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自孔子至孟子、荀子，一方面是心性論的加強，一方面是對天的淡化。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這已有將天化約為內在的道德心性的傾向。至於荀子，雖仍保有客觀外在的天，但這個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純粹是一自然之天，其與人生界全無關聯，可以推想。至漢代，儒學又一變，賈誼以降，至董仲舒、劉向等，皆喜先言天，再用天規範人，董仲舒尤其好天人感應及天降災異之說，此皆先秦儒學所未有，而為儒學在漢代之進展。
對於漢儒重視天及宇宙論，勞思光不以為然，他認為，儒學自始即為一「生活之哲學」、「德性之哲學」，是以心性論為中心開展，轉為「宇宙論中心」，一來有違先秦儒的基本精神，二來用宇宙論觀念推出德性價值理論，正好犯上休謨「實然 (is) 導不出應然 (ought)」的邏輯弊病。漢儒理論因此是一退化墮落 (《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用一日常例子作譬，太陽每天由東邊升起，所以我們每日都應該孝順父親。前者是自然事實，後者是價值判斷，後者似不能由前者推出，我們應該孝順父親，是因為我們內心對父親有愛敬之情，而非自然界天天有剛陽之物出現。勞氏即從這個方面，批評漢儒的理論有致命缺陷。
不過，同情地理解古人，董仲舒等本來就不是嚴格意義的哲學家，應然、實然的區分，他們更完全不知。其將天放在第一位，大講特講，或有另一套理由在背後。這裡可介紹一下蕭公權的說法。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蕭氏說：
戰國時君權大張，漸趨專制。鄒子五德九州之天談，其意止在以異說警時君，使其知運可移而威勢難待。漢儒懲秦專制之失，略襲其旨，欲以災異符命戒懼人主，使之自斂，不復為縱恣專橫之事。此蓋圖以天權限制君權，藉防君主專制之流弊。凡言天人相應而注重革命之義者，皆其流派也……董仲舒則闡明天權以限制君意，而為西京諸儒之巨擘。
扼要言之，漢儒將天祭出，沿襲鄒子。鄒子是誰？鄒衍也，齊之稷下先生。何以要高舉天？旨在以天制君，「戒懼人主，使之自斂，不復為縱恣專橫之事」。蕭氏的判斷，為徐復觀所首肯，在＜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 – 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徐氏指出：
董氏肯定了大一統的專制政體，並不等於他肯定了「家天下」。相反的，他贊成禪讓和征誅的兩種政權轉移的方式，即是他依然守住「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他對專制政治，感到有兩大問題，希望加以轉化。第一，他維護專制之主的至尊無上的地位；但由至尊無上的地位所發出的喜怒哀樂，運轉著整個統治機構所及於天下的影響太大。可以說，大一統專制皇帝的喜怒哀樂，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權源」。他大概也感到儒道兩家，想由個人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解消這種權源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把它納入到天的哲學中去，加上形上性的客觀法式，希望由此以把權源納入正軌。
……董氏當時痛心疾首於這些情形，希望把政治的方向，改途易轍，尚德而不尚刑。但如何能扭轉此由人民血肉所形成的專制機構，也只有希望拿到「天」的下面去加以解決。可以說，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學的真實背景。
值得注意是「他大概也感到儒道兩家，想由個人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解消這種權源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董仲舒不是沒有考慮過只用心性論，但面對控制全國的皇帝，必須有比他更大能的存在，以收鎮懾之效，天於是不得不祭出。
但是，講天人感應、天降災異隨時招殺身之禍，以董仲舒個人為例，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相繼發生火災，他起草一篇《災異之記》，指責在遼東立高廟不合禮制，發生火災是上天示警。又皇帝應該整頓吏治，清除一批不法皇親和大臣以謝天。武帝讀後，大為忿怒，讓學者討論，董仲舒學生呂步舒不知這是老師的作品，批評為極愚蠢，董仲舒卒之因譏諷朝政，被判死罪，後來獲漢武帝赦免，被廢為中大夫。自此，董氏再不敢講災異，晚年居家修學著書 (《史記．儒林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