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於黨爭？- 從楊廷麟、盧象昇與楊嗣昌的矛盾說起

前言

楊永漢在＜晚明三餉與明帝國之崩潰＞(收《新亞論叢》第二十期) 提到楊嗣昌與楊廷麟、盧象昇的一段恩怨。據楊氏所言，楊嗣昌於崇禎朝任兵部尚書，提出徵收剿餉、練餉。又嗣昌傾向與滿清議和，楊廷麟則堅決主戰，嗣昌為了剷除異己，詭薦楊廷麟襄助盧象昇在前線對抗滿清，企圖通過戰爭，陷兩人於死地。在用兵及軍餉受盡掣肘下，盧象昇終於身陷絕境，戰死沙場。楊廷麟僥倖得不死，避過一劫。

＜晚＞文僅止於簡明扼要的事實陳述，未有對眾人的身份背景深入考究。本文之所以作，正是要從眾人的身份背景切入，以看出此段恩怨背後實含有東林、閹黨兩派鬥爭的影子。因為涉及根深柢固的黨爭，崇禎在對待大臣的態度上才會失去方寸。政敵之間亦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

從東林黨友一轉而為背靠閹黨 – 楊嗣昌的政治立場

《明史・楊嗣昌傳》：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父鶴，總督陜西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為訟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郤。

值得留意是「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楊嗣昌及其父親楊鶴，本來和東林諸君子相友好，對宦官為首的閹黨不肯低頭。

《明史・楊鶴傳》有更清晰的記載：

楊鎬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除鶴名。

且說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年)，努爾哈赤叛明自立，建後金國，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誓師向明朝宣戰。明朝集結全國精鋭，兵分四路向遼東進軍，由楊鎬率領，卻敗於薩爾滸。

薩爾滸之戰後，遼東形勢更趨嚴峻。楊鶴所薦的人中，熊廷弼與東林黨人有書信往來。李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溫體仁曾打擊與東林黨人交遊甚篤的錢謙益，且構陷東林黨 (見下文)。魏忠賢跟楊鶴對著幹，尤其是楊鶴為東林派系的最佳證明。

轉變發生在嗣昌身上，由嗣昌起，方跟東林黨人在感情上產生裂痕，所謂「自是與東林郤」。

《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越士春繼之。

《明史・黃道周傳》：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

……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為民。

……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

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

簡單講，楊嗣昌用陳新甲，不惜援引奪情舊例。黃道周批評陳新甲心術不正，愛走捷徑，起用他，對國家大不利。其又對溫體仁構陷東林黨不以為然，且三次上疏為敢於「忤魏忠賢」的錢龍錫講好說話，黃道周的立場，反襯出楊嗣昌是站在其對立面，即反東林。

辛德勇分析楊嗣昌公然為郭鞏開脫：

就是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惡棍，楊嗣昌竟公然為其開脫，使之得以免卻一死，這當然要招惹東林黨人的普遍憤恨。所謂「與東林郤」，就是說楊嗣昌已經公然站到了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正人君子的對立面上。回想一下天啓年間閹黨橫行時，東林黨人慘遭荼毒的恐怖情形，便可以想像，楊嗣昌如此憐惜郭鞏這樣的閹黨鷹犬，自然會引起包括東林黨人在內所有正直人士的高度警覺……像這樣連父仇都可以置而不顧，那麽他若是有意勾結奸黨，會做出什麽樣的壞事來，就更不好設想了。

《明史・楊嗣昌傳》謂楊嗣昌為郭鞏開脫罪責，僅僅是以郭鞏為其「部民故」。原因是否這樣簡單，其實還很耐人尋味。清人李慈銘謂「以其後人方為顯仕」，而致使《明史・楊嗣昌傳》多有曲筆。或許其迴護郭鞏一事，即別有隱情。至少在黃道周看來，楊嗣昌與閹黨餘孽之間，肯定存在某種交結。——這應當就是黃道周不顧一切，竭力阻遏楊嗣昌入閣的本質原因。

……可見黃道周彈劾楊嗣昌，確實是有深刻的黨爭背景。當時上疏彈劾楊嗣昌，並不止黃道周一人，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也都相繼論之，清人夏燮纂《明通鑒》，即謂這些人阻遏楊嗣昌入閣，都與楊嗣昌庇護閹黨的行為有關。(＜記南明刻本《西曹秋思》– 并發黃道周彈劾楊嗣昌事件之覆＞)

加上楊嗣昌和宦官高起潛同主和議，謂嗣昌與閹黨沆瀣一氣，實在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充足的證據支持。

楊廷麟、盧象昇的政治取態，以及和楊嗣昌的矛盾

《明史・楊廷麟傳》：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勤學嗜古，有聲館閣間，與黃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將出閣，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讓道周，不許。

《明史・黃道周傳》：

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

據此兩條，可知楊廷麟與黃道周為同道中人。黃道周不妥溫體仁「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楊對溫亦無好感，《明史・楊廷麟傳》：

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為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不問。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為動色。

楊廷麟親近東林黨人，不問可知。

至於盧象昇，《明史・盧象昇傳》：

象昇少有大志，為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銜花，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

年青時候便矢志為國效力，卻不願沉迷《四書章句集注》，玩科舉的遊戲，反而致力訓練自己能文能武。又比下級官吏更勤勞，這是不屑擺高高在上的架子，願與下屬共甘苦。得一機要，馬上披衣，立刻出行，此乃將軍國大事放心上，不願片刻懈怠。愛惜人才，關心下屬，不隨便開殺戒，這是仁心的表現。勉強比擬，他有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影子。

