒到自己真正的身份－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繼而捍衛自己的族群、家園，香港仍是有機會逃出「鬼門關」的。

最後，請大家盡早覺悟「自己是香港人」，撕破港共、中共的連篇謊言。當香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家園正在「被滅亡」，香港定必能重光，屆時港共、中共距離死期不遠矣！

剿滅海盜

香港開埠初期，海盜活動異常猖獗。文咸出任「香港總督」期間，赤柱黃麻角人士「十五仔」及其屬下徐亞保乃香港當時兩個勢力最大的海盜 (當時，張保仔已經去世。張保仔死於 1822 年。文咸則在 1848 年 3 月才抵港。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專闢一節談文咸「圍剿『海盜』張保仔」，全屬錯誤)。據史料記載，「十五仔」擁有部眾 3,000 餘人，戰船 64 艘，火炮 1,000 餘門。徐亞保則擁有部眾接近 2,000 人，戰船 23 艘，大炮 18 門。二人實力之強大，於此可見一斑。

1849 年 2 月 25 日，徐亞保在赤柱殺了 2 名調戲婦女的英軍士官 - 科斯達上尉、戴亞中尉。有關這件事的詳情，張連興有以下的記載：

當時有兩名駐港英軍軍官，一個叫科斯達，是皇家工程營上尉；一個叫戴亞，是錫蘭來福槍聯隊中尉。那天傍晚，他們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黃麻角村挨家逐戶尋釁鬧事。走到村裡最末一戶人家，看見一個年輕媳婦正在煮飯。科斯達把她抱住，動手動腳。媳婦的公公婆婆聽到驚叫聲，從屋裡出來阻止。兩個英國軍官竟揮動皮鞭抽打他們，兩位老人跑到門口高呼「救命」。鄰居們聞聲趕來救助，英國軍官繼續揮鞭打人，幾個村民被打得頭破血流。這時徐亞保的船隻正好停泊在赤柱，聽說紅毛鬼在村裡調戲婦女，行兇打人，他馬上率領幾個伙伴，手執長矛趕來，想把英國軍官趕走。不料他們賴著不走，還搶走徐亞保伙伴手中的一枝長矛，當場折斷，徐亞保怒不可遏。兩個英國軍官見勢不妙，想奪門逃走，但是為時已晚。徐亞保用長矛將他們戳倒，然後叫伙伴們抬起屍首，走到赤柱山頭的峭壁上，拋入海中。

這天夜晚，軍營里發覺科斯達與戴亞兩人沒有回營，便一面派人四出尋找，一面向上級報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兩名軍官失蹤的報告後，立即大舉出動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帶調查兩人的行蹤，錫蘭來福槍聯隊也派出 100 名武裝兵士分隊向全島搜索。同時，英艦「憤怒」號也駛到赤柱灣內去巡邏。當他們搜索到黃麻角村時，兵士發覺全村居民逃避一空，這表示兩個軍官一定遭遇了意外。27 日晚上，科斯達的屍首在海上被人發現，但是戴亞的屍首則沒有下落，並且以後始終不曾尋到。

姑勿論張氏的說法有沒有誇大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

(1) 科斯達、戴亞是處於酒醉的狀態下調戲婦女、揮鞭打人。這和鴉片戰爭前的「林維喜案」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亦與英國水兵喜歡酗酒鬧事吻合。

(2) 徐亞保殺死科斯達、戴亞，純粹出於正義感，並非為了其他目的。

奈何的是，殺人終究是違法行為。警方最後拘捕了 6 名赤柱的村民，將他們送往域多利監獄。有一位被英國軍官打傷的老人，覺得自己並未有做過任何錯事，不想躲避，只想將事情的經過說清楚。他於是亦被警方扣留，協助調查。

經過一番調查，法院逐漸知悉被捕人士與殺人案無關，被捕人士旋即獲得港府釋放。另一方面，徐亞保則被港府懸賞 500 鎊通緝，他的手下亦被港府懸賞 100 鎊通緝。

1849 年 6 月，文咸下令派英國海軍艦隊聯同清廷水師 (清朝水師共派出 8 艘戰船，聯同英國艦隊作戰) 剿討徐亞保。時值「十五仔」一些部下在海南島附近掠奪一艘屬於英國人的帆船，並殺死船上人員，英國海軍遂同時對「十五仔」予以清剿。戰事持續了大約一個夏天，徐亞保的艦隊先後兩次遭受重創。10 月 18 日，中英聯合海軍擊潰「十五仔」 58 艘艦隻 (「十五仔」共有艦隻 64 艘。一說 70 艘)，1700 人被殺。「十五仔」最後接受清政府招降，成為軍官。

徐亞保於 1850 年重整旗鼓後，打算東山再起。可惜「十五仔」此時已接受清廷招撫，徐亞保勢孤力弱。不久，他被英軍拘捕。1851 年，徐亞保誤殺罪名成立，被判無期遣戍之刑。徐亞保未幾自殺身亡。

隨著「十五仔」歸降清廷、徐亞保自盡，海盜問題總算得到有效的處理。不過，除了華籍海盜，還有外籍的海盜。

1851 年 6 月，英籍海盜芬頓登上葡萄牙船隻劫掠，並殺害兩名葡籍軍官。同年 12 月，芬頓再度犯案，搶劫中國人的船隻，反被中國船隻擊沉。芬頓後來被擒獲。翌年 1 月，芬頓被法庭宣告無罪，惹起澳門的葡國殖民地政府不滿。在文咸的介入下，芬頓改判 3 年有期徒刑，事件才告一段落。

經過文咸大舉掃蕩後，香港水域的海盜活動差不多被全部肅清。這對港英政府的管治多少是有利的。

又筆者於此想補充以下三點：

(1) 由科斯達、戴亞調戲婦女、揮鞭打人，可見英國人早期對在港華人也有無禮的行為。今天部份港人仍對英國人心存芥蒂，這種心態是可以被理解的。

(2) 港英政府重視公平審訊、程序公義，並恪守「被告人在充足的證據證明有罪前，均假定為無罪，即仍然是清白的」。這由港府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士可見。

(3) 香港開埠初期的種種問題，往往不只由港英政府單方面處理，而涉及清政府的協助、支援。「香港盾徽」以龍、獅共同守護象徵香港的盾牌，這與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是相符合的。

值得一提的是，徐亞保活躍海上時，對英國人販賣鴉片深惡痛絕。其因此主要攻擊鴉片煙船。又他鋤強扶弱，為被欺負的婦女、村民抱打不平。儘管他觸犯法紀，他仍是一個具有愛國心、充滿正義感的好漢子。我們對他實不宜過份譴責，將他與為非作歹的海盜相提並論。

文咸的早年經歷

1848 年 3 月 21 日，文咸 (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 年 9 月 7 日 - 1863 年 10 月 8 日) 接替戴維斯成為香港第三任總督。

文咸又譯作般咸、般含、文翰或濮亨。他在 1803 年 9 月 7 日於英國根德郡法弗舍姆 (Faversham) 出生，父親為喬治‧般咸上校 (Captain George Bonham)。喬治‧般咸上校乃「東印度公司」的員工，一直從事海外貿易。1810 年，喬治‧般咸上校於南中國海指揮「東印度公司」船隻「真英國人號」時因遇上颱風而失蹤，文咸自此痛失父親。當時的文咸只有 7 歲。

文咸另有一同父異母的兄長，名叫喬治‧威廉‧般咸少校 (Major George William Bonham)，亦在「東印度公司」工作。父親和兄長的經歷，使得年輕的文咸順理成章地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文咸早年更參加過「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法律課程，學成後於 1818 年獲公司指派工作。

文咸第一份工作是在 1818 年被派往英國位於印尼蘇門答臘的殖民地 - 明古連 (今明古魯省) 馬爾博羅堡擔任抄寫員。5 年後 (即 1823 年)，文咸被調往星加坡 (今新加坡) 出任「參政司助理」。1833 年 12 月，文咸獲委任為「星加坡參政司」。1834 年至 1835 年，他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又名「三洲府總督」。1826 年，「東印度公司」將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三個轄地合併成海峽殖民地，置有「海峽殖民地總督」一職)。1836 年 11 月，文咸進一步獲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當時的他年僅 33 歲，可謂年青而有為。

