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數隋代大儒，不得不提王通。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戶，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以為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能避患，故託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象……
據此可知王通為山西人，年輕時有經世致用之志，及後見政局日益昏暗，遂退而從事著述及教育工作。
杜淹＜文中子世家＞：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帝聞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巨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
比薛收更完整，杜淹提到：
(1) 王通出生年份為公元 584 年；
(2) 隋文帝死前一年，曾見王通，王通獻上《太平十二策》，獲文帝賞識，但終因「蕭墻之釁」(太子勇與晉王廣陣營的鬥爭)，未有為官；
(3)《太平十二策》的宗旨是「尊王道，推霸略」，一言以蔽之，就是王霸並用。
(4) 唐初重要大臣及名將，如李靖、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等，皆以王通為師，學習輔助君主之道。
南宋「事功學派」陳亮，對王通推崇備至，＜問皇帝王霸之道＞：
王通之言曰「天子而戰兵，則王伯之道不抗」，其真知言邪？孟軻荀卿其真迂闊而不切於事情邪？
相比之下，陳亮的論敵、大理學家朱夫子，即對王通其人其學不以為然，他說：
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
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都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玄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它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啟之也……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它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卻火急要做許多事。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以上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
扼要言之，朱子認為，
a. 王通對現實世界的人情物態、世變興亡、更革沿襲，了解得極清楚，卻對規範、引導現實世界走向美善的應然的道德義理不甚了了 (只能從管治效果上承認儒家仁義有用，不能理解義理本身)；
b. 好自誇大，急於要做周公、孔子的事業，卻未能虛心審視自己有無相應的條件，結果部部著作皆淪為妄人妄作，闡述儒家義理不成，反添混亂。
c. 不曾仔細讀聖賢書，脫略本原工夫 (對道德心性茫然不知)。
觀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王通「尊王道，推霸略」確實有問題，不應被列入儒門之內。可是，孔子不是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嗎？依此，謂王通完全背離孔子又講不過去。
準確地說，王通思想是遙接孔子而與孟子迥異。中唐韓愈建立「道統說」後，歷兩宋而未改，朱子相信孔孟一脈相承，於是才對王通有微辭。
事實上，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更長時間是孔荀並稱，西漢儒生如賈誼、董仲舒、劉歆等皆有經世之志，北魏更全賴經世致用的儒生走向文治，王通不走「貴王賤霸」的道路，有其歷史上的淵源，不能一面倒苛責。
又自董仲舒起，即主張「性善情惡」，東漢王充說：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論衡卷十三．本性》)
王通《文中子中說卷九．立命》：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情要被制，必是情有惡。性能制情，性必含善。如此，王通主張「性善情惡」明矣。這是漢儒一貫思路。
韓愈弟子李翱，亦主「性善情惡」，「性善情惡」堪稱漢唐儒之共識，至宋代方有改變。朱子怎能說王通對道德心性茫然不知？
總之，王通是儒者，此乃無容置疑。其上接兩漢，下啟唐代儒學，卻有別於宋明理學。宋明理學被稱為「新」儒學，這個「新」，在與王通思想對比時，尤其能夠突顯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