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4日 星期二

病痛大不同

兒時患病,常常是發燒、感冒之類,吃過退燒藥、咳水,睡一睡覺,不到數天便痊癒。那時母親還未離世,她會問候,會煲粥,雖說病倒,其實是蠻幸福的。那時的我,想像不到病魔纏身,更未曾因病而有極強的無力感。

直至近幾年,三十多歲以後,病開始以另一形態出現。發燒、感冒已很少見,換來是痛風、關節疼痛,尤其不幸的是,這些病並無痊癒日期,只要稍微吃了不該吃的東西,或轉一轉天氣,它們就會如老朋友般造訪。嚴重的日子,可以是走步路到廁所刷牙洗澡,或彎身坐下都做不到。媽媽十年前已不在,剩下年老的父親,但他也自顧不暇,況且,一旦發作,誰也幫助不了我,唯一可依靠是意志,倚靠著可以撐起身子的,咬緊牙關站起、步行,人生原來挺艱難。

因為不敢亂吃東西,買飯時更是教我困擾。須知道,街邊售賣的不是豬雞牛肉,就是魚蝦蟹,味精多更加不在講。我天生貪好美食,落得眼看紅燒豆腐、枝竹炆腩仔而不能選,那份無奈,是多麼的大!吃到就走不到,走到卻「冇啖好食」,有時不禁想,人生活得如此,是為了什麼?我不喜歡喝牛奶,但近日因為尿酸高及膝蓋無力,勉強喝了數天,原來被迫吃不喜歡的東西 (儘管有益),便是長大。

哲學家唐君毅先生晚年罹患眼疾,面對病痛,他不但沒有怨天尤人,反而珍視此難得的機會,寫成《病裡乾坤》一書,從病痛中悟得哀樂相生的智慧,體悟真正的天命。我固然沒有唐先生的哲學智慧,但毫不掩飾的自剖,真誠面對自己,倒是我念茲在茲,今在疼痛中留下此文,以記內心感受。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

如何在帶有缺陷的婚姻關係中自處

幸福美滿的婚姻,必以情人及朋友為基礎,即夫婦既是情人,也是知己朋友。中間無猜疑,只有坦誠與信任,亦有滿滿的成長經歷與回憶。惟世間充滿不完美,帶有缺陷的婚姻關係不知凡幾,如何在一段先天不足、穩定性欠奉的婚姻關係中自處,確實是一門學問。

有次在茶餐廳中,聽到一位老伯在埋怨,「個衰婆著到鬼火咁靚,分明係去勾佬!」語氣中帶有一股殺氣。旁邊的女士在開解,「你咁諗就唔岩喇,可能佢係著俾你睇。」但老伯哪裡聽得入耳?這一個案,妻子顯然年輕過丈夫,較年輕自然會打扮,即便上了年紀,女性愛打扮不是天性嗎?老伯的話,反映他不懂女人。尤其甚者,他對妻子不信任,有猜疑,而且極度武斷。真不知夫妻二人在家裡會否生起倫常慘劇。其實,老夫少妻,或妻子較貌美,彼必須有心理準備,她會打扮,會有人追求。彼應該這麼想,妻子能有人追,證明她有魅力,她又選擇與我過人世,我是何其幸運!很多時候,思想轉變了,悲劇就消弭於無形,哪有女人喜歡被丈夫誣枉出街勾佬?反而很多女人喜歡被丈夫稱讚「妳真的很美」。

又在我所住的屋邨裡,有一戶人家,夫婦永遠在對罵,嚴重時更會拍打枱凳,爆粗是常態。我不知他們在吵什麼,但左一句「八婆,發夠癲未呀!」右一句「你都癡線架!」旁人聽去也不是味兒。正所謂「百世修來同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難得今世做了夫妻,不管是什麼原因,自願抑或被迫,都一起生活了,何必將關係鬧得那麼僵?聽做妻子的語氣,「你可唔可以唔好次次返黎都係咁」,無奈而心傷,做丈夫的此時若能給一個擁抱,或索性閉嘴,整件事就完了,堅持吵下去,或嘭門離開,既是如此狠心冷酷,當初又何必一起?須知道她除了你,本來還有很多選擇。

當然尚有一種做丈夫 / 妻子的介意另一半的情史,時刻伺機翻舊帳。但既是史,便已過去,不能改變,彼只得接受。若對方有兒女,跟前夫 / 前妻有往來,彼難道要他 / 她骨肉分離,洗腦重來?這是沒有辦法的,錯就錯在他 / 她不是結識你在先,此處有命運的因素。真的愛一個人,應該想對方好,調整自己的胸襟變寬闊,或許大家都會舒服些。

婚姻和愛情最大的不同是,許多婚姻只是要有個伴、有人照顧自己。是不健全,是明明大家心中都有條刺,但再不堪都好,請想想當初因何結合。有問題,可以嘗試解決,但也可以視而不見,大家客氣過日子,這亦是一種修行。

