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英國能使「人心回歸」而中共不能?深奧的不說,黎明用中國製帳篷險些開不成演唱會,英國皇家御用 Silver Cross 品牌嬰兒車奇蹟地保住了 3
歲嬰兒性命,香港人最重視實用,英國焉會不是首選?
其實,今天要求大家愛中國、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的,他們心裡最「戀英」。689、林鄭的子女全被送往英國讀書,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持有英國國籍,俱為顯例。何解他們不讓自己的子女在北京大學讀個「土博士」?又不領取特區護照?無他,不信任中國罷了。當高官、親共人士「其身不正」,以為普羅市民會被三言兩語迷惑愛上中國,根本是妄想。
有趣的是,就連中國的富二代,也慢慢「戀英」。近日有報導指中國超級富豪、夢天集團董事長余靜淵的獨生女余晚晚 (Wendy Yu),竟耗巨資在倫敦季節學院
(London Season Academy) 學習如何做一個舉止優雅的淑女,並參加夏洛特公主舞會 (Queen Charlotte's
Ball)。余晚晚還說:「我很幸運,我的父親是一個成功人士,我也只是想用正確的方式展現自己」,原來英國的生活及行事方式才算正確,好一個將「近代中國百年恥辱」拋諸腦後的「漢奸」啊!
《論語》有以下一條:「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一個理想國度,不用威迫恫嚇,不用動刀動槍,即可令世界各地的人民心甘情願前來居住,且對其統治者及文化傳統予以敬仰。英國在這方面取得空前成功,中國卻輸得很徹底,此乃事實。故意忽略事實,堅持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委過於人,人心只會背離,永不復返。
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2016年5月4日 星期三
回首五四,充滿諷刺
「五四新文化運動」距今已九十七年。昔日揭櫫的德先生、賽先生,前者在神州大陸淪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後者則衍生毒奶粉、頭髮豉油、高鐵出軌等。胡適主張「全盤西化」、教當時的年青人「爭你們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今天習近平卻認為「媒體必須姓黨」、「堅持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不准黨校「傳播西方資本主義」。啟蒙運動未有帶來啟蒙,歷史倒車反而開動了,不可謂不諷刺。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因不滿歐美列強在「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與兩年前香港的「雨革」不同,學生得到廣大市民和工商人士支持。儘管學生不久「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全國團結利用罷工、罷市、罷課迫使北洋政府讓步,釋放被捕者。北大校長蔡元培更聯同多名高校校長發表聲明:「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未有強烈譴責學生行為。山東權益卒之未有落入日本手中,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在外交上不受列強擺佈,堅持獨立自主,意義重大。
可惜「五四事件」後,中國知識分子對英美各國深惡痛絕,連帶拋棄「自由主義」,投奔蘇共懷抱。兩年後 (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為總書記。陳氏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倡導者、《新青年》雜誌創辦人。