文咸一直主管馬六甲及星加坡地區。直至 1837 年 - 1843 年，他更兼任「威爾斯太子島 (今檳城檳榔嶼) 總督」。文咸長期管治英國不同的殖民地，無疑拓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地方行政經驗，使其管治手腕越趨靈活。這是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文咸能夠成為一管治殖民地的年輕專才，與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有密切關係。英國政府在委派某人出任某個殖民地的較高級的官職 (如總督) 前，其必安排此人先出任較低一級的官職 (如「參政司助理」、「參政司」)。這種安排有兩個用意：

(1) 可讓他熟識各項行政工作及其程序，令他日後更加得心應手。

(2) 令他有倣效、交流的對象，從上級的做法，汲取教訓，裁汰優劣，從而形成自己獨有的管治殖民地的方法。

若要用中國歷史的經驗進行參照，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與古代中國的「監國」制度頗有相契的地方。不同的只是：

(a) 「監國」制度僅適用於作為皇位繼承人的太子身上，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則適用於所有殖民地官員上。

(b) 「監國」制度要求太子向朝中大臣學習，聽取他們的理政心得。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則要求所有殖民地官員向上級學習，汲取其管治經驗。

文咸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期間，曾致力於精簡當地的司法架構，以節省開支。他一方面限制執業律師的人數，一方面親自審理案件，以提升法庭的審案效率。此外，他又開創先河，以星加坡作為辦公地點。自此以後，歷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都在當地辦公。1843 年 1 月，文咸光榮卸任，返回英國。

適逢戴維斯於香港得不到英籍商民的支持，英國政府於是在 1843 年 3 月，接受外相巴麥尊勳爵的推薦，起用文咸為「香港總督」，收拾殘局，以挽回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張連興在《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中曾用以下兩段文字簡單介紹文咸在香港的政績：

般含 (案：即文咸) 上任時，適值港府財政入不敷出，為了節省開支，支撐局面，他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決定放棄一切公共建築計劃，一些戴維斯時期已經動工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被立即停止，甚至連他自己的薪金也暫緩支取。由於他採取的嚴厲措施的實施，港英政府的財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 年開支為 62658 英鎊，到 1853 年減至 36418 英鎊，削減了幾乎一半。

在任期間，為了取得香港英商對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國政府建議：任命兩名本地居民參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國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設非官守議員，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設非官守議員。他力圖改善城市衛生狀況，實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發展計劃，規定屋宇以磚石和石塊興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橫行，規劃空間做為街道......

張氏一書雖採取「愛國 (指中國) 史觀」，但這段介紹大致上是可信的。

我們在過去曾經指出：「財政問題乃當時港英政府一大困難，不易處理，動輒得咎」、「在港居住的英籍商民擁有極大的權力，足以和港英政府相抗衡」。觀乎文咸上任後的種種作為，其無不針對此兩大問題而予以適切的處理、解決。文咸日後的聲望較戴維斯為高，香港得以再度走上繁盛，與文咸能準確回應歷史的挑戰極有關係。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文咸乃首位出身於英國殖民地行政官的「港督」。他務實、敦厚、大方、隨和的做人態度，以及公正的處事作風，卒令他深受英籍居民的愛戴，名垂青史。

親民作風，已成往事

今天是乙未羊年的農曆大年初一，筆者謹在此祝大家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昨日，無線電視「新聞檔案」重溫了 1979 年港督麥理浩爵士到維園年宵市場巡視的情況。境頭裡的麥理浩，親切大方，斯文有禮，深受市民歡迎。其更一度「入鄉隨俗」，學習當時香港人的慣常做法：與商販「講價」。在短短 15 分鐘的巡視中，反對、示威的聲音不曾出現。香港人今天仍視「麥理浩黃金十年」為香港輝煌的歲月，對此緬懷不已，這和麥理浩的親民形象不無關係。

又面書上廣泛流傳末代港督彭定康在 20 年前所發表的新春賀辭。片段中的彭督年青而俊美，說話徐疾有致。其中，他說了以下一句：「我未必同你們見過面，但有時我覺得與大家好像見過面」，更備受網民高度讚賞。遙想彭督當年初臨香江，不穿傳統的總督禮服而只穿普通的西裝。其又親自到嘉利大廈現場巡視救援工作，並愛到中環品嚐蛋撻，且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的提問。彭督管治的年代，無疑是香港最後的治世。而他的親民作風，相比麥理浩，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20 年後的今天，港督已然不再，代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689 和「龍蝦」依舊在電視機面前向大家恭賀新禧。不同的是，這位香港的最高統治者，已不敢再親自到維園的年宵市場光顧了。他亦不會落區品嚐蛋撻、聆聽市民的意見，卻只知高高在上，奉迎中共的旨意。「如果香港做到深圳一半的發展速度，已經很好」這類猥自枉屈、自貶身價的說話，在麥理浩爵士、彭督的口中從未說出過，就只有 689 說得出。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曾將西漢之昌盛歸功於「來自民間的新精神」。簡單來說，西漢之所以出現「文景之治」、「昭宣之治」，關鍵是：西漢政府能與人民同步呼吸，了解到各階層的生活需要及心聲，並回應人民不同的訴求。

港英政府之所以是香港人的政府，能屹立接近 155 年，也是因為它尊重民意，與民間有良性的互動。今天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動輒將人民視作敵人，不是嚴厲打壓，就是避而不見。其在新春短片中故作親民，是矯情！是偽裝！這個披著羊皮的「狼」，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叫香港市民要學習羊的溫馴，任由港共宰割，無怪乎李怡先生也按捺不住要奉勸各位：「在羊年以喜羊羊面對逆境，不要做沉默的羔羊，以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處事，拒絕羊群效應，在困厄中挺身而出做帶頭羊」。

談「香港盾徽」

今天重新高舉「龍獅旗」，除了是向國際表示香港人至今毋忘英國過去的優良管治外，更重要是「龍獅旗」能用簡單的圖案將香港一直以來的特徵及歷史清晰地表達出來。

「龍獅旗」中的龍獅徽號其實即是「香港盾徽」。它是一名英國人在香港日治時期，於赤柱戰犯集中營所繪。「香港盾徽」後來經過倫敦英國紋章院修改，於 1959 年 1 月 21 日正式頒佈。同年 3 月，當時正在訪港的菲臘親王 (英女皇的夫婿) 代表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將盾徽授予香港。7 月 27 日，港府正式以此取代「阿群帶路圖」，作為殖民地旗幟設計樣式。「香港盾徽」自此一直為港府沿用，直至 97 主權移交為止。

和港共政府的「抽氣扇」區徽不同，「香港盾徽」的設計可謂別出心裁、匠心獨運。

「香港盾徽」的最下方是一座綠色小島，代表英國最初佔領的地方 － 香港島。小島的最上方有一面盾牌，分為上、下兩部份。上半部份以紅色為底色，繪有一枚海軍皇冠 (Naval Crown)，寓意皇家海軍和英國商船隊 (Merchant Navy) 對香港開埠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下半部份以白色為底色，最下端畫有象徵海水的波紋，而海面上的左、右方各繪有一艘中國帆船，寓意香港早期是一個小漁港，並十分重視海上貿易。盾牌的上、下部份由一條象徵城牆的凹凸線條分隔開，用以紀念 1941 年的「香港保衛戰」。

又盾牌的左、右兩邊，分別繪有一隻頭戴皇冠的獅子，以及一條龍，作為守護盾牌的靈獸。獅子是英國王室的象徵，龍則取材自滿清的黃龍旗，代表清廷。兩者以站立的姿勢互相對望，共同拱衛中間的盾牌。這意味著英國並無賤視清廷，且願意與清廷合作一起守護香港。最後，盾牌的上方繪有一隻頭戴皇冠，手持珍珠，面向盾徽左方的小獅子，這隻小獅子其實是代表香港歷屆總督 (因「香港總督」多由英國政府委任，故小獅子面向大獅子的一方)，而那顆珍珠則寓意香港是「東方之珠」。