2023年3月12日 星期日

拜仁兩球淘汰聖日門,曼聯首回合贏畢迪斯

上周中歐聯十六強次回合拜仁對巴黎聖日門。首回合拜仁已取得 1 分,意味著 PSG 必須更加進取。然而,綜觀全場表現,拜仁踢得不俗,PSG 則暮氣沉沉。

PSG 不上力,其中一個原因是尼馬受傷,未能上陣,前鋒線缺乏人腳將波由中場運到前場,美斯慣性等波踢,麥巴比一人獨挑大樑,結果入肉射門並不多。另一個原因是馬昆奴斯傷出,防守力量因而受損。當然,防線壓得比較後,態度相對保守,也是敗因之一。

拜仁方面,防線一貫地存有漏洞,多次在死球走甩沙治奧拉莫斯,讓其有機會飛頂。幸好沙治奧拉莫斯未能取得進帳,拜仁則憑前鋒卓普莫亭,以及後備入替的基拿比建功,下半場淨勝兩球,將 PSG 淘汰。

卓普莫亭值得一講,雖然有入球,但也浪費不少埋門機會,和利雲度夫斯基相比,射手觸覺及敏感度不足,更一度替 PSG 護空門,水準有待提升。至於基拿比的入球,其實源自簡些路由後場帶波上前場助攻,簡些路在曼城的表現相當出色,後備上陣即建奇功,反映拜仁後備兵源質素相當高,還有文尼今場亦有上陣,板凳深度足夠是拜仁一大優勢。

另一場歐霸十六強首回合曼聯對皇家畢迪斯。不得不佩服曼聯教練坦克格,竟用上一場被利物浦大炒的陣容再次對戰。開賽初段,華舒福窄位抽射破網,為曼聯先開紀錄。今仗曼聯痛定思痛,將防線壓前,打迫搶,儘管失了一球,安東尼擺大位左腳射遠柱入網,典型的招牌動作,曼聯再度領先。上場對利記被批閒散的隊長般奴費南迪斯,今場表現相當可觀,福仔和安東尼的兩球,都是由他助攻。第三球,憑死球戰術,般奴頭頂破網。最後一球由韋賀斯埋齋,這位荷蘭國家隊前鋒,明明在禾夫斯堡頻頻入球,偏轉會來到曼聯後,一球也入不到,終於今仗破蛋,眼泛淚光完全可以理解。

曼聯今場兩邊出波、角球都比較多,般奴、費特在中場交波上前場,讓福仔、安東尼去射,運作流暢,後防達洛特上半場失誤,坦克格下半場一開始便果斷將他換出。總之,整場波曼聯已恢復士氣和鬥心,走出上場輸波的陰霾。

許多教練不敢再用輸波的球員,失職的隊長必定更換,但坦克格依然用回那十一人,依然以般奴做隊長,他相信球員會改進、不想再讓球迷失望,這種管理球隊的作風,殊為難得。

2023年3月11日 星期六

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

閻崇年 1934 年生於山東蓬萊。高中畢業後,他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大學畢業後,閻崇年對先秦史很感興趣,拿着自己研究先秦史的論文,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楊向奎指教。楊向奎寫了一封信給閻崇年,建議他轉攻清史,理由是先秦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在西安研究更方便,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殘羹剩飯」。清史則宮廷建築、清宮檔案集中在北京,而且人們都是「厚今薄古」。閻崇年經過考慮,決定將研究方向轉至清代。除了研究清史,閻氏還治滿學,兼及北京史,更為央視《百家講壇》主講系列講座,引起強烈迴響。

《正說清朝十二帝》是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主講「清十二帝疑案」的紀錄。全書十六、十七萬字,透過史料的釐清,建立有充分證據支持的對清朝歷史的「正論」。

清初四大疑案,以「孝莊下嫁」為首出,閻氏認為,孝莊文皇后並無下嫁攝政王多爾袞。

可以說,至今還沒有見到一條關於「太后下嫁」的史證……我認為:孝莊太后同多爾袞的情愫可能有,「太后下嫁」的事確實無。不管下嫁與否,孝莊太后出於母子命運和大清江山的考慮,盡量籠絡多爾袞,倒是不用懷疑的。

關於「順治出家」,閻崇年先考證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其實,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這個說法站不住腳。根據冒辟疆《影梅庵憶語》記載,冒辟疆初識董小宛在崇德四年 (一六三九年),那一年董小宛十六歲,順治帝才二歲。而順治娶董鄂妃時是十九歲,董鄂妃十八歲。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麼此時她應當是三十三歲了,顯然年歲不合……董小宛比順治大十四歲,同冒辟疆結婚九年未生育,並於順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說實屬望風捕影,不能成立。