香港方面,雖然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但港府沒有順應「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反傳統浪潮,還特意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前清太史賴際熙和區大典出任漢文講師。中華文化之精粹得以保存,港府對五四思潮採取防範態度,至關緊要。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因不滿歐美列強在「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與兩年前香港的「雨革」不同,學生得到廣大市民和工商人士支持。儘管學生不久「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全國團結利用罷工、罷市、罷課迫使北洋政府讓步,釋放被捕者。北大校長蔡元培更聯同多名高校校長發表聲明:「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未有強烈譴責學生行為。山東權益卒之未有落入日本手中,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在外交上不受列強擺佈,堅持獨立自主,意義重大。
可惜「五四事件」後,中國知識分子對英美各國深惡痛絕,連帶拋棄「自由主義」,投奔蘇共懷抱。兩年後 (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為總書記。陳氏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倡導者、《新青年》雜誌創辦人。
香港方面,雖然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但港府沒有順應「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反傳統浪潮,還特意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聘請前清太史賴際熙和區大典出任漢文講師。中華文化之精粹得以保存,港府對五四思潮採取防範態度,至關緊要。
2016年5月1日 星期日
因病去職
1885 年 12 月,寶雲因身體健康欠佳,提早離港,在任僅兩年零九個月。
寶雲管治香港的時間雖然短暫,卻作出了不少值得後世肯定的貢獻。
首先,他改革定例局,增加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的席位。1884 年 2 月 28 日,新組成的定例局舉行第一次會議,非官守議員有端納洋行總經理芬理斯‧賴里 (Phineas Ryrie)、怡和洋行總經理佛蘭西斯‧約翰遜 (Francis Bulkeley Johnson)、匯豐銀行總經理暨香港商會代表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沙遜洋行總經理暨太平紳士代表腓列特‧沙遜 (F. D. Sassoon)、華人黃勝五人。
其次,他把香港的管治模式趨近憲政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儘管被授予比其他英國殖民地總督多的權力 (可向居民直接徵稅),寶雲堅持每周與行政局成員會面 (之前港督與行政局成員會面屬休閒聚會,不定期舉行),每年則在定例局舉行公開及閉門會議,交代未來的施政重點 / 審視現時各項政策的進度,增加透明度。除此之外,他又在定例局設立各個常務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處理金融、法律、公共基礎建設等事宜。
其三,他促成了大潭水塘的興建、皇仁書院 (即中央書院) 的蓬勃發展 (1884 年 4 月 26 日,寶雲主持了書院新校舍的奠基儀式。隨著各建築項目竣工,書院可容納約 1,000 名學生,吸引無數廣東華人前來就讀)、銅鑼灣避風塘的修築 (1883 年建成,位於高士威道對出的海灣,為香港第一個避風塘)。
唯一惹人詬病,是他早期籌組潔淨局 (Sanitary Board) 時的安排。潔淨局只有 4 名官守議員 (包括:測量總監、首席醫官、總登記官、警隊首長),沒有非官守議員,令英籍商人社群極為憤怒。尤其是寶雲曾經批評歷屆港督常常以政府官員充填原本為非官守議員而設的定例局議席,他於潔淨局的人事安排,變相自打嘴巴,不滿之聲有增無減。
可是,誠如佘義指出,寶雲或許將定例局和潔淨局視為兩個功能完全迥異的機構,後者純粹負責執行 (executive),前者不然。據此而觀,英商的指責未必有道理。
無論如何,1887 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 (Public Health Ordinance)》,將英商怒火徹底平息。潔淨局加入了兩名非官守議員,由陪審員中有繳交差餉者投票,結果堪富利士、法蘭些士當選。這次選舉乃香港首次舉行有關政府機關的間選選舉,影響深遠。
