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燈」成立

德輔是一位極具魄力的港督。輔政司史釗域突然病倒，他不顧慣例，獨自承擔起史所有職務。有見於潔淨局效用存疑，他認為是局內欠缺主管所致，因而委任殖民地醫官 (Colonial Surgeon) 為潔淨局主席，負責一切維持環境衛生及市民健康的事務。教育方面，他積極擴建及改善學習設施，讓更多人能夠讀書識字，深受督學 (Inspector of Schools) 歐德理讚賞。

不過，德輔並不喜歡窮奢極侈。儘管有重建「政府山」(「政府山」是香港早年政教中心，各行政機關、郵政局、聖約翰座堂等皆設在此)、擴建「總督府」之舉，對於增建寬 40 英尺、長 60 英尺、高 26 英尺的豪華宴會廳 (花費約 4 萬元)，德輔始終心不甘情不願，斥之為「耗損有限的錢包 (a limited purse)」。

又德輔任內，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簡稱「港燈」) 正式成立 (1889 年，創辦人為遮打爵士，主要替「置地」多座位於新填地上的新式寫字樓提供照明服務)。香港能夠作為亞洲最早有電力供應的城市之一，「港燈」確實功不可沒。

「港燈」首座發電廠建於灣仔永豐街附近，發電機組以蒸汽推動，1890 年 12 月 1 日下午 6 時開始供電，用戶不過 600，街燈僅 75 盞。發電機組外，廠內還設有員工宿舍和辦公大樓。

隨著時代發展，發電廠改用柴油發電機組，供電範圍由中環延伸至西環及山頂。「港燈」更在 1913 年選址北角另建發電廠，取代不敷應用的灣仔發電廠。二戰期間，北角發電廠成為曉士兵團 (百德新少校指揮，36 名成員全是年過半百、曾經參與一戰等國際戰事的退役軍人，來自英法等國) 負隅頑抗日軍的重要據點，與淺水灣酒店齊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街、月街、星街，往昔俱與灣仔發電廠為鄰。港府取《三字經》中「三光者，日月星」命名街道，比喻電力帶來光明，固然有違華夏古意 (經文中的「光」應解作天然光線之來源)，卻賦予經典一種現代的內涵、一種屬於香港的特色。香港、華夏兩套文化不即不離，此處最當細味。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我們要有做「港獨分子」的傲氣

《環球時報》指責「黃絲」到不得了的歌手何韻詩支持「港獨」，從而迫使法國化妝品牌 Lancôme 終止與其合作，令人聯想起「反右」時中共對謝雪紅的批鬥。

且說謝雪紅原為「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台共」覆滅後，其在 194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口號。李怡先生說：「這組織和口號是中共高層指示下的設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啟示＞)，換言之，謝雪紅當時的訴求基本上是緊跟中共步伐，毫無獨立意志可言。

奈何甘心作傀儡不等於中共不加害。「反右」期間，中共突然「搬龍門」，把「台人治台，高度自治」口號一律視為「台獨觀點」，嚴打批鬥。謝雪紅無緣無故成為「右派」，慘遭折磨數十年，直至 1970 年，才含恨離世。

和謝雪紅不同，何韻詩決非中共扯線玩偶，卻又不見得特別出眾，只是「雨革」後徐徐醒覺、高舉黃傘以為抗爭的「港豬」之一。今《環球時報》不查清楚，斥何為「港獨分子」，此變相把所有反對《白皮書》及「八三一決定」、捍衛「兩制」和《基本法》的港人打成「獨派」，那管閣下僅希望爭取「真普選」。

與其罷買 Lancôme、高舉「我們都是何韻詩」，不如順應中共意願，旗幟鮮明支持「港獨」。民族黨主席陳浩天表示：「我決定跟中共一刀兩斷，我要獨立」，面對中共指鹿為馬，我們當下更需要有這份傲氣。

遮打爵士

1889 年，「香港置地」成立，遮打爵士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是創辦人之一。

遮打 1846 年在英屬印度加爾各答出生，具有亞美尼亞血統。雙親早亡令他幼年孤苦。不久，他入讀加爾各答有名的「馬帝尼耶書院」(La Martiniere College)，畢業後前往香港工作，時為 1864 年 4 月。

遮打獲「印度斯坦、中國及日本銀行」(Bank of Hindustan, China and Japan) 聘用，替客戶寫存摺。期間，他認識了沙遜家族 (Sassoon family，具有伊拉克猶太人血統，創立「沙遜洋行」)，有機會進入歐籍人士的社交圈子。1867 年，他轉職外匯經紀，從事金條和土地買賣，兩年後苦盡甘來，搬至堅道 (Caine Road) 居住。