圖案雖然簡單，但香港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大家一看便一清二楚。

無奈的是，97 主權移交後，港共政府改用洋紫荊作為區徽。洋紫荊既不能象徵香港過去的歷史，亦無法交代香港獨有的優點。它純粹是一個無意義的符號而已！中共何以要用一個無意義的符號作為香港的區徽？原因很簡單：它旨在令香港人日益對香港陌生，從而消滅香港人的主體意識，以加快中國殖民步伐的完成。

慶幸的是，「雨傘革命」以後，香港人已日漸拆穿中共過去的陰謀詭計。「龍獅旗」再度迎風飄揚，多少反映香港人開始覺醒自己原來的根源，預示著香港民族的正式誕生 (儘管清朝已經滅亡、大英亦已遠去)！

無視水貨問題，加劇港人怨憤

繼屯門之後，沙田於昨日 (2 月 15 日) 亦出現「『捍衛沙田』- 反一簽多行及水貨走私行動」。和過往不同，今次的行動並不是由某個 / 數個政治團體領頭號召，其更多是網民、沙田區的居民自發組織。行動最終獲得大批市民支持，並在社會上引發極大的回響，這多少反映港共政府的管治嚴重失效，民怨已然沸騰。

水貨問題之所以嚴重，源於港共政權放寬「一簽多行」。而要有效疏導現時已經累積的民怨，港共政權應該立即中止「一簽多行」，並限制內地遊客來港人數。

可惜的是，根據內地最新公佈的《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重大問題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中共似乎無意收緊內地人來港人數，反而進一步放寬出入境審批權，讓更多內地人前來香港。尤有進者，有消息透露，北京政府擬將來往港澳的通行證電子化，令內地人過關到港更方便。中共種種做法，無異於火上加油，配合港共政府一貫「欲做奴才而不得」的施政心態，香港日後勢必爆發更嚴重、更激烈的衝突，這完全是意料中事。

然而，何以中共對港人的不滿視若無睹，甚至變本加厲？這其實可以從今天文匯報的標題窺探一二。

文匯報以「激進派炮製『本土蝗禍』噬沙田」報導「捍衛沙田」行動。為什麼它要用「本土蝗禍」呢？因中共一直認為香港是它固有領土的一部份。香港的一切福利 (例如：交通及醫療津貼、綜援之類)、好處 (例如：床位、奶粉、學位、工作機會等) 本來應盡歸內地人所有，不應屬於香港本地人。主張「捍衛香港本土族群利益」、「反對水貨客擾民」的人因而是蠶食內地人在香港所享有的種種「權利」，無異於「蝗蟲」。這套思維的重點在於：把香港本地人視為寄居於香港的「客」，而把內地來港的人視作香港原本的「主」。數年前，「新香港人」的講法曾一度出現，上述的思維與「新香港人」的構想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中共現在擺出的姿態無疑就是殖民！是滅族！狗被趕入窮巷，尚知奮力一咬，以圖生存。作為香港人的我們，是時候放下無謂的幻想，與中共作一殊死戰！

與英國人合作的香港本地華人：盧亞貴、郭甘章、譚亞財

香港開埠初期，本地華人對英國的統治並不抗拒。

據當時一位英國軍醫憶述，香港居民「似乎勤奮而溫順......從各方面看，他們似乎總體上性格很平和；對於改受英國統治，看不出他們有明顯的贊同或厭惡」。而後來出任「議政局」 (即今天的「行政會議」) 議員的周壽臣 (首名「議政局」的華人議員)，更在 1900 年代初自誇，他的祖先曾協助義律張貼告示，宣佈香港成為自由港。

由於香港本地華人不如舟山的華人般具有強烈的排外意識，英國人於是並未有對香港本地華人予以強力的壓迫，反而樂意與他們合作。香港本地華人因此可透過與英國人進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合作，以謀取自身的名位和利益。

有人可能會問：「何以香港本地華人的民族觀念如此薄弱？與英國人合作而不以為恥？」對此，陳雲將責任歸咎於滿清之苛政，他說：

清初朝廷為了斷絕閩粵沿海人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之艦隊，實行海禁，頒布遷界令。遷界令又名遷海令，康熙元年 (一六六二年) 由輔政大臣鰲拜下令，由山東省至廣東省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房屋全部焚毀，不准出海。禁令使香港的漁業和鹽業廢置，田園荒蕪，內遷期間死人無數......此堅壁清野之焦土政策，令沿海漢人厭惡滿清，積下仇怨，乃有支援反清復明之舉。

中英鴉片戰爭前夕，欽差大臣林則徐嚴禁華人供應清水糧食予英國人 (這亦是鴉片戰爭爆發之導火線)，不少華人照樣向英人補給，甚至戰爭爆發之際，他們還為英軍提供情報。英國將領義律遊說英王，要求清廷割讓香港島時，其中一項理由，乃英國人需履行公義，保護提供補給之香港人。(《香港城邦論》，頁 27 – 28 )

徐承恩在＜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一文中則把時限進一步拉長，認為早在漢武帝消滅南越國以後，香港本地的「海洋族群」 (以蜑家人、福佬人為主) 已經常遭受中原政權的無理對待，甚至嚴重打壓。反叛、抗爭由是成為香港本地「海洋族群」的傳統，推動著他們日後願意與英國人合作，卻不對此感到愧疚 (詳參《香港民族論》)。

在眾多與英國人合作的本地華人當中，盧亞貴、郭甘章、譚亞財三人可說是其中的表表者。

盧亞貴，蜑家人。他原本靠從事海盜勾當和為外國船舶提供補給為生。鴉片戰爭期間，由於盧氏不理清廷禁令，仍舊為英軍提供糧食補給。英國戰勝後，向盧亞貴贈予一幅位於下市場 (Lower Bazaar，即今上環蘇杭街、文咸街一帶) 的土地，以作酬謝。這幅土地後來成為許多香港華人聚居的地方，盧亞貴因此成為香港當時最富有和最具權勢的華人之一。戴維斯任職「香港總督」期間，盧亞貴更一度投得鴉片專賣權，從事鴉片買賣。

和盧亞貴相同，郭甘章 (又名郭亞祥) 也是蜑家人，亦曾於鴉片戰爭期間向英軍提供物資補給。英國接管香港島後，郭甘章遷至島上定居。1845 年，他加入「鐵行輪船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即「大英火輪船公司」)，未幾當上買辦 (中西方商人之間的主要中介)。1852 年，郭甘章在上海虹橋建立了一所修理外國船舶的船塢。1854 年，郭氏更從鐵行公司購入一些機械工程廠和船廠。1860 年代，郭甘章成立「發興行」，經營來往香港、澳門與廣州的客輪服務，與歐資的「省港澳輪船公司」 (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 競爭。1876 年，郭甘章已經是香港第三大稅戶。1877 年，他旗下擁有 13 艘汽船，被譽為「香港第一代華人船王」。

值得一提的是，郭甘章的英語水平並不高。他純粹憑藉開放的胸襟，主動與外國人接觸、交往，建立自己的事業。又他常常充當港英政府的顧問，為港府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見。

至於譚亞財 (又名譚三才)，其主要對香港的城市發展有大貢獻。他祖籍廣東開平。1841 年以前，譚氏曾在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船塢出任「工頭」。1841 年，他從新加坡來到香港。香港一些重要的建築物，如鐵行大廈、港英政府用作「最高法院」的大樓等，皆由他著手興建。譚亞財因在香港和新加坡為英國人服務有功，後來獲賞一幅位於下市場的土地。另外，他同時是一位大慈善家，熱衷於參與慈善事業。

根據中國過往的慣例，盧亞貴、郭甘章、譚亞財的出身背景根本不可能讓他們有機會晉身地方上的士紳階層。他們現在之所以能夠顯赫有名，名垂史冊，主要原因是：

(1) 他們敢於挑戰中央政府的管治權威，違反中央政府所頒下的禁令，向英人提供糧水、情報。

(2) 他們沒有狹隘的民族意識、強烈的排外情緒，卻具有開放的胸襟、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理性思慮能力，知道「互惠互利」的重要性。

(3) 英國人重視道義，恩怨分明，懂得論功行賞。又英國人亦沒有堅持「種族優越論」，而願意與在港華人通力合作。

盧亞貴、郭甘章、譚亞財的事跡，多少告訴我們：「香港回歸中國」是一個徹底的錯誤。遠離中土，靠近西洋 (特別是英國)，華洋雜處，共存共榮，這才是香港原來的本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辭任港督