寶雲離港前,發表了一篇告別演說,其中短短數語,扼要講出當時香港的生命故事 (life story):
在過去短短的四十三年間,這個荒蕪而貧瘠的小島,被建設成一個英國殖民地。它的崛起,得益自上帝庇佑,以及我們種族的活力和所建立的企業。它現在已經取得令人驕傲的成就 - 成為大英帝國第三大航運市場 (third greatest mart of shipping),位列倫敦和利物浦之後。
寶雲返英後,獲委任為皇家委員會首長 (chief of a Royal Commission),協助馬爾他 (Malta) 草擬新憲法。他更能夠任職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英國君主的諮詢機構)。1899 年 2 月 21 日,寶雲在白禮頓 (Brighton) 病逝,享年 77 歲。
喬治‧斯特拉恩 (George Strahan) 初時獲委任港督,但突然從伯恩茅斯 (Bournemouth) 傳來的噩耗,致使香港被迫進入「港督位置懸空時期」(Interregnum)。幸好當時港府官員主要通過二十年前設立的官學生計劃選拔出來 (著名的有駱克、迪恩、李斯特等),具備豐富知識,且善於與華人溝通,香港卒之未有因此面臨管治困境。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寶雲管治香港的時間雖然短暫,卻作出了不少值得後世肯定的貢獻。
首先,他改革定例局,增加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的席位。1884 年 2 月 28 日,新組成的定例局舉行第一次會議,非官守議員有端納洋行總經理芬理斯‧賴里 (Phineas Ryrie)、怡和洋行總經理佛蘭西斯‧約翰遜 (Francis Bulkeley Johnson)、匯豐銀行總經理暨香港商會代表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沙遜洋行總經理暨太平紳士代表腓列特‧沙遜 (F. D. Sassoon)、華人黃勝五人。
其次,他把香港的管治模式趨近憲政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儘管被授予比其他英國殖民地總督多的權力 (可向居民直接徵稅),寶雲堅持每周與行政局成員會面 (之前港督與行政局成員會面屬休閒聚會,不定期舉行),每年則在定例局舉行公開及閉門會議,交代未來的施政重點 / 審視現時各項政策的進度,增加透明度。除此之外,他又在定例局設立各個常務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處理金融、法律、公共基礎建設等事宜。
其三,他促成了大潭水塘的興建、皇仁書院 (即中央書院) 的蓬勃發展 (1884 年 4 月 26 日,寶雲主持了書院新校舍的奠基儀式。隨著各建築項目竣工,書院可容納約 1,000 名學生,吸引無數廣東華人前來就讀)、銅鑼灣避風塘的修築 (1883 年建成,位於高士威道對出的海灣,為香港第一個避風塘)。
唯一惹人詬病,是他早期籌組潔淨局 (Sanitary Board) 時的安排。潔淨局只有 4 名官守議員 (包括:測量總監、首席醫官、總登記官、警隊首長),沒有非官守議員,令英籍商人社群極為憤怒。尤其是寶雲曾經批評歷屆港督常常以政府官員充填原本為非官守議員而設的定例局議席,他於潔淨局的人事安排,變相自打嘴巴,不滿之聲有增無減。
可是,誠如佘義指出,寶雲或許將定例局和潔淨局視為兩個功能完全迥異的機構,後者純粹負責執行 (executive),前者不然。據此而觀,英商的指責未必有道理。
無論如何,1887 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 (Public Health Ordinance)》,將英商怒火徹底平息。潔淨局加入了兩名非官守議員,由陪審員中有繳交差餉者投票,結果堪富利士、法蘭些士當選。這次選舉乃香港首次舉行有關政府機關的間選選舉,影響深遠。
寶雲離港前,發表了一篇告別演說,其中短短數語,扼要講出當時香港的生命故事 (life story):
在過去短短的四十三年間,這個荒蕪而貧瘠的小島,被建設成一個英國殖民地。它的崛起,得益自上帝庇佑,以及我們種族的活力和所建立的企業。它現在已經取得令人驕傲的成就 - 成為大英帝國第三大航運市場 (third greatest mart of shipping),位列倫敦和利物浦之後。
寶雲返英後,獲委任為皇家委員會首長 (chief of a Royal Commission),協助馬爾他 (Malta) 草擬新憲法。他更能夠任職英國樞密院 (Privy Council,英國君主的諮詢機構)。1899 年 2 月 21 日,寶雲在白禮頓 (Brighton) 病逝,享年 77 歲。