1868 年，遮打與好友麼地 (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來自印度，是遮打在「印度斯坦、中國及日本銀行」的同事) 合辦「遮打與麼地公司」(Chater & Mody)，開始涉足地產和股票市場。適逢清廷將九龍半島南端割讓予英國，遮打於是集中發展尖沙咀一帶土地，取得可觀的成果。

1886 年，遮打和「怡和洋行」合作，成立「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mpany Limited，簡稱「九龍倉」)，專門經營轉口貿易。與此同時，他又協助蘇格蘭籍醫生白文信爵士 (Sir Patrick Manson) 成立「牛奶公司」(Dairy Farm)，用 3 萬港元在薄扶林興建牧場，飼養 80 隻從英國入口的乳牛以生產新鮮牛奶。

德輔走馬上任，遮打趁勢再下一城。他先於 1889 年 3 月 2 日聯同「怡和」大班占士‧莊士頓‧凱瑟克 (James Johnstone Keswick) 創立「香港置地投資及代理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Land lnvestment and Agency Company Limited，簡稱「香港置地」)，再而遊說港府展開「西環至中環海旁填海計劃」(Praya Reclamation Scheme)，並沿維多利亞港興建一條新的海旁大道。隨著填海工程告竣，新填得的土地被用作商業發展，成為中區核心部份。至於新建的海旁大道，則以「遮打」二字命名。

遮打亦熱心擔任公職，1887 年開始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896 年再獲委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收了兩名門生，分別是：何東、裘槎。前者屬歐亞混血兒，為日後香港政商界帶來不少影響；後者辭世前將畢生財富捐出，創辦基金，以培訓香港自然科學、科技及醫學人才。

遮打晚年以 64 歲高齡，與年僅 36 歲的瑪麗亞‧基絲汀‧皮爾遜 (Maria Christine Pearson) 結婚。1926 年 5 月 27 日，他在半山區的私人大宅雲石堂辭世，結束其傳奇一生。

透過遮打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

(1) 昔日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任何國家、族裔的人，只要他們願意 (在既定程序、制度、規範內) 發憤向上，把握種種機會，其即能夠在這個地方建立一番事業；

(2) 香港能夠將西方文明化為己用，如生產牛奶、建設商業區等，不同國家、族裔的人貢獻良多；

(3) 官商之間存在著良性的合作關係。

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香港國際化形象褪色，官商惡性勾結，人民生活飽受壓迫、剝削。遮打爵士的身影，不知不覺已變得模糊難辨。

英國人與「黃雀行動」

談起「六四」，不能不提英國人在「黃雀行動」的貢獻。

自從中共發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陳達鉦、司徒華、朱耀明等人旋即展開「黃雀行動」，以協助民運人士偷渡離開中國。港府政治部亦有參與其中。

政治部，英文名 Special Branch (簡稱 SB)，隸屬皇家香港警務處刑事部，實際上卻由英國軍情五處直接指揮。據司徒華憶述，政治部擁有極強的收集情報能力，曾憑藉一個打火機確認偷渡者是參與上海燒車抗議的學生。政治部協助核實民運人士身份，乃「黃雀行動」賴以成功的關鍵之一。

港府後來遵照倫敦指示，秘密安排民運人士前往歐美各國。至於未能出國的，則暫時入住安全屋，地點包括西貢泥涌舊村、黃麖地村、匡湖居；沙田富豪花園、銀禧花園；馬料水赤泥坪村、大埔尾村；上水金錢村及屯門藍地等。

隨著 97 主權移交，滯港民運人士理應移交中共處置，怎料彭督竟用盡最後一口氣，在 6 月底把最後一批民運人士送往荷蘭、挪威等國。俗語有云：「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英國可謂仁至義盡，當然中共對此不免恨之入骨。

政治部 95 年正式解散，連陌生人也盡力營救的文明宗主未幾永別維港，代之以不斷殺害同胞而拒絕認錯的屠夫政權。「港獨」呼聲要事隔十多年才出現，這真是歷史最大的諷刺！

舊日負責與「黃雀行動」組織者聯絡的港府官員柏聖文 (Stephen Edward Bradley)，03 至 08 年出任英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期間他大力批評港人英語水平嚴重倒退，且反對遷拆皇后碼頭。現在回看，柏氏頗具先見之明。

駁王毅邏輯

加拿大記者問到李波事件及中國人權狀況，王毅氣急敗壞的道：「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你知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面貌，把 6 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嗎？你知道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人均 8000 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保護人權，中國能取得這麼大的發展嗎？你知道中國已經把保護人權列入我們的憲法當中嗎？」

王外長似乎不知道，保護人權與經濟成績斐然並無必然關係，後者存在不一定證明前者存在。保護人權至低限度要讓每個人有空間按照其獨立意志說自己所信、行自己所信，非凡經濟成就卻可以是專制獨裁政府作出種種經濟規劃、壓制人民選擇所致。