戴維斯在「鴉片專賣」、「徵收人頭稅」外，還發佈《徵收警捐條例》、《煙販牌照條例》等，以廣開稅源，舒緩財政困難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稱「戴維斯的稅收舉措，目的本來是搜刮中國香港人的民脂民膏」，全屬偏見，不可取信)。1845 年，港府向妓女收取「妓捐」，每家妓院月捐 5 元，每人月捐 1 元半左右 (在當時已是不少的數目)。1847 年 1 月，港府再公佈《市場販物牌照條例》，拓展財源。

戴維斯著重「開源」，忽視「節流」的政策，令香港市民深感不滿。1846 年 11 月 20 日，戴維斯在立法局的會議上通過一道法令，規定：香港殖民者可以無須經過立法局的通過，隨時下令宣布戒嚴。戴維斯心態上的緊張，多少反映當時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此起彼落 (戒嚴法令後來被倫敦政府否決)。

1847 年 5 月 4 日，以走私鴉片置富的渣甸洋行創辦人之一馬地臣向英國下議院呼籲，要求英國政府督促戴維斯改變對港政策，減收地租，只徵收維持警隊運作的費用，其餘雜費均由英國政府負擔。對於馬地臣的建議，英國政府雖未予採納，但這對戴維斯在香港的管治，無疑構成了沉重的壓力。

戴維斯在香港「橫徵暴斂」，以致民心怨憤。可是，從另一角度看，他亦不乏優秀的政績。

戴維斯非常歡迎宗教團體 (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會) 來港辦學。1845 年，華民政務司向他建議：港府每月津貼 10 元予 8 間中文學塾。戴維斯旋即將有關建議轉呈英國政府。經過一輪考察和評估，戴維斯在 1847 年 8 月委任巡理司、華民政務司和殖民地隨軍牧師組成「教育委員會」，負責管理資助事宜和監管受補助的學塾。香港的辦學團體獲得政府的經濟資助，自此開始。

1847 年 1 月，戴維斯又協助成立「皇家亞洲學會 (香港分會)」，推動漢學在香港的發展 (當時，戴維斯獲推舉為創會會長，其他創會成員包括：庫政司孖沙、殖民地副總督德忌笠少將、威妥瑪等人)。他不久接受郭士立 (時任港府翻譯官) 的建議，要求英國政府批准撥地興建「動植物公園」，以供「皇家亞洲學會 (香港分會)」研究植物學之用。今天座落於香港島中環雅賓利道，佔地 5.6 公頃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出現的，故後世又稱它為「兵頭花園」(公園原本是英國駐港總督的私人花園，昔日的港督同時是駐港英軍統帥，俗稱「兵頭」)。

另外，鑑於英國官員無法與華人進行良好的溝通，不便介入華人的事務，戴維斯於是在 1844 年開始推行「保甲制」，規定「十戶為甲，十甲為保」，讓原來的地方鄉紳可以繼續有權主理地方事務，減輕港府的管治負擔。香港的「保甲制」一直推行至 1861 年才完全廢除。

尤有進者，戴維斯乘清政府全力剿滅反清勢力，單方面宣佈港英政府享有對華人的「治權」(換句話說，非常住的犯罪華人，以及所有犯下重罪的華人，自此一律受香港的法院根據「香港法律」審判，無需移交內地) 。砵甸乍以來「與清廷分享『治權』」的妥協態度，在戴維斯手上一掃而空。

若要援引中國歷史的經驗來審視戴維斯，戴氏明顯為一雄才大略、有所作為的統治者。他因此不喜歡受制衡。這由他向英國政府建議，希望讓律政司加入「行政局」，以及增加兩個官守議席於「定例局」，擴大行政對立法的影響力，可以證明 (香港開埠初期，「行政局」由香港副總督、輔政司和總巡理府組成，而「定例局」則由英軍司令、首席按察司和律政司組成)。

然而，戴維斯接連的施政失誤，早已惹起在港英商的強烈反感。戴維斯為了討好在港英商，曾一度設立「公使杯」，讓在港英商的馬匹參加。可是，由於英商馬主們群起杯葛，「公使杯」後來被迫取消。這件事多少反映戴維斯不得在港英商的支持。

加上他又與首席按察司 (即今天的首席大法官) 曉吾不和 (John Walter Hulme)，藉著曉吾有嗜酒的習慣，誣告其經常酗酒鬧事。殖民地部大臣指示戴維斯組成「審議庭」進行研訊，戴維斯卻委任「自己人」(即行政局的成員) 組成「審議庭」，並自行擔任「審議庭」主席，非迫走曉吾不罷休。在不公平的審訊制度下，曉吾被迫辭職，返回英國。可是，戴維斯公然破壞司法的公正，在港的英國居民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曉吾被停職當天，香港的英國居民即全體出動到曉吾住宅，放下各人的名片，以示慰問。香港高等法院的全體特別陪審員、大律師，亦分別於 1847 年 12 月 2 日和聖誕節聯名寫信給曉吾，向他慰問並致以敬意。曉吾於 1847 年 12 月 30 日登船離港，大批香港的外籍商民到碼頭送行，並大放鞭炮，表達對戴維斯不滿。戴維斯雖然成功迫走曉吾，但其已徹底輸掉在港英籍商民的民心了 (那時在港華人尚未有太大的政治影響力)。

曉吾歸國後，向倫敦政府提出投訴。英國政府最後推翻「審議庭」的決定，恢復曉吾的職務，並促使戴維斯在 1848 年 3 月 18 日辭任「香港總督」一職，3 月 21 日離開香港。

卸任港督後，戴維斯先後獲得 KCB 勳銜和牛津大學頒授的民法學博士學位。他亦偶有著作發表。1890 年 11 月 13 日，戴維斯去世，享年 95 歲。

透過回顧戴維斯管治香港的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

(1) 財政問題乃當時港英政府一大困難，不易處理，動輒得咎。

(2) 在港居住的英籍商民擁有極大的權力，足以和港英政府相抗衡。他們反對港府的動機，主要出於 (a) 自我利益的保存，(b) 對公平審訊的重視。前者是「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後者則是「自由主義」傳統下的公民素養。「資本主義」及「自由主義」皆是啟蒙時期英國的產物。而在港英商之所以不畏港府強權，亦由於其背後有英國倫敦政府的支撐。故此，我們不妨說，(一) 英國政府直接介入香港事務，支持在港英國商民對抗港府 (二) 英國本土的文化思想資源有助培養敢於挑戰管治權威、捍衛自身利益的公民團體，乃港英時代不會出現暴政的兩大「保險掣」(今天香港的亂局，即由於兩大「保險掣」之消失)。

(3) 今天香港獨有的景點 (如「動植物公園」)、政策 (如給予中小學資助)、娛樂活動 (如賽馬) 、司法獨立，皆是由港英時代歷任總督賦予給香港人的。它們既不來自傳統中國，亦與在港華人無關。現在香港人若要保存這些景點、政策、活動，關鍵不在復興「華夏」、重提中國歷史，而在虛心地、全方位地向英國及港英政府學習 (當然，容許中國歷史及傳統文化在民間自由流通、傳播，不被禁止，是另一回事)。

沙特的存在哲學與「雨傘革命」後香港人不尋常的政治冷感

二次大戰結束後，「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思潮一度盛行於歐洲大陸，特別是德、法兩國。

法國哲學家沙特 (Jean-Paul Sartre) 是「存在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提出「存在先於本質」，可說是「存在主義」的中心要旨。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並不是先天地被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人後天的種種選擇和決定。人要進行各種選擇又不能離開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肉身在時空間的存在因此是人塑造自我的先決條件。

沙特的講法，其實是針對當時的基督教而言。傳統基督教認為，人先天地帶有原罪，這是人的「本質」。人由是需要透過後天的祈禱、懺悔，求上主赦免自己的重罪。可是，歷經兩次大戰，基督教的「上帝存在」逐漸失去說服力，代之以「上帝已死」(尼采語)。上帝既死，一切必須被重新估價，包括人的「本質」。沙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批評「本質先於存在」的傳統觀念，轉而提出「存在先於本質」。他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學會自作主宰、自我承擔。