再考證順治確實病死而非出家。

有人說,順治並沒有死,而是出家了。這不符合事實。從現有材料來看,順治還是死了。順治帝患天花有歷史記載,清廷還曾禁止民間炒豆。還有更直接的證據。順治病危時,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學士王熙起草《遺詔》。《王熙自定年譜》記載了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順治帝突然病倒,病情嚴重。第二天,召王熙到養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養心殿,說:「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王熙退到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根據順治的意思撰寫《遺詔》,寫完一條,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進覽,三蒙欽定。《遺詔》到初七日傍晚撰寫與修改完畢。當夜,順治就去世了。順治臨終前說:「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禪理,須得秉炬法語……」順治帝死後被火化,由䒢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䒢溪森和尚在景山壽王殿為順治遺體秉炬火化。䒢溪森死後,他的門人編輯他的語錄《敕賜圓照䒢溪森禪師語錄》記載了這件事。所以,順治帝確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順治雖未出家,但董鄂妃之死確實給他很大打擊。

順治帝對董鄂妃可謂是一見鍾情,至死不渝……自從遇到董貴妃後,少年天子變得專一起來。兩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董鄂妃本來就體弱多病,生了一個男孩兒又百日而殤,這種打擊使得她一病不起,二十二歲就告別了深愛著她的少年天子。順治得知噩耗,痛不欲生……貴妃辭世,留給少年天子無盡的哀思。四個多月之後,福臨就溘然離世,追隨愛妃而去……順治是個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接連受到情感上的打擊 – 愛子夭折、寵妃死亡、出家不成,他極度憂傷的精神垮了,他骨瘦如柴的身體也垮了!董鄂妃死後剛過百天,「癡情天子」順治,因患天花,終因醫治無效,崩於養心殿。

雍正有無奪位,眾說紛紜,閻崇年表示,有「遺詔繼位說」和「改詔篡位說」兩種立場:

第一,遺詔繼位說

持此說者認為:

(一) 雍正受到皇父康熙的信任,派他到天壇代行祭天大典,說明康熙臨終前有意讓雍親王繼承皇位。

(二) 有康熙遺旨為證。康熙六十一年 (一七二二年)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䄉、皇十二子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三) 有《康熙遺詔》為證。《康熙遺詔》今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上面寫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第二,改詔篡位說

持此說者認為:

(一) 胤禛雖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錯,讓他代為天壇祭天,但不能證明康熙有意、有遺旨讓他繼位。

(二) 康熙在臨終的當天 (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進宮,向他們宣諭:「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這麼重要的決定,既然將繼位大事告訴七位阿哥和隆科多,為什麼不向當事人 – 繼位者胤禛宣諭?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這件事是無中生有,是雍正繼位後編造的。

(三) 如果說胤禛當時代父到天壇祭天不在西郊,那麼胤禛在當天曾三次受召到康熙榻前問安,《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記載:「皇四子胤禛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進見問安。」可見這時康熙並沒有糊塗。可他為什麼在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十二個小時之間,三次召見胤禛,都沒有當面告訴由他繼承皇位?有的學者認為:這反倒證明康熙沒有向七位皇子宣佈由胤禛繼位遺旨這件事。

(四) 康熙嚥氣之後,為什麼由隆科多一人單獨向胤禛宣諭由皇四子繼位的遺詔?而宣諭康熙遺旨時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場?有的學者認為:這個康熙遺旨是假的。

(五) 康熙崩逝的噩耗傳出,京城九門關閉六天,諸王非傳令旨不得進入大內。這就使人們產生「雍正政變」的疑問。

(六)《康熙遺詔》自然應在康熙去世之前已經定稿並經康熙審定,本應在康熙十三日死後立即當眾宣佈,為什麼到十六日才公佈?可見這段記載有偽造的嫌疑。

(七) 經過清史專家研究,這份《康熙遺詔》是參照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旨加以修改而成的。康熙帝說:「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康熙遺詔漏洞百出。」

(八) 有人說,雍正死後不埋在清東陵而埋在清西陵,說明他得位不正,不願意、沒有臉面在地下見他的皇父康熙、祖父順治。

(九) 雍正對諸多兄弟或殺害、或監禁,似有「殺人滅口」或有口不能說之嫌。(詳見下文)

(十) 雍正繼位後殺年羹堯、隆科多是為了「殺人滅口」。

關於「傳位十四王子」,閻氏覺得,純屬傳聞,查無實據。

雍正篡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

(一) 康熙意中的繼承者是皇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撫遠大將軍,就是讓他立軍功、掌軍權、樹威信以備接班。

(二) 有的學者認為康熙臨死之前,沒有留下讓雍親王繼位的遺詔。這份所謂《康熙遺詔》是偽造的。康熙剛死,就傳出雍正黨人將康熙遺囑「傳位十四子」,篡改作「傳位於四子」的說法。共有胤禛改詔、隆科多改詔、年羹堯改詔三種說法。如說康熙臨終前本來發了一道詔諭,叫遠在西寧的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允禵緊急回京繼位,卻被步軍統領隆科多捏在手裡不發,改作「傳位於四子」。此屬傳聞,不為史實。因為如果康熙帝真有「傳位於四子」的遺囑,那麼:

其一,當時繁體字的「于」寫作「於」,「十」字很難改成「於」字;

其二,當時行文規範是「皇某子」,「于」與「四」之間隔了一個「皇」字,很難改;

其三,滿文為清朝的國書,如此重要的遺旨應同時以滿、漢兩種文字書寫,滿文又豈能改「十」為「于」?