喬治‧斯特拉恩 (George Strahan) 初時獲委任港督,但突然從伯恩茅斯 (Bournemouth) 傳來的噩耗,致使香港被迫進入「港督位置懸空時期」(Interregnum)。幸好當時港府官員主要通過二十年前設立的官學生計劃選拔出來 (著名的有駱克、迪恩、李斯特等),具備豐富知識,且善於與華人溝通,香港卒之未有因此面臨管治困境。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016年4月30日 星期六
世代交替,舊酒新瓶
「泛民」中青代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以下簡稱《決議文》)。細看文中論點,要麼拾人牙慧,要麼內容空洞,令人失笑。
《決議文》首先說:「《基本法》畢竟沿襲了香港政府自二次大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廣泛自治權,並且將《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所保障的各項自治權予以成文化,是我城自治地位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香港人民必須捍衛《基本法》下我城的各項自治權,並爭取修改當中的不合理條文,以充分確立和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這基本上是陳雲對《基本法》的見解,亦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對「全民制憲」的看法。不過,陳、黃二人的名字未有被提及,跡近剽竊。又陳、黃已經主張透過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匯聚民意,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若干條文,敢問「泛民」中青代會用什麼手段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基本法》哪些條文需要修改?未及消化,勉強提出,只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決議文》又說:「香港人民應該團結爭取『內部自決』,以實現由香港人民自行管理香港事務」、「2047 年後香港的政治地位,必須經由香港人民透過有充分民主授權、以及有約束力的機制,自行決定......『永續自治』將是處理二次前途問題的恰當選擇。」
「泛民」中青代肯定不知香港現時人口換血之嚴重。小學生已有不少習慣使用普通話,對港共政權的傀儡本質懵然不知。至於新來港的大陸移民,更是傾向「有啖好食算啦,唔好搞亂香港」。抱有民主理念的土生土長香港人,不是移民他方,就是準備移民。民主自決香港前途?立即做尚且困難重重,何況《決議文》並未為自決定下期限,五年?十年?還是「永續社運」的摹本?與其汲汲於爭取自決,不如先「驅蝗」、作「我者 - 他者」之區分,香港民族黨在此處明顯稍勝一籌。
《決議文》最後認為:「非暴力抗爭 - 包括議會抗爭、佔領、抵制、罷工、罷課、罷市等等 - 能夠凝聚大多數香港人民的認同,應該是爭取政治革新的主流方法。」
當「拉布」、霸佔主席台皆無補於事,非暴力議會抗爭有什麼作用?七十九天佔領在民意逆轉下無疾而終,「三罷」於「雨革」初期無人理會,妄想這些手段可以迫中共及港共就範,不是癡人說夢,欺騙公眾麼?唯一能夠收效的,要算是「抵制」,即《香港革新論》所謂「在地抗爭」,社運左膠所謂「深耕細作」。然而,光顧本地小店、支持使用本地貨、屋邨裡鄰舍互助互讓,很多市民自己已經默默進行,根本無需政黨刻意宣揚、介入。
或許,以下一番話才是「泛民」中青代的心聲:「在公開和透明的原則下,我們不反對就香港政治地位問題,與北京政府談判。」撰寫《決議文》也好,附和修改《基本法》、自決也好,鼓吹非暴力抗爭也好,總之要守住民心,同時令中共覺得其並非「頑固派」,乃可以交談的「民主派」友好。兩面討好,向來為「泛民」老大哥的思維模式,原來中青代亦擺脫不了,世代交替,不外如是。