沙特認為，人自有生以來，即需為自己的各種選擇負責。老師、傳媒、歷史案例、基督教義......可給予你一些建議，但不能替你作出選擇和決定。選擇權和決定權始終由你掌握。據此，沙特提出另一著名論斷：「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

面對被迫接受的「自由」，人會感到極為焦慮不安。於是，有人打算用種種方式作出逃避，沙特稱此一念頭為「墮落的信念」。不過，沉醉於「墮落的信念」終究不是人存在之正道，「承擔過去、活在當下、展望將來」方能把人的真實存在彰顯，「過去」、「現在」、「將來」由是在人的真實存在的帶動下，連貫在一起，不再互相割裂。

驟眼看來，沙特對「存在」的見解略嫌抽象。可是，倘若我們把它應用於分析香港今天的政治狀況，我們即不難理解沙特的想法了。

「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這不僅代表著「民主回歸」夢碎，還反映著「和平抗爭」的做法行不通。然而，香港人過去三十多年正是以前者作為社會抗爭之目標，後者作為社會抗爭的手段。時至今日，抗爭之目標、手段竟被宣告無效，新的抗爭目標及手法卻尚未成形。一個類似「上帝已死」的困局由是出現，惹得香港人既焦慮，又不安。

香港人面對一片慘白的前景，反應不一。有人勇於承擔過去，把握現在，為將來的「香港國」樹立「本質」。可是，更多人是選擇「掩耳盜鈴」、默不作聲。他們說「這個城市真的變得太多了，無藥可救了！我要走了！」、「香港那麼多『港豬』，不死去才古怪呢！」，反映他們以「墮落的信念」逃避著自作主宰、自我承擔的責任。他們焦慮、沉淪、自欺，其最後必然走入自我放棄、自我毀滅一途。今天香港大部份市民對本土政治議題異常冷漠，顯然是「墮落的信念」的體現，是逃避著自己應盡的責任。這種狀況長此下去，對香港日後的整體發展，實在是百害而無一利。

人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同樣道理，香港也不能長期墮陷，而必須有所醒覺，彰顯其獨一無二的存在。今天的香港人，更多應該：

(1) 承受香港過去數代人所造成的過錯；

(2) 勇武投入當下的抗爭行動；

(3) 為將來「香港建國」訂立出種種切實可行的構想。

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夠繼續有意義地存活下去。這亦是沙特思想對今天香港的貢獻所在。

詳今略古，全無道理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 2 月 9 日下午討論中國歷史教育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會中表示，教育局現正考慮在不改動教科書的情況下，將初中課程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比例調整至大約各佔一半，更希望可在本年 9 月推行此「短期方案」。教育局的「新做法」惹來議員質疑。其中，新民黨的田北辰認為，「堯舜夏商周」歷時數千年，現代史則只有百多年，均分課時的做法並不適當。吳克儉卻反駁說：「太長古舊歷史，佢哋 (指中學生) 根本唔能夠接觸到現代部份」。他批評，現在的中史課程過於「詳古略今」，主張教師應將中國歷史「趣味化」(「六四事件」亦不例外)，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姑勿論一個不是讀歷史、教育出身的人有沒有資格對中國歷史教育「說三道四」，我倒想問一問吳局長：「閣下憑什麼理由覺得『中國歷史』科應該特別重視近現代部份？又『詳古略今』有什麼不對？」

熟識中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漢、唐兩代乃中國國力的全盛期 (前者可與西方的羅馬帝國相比，後者則和阿拉伯帝國相匹敵)，魏晉南北朝則為中國文化之更新、轉化期 (地位類似於歐洲的中世紀)。至於兩宋的文教事業、經濟發展，更是臻於鼎峰。根據國外一些研究機構估計，兩宋的人均 GDP 大約為 2280 美元，佔當時全世界 GDP 的 65%。步入明、清，中國雖漸趨閉固、僵化，但知識分子為國殉難、忍辱負重，言行事跡依舊令人動容。

現在教育局決定縮減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古代史課時，這根本是要香港的下一代置老祖宗的輝煌成就於不顧！老祖宗在過去如何輝煌尚且不知，下一代又怎會生起愛中國之心？港共政府不是要為年青人「補腦」嗎？何故其做法如此自相矛盾？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吳局長或以為高舉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即可令香港的年青人愛起偉大「祖國」來。可惜的是，綜觀中國過去一百年的發展，其只令人心生厭離，卻無法使人產生愛惜之念。

晚清飽受列強侵凌，純粹出於國民的愚味無知、拒變守舊、天朝中心，這是自討苦吃，與人無尤。又康有為、孫中山等人，雖為一代英傑，但《大同書》的「經濟公有，人無私產；社會和諧，無家無國」、《三民主義》的「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無疑為日後共黨竊國鋪平了道路，間接置中國於死地！二十年代以後，中國雖一度出現過「黃金十年」 (主要指 1927 – 1937 年)，但這是老蔣獨力調和中西文化的功勞，與今天的中共無關。日寇來犯，京津失守，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國軍元氣大傷，共黨卻乘機坐大，靜候竊國時機。毛澤東嘗言：「七分發展勢力，兩分對抗國民黨，一分抗日」，即為明證。抗戰結束，共黨乘國府疲憊，揮軍南下，先破遼瀋、平津，再渡淮海。老蔣無奈遷台，標誌著共黨竊國成功，共黨亦自此淪為「共匪」。「共匪」建國後，旋即充公地主土地，實行「土改」。其又發起「反右」運動，迫害異見分子。接著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中國過去五千年的優良傳統，至此毀滅殆盡！鄧小平上台，力推「改革開放」，這是大病初癒。然而，好景不常，89 年的「六四慘案」，無情的坦克再次輾死新生的中國。中國死矣，至於今日！

當香港的年青人讀畢這一段歷史，他還會對今天的中國有任何尊敬、仰慕嗎？肯定沒有。俗語有云：「隱惡揚善」，初中「中國歷史」科故意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這一段醜陋、痛苦的過去，對他們將來有什麼益處？他們又該如何自處才好？難道真的「搞港獨」？

所以，吳克儉和教育局的愚昧是明顯的。

至於吳克儉主張「趣味化」「六四慘案」，我覺得甚為正常。愚昧無知的人往往無法看出歷史的莊嚴，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反而，蔣麗芸議員認為夏商周是「野史」，這卻引起我的注意。所謂「親中派」的中國歷史根底，原來也不外如是！

 

屯門反水貨客行動的啟示

屯門人屯門事、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學生前線於上周日 (2 月 8 日) 發起反水貨客行動，在屯門自發支援城巴 (B3X) 員工嚴正執法，並強烈要求港共政府取消自由行「一簽多行」，杜絕內地人違法走私行為。事件最後演變成警民衝突，「差佬」一度出示警棍恐嚇示威者，並在屯門時代廣場內對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據消息指，「差佬」以涉嫌襲警、非法集會和普通襲擊等罪名，拘捕了 9 男 4 女，年齡介乎 16 至 74 歲。

對於「差佬」的胡作非為，投以忿恨的目光固然是應該的。不過，這件事還有兩點，值得大家細心關注。

A. 港共政府不正視水貨客問題及譴責水貨客，卻去批評組織發起反水貨客行動

試觀近日港共政府對有關事件的回應，其無不是 (1) 強烈譴責主辦團體 (2) 隱瞞水貨客問題的嚴重性。

提出第 (1) 種看法的，以 689 本人最為突出。他表示，政府不能夠接受用衝擊商場，或以滋擾社會秩序的行為，來表達不滿。一旦出現違法行為，政府必定嚴厲執法。他似乎認為，發起反水貨客行動的組織是在用違法的方式「洩憤」，卻不知道這些組織旨在捍衛屯門居民的基本權益。《大公報》說得更誇張，批評有關行動的實質是在「搞港獨」。這完全是「無限上綱」，毫無事實根據。

至於提出第 (2) 種看法的，可以入境處長陳國基為代表。陳氏公開表示，香港的水貨活動並無明顯增加的趨勢。他又批評，臨近農曆新年，內地遊客到香港購物的人數增加，乃正常不過的事。港人以為來港購物的陸客就是水貨客，這純粹出於誤解。他完全忽視水貨客的所作所為阻礙著屯門區居民使用交通工具、屯門區的小商店及食肆因水貨客的猖狂而被迫倒閉。

