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咸又譯作般咸、般含、文翰或濮亨。他在 1803 年 9 月 7 日於英國根德郡法弗舍姆 (Faversham) 出生，父親為喬治‧般咸上校 (Captain George Bonham)。喬治‧般咸上校乃「東印度公司」的員工，一直從事海外貿易。1810 年，喬治‧般咸上校於南中國海指揮「東印度公司」船隻「真英國人號」時因遇上颱風而失蹤，文咸自此痛失父親。當時的文咸只有 7 歲。
文咸另有一同父異母的兄長，名叫喬治‧威廉‧般咸少校 (Major George William Bonham)，亦在「東印度公司」工作。父親和兄長的經歷，使得年輕的文咸順理成章地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文咸早年更參加過「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法律課程，學成後於 1818 年獲公司指派工作。
文咸第一份工作是在 1818 年被派往英國位於印尼蘇門答臘的殖民地 - 明古連 (今明古魯省) 馬爾博羅堡擔任抄寫員。5 年後 (即 1823 年)，文咸被調往星加坡 (今新加坡) 出任「參政司助理」。1833 年 12 月，文咸獲委任為「星加坡參政司」。1834 年至 1835 年，他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又名「三洲府總督」。1826 年，「東印度公司」將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三個轄地合併成海峽殖民地，置有「海峽殖民地總督」一職)。1836 年 11 月，文咸進一步獲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當時的他年僅 33 歲，可謂年青而有為。
文咸一直主管馬六甲及星加坡地區。直至 1837 年 - 1843 年，他更兼任「威爾斯太子島 (今檳城檳榔嶼) 總督」。文咸長期管治英國不同的殖民地，無疑拓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地方行政經驗，使其管治手腕越趨靈活。這是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文咸能夠成為一管治殖民地的年輕專才，與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有密切關係。英國政府在委派某人出任某個殖民地的較高級的官職 (如總督) 前，其必安排此人先出任較低一級的官職 (如「參政司助理」、「參政司」)。這種安排有兩個用意：
(1) 可讓他熟識各項行政工作及其程序，令他日後更加得心應手。
(2) 令他有倣效、交流的對象，從上級的做法，汲取教訓，裁汰優劣，從而形成自己獨有的管治殖民地的方法。
若要用中國歷史的經驗進行參照，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與古代中國的「監國」制度頗有相契的地方。不同的只是：
(a) 「監國」制度僅適用於作為皇位繼承人的太子身上，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則適用於所有殖民地官員上。
(b) 「監國」制度要求太子向朝中大臣學習，聽取他們的理政心得。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升遷、調派制度則要求所有殖民地官員向上級學習，汲取其管治經驗。
文咸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期間，曾致力於精簡當地的司法架構，以節省開支。他一方面限制執業律師的人數，一方面親自審理案件，以提升法庭的審案效率。此外，他又開創先河，以星加坡作為辦公地點。自此以後，歷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都在當地辦公。1843 年 1 月，文咸光榮卸任，返回英國。
適逢戴維斯於香港得不到英籍商民的支持，英國政府於是在 1843 年 3 月，接受外相巴麥尊勳爵的推薦，起用文咸為「香港總督」，收拾殘局，以挽回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張連興在《香港二十八總督》一書中曾用以下兩段文字簡單介紹文咸在香港的政績：
般含 (案：即文咸) 上任時，適值港府財政入不敷出，為了節省開支，支撐局面，他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決定放棄一切公共建築計劃，一些戴維斯時期已經動工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被立即停止，甚至連他自己的薪金也暫緩支取。由於他採取的嚴厲措施的實施，港英政府的財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 年開支為 62658 英鎊，到 1853 年減至 36418 英鎊，削減了幾乎一半。
在任期間，為了取得香港英商對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國政府建議：任命兩名本地居民參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國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設非官守議員，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設非官守議員。他力圖改善城市衛生狀況，實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發展計劃，規定屋宇以磚石和石塊興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橫行，規劃空間做為街道......
張氏一書雖採取「愛國 (指中國) 史觀」，但這段介紹大致上是可信的。
我們在過去曾經指出：「財政問題乃當時港英政府一大困難，不易處理，動輒得咎」、「在港居住的英籍商民擁有極大的權力，足以和港英政府相抗衡」。觀乎文咸上任後的種種作為，其無不針對此兩大問題而予以適切的處理、解決。文咸日後的聲望較戴維斯為高，香港得以再度走上繁盛，與文咸能準確回應歷史的挑戰極有關係。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文咸乃首位出身於英國殖民地行政官的「港督」。他務實、敦厚、大方、隨和的做人態度，以及公正的處事作風，卒令他深受英籍居民的愛戴，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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