《決議文》首先說:「《基本法》畢竟沿襲了香港政府自二次大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廣泛自治權,並且將《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所保障的各項自治權予以成文化,是我城自治地位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香港人民必須捍衛《基本法》下我城的各項自治權,並爭取修改當中的不合理條文,以充分確立和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這基本上是陳雲對《基本法》的見解,亦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對「全民制憲」的看法。不過,陳、黃二人的名字未有被提及,跡近剽竊。又陳、黃已經主張透過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匯聚民意,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若干條文,敢問「泛民」中青代會用什麼手段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基本法》哪些條文需要修改?未及消化,勉強提出,只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決議文》又說:「香港人民應該團結爭取『內部自決』,以實現由香港人民自行管理香港事務」、「2047 年後香港的政治地位,必須經由香港人民透過有充分民主授權、以及有約束力的機制,自行決定......『永續自治』將是處理二次前途問題的恰當選擇。」
「泛民」中青代肯定不知香港現時人口換血之嚴重。小學生已有不少習慣使用普通話,對港共政權的傀儡本質懵然不知。至於新來港的大陸移民,更是傾向「有啖好食算啦,唔好搞亂香港」。抱有民主理念的土生土長香港人,不是移民他方,就是準備移民。民主自決香港前途?立即做尚且困難重重,何況《決議文》並未為自決定下期限,五年?十年?還是「永續社運」的摹本?與其汲汲於爭取自決,不如先「驅蝗」、作「我者 - 他者」之區分,香港民族黨在此處明顯稍勝一籌。
《決議文》最後認為:「非暴力抗爭 - 包括議會抗爭、佔領、抵制、罷工、罷課、罷市等等 - 能夠凝聚大多數香港人民的認同,應該是爭取政治革新的主流方法。」
當「拉布」、霸佔主席台皆無補於事,非暴力議會抗爭有什麼作用?七十九天佔領在民意逆轉下無疾而終,「三罷」於「雨革」初期無人理會,妄想這些手段可以迫中共及港共就範,不是癡人說夢,欺騙公眾麼?唯一能夠收效的,要算是「抵制」,即《香港革新論》所謂「在地抗爭」,社運左膠所謂「深耕細作」。然而,光顧本地小店、支持使用本地貨、屋邨裡鄰舍互助互讓,很多市民自己已經默默進行,根本無需政黨刻意宣揚、介入。
或許,以下一番話才是「泛民」中青代的心聲:「在公開和透明的原則下,我們不反對就香港政治地位問題,與北京政府談判。」撰寫《決議文》也好,附和修改《基本法》、自決也好,鼓吹非暴力抗爭也好,總之要守住民心,同時令中共覺得其並非「頑固派」,乃可以交談的「民主派」友好。兩面討好,向來為「泛民」老大哥的思維模式,原來中青代亦擺脫不了,世代交替,不外如是。
2016年4月28日 星期四
「歸英」主張,不易駁倒
學者王慧麟在《明報》發表<失去的自決權>,提到「歸英派」不可能利用「《聯合聲明》失效後,《南京條約》會自動恢復效力」,令香港回到 97
前的英殖狀態,從而利用殖民地身份奪回民族自決的權利。
對此,筆者想作出若干澄清。「歸英派」中有主張「法理歸英」者,他們傾向依靠昔日不平等條約中「永久割讓香港島 / 九龍半島南部予英國」,從法理上指出香港應該歸還英國。王氏的駁論,勉強適用於針對此一支,卻無助否定整套「歸英」主張,因「歸英派」尚有另一支,「歸英」主張尚有另一套理由支撐也。
簡單而言,另一支「歸英派」承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已經無效。當《聯合聲明》被中共單方面撕毀,香港的主權理應不再屬於中共,而陷入「懸空」狀態。誠然,中共一天不倒台,其在現實上仍然握有香港主權,但此乃「勢」所使然,不代表背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朝「支爆」來臨,中共不復存在,神州大地內鬥不斷,香港主權實實在在地「懸空」著,按照國際慣例,香港很大機會在聯合國託管下完成自決公投,躋身獨立主權國之列。
然而,問題出現了:
(1) 上自港共官員,下至建制派、土共組織,新政府應否嚴懲他們,抑或是既往不咎、視他們為香港國一分子?又若要嚴懲,應採取何種方式?除了他們,社會上還有其他「港奸」、「共諜」嗎?
(2) 自從「義勇軍」解散後,香港並無屬於自己的國防力量。加上新一代缺乏軍事訓練,野心勃勃的鄰國乘機襲來,香港有沒有條件抵擋?該如何抵擋?
(3) 主權移交後,香港一直不重視政策研究,也缺乏相關人才 (見李彭廣《管治香港》)。適值香港的經濟產業面臨轉型、民生問題堆積如山,知識、經驗俱欠奉的新政府,能在劇變的環境下應對自如而不出岔子嗎?