按照常理，作為一個在地的、負責任的政府，其應該嚴厲譴責水貨客，並對一切反水貨客行動予以支持。今天的港共政府卻「反其道而行」，指責港人排擠內地人，對水貨客所造成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這只反映一個事實：港共政府乃一不負責任的、外來的殖民政權。面對外來殖民者的壓迫，除了奮力反抗，香港人根本沒有出路！

B. 「差佬」正患上「雨傘革命」後遺症，專業形象盡失

香港自開埠以來，從未出現過警察於商場內對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何況屯門時代廣場屬於舊式商場，地方狹窄，示威者只要稍一不慎，即很容易造成「人踩人」的慘劇。「差佬」如果有智慧，更好的做法應該是：引導示威者出商場外，再對之施以包圍，而不是在商場 2 樓直接與示威者發生衝突。

可惜的是，「差佬」在示威者的指罵、呼喝下，彷彿已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們只知手持警棍，不斷向前打，或對前面的人不停施放胡椒噴霧，卻不復知「安全」之為何物。他們瘋了！而這個「瘋」，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由「雨傘革命」時旺角的激戰所造成。

「差佬」既成精神病人，其過往的專業形象自然一掃而空。陳雲在＜如何毀滅一隊警隊＞中曾說：「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現在的香港警隊，不僅毀在 689 及其垃圾官僚手上，成為港共政府的家僕與鬼卒，其更在一定程度上心理失常，不能自制。與港英時代的皇家警察相比，前者明顯不知所謂。

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認為，只有當政府能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具有正當性。今天的港共政權，漠視示威人士的生命安全，窒礙屯門居民生活上的自由，其早已失去管治正當性，這是再也清楚不過的！

民主黨注定成為「明日黃花」

民主黨 20 周年黨慶晚宴籌委會主席李華明於今早表示，689 和大部分問責官員打算缺席民主黨的黨慶晚宴是「細路仔玩泥沙」，對民主黨「開戰」、「唔俾面」。李華明的講法愚昧無知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這件事反映：今天的港共政府連對民主黨採取「行禮如儀」式的尊重也不願意，這自然和中共加緊赤化香港有密切關係。

港共政府過去之所以和民主黨友好，甚至出席其黨慶晚宴，主要原因是：民主黨在地方上擁有一定數量的市民 (特別是中產階層及高學歷人士) 支持，且在立法會內有不少議席。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之下，政府一切政策均須交立法會審議、通過。儘管政府已獲得「建制派」為之護航，民主黨的支持 (至少不予反對) 仍然可令政府更加安心。港共政府、民主黨由是相互「俾面」，持續了十七年。

然而，隨著中共有意加快香港赤化，「三權分立」變成「三權合作」，政府通過政策已不再需要民主黨。東北發展撥款被強行通過，即為一「先聲」。民主黨在議會內既沒有利用價值，其自然被港共政府拋棄。

本來，民主黨可以「轉移陣地」，聯結地方上的支持者，發起一連串的遊行、示威，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重新注視自己。可惜的是，歷經「雨傘革命，佔領街道」七十九天而無功，市民已不再相信較為溫和的遊行、示威可對政府起作用。基於「離地中產」的性格，民主黨的支持者有些選擇移民，有些不願再談政治。民主黨連「體制外抗爭」的牌也打不到，港共政府於是索性「面」也不願「俾」了。

其實，民主黨現在應該痛定思痛，重新定位。與其介意港共政府「唔俾面」自己，不如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扎根本土，盡力爭取年青一代的支持，倒港共政府的台。奈何民主黨是不會作出這樣的改變的。其注定成為「明日黃花」、港共的「政治花瓶」。

人口登記

除了推行鴉片專賣，戴維斯任內還巧立名目，大幅徵稅，包括：進行人口登記，徵收人頭稅。

早於 1844 年 7 月，港英政府已陸續公佈《土地登記條例》、《公眾沽飲肆及售酒領照營業條例》以及《售鹽鴉片當押業拍賣商業牌照稅條例》，對煙草、酒精、拍賣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徵稅。

8 月，港府在沒有徵詢任何意見的情況下，立法局通過《人口登記法例》，設置總登記官 (Registrar General) 和總登記官署 (1913 年改稱「安撫華民政務司署」)，對全島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戶口登記。《法例》規定全島居民，不論華洋、貧富，一律每年向港英政府總登記官辦理姓名、地址、職業登記一次，並領取登記證。洋人每位一律收費 5 元，華人每位則收費 1 元。這變相是向香港居民徵收人頭稅。

《法例》公佈後，在港華人、英藉居民紛紛表示強烈不滿。英籍居民旋即召開居民大會，商討對策。最後，與會人士一致認為，《人口登記法例》不符合英國的立法傳統，予以反對，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起草一份意見書呈遞戴維斯。

與此同時，港府憲報因錯誤登出該法令的中文譯文，把人頭稅每年一次寫成每月一次，這令原本已經不滿的香港居民更添怨憤。1844 年 10 月 30 日，在港華商和工人發動全體罷工、罷市。商店關門，貨運暫停，生意中斷。華商當時表示，如果政府強行在 11 月 1 日徵收人頭稅，他們會全體離港。英籍商人也表示，如果政府堅持執行有關法令，他們會遷往澳門居住。

面對各界的罷工罷市、商人們所施加的強大壓力，戴維斯只好作出讓步。11 月 13 日，立法局通過了《人口登記修正案》，其主要內容如下：

(1) 人口登記免除一切費用

(2) 凡是公務人員、軍人、專業人士、商人、店員、廠主、房東，或每年收入達 500 元以上的人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一律豁免登記。

(3) 只有收入微薄的居民，才必須辦理人口登記手續。

修正案於 184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香港至此才避過了一次管治危機。

「人頭稅事件」反映港英政府也有不徵詢人民意見的時候。然而，港英政府能直接正視人民 (特別是在港華商及英商) 的反對聲音，予以適切的疏導，並懂得於關鍵的時候作出讓步，軟化立場，這多少令港英政府能「轉危為安」，維持其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又在港華商、美商同仇敵愾，合力抵制港英政府之「惡法」而有成，這亦促進了在港華人與英國人的合作。「華洋雜處」因此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香港過去歷史的真相。

今天的港共政權，既不懂得靈活調整立場，又不正視人民的反對意見。長此下去，其只會將香港推入「亂局」，卻再也沒法「轉危為安」了！

與其高舉陽明學，不如重提朱子學

面對今天香港的「禮崩樂壞」，城邦派、「墳總」青永屍先後標舉明代王陽明之心學，以此作為世人安身立命之楷模。然而，質實言之，陽明心學是存在著理論困難的，而這些理論困難又會引申出不同的社會政治問題。大力標舉陽明心學於今世，更多只反映這些人對陽明心學的一知半解，未能窮究陽明心學之底蘊。

陽明心學之理論困難

陽明心學之一大理論困難為：其對良知 (又名「心體」) 的高度重視和強調，將令人無法以認真的態度看待知識 (knowledge)、技能 (skills)，「為知識 (此處之「知識」取廣義，包括「技能」在內。下文的「為知識而知識」和此義同) 而知識」的純粹認知態度因而不可能。

《傳習錄》有以下一條文字：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厘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鄭朝朔的提問本來極為有理。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不能單靠一片好心，更需要不少知識、技能以作配合，方能成事。舉例言之，要對父母行孝，不知冬天如何為父母暖身，夏天如何為父母扇涼 (所謂「溫清之節」)，並懂得揣摩父母的心意，作出合適的侍奉 (所謂「奉養之宜」)，這根本不算是一個孝子，只能說「他 / 她頗有孝心」。可是，試看陽明如何回答，他說「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這透露出陽明兩種看法：

第一，「溫清之節，奉養之宜」的知識、技能是很容易學懂的，也用不著對之學、問、思、辨。學、問、思、辨另有用處 (在於開顯「良知」)。

第二，必須先有「純乎天理」之良心主宰著，「溫清之節，奉養之宜」的知識、技能的運用才有意義。純粹探討「溫清之節，奉養之宜」的知識、技能，反不如先「致良知」(「良知」乃孟子語，非指「良好的感知能力」(perception)，而是指「知善知惡」的道德判斷及覺知能力。陽明之學本遙接孟子、南宋之陸象山，見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可是，陽明的回答其實是有問題的。

