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號心史，別署純生，江蘇武進人，清末曾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攻讀法律，對政治、經濟等知識亦有所涉獵，歸國後先被鄭孝胥聘為幕僚，後籌組預備立憲公會，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立憲「雖與革命黨主張武裝暴動的旨趣不同，但二者對喚起民眾、加速清政府垮台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年)，孟森接任《東方雜誌》主編。次年，即宣統元年 (1909 年)，他當選江蘇諮議局議員，被派往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各省考察憲政。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垮台已成定局。孟森逐漸放棄憲政立場，響應革命，與革命軍取得聯繫。1912 年共和黨成立，孟森被推舉為共和黨幹事。他更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當選。
無奈袁世凱於 1914 年解散國會，孟森從此退出政界，專心研究學術。早於 1913 年底，孟森已憑＜朱三太子事述＞，轉向明清史研究。他尤其注重清朝入關前的歷史，以及清史疑案的研究，並充分運用第一手檔案資料，其考證功深，論斷獨到，震撼當時學術界。1929 年，孟森就聘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為副教授，主講清史。1931 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滿洲開國史，並印發《明元清系通紀》講義，1937 年又印《明史講義》與《清史講義》。
孟森是中國近代明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選擇留守北平，1938 年 1 月 14 日去世。
《明史講義》是孟森 1935 – 1937 年在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錢穆《師友雜憶》有以下一段：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氣和易。所任明清史，講義寫得太詳密，上堂無多話講，學生缺席，只少數人在堂上，遇點名時輪流應到。心史說，今天講堂座上人不多，但點名卻都到了，仍自講述不輟。學生傳為談資。
楊向奎、何齡修《孟森學案》亦言：
孟森先生不喜高談闊論，在課堂授課讀講義，以致課時未滿，學生已散去，先生不以為忤，異日仍如是。
然則以講堂遺錄看《明史講義》未嘗不可。
全書開首先探討明史地位和《明史》這部書，這是史學史和史料學的課題。接著，「開國」、「靖難」、「奪門」、「議禮」次第展開，直至南明覆亡，綱舉目張，有條不紊。
書中不乏獨到觀點，每於大段史料徵引及比對後表出，夾敍夾議。
如評論建文帝及其所用的大臣時，他說：
帝仁柔樂善，實為守文令主，但英斷不足，所用齊泰、黃子澄固非任當日艱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闊之誚，主張削藩，輕為禍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宮殿門名日夜講求，自命制作，其所以應變之道，多不中窾要。後人特以齊、黃及方皆能死事，正學先生被禍尤酷，百世崇拜其大節，然於事實之得失則不可不知也。
有關建文帝削藩，孟森拿西漢初年諸侯王坐大的情況來比較，認為建文及齊、黃、方皆有疏忽，未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削藩一事，古有明鑒，正學先生以學問名世，何竟不能以古為鑒，避其覆轍！漢初強宗，與明初同，賈誼痛哭而談，未見用於文帝，至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遂有吳、楚七國之變，以師武臣力，僅而克之，天下已被塗炭，且禍本未拔。至武帝時，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諸王之國，不削自削。至強藩盡而又無以制異姓之奸，王莽篡漢，諸侯王無一能與抗者，此為別一義。果不主削藩，自當權有無強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則賈誼之說、主父偃之謀不可廢也。且當時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當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號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齊、黃亦不為意，時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說，必可見聽，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謂帝之暗，亦諸臣之疏也。
成祖藉靖難之變奪得帝位，卻衍生出兩個壞影響。第一是宦官專權。
然內政之敗壞，其弊亦自成祖而起。蓋篡弑之為大惡，欲濟其惡，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篡弒既成，挾太祖之余烈以號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閹，一意重用，盡壞太祖成憲。
第二是成就特務政治。
既篡大位，不知國君含垢之義，諸忠斥責，激成奇慘極酷之舉，復太祖永廢不用之錦衣衛、鎮撫司獄，用紀綱為錦衣，寄耳目，一時被殘殺者猶有數，遂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與東廠並用事，謂之廠衛，則流禍遠矣。
英宗在土木堡為也先所俘，孟森認為，關鍵在大軍不經紫荊關入順天。他說：
《紀事本末》：「振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蔚州，明屬大同府，故振亦稱大同人。清改屬宣化府。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此所敍起人誤會，似謂振之不從紫荊關，因欲邀駕至蔚州，既又恐損禾稼，復轉而東，又擬轉由紫荊關矣。按紫荊關在易州，由大同東南行，經蔚州入紫荊關，即至順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為也先所邀？《明史瓦剌傳》亦同《三編》，惟云改道宣府，軍士紆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紀》：庚戌師還，是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吳克忠兄弟戰股，朱勇等救之，遇伏，全軍盡覆，是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圍，壬戌師潰，帝北狩。較《瓦剌傳》詳確。足明當日師行日期，為虜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荊關，旬日已至京師矣。
宦官曹吉祥等擁英宗復辟，于謙被殺，但隨著時日推移，
前之功人多為叛逆，而所殺以為名之于謙，公道已大彰，然終英宗之世不與平反也。
孟森覺得