以上種種,不過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還有與他國建立邦交、修復往日城市風貌等,皆不是「港獨」成功即可以解決。
英治時代,港府高層官員主要來自英國,具備長遠規劃、準確決定發展大方向的視野,部份甚至有在其他殖民地任職的經驗。「六七暴動」期間,英軍曾經協助鎮壓左派分子。專門從事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活動的政治部,幕後指揮是英國軍情五處第二處。至於麥督、彭督抵港履新前,各自精心籌劃了一套治港部署,包括:如何興建公共房屋、如何與中共周旋等,鉅細無遺,一清二楚。舊日盛世,絕非偶然。
「歸英派」的另一支預見到直接獨立會引致無數港人不易處理的問題,希望透過反覆強調英國在《聯合聲明》中的角色和道義責任,爭取英國在「支爆」時不僅對香港作出口頭聲援,而是利用具體的外交及軍事行動支持香港,例如:臨時託管香港主權,避免聯合國在香港即時進行自決公投。
千萬不要誤會,爭取英國臨時託管香港主權不等於把香港變回英國殖民地。香港 97 前已經是「準國家」(解密文件有「香港共和國」的講法),加上英國根本負擔不起長期經營遠東的開支,按此推斷,託管期必不長久,自決公投隨之而至。屆時港人大可選擇 (a) 英國海外屬土的高度自治;(b) 全面獨立,締建共和國;(c) 與台灣、中國大陸的新政府建立邦聯。要之,不論公投結果為何,英國對香港始終有貢獻,香港自此會與英國維持永久友好關係,外交上不再怕被孤立。
為了確保託管期內英國無法侵吞香港,港人必須在英方代表到來前盡早成立臨時政府及不同自治組織,如同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般。整個平亂復甦過程,既是合作,也是學習。倘若英國能協助香港培訓具決策能力的高官、建立國防力量、展開有一定水準的政策研究,他朝香港獨立所面對的阻力就會大幅減少。
有人或許質疑:「英國如此著重利益,不會做這盤蝕本生意的,這支『歸英派』的想法注定是一廂情願」。
筆者無法得知英國怎樣打算,只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推測,中國崩潰,美國全球影響力大不如前,英國韜光養晦近百年,不趁此時再起,更待何時?而藉著「支爆」插手香港事務,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的慣常做法,正是英國重奪全球領導權一個好開始。
英國完全不理香港事務,除非其國力真的萎靡不振,無心取回「超級大國」地位,甘願永遠受美國頤指氣使而不以為恥。
對此,筆者想作出若干澄清。「歸英派」中有主張「法理歸英」者,他們傾向依靠昔日不平等條約中「永久割讓香港島 / 九龍半島南部予英國」,從法理上指出香港應該歸還英國。王氏的駁論,勉強適用於針對此一支,卻無助否定整套「歸英」主張,因「歸英派」尚有另一支,「歸英」主張尚有另一套理由支撐也。
簡單而言,另一支「歸英派」承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已經無效。當《聯合聲明》被中共單方面撕毀,香港的主權理應不再屬於中共,而陷入「懸空」狀態。誠然,中共一天不倒台,其在現實上仍然握有香港主權,但此乃「勢」所使然,不代表背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朝「支爆」來臨,中共不復存在,神州大地內鬥不斷,香港主權實實在在地「懸空」著,按照國際慣例,香港很大機會在聯合國託管下完成自決公投,躋身獨立主權國之列。
然而,問題出現了:
(1) 上自港共官員,下至建制派、土共組織,新政府應否嚴懲他們,抑或是既往不咎、視他們為香港國一分子?又若要嚴懲,應採取何種方式?除了他們,社會上還有其他「港奸」、「共諜」嗎?
(2) 自從「義勇軍」解散後,香港並無屬於自己的國防力量。加上新一代缺乏軍事訓練,野心勃勃的鄰國乘機襲來,香港有沒有條件抵擋?該如何抵擋?
(3) 主權移交後,香港一直不重視政策研究,也缺乏相關人才 (見李彭廣《管治香港》)。適值香港的經濟產業面臨轉型、民生問題堆積如山,知識、經驗俱欠奉的新政府,能在劇變的環境下應對自如而不出岔子嗎?