首先，在我們日常的求知學習過程中，待人處事的具體做法是很難學得好的。以打招呼為例。當他人正在忙碌時，我們只需對他微笑、點頭即可，不用打聲對他說「早晨」。當他人迎面而來並對我們說「早晨」時，我們就必須大聲回答說「早晨」，不可只是微笑、點頭。又以孝敬父母為例。父母有時可能會說「橙很好吃，買多些回家」，有時則會說「買這麼多橙幹什麼，節省些金錢吧！」。一個兒子要於這樣的處境做到「孝」，「鑑貌辨色」、權衡取捨、精明消費等知識、技能實在不可或缺。僅此二例，即可否定陽明「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

再論「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這點表面上看是允當的 (今天科學知識之所以置世界於險地，和使用科學的人心術不正有關)。不過，我們不妨思考一下，我們日常求取和運用一切知識、技能時，我們會否時常警惕自己「正在做一個好人，所以學習 / 運用這些知識」？抑或是我們只需全心投入鉆研 / 操作一門知識、技能，心無旁騖？筆者相信，不少朋友會選擇後者，原因是：前一種態度必然會令我們「分心」，繼而使我們學得不夠深入 / 運用得不夠流暢。

求取和運用知識、技能，必須「為知識而知識」。求取及運用知識、技能本身就是一種目的 (end)，而不是一種手段 (mean) 以獲取其他目的 (如展現「良知」 / 做一個好人)。當然，我們運用知識 / 技能時要本乎「良知」是一回事，我們卻不能因此以為：求取及運用知識、技能是為了展現「良知」，做一個好人，「求善」的態度可以取代「求知」的態度。

事實上，早於陽明在生時，以朱子為宗的羅欽順已對陽明的看法頗有微言，而提出「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困知記》)。進入清代，戴東原、章實齋一眾學者更是身體力行地體現「為知識而知識」(余英時將之稱為「智識主義」的興起，詳參《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清代學術成就隆盛而道德風氣不彰，和明代成一對比，這與清代學者擺脫了陽明心學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陽明心學無法開出客觀、謹嚴的知識，事甚明白。

陽明心學所衍生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陽明心學無法以認真嚴謹的態度看待知識、技能，開出「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粹認知態度，令中國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 及理論科學不能發展，這是它的理論困難。

不過，它最大的致命傷，還在於它所衍生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即：(1) 造就人一昧堅持己見，卻不知懺悔及愧疚。(2) 良性交流互動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無法被開出。

先談問題 (1)。

早在陽明死後不久，「狂禪」的現象已然出現。所謂「狂禪」，是指到處都有人說自己未經修養的所作所為是本乎一己的「良知」，是「聖人」的作為，「滿街都是聖人」即指此而言。根據黃梨洲《明儒學案》記載，「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所能羈絡矣」，泰州是指陽明的弟子王艮。何以陽明心學再傳之後，王門後學即出現「離經叛道」而不以為恥的現象？有學者認為這是和王艮誤解陽明心學有關。可是，筆者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這更多是由陽明心學的理論困難所衍生。

陽明心學相信人是有「良知」的，足以判別自己、別人的言行是對是錯。「四句教」中說：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值得注意的是後兩句。陽明充分肯認人有判斷對錯、依從對錯而行的能力，這即是「良知」。

但問題來了，日常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人的「良知」是可以出錯的。它可以將錯的事情 / 行為以為是對的，將別人認為對的批評為錯，而以為自己才是對。按照常識，當我們遇到別人的言行和自己不一時，我們會虛心請教於書本、老師之言、學術權威的意見等，以判定哪一方較為有道理。可是，由於陽明主張打破「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傳習錄》語)，讀書窮理、應事接物因而只是為了證明我所覺知者為合理。至於他人的異見異舉，則一律被視為「異端邪說」，欲排之而後快。這類人不懂自我懺悔、愧疚，而只知將自己「離經叛道」、有歪倫常的行為解說成「擇善固執」，需來個「雖千萬人吾往矣」。據此，再看泰州派之「復非名教所能羈絡」，就不難理解了。

對於陽明心學的自以為是、目中無人，羅欽順曾說：

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答歐陽少司成）

欽順的意思，大致是認為陽明心學會令人用一己之見看世界，忽略世界原有的規律 (不只是自然科學的規律，更包括人倫世界的種種道理)。

另一儒者湛甘泉更說：

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為老、佛、楊、墨，上則為夷、惠、伊尹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蘇。曾子以為無所逃，於父為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不可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答陽明論格物》)

批評陽明心學「似正實邪」。

可惜的是，甘泉、欽順之言在當時皆無法起作用，學術思想界之大禍終於不可挽救。

時至今日，香港竟有人利用陽明心學教導港人如何安身立命、修心養性，這完全是「荒天下之大謬」！是不讀歷史、對陽明心學一知半解的表現！

再談問題 (2)。

既然人人各執己見，以為是天下間之真理，良性的討論、溝通注定是枉然，原因是：討論、溝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尋找出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道理。而這個道理若要被尋找出，討論雙方必須先把自己的看法視為真理的其中一部份，而不是真理的全部。若人人堅持己見，這只會造成「雞同鴨講」、「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莊子語) 的情況。這是爭吵、對罵，不是討論、溝通！

剛好西歐等地提倡的「公民社會」是主張透過各方的理性討論、溝通，從而找出政治上合適的政策、制度。議員、人民對政府的種種批評，亦不是「自說自話」，而是以事論事，且容許官員們有足夠的辯解機會，提出其具有說服力的解釋。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受陽明心學教養的人並不具有「公民社會」中「公民」的素質。要建設具有良性交流互動的「公民社會」，陽明心學根本無能為力。

但「公民社會」乃民主制度得以落實的社會基礎。沒有「公民社會」，爭取「我要真普選」是沒有意義的，因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仍然可以被奸狡的政客「騎劫」、利用。依此推論，高舉無助建構「公民社會」的陽明心學，更加不見得有什麼道理。

朱子學的可取

台灣「自由主義」者張灝曾撰有《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書。其中提到西歐各國之所以著眼於客觀的法律制度、民主憲政的建立，源於基督教原罪觀中的「幽暗意識」。他指出，中國的儒家雖然也重視生命的陷溺與昏暗，但這只是作為間接的映襯，以彰顯人性的美好、樂觀。儒家對人性的陰暗面一開始便無法予以獨立的、高度的正視，其因此開不出體現權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而只是極力主張「聖王」、「德治」。

張氏的批評其實可以完全移用至陽明心學上。若要稍作補充的話，則我們不妨說，陽明心學對「良知」的高度崇信，只會開出各說各話、著重說教的社會，卻不會開出「公民」們相互進行交流、討論的「公民社會」。

要在今天的香港建立「公民社會」、落實民主憲政，對人性陰暗面和罪惡面的論述必須重提。西方的基督教思想是其中一個可取的選擇。不過，若非從華夏傳統擷取資源不可，筆者主張重提朱子學。

不少人批評朱子是主張「權威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這是對朱子的誣衊、誹謗，並非事實。

朱子乃南宋理學之大宗。他為人治學，喜歡強調「涵養需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何以要用「敬」(即整齊嚴肅) 的態度來「涵養」身心呢？因身心是可以嚴重出錯的，不可靠的。他說：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卻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朱子語類卷四，性理一》)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卻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朱子語類卷五，性理二》)

第一條提到心不可靠，可善可惡，需要後天「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第二條談到身心的陷溺、沉淪極難對治，「要力去用功克治」。

朱子不好高舉「知善知惡」的「良知」，而直說心是會墮陷的、沉淪的，這與基督教原罪觀的「幽暗意識」有若干相契的地方，可作為建立權力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人性論依據。

又人的所思所想可以有錯誤，他自然會：

(1) 細心觀察不同的事物。

(2) 閱讀各式各樣的書籍。

(3) 聆聽別人的看法，與之商量、討論，再而修正自己的言行。

朱子稱此為「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有一首著名的七言絕句＜鵝湖寺和陸子壽＞，其中兩句曰：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朱子一方面透過與他人的商量以鞏固 / 修改自己舊有的見解，一方面不喜歡高談闊論自己的新見解，而是藉著反覆的思考、閱讀，深化新知。朱子的做法，其實跡近西方的哲學家。而導引出他如此行為的對人性的理解，筆者認為正可造就公民熱衷於理性討論、溝通的性格，協助建構出近似西歐各國的「公民社會」。