……總之,康熙臨終前立皇十四子允禵繼位說,可謂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是書一大好處,在於將各方理據都擺上枱面,讓材料說話。此於處理同治之死也是這樣。

同治之死,傳說頗多,主要有死於天花、死於梅毒、死於天花和梅毒三說。

主同治死於天花說。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和翁同龢日記。翁的日記記載:同治於十月「二十一日,西苑著涼,今日 (三十日) 發疹」。十一月初二日,「聞傳蟒袍補褂,聖躬有天花之喜」。又記載:「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初九日,召見御前大臣時,「氣色皆盛,頭面皆灌漿泡飽滿」。上諭云:「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經惇親王等合詞籲請靜心調攝」云云。經學者研究清宮歷史醫案《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後認為:同治帝係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後,太醫公佈病情與藥方,宣佈同治之病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對同治之病,不是積極地尋求新醫藥和新療法,而是依照祖上傳下的規矩,在宮內外進行「供送痘神」的活動,敬請「痘神娘娘」入皇宮養心殿供奉。宮內張掛驅邪紅聯,王公大臣們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後四」的說法,要穿七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長為「前五後七」,就是可望十二天度過危險期。慈禧、慈安兩宮太后,還親自到景山壽皇殿行禮,祈求祖先神靈賜福。內務府行文禮部,諸天眾聖,皆加封賞。一身瘡痍的同治,在皇宮求神祭祖的喧囂中離開了人世。他死在養心殿,這裡恰是他的祖先順治被天花奪去性命的寢殿。《崇陵傳信錄》記載:「惠陵上仙,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近年專家們發現了御醫給同治看病的《脈案》。醫學史專家對相關檔案進行了認真分析,結論是:同治皇帝死於天花。

主同治死於梅毒說。也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和翁同龢日記。野史中也有載述,《清宮遺聞》記載,同治到私娼處,致染梅毒。翁同龢日記云:十一月二十三日,「晤太醫李竹軒、莊某於內務府坐處,據云:脈息皆弱而無力,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亦流腥水,而根盤甚大,漸流向背,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可言,意甚為難。」二十八日又記:太醫云:「腰間潰如椀,其口在邊上,揭膏藥則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復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再記:見「御醫為他揭膏藥擠膿,膿已半盅,色白而氣腥,漫腫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李慈銘日記也記載:「上旋患癰,項腹皆一,皆膿潰。」但他又說:「宮廷隔絕,其事莫能詳也。」

但清宮史專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嚴格的,皇帝私自從紫禁城裡出去尋花問柳,是沒有什麼可能性的。另一種意見卻認為,同治重修圓明園計劃遭百官反對而失敗後,百般無聊,便在太監引導下,微服出宮,尋歡取樂。時外國人可能已知同治帝之病,如美國公使給本國政府的報告說,「同治皇帝病若以西醫及科學方法診治,決無不可醫治之理,決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帝是一國之君,太醫開方要經過嚴審,出於為君者諱,是不能公佈病症實情,也不能按病開方,下藥不對症,醫治無療效。

主同治死於天花梅毒說。也主要是根據歷史檔案與文獻資料推斷。御醫診斷同治的症狀是:濕毒乘虛流聚,腰間紅腫潰破,漫流膿水,腿痛盤攣,頭頸、胳膊、膝上發出痘癰腫痛。這種看法是:同治或先患天花未癒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兩種疾病並發,醫治無效而死。

民間對於同治皇帝死因有種種說法,清朝官方則保持沉默,不予申辯。因此,同治到底是死於什麼病,成了一個歷史疑案。

另談及光緒之死,

光緒帝的死因,主要有兩說:一說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說是被人下毒致死。

光緒正常病死說。有人認為:根據光緒三十七歲時的病案,遺精已經將近二十年,前幾年每月遺精十幾次,近幾年每月二三次,經常是無夢不舉就自行遺洩,冬天較為嚴重,腰腿肩背經常感覺酸沉,稍遇風寒,耳鳴頭疼。光緒一直身體不好,體弱多病。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光緒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關節炎和骨結核等疾病。這是導致光緒壯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緒的御醫六人,每日一人輪診,各抒己見,治法不一,也耽誤了醫治。

光緒三十四年  (一九零八年) 三月初九日,脈案記載: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虧損,病勢嚴重。在治療上不論是寒涼藥,還是溫燥藥都不能用,處於無藥可用的地步,宮中御醫們束手無策。五月初十日脈案記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七月十六日,江蘇名醫杜鍾駿看過光緒的病症說:「我此次進京,以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來,徒勞無益,不求有功,只求無錯。」九月的脈案記載:病狀更加複雜多變,臟腑功能已經失調。十月十七日,三名御醫會診脈案記載:光緒的病情已經出現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臨床症狀。一致認為光緒皇帝已是極度虛弱,元氣大傷,病情危重。十月二十日,光緒的脈案記載:夜裡,光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肢體發冷、白眼上翻、牙關緊閉、神志昏迷。十月二十一日,脈案記載:光緒的脈搏似有似無,眼睛直視,張口倒氣。傍晚時,光緒死。

