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漢儒大談天人感應、天降災異的背後用意

儒學自孔子至孟子、荀子,一方面是心性論的加強,一方面是對天的淡化。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這已有將天化約為內在的道德心性的傾向。至於荀子,雖仍保有客觀外在的天,但這個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純粹是一自然之天,其與人生界全無關聯,可以推想。至漢代,儒學又一變,賈誼以降,至董仲舒、劉向等,皆喜先言天,再用天規範人,董仲舒尤其好天人感應及天降災異之說,此皆先秦儒學所未有,而為儒學在漢代之進展。

對於漢儒重視天及宇宙論,勞思光不以為然,他認為,儒學自始即為一「生活之哲學」、「德性之哲學」,是以心性論為中心開展,轉為「宇宙論中心」,一來有違先秦儒的基本精神,二來用宇宙論觀念推出德性價值理論,正好犯上休謨「實然 (is) 導不出應然 (ought)」的邏輯弊病。漢儒理論因此是一退化墮落 (《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用一日常例子作譬,太陽每天由東邊升起,所以我們每日都應該孝順父親。前者是自然事實,後者是價值判斷,後者似不能由前者推出,我們應該孝順父親,是因為我們內心對父親有愛敬之情,而非自然界天天有剛陽之物出現。勞氏即從這個方面,批評漢儒的理論有致命缺陷。

不過,同情地理解古人,董仲舒等本來就不是嚴格意義的哲學家,應然、實然的區分,他們更完全不知。其將天放在第一位,大講特講,或有另一套理由在背後。這裡可介紹一下蕭公權的說法。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蕭氏說:

戰國時君權大張,漸趨專制。鄒子五德九州之天談,其意止在以異說警時君,使其知運可移而威勢難待。漢儒懲秦專制之失,略襲其旨,欲以災異符命戒懼人主,使之自斂,不復為縱恣專橫之事。此蓋圖以天權限制君權,藉防君主專制之流弊凡言天人相應而注重革命之義者,皆其流派也……董仲舒則闡明天權以限制君意,而為西京諸儒之巨擘。

扼要言之,漢儒將天祭出,沿襲鄒子。鄒子是誰?鄒衍也,齊之稷下先生。何以要高舉天?旨在以天制君,「戒懼人主,使之自斂,不復為縱恣專橫之事」。蕭氏的判斷,為徐復觀所首肯,在<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 – 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徐氏指出:

董氏肯定了大一統的專制政體,並不等於他肯定了「家天下」。相反的,他贊成禪讓和征誅的兩種政權轉移的方式,即是他依然守住「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他對專制政治,感到有兩大問題,希望加以轉化。第一,他維護專制之主的至尊無上的地位;但由至尊無上的地位所發出的喜怒哀樂,運轉著整個統治機構所及於天下的影響太大。可以說,大一統專制皇帝的喜怒哀樂,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權源」。他大概也感到儒道兩家,想由個人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解消這種權源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把它納入到天的哲學中去,加上形上性的客觀法式,希望由此以把權源納入正軌。

……董氏當時痛心疾首於這些情形,希望把政治的方向,改途易轍,尚德而不尚刑。但如何能扭轉此由人民血肉所形成的專制機構,也只有希望拿到「天」的下面去加以解決。可以說,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學的真實背景。

值得注意是「他大概也感到儒道兩家,想由個人的人格修養來端正或解消這種權源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董仲舒不是沒有考慮過只用心性論,但面對控制全國的皇帝,必須有比他更大能的存在,以收鎮懾之效,天於是不得不祭出。

但是,講天人感應、天降災異隨時招殺身之禍,以董仲舒個人為例,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相繼發生火災,他起草一篇《災異之記》,指責在遼東立高廟不合禮制,發生火災是上天示警。又皇帝應該整頓吏治,清除一批不法皇親和大臣以謝天。武帝讀後,大為忿怒,讓學者討論,董仲舒學生呂步舒不知這是老師的作品,批評為極愚蠢,董仲舒卒之因譏諷朝政,被判死罪,後來獲漢武帝赦免,被廢為中大夫。自此,董氏再不敢講災異,晚年居家修學著書 (《史記.儒林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