以上種種,不過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還有與他國建立邦交、修復往日城市風貌等,皆不是「港獨」成功即可以解決。
英治時代,港府高層官員主要來自英國,具備長遠規劃、準確決定發展大方向的視野,部份甚至有在其他殖民地任職的經驗。「六七暴動」期間,英軍曾經協助鎮壓左派分子。專門從事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活動的政治部,幕後指揮是英國軍情五處第二處。至於麥督、彭督抵港履新前,各自精心籌劃了一套治港部署,包括:如何興建公共房屋、如何與中共周旋等,鉅細無遺,一清二楚。舊日盛世,絕非偶然。
「歸英派」的另一支預見到直接獨立會引致無數港人不易處理的問題,希望透過反覆強調英國在《聯合聲明》中的角色和道義責任,爭取英國在「支爆」時不僅對香港作出口頭聲援,而是利用具體的外交及軍事行動支持香港,例如:臨時託管香港主權,避免聯合國在香港即時進行自決公投。
千萬不要誤會,爭取英國臨時託管香港主權不等於把香港變回英國殖民地。香港 97 前已經是「準國家」(解密文件有「香港共和國」的講法),加上英國根本負擔不起長期經營遠東的開支,按此推斷,託管期必不長久,自決公投隨之而至。屆時港人大可選擇 (a) 英國海外屬土的高度自治;(b) 全面獨立,締建共和國;(c) 與台灣、中國大陸的新政府建立邦聯。要之,不論公投結果為何,英國對香港始終有貢獻,香港自此會與英國維持永久友好關係,外交上不再怕被孤立。
為了確保託管期內英國無法侵吞香港,港人必須在英方代表到來前盡早成立臨時政府及不同自治組織,如同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般。整個平亂復甦過程,既是合作,也是學習。倘若英國能協助香港培訓具決策能力的高官、建立國防力量、展開有一定水準的政策研究,他朝香港獨立所面對的阻力就會大幅減少。
有人或許質疑:「英國如此著重利益,不會做這盤蝕本生意的,這支『歸英派』的想法注定是一廂情願」。
筆者無法得知英國怎樣打算,只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推測,中國崩潰,美國全球影響力大不如前,英國韜光養晦近百年,不趁此時再起,更待何時?而藉著「支爆」插手香港事務,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的慣常做法,正是英國重奪全球領導權一個好開始。
英國完全不理香港事務,除非其國力真的萎靡不振,無心取回「超級大國」地位,甘願永遠受美國頤指氣使而不以為恥。
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
港獨之父,689 當之無愧
689 說:「香港會因為『港獨』和『自決』的主張,而失去中央的信任,因此失去中央對香港的支持」。首先,只有「少數人」(689 親口承認)
支持「港獨」和「自決」,非主流政見不見得令中共動搖對香港的信任。其次,主權移交至今,天價買東江水、金鋪藥房趕絕地道小店、大白象工程......無日無之,中共支持香港?不然,是「從香港攫取利益」、「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香港民族黨的回應)。
689 又說:「『港獨』會成為一個主要的不明朗因素,香港會失去投資者的信心,香港人亦會失去發展和就業的機會」。第一,「港獨」成事可能令香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簡稱 TPP),吸引更多東亞及歐美投資者。第二,「港獨」促使香港不再依賴中共,為發展創新科技帶來契機。近年香港美食車協會和環保科技聯盟合作,發明「土炮」美食車,用太陽能發電,專門售賣爆谷和棉花糖,便是好例子。港人稍稍動腦筋,不愁沒有發展和致富的機會。
至於 689 認為「有人在香港主張『港獨』或『自決』,是嚴重地影響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的興致」,對不起,香港人樂意承受這一後果。用陸客減少來換取街道的寧靜、港鐵的寬敞,絕對值得。
綜上所述,689 的講法根本無助遏止「港獨」、「自決」思潮,反而有點像火上加油,替中共幫倒忙。網民開玩笑說:「港獨之父,689 當之無愧」,誠哉斯言!