有的學者根據清宮醫案記載認為:光緒帝從開始病重,一直到臨終,病狀逐漸加劇,既沒有中毒的跡象,也沒有暴死的症象,屬於正常死亡。

光緒被人毒死說。這裡面下毒者又分解為慈禧、李蓮英、袁世凱等多種說法。

其一,說慈禧臨終前派人毒死光緒。《崇陵傳信錄》和《清稗類鈔》等書裡認為:慈禧太后病危期間,唯恐自己身後光緒重新執政,推翻前案,倒轉局勢,於是令人下毒手,將光緒害死。《我的前半生》一書載述:「有一種傳說,是西太后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們普遍認為:年僅三十八歲的光緒,反而死在七十四歲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這不會是巧合,而是慈禧處心積慮的謀害。

其二,說李蓮英毒死光緒。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傳》和德齡的《瀛台泣血記》等書,認為清宮大太監李蓮英等人,平日裡仗著主子慈禧的權勢,經常中傷和愚弄光緒,他們怕慈禧死後光緒重新掌權,對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將死之前,先把光緒害死。

其三,說袁世凱毒死光緒。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談到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辜負了光緒帝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又說:袁世凱擔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緒決不會輕饒他,所以就藉進藥的機會,暗中下了毒,將光緒毒死。

其四,說不知姓名之人毒死光緒。曾做過清宮御醫的屈貴庭,在民國間雜誌《逸經》上著文說:在光緒臨死的前三天,他最後一次進宮為皇上看病,發現皇上本已逐漸好轉的病情,突然惡化,在床上亂滾,大叫肚子疼,沒過幾天,光緒便死了。這位御醫認為,雖不能斷定是誰害死了光緒,但肯定光緒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清代官方文獻和宮廷檔案表明:光緒是病死的。但是,從光緒死的那天開始,人們就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們總覺得他死在慈禧前面,而且只比慈禧早死了一天,這件事太奇怪了!是慈禧手下的人最後幾天在藥裡下了什麼東西?但所有這些猜疑,到今天為止,也只是猜疑,因為至今沒有確鑿史料證明光緒是被害死的。

大抵學界已有共識,或理據已夠充分,閻氏才下結論,如雍正非死於呂四娘行刺。

學者認為,呂留良之案,呂氏一門,男女老幼,俱已嚴禁,不能逃逸。就連呂留良父子墳墓,都加以監視,呂女不可能逃脫。所以,呂四娘行刺雍正說,實屬子虛烏有,絕不可信。

最後,和香港人最有關係的鴉片戰爭,閻崇年以為,道光皇帝要負上責任。

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觀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張和議的。《清史稿.穆彰阿傳》明確記載:「穆彰阿窺帝意移,乃贊和議,罷則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說: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窺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著贊成主和,這裡的主從關係不能顛倒;第三,罷免林則徐是穆彰阿根據道光皇帝意圖行事的。像林則徐這樣的封疆大吏,沒有道光的「諭旨」,穆彰阿再專權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其替代林則徐,沒有道光皇帝諭准同樣也是不能的。在大敵當前之時,林則徐被斥責、革職並謫戍伊犁,這和當年崇禎皇帝在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逮捕並事後凌遲袁崇煥一樣,都是「自毀長城」!歷史的悲劇又一次重演。

總之,穆彰阿窺出道光之所思,說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為,所以穆彰阿始終得到道光的支持與信任。因此,鴉片戰爭的責任主要應由道光皇帝來負。

全書有深度,也通俗好讀,絕不枯燥,是上好的歷史讀物。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

孟森《明史講義》

孟森,號心史,別署純生,江蘇武進人,清末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對政治、經濟等知識亦有所涉獵,歸國後先被鄭孝胥聘為幕僚,後籌組預備立憲公會,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立憲「雖與革命黨主張武裝暴動的旨趣不同,但二者對喚起民眾、加速清政府垮台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年),孟森接任《東方雜誌》主編。次年,即宣統元年 (1909 年),他當選江蘇諮議局議員,被派往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各省考察憲政。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垮台已成定局。孟森逐漸放棄憲政立場,響應革命,與革命軍取得聯繫。1912 年共和黨成立,孟森被推舉為共和黨幹事。他更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當選。

無奈袁世凱於 1914 年解散國會,孟森從此退出政界,專心研究學術。早於 1913 年底,孟森已憑<朱三太子事述>,轉向明清史研究。他尤其注重清朝入關前的歷史,以及清史疑案的研究,並充分運用第一手檔案資料,其考證功深,論斷獨到,震撼當時學術界。1929 年,孟森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為副教授,主講清史。1931 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滿洲開國史,並印發《明元清系通紀》講義,1937 年又印《明史講義》與《清史講義》。

孟森是中國近代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選擇留守北平,1938 年 1 月 14 日去世。