況且，中國不少鄉村、內陸地區仍面臨著貧窮問題，GDP 數字亦充滿種種虛報、誇大，6 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只怕是欺人之談！

將「保護人權」四字寫入中共憲法就等於實際保護人權，更加可笑。中共現在的問題是「有法不依」。中共憲法上也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丁子霖近日不是被公安監視嗎？分享「銘記八酒六四」酒瓶照片的符海陸不是被拘捕嗎？寫入憲法又如何？

理屈詞窮不打緊，最要命王毅還說：「最了解中國人權狀況的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有發言權」、「中國歡迎善意意見，但拒絕『莫須有』指控。」

第一，所謂「當局者迷」，在廣場跳舞的大媽未必對中國人權狀況有所自覺。換言之，按照王的思路，中國不一定有發言權。

第二，記者有發言權，是因為事實真相往往透過其質詢 / 報導而和盤托出。我們希望尋找事實真相，記者因此可以發言。至於記者有否建基在一些失實資料上作出提問 / 報導，這並不妨礙他們擁有發言權，理由是：錯誤提問經被提問者糾正後仍能靠近真相，錯誤報導經民間理性討論後仍能不掩事實。

第三，要使自己日後更進一步，任何意見都應該歡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哪有分善意不善意？又指控若然是「莫須有」，拒絕根本多餘，請憶記鄧小平的話：「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

總言之，由王毅反應過敏，可以肯定一件事：大國心靈比玻璃還要脆弱。

醜陋的香港人

上一代香港人是醜陋的。他們今天能夠躋身律師、醫生、教師、社工等各個專門行業，全賴英治時期公平制度和較佳向上流動機會，卻被誇大成「純粹靠自己」。政府多徵收一點稅，他們破口大罵。但是，年青人月入不足一萬，他們立即洋洋得意：「你有交稅咩，死廢青！」

這群人雖然在香港土生土長，手上卻持有不同國籍的護照。炫耀流利英語、工作經驗是他們的習慣，彷彿如此做會高人一等。見義勇為？當然可以，不過一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出手打人、問候人家爹娘始終不太好，有欠 elegant 嘛！

當逃生門、金錢準備就緒，他們下一步乃追求心靈上的滿足。平日太過自私不仁了，不如看看「頭條新聞」關注時事，立法會選舉投票給民主黨吧！平日太過唯利是圖、缺乏堅持了，難得在維園點燃燭光悼念六四多年，不如繼續去吧！民主黨賣香港？不打緊，立即移民便是。支聯會訴求等於向中共示弱？無所謂，點點燭光就是抗爭，中共最害怕。

對這群人而言，殖民、人口換血等，從來不及抽象真理重要。為了捍衛真理，他們甚至表示對年青學生不客氣。多麼偉大啊！偉大地為一己之私服務啊！

作家柏楊曾經說：「我們的醜陋，是在於我們不知道自己的醜陋」，燭光、黃傘背後，究竟有多少個香港人具自知之明，觀乎任律師的文章得到鋪天蓋地讚好，大家可想而知。

戰後台灣民主化

抗戰勝利，台灣人本來對國民政府接管充滿憧憬。不料國府官員貪污腐敗，且時常歧視曾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1947 年 2 月，爆發「二二八事件」，群眾向當權者表達積存已久的忿恨，換來國府大規模屠殺及濫捕，無數士紳、知識分子遭迫害，台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

蔣介石對「反攻大陸」念茲在茲，除了實施戒嚴，還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剝奪人民組織政黨的自由。雷震有份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於 1960 年嘗試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為國府所拘捕，坐了十年牢。學者殷海光因撰文支持組黨，不斷被國府特務滋擾，獲聘卻無法授課。

1977 年，國府在桃園縣市長選舉中做票，引起中壢市市民不滿，包圍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放火搗亂以洩忿。警察施放催淚彈，開槍打死青年江文國、張治平。經過「中壢事件」，台灣民眾逐漸習慣自發組織街頭運動，爭取應得政治權利。

兩年後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為台灣造就出一批年輕政治犯。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後來皆成為「民進黨」核心成員。「民進黨」1986 年創立，距離蔣介石戒嚴已 30 多年。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 (蔣介石長子) 宣告解嚴，黨禁隨即取消，台灣開始發展政黨政治。

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但政治改革步伐仍然緩慢。1990 年 3 月 16 日，9 名國立台灣大學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揭開「野百合學運」序幕。學運高峰時接近 6,000 名學生參與，迫使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1991 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次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 年台灣進行首次總統直選，2000 年首次實現政黨輪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