689 又說:「『港獨』會成為一個主要的不明朗因素,香港會失去投資者的信心,香港人亦會失去發展和就業的機會」。第一,「港獨」成事可能令香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簡稱 TPP),吸引更多東亞及歐美投資者。第二,「港獨」促使香港不再依賴中共,為發展創新科技帶來契機。近年香港美食車協會和環保科技聯盟合作,發明「土炮」美食車,用太陽能發電,專門售賣爆谷和棉花糖,便是好例子。港人稍稍動腦筋,不愁沒有發展和致富的機會。
至於 689 認為「有人在香港主張『港獨』或『自決』,是嚴重地影響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的興致」,對不起,香港人樂意承受這一後果。用陸客減少來換取街道的寧靜、港鐵的寬敞,絕對值得。
綜上所述,689 的講法根本無助遏止「港獨」、「自決」思潮,反而有點像火上加油,替中共幫倒忙。網民開玩笑說:「港獨之父,689 當之無愧」,誠哉斯言!
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面對極權,寧鳴不默
《人民日報》殺氣騰騰批判香港民族黨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中涉及煽動、顛覆等罪行,引來一眾「應聲蟲」和應。律政司袁國強說:「『港獨』是違反香港《基本法》,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們會按照正常程序,交由執法機關調查,然後有調查報告後,我們會採取行動」,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則表示:「『港獨』是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原來《基本法》的設置,不是為了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而是用作維護共產黨管治,這算是什麼「小憲法」,根本與惡法無異!
直到目前為止,民族黨只有召集人和發言人各一名、一個面書專頁、數篇文章及公開聲明。黨不似黨,更遑論有任何實際行動。宣佈成立以來,晝夜不斷遭受親共人士、建制派、港共官員乃至黨媒共官嚴打,此顯然是破壞宣講政治理念的自由。加上姜國元 (筆名安裕) 被《明報》總編輯鍾天祥「粗暴」解僱,新聞自由亦告淪喪,難為 689 還要裝門面:「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地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羞恥不羞恥?
中共及其傀儡政權持續收窄言論及新聞自由,無非是想令異見聲音在社會上消失。然而,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 (J. S.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指出,異見聲音裡面很可能藏有讓社會更加進步的真理 / 讓社會警惕糾正的思想,有利於社會發展。據此,中共及其傀儡政權的作為,變相是扼死香港!
又「大躍進」之所以造成「大飢荒」,亦因為「反右」過後再無敢言的知識分子向毛澤東進諫。前車可鑑,歷史覆轍何必重蹈?
北宋名臣范仲淹撰有《靈烏賦》,其中兩句常為民國學者胡適所引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身處今日的香港,我們每一位更應該對這句座右銘念茲在茲。當人人都能夠做到不平則鳴,對抗強權,香港終有重光之期。
直到目前為止,民族黨只有召集人和發言人各一名、一個面書專頁、數篇文章及公開聲明。黨不似黨,更遑論有任何實際行動。宣佈成立以來,晝夜不斷遭受親共人士、建制派、港共官員乃至黨媒共官嚴打,此顯然是破壞宣講政治理念的自由。加上姜國元 (筆名安裕) 被《明報》總編輯鍾天祥「粗暴」解僱,新聞自由亦告淪喪,難為 689 還要裝門面:「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地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羞恥不羞恥?
中共及其傀儡政權持續收窄言論及新聞自由,無非是想令異見聲音在社會上消失。然而,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 (J. S.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指出,異見聲音裡面很可能藏有讓社會更加進步的真理 / 讓社會警惕糾正的思想,有利於社會發展。據此,中共及其傀儡政權的作為,變相是扼死香港!
又「大躍進」之所以造成「大飢荒」,亦因為「反右」過後再無敢言的知識分子向毛澤東進諫。前車可鑑,歷史覆轍何必重蹈?
北宋名臣范仲淹撰有《靈烏賦》,其中兩句常為民國學者胡適所引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身處今日的香港,我們每一位更應該對這句座右銘念茲在茲。當人人都能夠做到不平則鳴,對抗強權,香港終有重光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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