《明史講義》是孟森 1935 – 1937 年在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錢穆《師友雜憶》有以下一段: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氣和易。所任明清史,講義寫得太詳密,上堂無多話講,學生缺席,只少數人在堂上,遇點名時輪流應到。心史說,今天講堂座上人不多,但點名卻都到了,仍自講述不輟。學生傳為談資。

楊向奎、何齡修《孟森學案》亦言:

孟森先生不喜高談闊論,在課堂授課讀講義,以致課時未滿,學生已散去,先生不以為忤,異日仍如是。

然則以講堂遺錄看《明史講義》未嘗不可。

全書開首先探討明史地位和《明史》這部書,這是史學史和史料學的課題。接著,「開國」、「靖難」、「奪門」、「議禮」次第展開,直至南明覆亡,綱舉目張,有條不紊。

書中不乏獨到觀點,每於大段史料徵引及比對後表出,夾敍夾議。

如評論建文帝及其所用的大臣時,他說:

帝仁柔樂善,實為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闊之誚,主張削藩,輕為禍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宮殿門名日夜講求,自命制作,其所以應變之道,多不中窾要。後人特以齊、黃及方皆能死事,正學先生被禍尤酷,百世崇拜其大節,然於事實之得失則不可不知也。

有關建文帝削藩,孟森拿西漢初年諸侯王坐大的情況來比較,認為建文及齊、黃、方皆有疏忽,未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削藩一事,古有明鑒,正學先生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鑒,避其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於文帝,至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至強藩盡而又無以制異姓之奸,王莽篡漢,諸侯王無一能與抗者,此為別一義。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則賈誼之說、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且當時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齊、黃亦不為意,時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說,必可見聽,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謂帝之暗,亦諸臣之疏也。

成祖藉靖難之變奪得帝位,卻衍生出兩個壞影響。第一是宦官專權。

然內政之敗壞,其弊亦自成祖而起。蓋篡弑之為大惡,欲濟其惡,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篡弒既成,挾太祖之余烈以號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閹,一意重用,盡壞太祖成憲。

第二是成就特務政治。

既篡大位,不知國君含垢之義,諸忠斥責,激成奇慘極酷之舉,復太祖永廢不用之錦衣衛、鎮撫司獄,用紀綱為錦衣,寄耳目,一時被殘殺者猶有數,遂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與東廠並用事,謂之廠衛,則流禍遠矣。

英宗在土木堡為也先所俘,孟森認為,關鍵在大軍不經紫荊關入順天。他說:

《紀事本末》:「振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蔚州,明屬大同府,故振亦稱大同人。清改屬宣化府。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此所敍起人誤會,似謂振之不從紫荊關,因欲邀駕至蔚州,既又恐損禾稼,復轉而東,又擬轉由紫荊關矣。按紫荊關在易州,由大同東南行,經蔚州入紫荊關,即至順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為也先所邀?《明史瓦剌傳》亦同《三編》,惟云改道宣府,軍士紆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紀》:庚戌師還,是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吳克忠兄弟戰股,朱勇等救之,遇伏,全軍盡覆,是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圍,壬戌師潰,帝北狩。較《瓦剌傳》詳確。足明當日師行日期,為虜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荊關,旬日已至京師矣。

宦官曹吉祥等擁英宗復辟,于謙被殺,但隨著時日推移,

前之功人多為叛逆,而所殺以為名之于謙,公道已大彰,然終英宗之世不與平反也。

孟森覺得

陷謙諸人,惟徐有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識,豈假以大權至迭起禍變?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終為庸稚之君而已。

明武宗雖荒唐胡鬧,但那時的明朝尚不至於亡國。

武宗之昏狂無道,方古齊東昏、隋煬帝之流,並無遜色,然竟外禦強虜,內平大亂,卒晏然死於豹房。雖荒淫無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氣初無虧損也;以是見明初諸帝遺澤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議,作養士氣。正德間,初以劉瑾挾帝用事,幾乎盡逐正人,遍引邪佞當要地,幸而閹權未能統一,以閹圖閹,遂殄巨憝。至江彬、錢寧輩之導帝淫荒,轉於朝事不甚過問,於是祖宗所貽之綱紀,仍托士大夫之手,遇無道之事,諫諍雖不納,亦不甚摧折朝士,惟於十四年帝欲南幸時,正邪相激,多有被禍,而佞人卒為奪氣,公論益見昌明,此即國祚未傾之征驗也。

亡國之兆,見於萬曆末年,至崇禎朝無復挽救。

明自中葉以後,人民起事雖時有,然旋起旋滅,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已,民失其樂生之心。兵弊於軍制廢弛,班軍困於占役,而京營不足用,衛所之軍,亦為豪家供奔走,雖一諸生可役使之,重以隱占虛冒,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召募之說興,於是聚游手好閒,無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擊,赴警則脫逃嘩潰,既窮且悍之眾遍於閭里。

據孟森的看法,內 (經濟崩潰,稅擔沉重) 外 (東北女真崛起) 交困,衛所制無法維持,被迫招募游民當兵,致使軍力薄弱,是明朝的死症。

就崇禎本人言,他好猜疑,喜歡阿諛奉迎之輩。

帝茫無主宰,而好作聰明,果於誅殺,使正人無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線僅存之命,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者如此。

換宰相更猶如走馬燈。

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

所用又多為奸佞小人,賢士大夫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

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奸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復添以想與滿洲議和而不敢,兼錯殺邊防大將袁崇煥,明朝焉得不亡?