陷謙諸人，惟徐有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識，豈假以大權至迭起禍變？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終為庸稚之君而已。
明武宗雖荒唐胡鬧，但那時的明朝尚不至於亡國。
武宗之昏狂無道，方古齊東昏、隋煬帝之流，並無遜色，然竟外禦強虜，內平大亂，卒晏然死於豹房。雖荒淫無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氣初無虧損也；以是見明初諸帝遺澤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議，作養士氣。正德間，初以劉瑾挾帝用事，幾乎盡逐正人，遍引邪佞當要地，幸而閹權未能統一，以閹圖閹，遂殄巨憝。至江彬、錢寧輩之導帝淫荒，轉於朝事不甚過問，於是祖宗所貽之綱紀，仍托士大夫之手，遇無道之事，諫諍雖不納，亦不甚摧折朝士，惟於十四年帝欲南幸時，正邪相激，多有被禍，而佞人卒為奪氣，公論益見昌明，此即國祚未傾之征驗也。
亡國之兆，見於萬曆末年，至崇禎朝無復挽救。
明自中葉以後，人民起事雖時有，然旋起旋滅，至崇禎朝遂以亡明，蓋由外困於建州，內民生日蹙故耳。萬曆之末，東事既起，餉不足而加賦無已，民失其樂生之心。兵弊於軍制廢弛，班軍困於占役，而京營不足用，衛所之軍，亦為豪家供奔走，雖一諸生可役使之，重以隱占虛冒，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而召募之說興，於是聚游手好閒，無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擊，赴警則脫逃嘩潰，既窮且悍之眾遍於閭里。
據孟森的看法，內 (經濟崩潰，稅擔沉重) 外 (東北女真崛起) 交困，衛所制無法維持，被迫招募游民當兵，致使軍力薄弱，是明朝的死症。
就崇禎本人言，他好猜疑，喜歡阿諛奉迎之輩。
帝茫無主宰，而好作聰明，果於誅殺，使正人無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線僅存之命，所謂「君非亡國之君」者如此。
換宰相更猶如走馬燈。
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
所用又多為奸佞小人，賢士大夫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
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奸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復添以想與滿洲議和而不敢，兼錯殺邊防大將袁崇煥，明朝焉得不亡？
建州之為明患，清太宗之繼承太祖，由天命改稱天聰，乃在崇禎改元之先一年。其對明屢言願和，亦未必非蓄銳持重本意。自袁崇煥遣使通吊以後，任事者亦非無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軍，實宜許和而修內政。乃力已不竟，必爭虛驕之氣，欲建州屈身歸罪，而後宣赦受降，其勢不能。於是君臣間務為掩耳盜鈴之計，意實願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為大恥，譴責任事之臣，朝野議論，亦以言和者為賣國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無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間而殺袁崇煥，使天下誤信為以言和受戮。既而陳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於本兵，或者外有虛驕之浮言，即可譴本兵以自蓋其醜，君臣間先有此等巧卸謬見。一聞新甲揚言主和已得帝允，則發怒殺之，天下亦多以為主和當殺。危急時一聽不負責任者之意氣用事。又敢於敲剝國中，驅民走險，以自剿絕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國，時未至也；思宗而欲免於亡，非於任人恤民兩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獨自謂「非亡國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為足以亡國，或尚有一線之望耳，乃至殉國之日，猶曰「朕非亡國之君」，可謂至死不悟矣。至後人亦諒其非亡國之君，則美其能殉社稷，固應善善從長也。
孟森又批評三餉中的練餉無助改善明軍實力，只令人民百上加斤：
剿餉之用途猶有可指，若練餉之用途實為可笑。各鎮就舊兵而抽練之，當時論者即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餉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益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抽練而其餘遂不問，則舊餉之兵公然不練，而練者又仍虛文，加練餉而邊防愈弱矣。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徙糜厚餉。
思想史方面，明代理學昌盛，尤以陽明心學為甚，孟森根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對有明一代學術，作出扼要的概括：
明代學術，皆尊程、朱。自正德間，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學孔子之說，於宋儒則尊陸九淵之學，而不甚滿於朱子。嗣是以來，其說亦風靡天下，而尊之者曰：「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毀之者曰：「與朱子異趣，頗流於禪。」自此程、朱與陸、王分為道學中兩派，辯論相激，至詆守仁為異端。同時有湛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學者稱甘泉先生，一時分王、湛之學。承學之士，不歸王，則歸湛。若水為增城人，與陳獻章均粵人，蓋傳獻章之學，亦與朱子之學不盡同。惟羅欽順、呂柟二家，篤守程朱。欽順與守仁反復辯難，具載所著《困知錄》中。當嘉靖間，守仁之學已為廷臣所指斥，桂萼於守仁既卒，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徙，互相唱和。才美樂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借其虛聲，遂至於縱肆；傳習轉訛，背謬日甚。討捕軬賊，擒獲叛藩，據事論功，誠有足錄。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奪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先爭之，被黜。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十二年，乃從祀文廟。明世從祀者四人，薛暄已從祀於隆慶間，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同從祀。蓋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議，而學術則為守洛、閩者所詆毀云。
王守仁、湛若水並列，同代表心學陣營，與羅欽順、呂柟所代表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
跟同樣以治明史聞名的黃仁宇相比，孟森許多論斷提煉自正史 (即官修史書)，較為保守及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