又朱子主張「即物而窮其理」，不離開事物本身以窮究其內在及超越的所以然 (「內在的所以然」指自然科學中的規律、原理，「超越的所以然」近似基督教神學中萬物存在的目的)，這亦有助知識的開拓，理論科學的發展。

與陽明心學作一對照，朱子學無疑更值得被重新提出，以供今天的香港人參考。

總結

陽明心學在理論及社會政治實踐上都有嚴重困難，它因此不應被高度標舉。城邦派、「墳總」青永屍以陽明為宗，其雖出於「匡正世道人心」的好意，但不免對陽明心學了解得不夠徹底 (「墳總」以為先秦的荀子會認同王陽明的見解，這更是胡說，因荀子是主張「性惡」的，身心必須透過後天學習才可判斷是非，為善去惡)。

與其提倡陽明心學，不如重新復興朱子之學。朱子學對人性陰暗面的重視、對互相討論及溝通的鼓勵、對不離開事物本身以窮究其理的強調，皆與西歐各國的民主憲政、三權分立、公民社會、科學知識有相接榫的地方。港人只要用心利用這筆「思想資源」，配合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以及港英政府過去的管治經驗，「香港建國」即可以成事。陽明心學的提出實屬不必。

至於有人反駁：「不接受陽明心學，道德規範的由來則無從解釋」。我們可以參考荀子的回答：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性惡＞)

道德規範 (即「禮義」) 既然不必然來自心性之善，而只是理智思慮的結果。我們不接受陽明心學，未必解釋不到道德規範的由來。

議會退讓，街頭建國

日前，泛民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先後表示，假若政府願意承諾在 2020 年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他們可考慮政改「袋住先」方案。然而，「神女有心，襄王無夢」。689 率先指出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不能被保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繼而清楚表明：政府不會以取消功能組別與泛民交易。莫、湯二人由是真心錯付，慘食「檸檬」。

莫、湯二人的見解，源於其盲目堅守「政治乃妥協的藝術」。可是，妥協從來不是單方面的，是來自雙方面的。對方的虛心聆聽及採納、在必要時作出適當的退讓更屬關鍵。今天的港共政權，其既未有開放自己的心胸以採納不同的反對意見，亦無法放下「雨傘革命」以來的強硬姿態，減慢赤化香港的步伐。相反，水貨客已由上水、粉嶺一帶殺入大圍、屯門。「撐警大聯盟」更不斷擺設街站，鼓吹設立「辱警罪」。港共政府一意孤行，倒行逆施，卻無半點羞愧之心。面對這樣一個政府，選擇妥協、讓步，根本無異於棄械投降！以為在中共和港共面前稍作退讓就可以爭取到「階段性勝利」，是愚昧無知，倒不見得有什麼政治智慧！

可惜議會內只有少數人明白「不容妥協」的道理。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拍案直呼「我立此存照，反對香港獨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更大發謬論「香港吃大陸的，喝大陸的，沒有獨立的條件」。他們的言論固然不當，但他們的用心更多是希望安撫中共，令中共給予香港民主普選。他們始終不敢承認中共是永遠不會給予香港民主普選的，妥協、讓步是徒然的，勇武抗爭是必要的。這實在令人惋惜。

當「泛民主派」(以民主黨、公民黨為首) 無法在議會內用強硬的態度展開一連串抗爭，議會外的武裝起義就是改變現狀的唯一途徑。今天不少政黨仍呼籲大家登記做選民，這是完全沒有意思的。我們目下只有兩條路：要麼「投共」，要麼抱必死的決心投身「香港建國」的大業！

鴉片專賣

戴維斯任內的一大敗筆是「橫徵暴斂」。這與香港開埠初期的經濟狀況有密切關係。

根據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的記載，香港的財政收入，初時以拍賣土地為主要來源，但由於土地數量有限，以致入不敷支。加上砵甸乍曾說「香港乃不抽稅之埠」，這意味著港英政府無法透過稅收以舒緩沉重的經濟負擔。於是，戴維斯就任「港督」後，其只好另闢蹊徑，開拓財源，以解決眼前的經濟問題。

其中一個他開拓財源的方法為：推行鴉片專賣。

鴉片是香港開埠初期的主要轉口貨物，但從不課稅。它最初由不同商販出售，卻不受限制。儘管港英政府照例向出售鴉片的鋪戶收取規銀，但為數甚少。鴉片零售業因而在香港十分蓬勃，不少商人藉販賣鴉片而置富。

然而，自 1844 年起，情況開始有所轉變。

2 月，斯坦利向戴維斯建議，對鴉片徵稅，以增加港府收入。同年 6 月，戴維斯起用斯坦利作為港府「無可匹敵的最佳徵稅者」，擬向香港販賣鴉片的商人發售牌照 / 實行包稅制，招華人承攬。11 月，定例局制定法例，決定向鴉片商販開徵牌照稅。根據有關法例規定，在香港水陸各處，「只准販運整箱煙土」，唯持有牌照者可販運整箱以下鴉片，牌照則由「港督」直接核發。又申請人一經批准並繳費若干，即享有販運整箱以下鴉片的特權。無牌而經營鴉片販賣者，一律罰款 500 元。12 月，輔政司發佈通告，規定鴉片零售業可由一人承攬。有意經營者只需向輔政司署報出最高的價錢，其即可獲享獨家的鴉片銷售權。

鴉片專賣政策的實施，某程度上是港英政府賺取收入的一種手段。1845 年 3 月，英國商人都爹利 (George Duddell) 等人，以每月 710 元的高價，向港英政府承攬了在港零售鴉片一年的特許權。香港其他鴉片商販要繼續維持自身的業務，均需向都爹利購買「營業許可證」，方可開鋪售煙。可是，由於當時其他鴉片商販多選擇另一條出路：違法出售鴉片，視有關法例如無物，都爹利於同年 6 月以成本過高為理由，提早於合同屆滿前放棄鴉片的專賣權。直至 8 月，鴉片專賣權才由華人買辦盧亞貴等人以每月 1710 元的高價奪得。

經過推行鴉片專賣，香港政府的收入確然大幅增加。

不過，鴉片商販以高價投得專利權，其必然將高昂的成本轉嫁在消費者、購買「營業許可證」的小商販身上，以致鴉片購買者、小商販不滿 (當時曾出現「一家發賣，煙價索勒高昂」的批評呼聲，又有三昌、麗源等 10 家商館聯署要求港府「撤銷煙土公司」，由眾商各自「領牌販賣煙土煙膏」)。又小商販無力購買「營業許可證」，紛紛走上違法販運一途，這亦令鴉片商販得不償失，對政府的做法心生怨恨。

尤有進者，專賣措施令香港鴉片的零售價高於鄰近地區，一些中國煙販改由其他地方進口鴉片，香港鴉片的銷售量因而大幅下降。又鴉片包商為了維護特權，經常以查禁私煮私售鴉片為名，顧用偵探、武裝船隻搜查民居、民船，干擾到香港的貿易。

英國國會於是在 1847 年 3 月成立「對華商務關係特別委員會」，進行對鴉片專賣政策的調查。7 月，鴉片的壟斷經營制被取消，轉成牌照制。牌照共分三類：

(1) 零售整箱以下煙土者，月納規費 30 元。

(2) 煮賣鴉片煙膏者，月納 20 元。

(3) 開設吸煙館者，月納 10 元。

牌照由巡理府向零售商直接發售，數量不限，有效期為一年。

戴維斯極力推行鴉片專賣政策，卻因遭到鴉片商人的不滿，落得失敗收場。這對他的仕途無疑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又鴉片商人的反對意見，能引發英國國會的關注，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再而迫使港府讓步，這亦證明：

(1) 當時在港英商有很大的權力。

(2) 「在港的英國商人向英國政府表達不滿 －＞ 英國政府向港督施壓，使之改善施政」乃港英政府管治的一大特色。

[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