建州之為明患,清太宗之繼承太祖,由天命改稱天聰,乃在崇禎改元之先一年。其對明屢言願和,亦未必非蓄銳持重本意。自袁崇煥遣使通吊以後,任事者亦非無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軍,實宜許和而修內政。乃力已不竟,必爭虛驕之氣,欲建州屈身歸罪,而後宣赦受降,其勢不能。於是君臣間務為掩耳盜鈴之計,意實願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為大恥,譴責任事之臣,朝野議論,亦以言和者為賣國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無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間而殺袁崇煥,使天下誤信為以言和受戮。既而陳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於本兵,或者外有虛驕之浮言,即可譴本兵以自蓋其醜,君臣間先有此等巧卸謬見。一聞新甲揚言主和已得帝允,則發怒殺之,天下亦多以為主和當殺。危急時一聽不負責任者之意氣用事。又敢於敲剝國中,驅民走險,以自剿絕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國,時未至也;思宗而欲免於亡,非於任人恤民兩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獨自謂「非亡國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為足以亡國,或尚有一線之望耳,乃至殉國之日,猶曰「朕非亡國之君」,可謂至死不悟矣。至後人亦諒其非亡國之君,則美其能殉社稷,固應善善從長也。

孟森又批評三餉中的練餉無助改善明軍實力,只令人民百上加斤:

剿餉之用途猶有可指,若練餉之用途實為可笑。各鎮就舊兵而抽練之,當時論者即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餉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益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則舊餉之兵公然不練,而練者又仍虛文,加練餉而邊防愈弱矣。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徙糜厚餉。

思想史方面,明代理學昌盛,尤以陽明心學為甚,孟森根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對有明一代學術,作出扼要的概括:

明代學術,皆尊程、朱。自正德間,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學孔子之說,於宋儒則尊陸九淵之學,而不甚滿於朱子。嗣是以來,其說亦風靡天下,而尊之者曰:「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毀之者曰:「與朱子異趣,頗流於禪。」自此程、朱與陸、王分為道學中兩派,辯論相激,至詆守仁為異端。同時有湛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學者稱甘泉先生,一時分王、湛之學。承學之士,不歸王,則歸湛。若水為增城人,與陳獻章均粵人,蓋傳獻章之學,亦與朱子之學不盡同。惟羅欽順、呂柟二家,篤守程朱。欽順與守仁反復辯難,具載所著《困知錄》中。當嘉靖間,守仁之學已為廷臣所指斥,桂萼於守仁既卒,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徙,互相唱和。才美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借其虛聲,遂至於縱肆;傳習轉訛,背謬日甚。討捕軬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奪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先爭之,被黜。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乃從祀文廟。明世從祀者四人,薛暄已從祀於隆慶間,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同從祀。蓋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議,而學術則為守洛、閩者所詆毀云。

王守仁、湛若水並列,同代表心學陣營,與羅欽順、呂柟所代表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

跟同樣以治明史聞名的黃仁宇相比,孟森許多論斷提煉自正史 (即官修史書),較為保守及傳統。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容忍與自由

讀胡適<容忍與自由>,其中一個中心思想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人何時會不容忍呢?胡適說:「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中國傳統儒家強調良知,稍遇不平事,馬上開口,直斥其非,言必稱君子、小人。胡適卻覺得,「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以抗日戰爭為例,日軍在中國犯下戰爭罪行,這是道德上應當譴責的。只不過,何以三十年代的日本會走向軍國主義,會加快侵華步伐,寧願生靈塗炭都不惜一戰,此處大有文章,遠非持道德批評者可知,必須靜下心來,才可了解。

胡適認為,「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即使是他的戰友陳獨秀,對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亦不免武斷,曰「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後來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胡適則畢生篤信自由主義,由這個分歧,亦見中共是什麼貨色。

有人或許不同意胡適說法,以為憲政民主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但我想,胡適眼中的自由,並非形式意義的自由,而是我實踐、運用這些形式意義的自由時,會否遇上阻力,若阻力很大,縱使憲法保障我有這一方面的自由,我仍然是不自由的。舉例說,我有言論自由,但一發言便動輒被起底、騷擾家人、質疑動機,這種情況下,我很難說自己還有言論自由。

一系列基本自由不是空文,而要真正地落實,必須公民社會眾成員先具備容忍「異己」、「異見」的心態,此處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

今天的香港社會,距離胡適的理念,是近了還是遠了,就讓大家自行判斷。

2023年3月7日 星期二

馮友蘭新理學是妄人妄作?

牟宗三批評馮友蘭的新理學是妄人妄作,接續不到宋明理學的問題意識 (<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但細究新理學創建的發生歷程,馮氏未嘗不懷有一番苦心。

新理學成立於抗戰期間,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此之前,維也納學派大盛,不少中國學人亦受其影響,包括胡適。胡適的學生傅斯年,曾說「德國哲學只是一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將德國的形上學視作錯用德語的結果,將之解消,傅氏顯然深受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影響,弟子影響老師,胡適後來索性「不看西洋哲學書」,連「哲學史」都改稱「思想史」,更一度呼籲「哲學關門」(王汎森<從哲學史到思想史 – 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

胡適 1917 年到北京大學當教授時,馮友蘭是三年級學生,胡比馮大四歲。對於老師激烈的立場,馮氏不以為然,他不是要全盤否定維也納學派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只是在傳統形上學以外,還有沒有另一種建構形上學的可能,誠如胡軍所言,馮友蘭接受邏輯實證主義的方法,自覺地承擔起重建形上學的任務,「新理學的工作,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而重新建立形上學。」(<馮友蘭《新理學》方法論批判>) 假如成功,哲學自然也不用關門了。

新理學的概念和命題,清一色是抽象原理與普遍概念,以形式邏輯語言表出之,不涉及具體科學領域中的真實知識,如「凡事物必都是甚麼事物。是甚麼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某種事物是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事物必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之類。馮氏自信如此建立新形上學,定能剔除傳統形上學的不足,免於維也納學派的批評。

馮友蘭的嘗試成功與否,眾說紛紜。要之,馮氏以外,金岳霖、張岱年皆堅持運用語言分析方法建構形上學,以形上學為哲學的核心部份、揚棄邏輯實證論,彷彿是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陸哲學界的主流。

當代新儒家建構道德形上學,他們也是在尋找另一種建構形上學的可能。不過,其對邏輯實證論、語言分析有保留,此在牟宗三以下一番話便可窺見:

我並不反對分析,而且我也贊成人人都該有一些這種訓練,但不能只宣傳分析、崇拜分析。分析是一種工作,是要作的,是要討論問題、分析問題的……英國人有這種傳統,能夠分析,而且很精緻細密,這代表英國人的性格。這種分析的路數,我給它個名稱叫「纖巧」。一方面從好處說,它確是精巧。這就好像細刀刻木,刻久了的確很細緻,但不小心一碰就碎了、沒有了。所以在另一方面,一成纖巧就出毛病……分析哲學的學者雖說分析只是個方法,不代表任何主張,但事實上它就是個主張……因此往往分析的結果不是歪曲原意,就是把問題分析掉了。他們通常分析黑格爾的幾句話,以黑格爾的話為譏諷的對象。但黑格爾的話是否真的無意義呢?這種態度就不對,不先作客觀的瞭解,反而先斷定人家無意義,把自己主觀的不瞭解當成客觀的無意義,這根本就是「不邏輯的」(illogical),根本就不是「分解的」(analytic)……要恰當的瞭解就需要徹底的分析,但不能將問題分析掉。(《中國哲學十九講》)

胡、傅以語言及邏輯分析解消形上學,走得最極端。馮友蘭以語言及邏輯分析重建形上學,立場較溫和,但仍偏近英美路子。至唐、牟,從客觀了解康德「道德形上學」、黑格爾「絕對精神」重建形上學,這已是另闢蹊徑。

置於此一歷史脈絡下,馮友蘭不屬於當代新儒家陣營,是非常清楚的。

而由於新理學是有意識地回應維也納學派的挑戰,其理論得失當據「其命題及概念能否順利避開維也納學派的可能攻擊」而定,而非據「其命題及概念能否遙接程朱理學乃至宋明理學的問題意識」而定。事實上,新理學分明是馮友蘭個人的哲學創造,他僅用伊川、朱子的文字話語講自己的新實在論思想,故云「舊瓶裝新酒」、「接著」講而非「照著」講。純以新理學不契於程朱哲學乃至宋明儒之宗旨,遂謂新理學是妄人妄作,此未免對馮氏的苦心孤詣不了解,亦難以對新理學有一客觀公允的評價。

胡軍說:

如果囿於馮友蘭「接著」宋明理學來講《新理學》的思路,我們就將不可能完全正確地理解《新理學》一書的哲學性質。

但他同時指出:

綜合命題的特徵在於它對經驗事實有所述、有所傳達,它的真假完全取決於是否與相應的事實符合。但馮友蘭的形上學命題是對於事實作形式的解釋的命題……這樣的命題看似綜合命題,實則不然。它們根本就未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經驗事實的信息,所以它既不能被經驗事實證實,也不能被經驗事實證偽。

……《新理學》中的四組命題,按照馮友蘭的看法,它們既是重言式命題或分析命題,也是綜合命題。但我們卻認為,它們既不是重言式命題或分析命題,也不是綜合命題。所以,這樣的命題是不能擔保《新理學》一書中的形上學的真值的。(<馮友蘭《新理學》方法論批判>)

竊以為這是對馮氏新理學較中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