如斯正人君子，楊廷麟與之相遇，可謂如魚得水。事實上，

帝改廷麟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轉餉濟師。(《明史・楊廷麟傳》》)

二人關係友好，可以想像。

奈何楊廷麟在對滿清的和戰問題上，與楊嗣昌意見分歧，廷麟主戰，嗣昌傾向和談。《明史・楊廷麟傳》：

廷麟上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為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與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於此……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時嗣昌意主和議，冀紓外患，而廷麟痛詆之。嗣昌大恚，詭薦廷麟知兵。

盧象昇聞嗣昌主和議，痛心疾首，嗣昌遂對象昇亦看不過眼。《明史・盧象昇傳》：

當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歎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對，問方略。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出與議，不合。

假如楊嗣昌願意和同僚溝通，大家尋求共識，問題未必變得無從解決。可惜嗣昌為人剛愎自用，高傲自負，廷麟、象昇終為其陷害，象昇更枉送性命，明朝失一良將。

《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越士春繼之……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

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

依此，楊嗣昌根本完全不想聆聽異見聲音。

可悲的是，他這個人並非真有才華，《明史・楊嗣昌傳》：

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

嗣昌只是能言善辯，強於紙上談兵而已，猶如建文帝時的黃子澄、齊泰。如此貨色，所提出的政策、方案，落實時必有脫離現實處，導致執行上遇大困難。此在增剿餉、練餉上尤其可見一斑，《明史・楊嗣昌傳》：

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剿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

楊永漢批評「楊氏竟然可以說出增加練餉，可以稍抑兼併，這種不符現實的說話」(前引文)，殊不知此乃楊嗣昌好架設空中樓閣、紙上談兵的性格缺陷使然。

不只離地思考，還沒有遠大目光，喜歡玩遙距控制。《明史・楊嗣昌傳》：

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

崇禎信用之以抵擋清兵，無異於自毀長城。

楊廷麟、盧象昇征戰於外，而楊嗣昌身居中樞，楊、盧終在受限之下兵敗。《明史・楊嗣昌傳》：

象昇主戰，嗣昌與監督中官高起潛主款，議不合，交惡。編修楊廷麟劾嗣昌誤國，嗣昌怒，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象昇既陣亡，嗣昌亦貶三秩，戴罪視事。

象昇提殘卒，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只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泫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十二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觱篥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炮盡矢窮。奮身鬥，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眾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脫。

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

特別需要注意是，宦官高起潛與楊嗣昌立場一致，同主和議。二人「戒諸將毋輕戰」，廷麟前往乞求軍援，又不予回應。「殘卒」、「事由中制，食盡力窮」、「炮盡矢窮」，皆見朝廷在楊嗣昌、高起潛從中作梗下，並未分足夠的士兵、糧食、兵器予象昇軍，身處這樣的困境與清軍決戰，宜乎敗矣！象昇亦死得冤枉！

崇禎皇帝的局限

談及崇禎，楊永漢說：「在大臣鬥爭中，能起積極調和作用的當然是皇帝本人，即崇禎帝。可惜，崇禎無知人之明，猜忌大臣的心亦重。」又說：「大臣之間的矛盾，崇禎無法紓緩，遑論中興朝廷。使在朝大臣，人人自危，力求自保，互相傾軋。如此，亦使崇禎在對待大臣的態度，寬嚴之間，失去方寸。甚至不經縝密審查，單以戰事的偶然成敗，誅殺大臣。」(前引文)

楊氏所言，固屬事實。然而，若我們挖深一層，何解崇禎始終無法信任臣下？單是沒有知人之明，以及猜忌心重，似乎無法徹底地解釋。必有另外一些原因，加劇崇禎疑慮，令其失去方寸。

《明史・宦官傳二》：

初，神宗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漸立門戶，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斥營禁。宰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吏部郎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

《明史・神宗本紀二》：

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

兩傳不約而同提到東林與閹黨的鬥爭，在神宗朝已經開始，且兩派鬧得勢成水火，無從遏止。

歷天啟至崇禎，雖剷除了魏忠賢，但黨爭並無平息跡象。《明史・宦官傳二》：

帝初即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近侍。

此段文字透露了一重要訊息：崇禎一度想重用朝中大臣，不再信用宦官，奈何大臣們各自援引黨羽，爭門戶，對實際問題無法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崇禎迫不得已，只好重新信用宦官。

《明史・宦官傳二》所言未必盡是事實，但可以肯定，在黨爭連年下，崇禎對臣下結黨異常敏感，復添以猜疑的天性，致使其經常重罰大臣，甚至廷杖他們，竟未有於賢良之士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反而信任扮作恭謹、不群不黨的官員。

崇禎信任宦官，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用宦官監軍，《明史・宦官傳二》：

高起潛，在內侍中，以知兵稱，帝委任之……時流賊大熾，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名曰監軍，在邊鎮者，悉名監視。而起潛得監視寧、錦諸軍。

宦官監軍，有兩大弊病，一是侵吞剋扣軍用物資，二是臨陣作戰未打先逃。

已而諸監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八年盡撤諸鎮內臣，惟起潛監視如故。

以高起潛為例，《明史・盧象昇傳》清楚記載：

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

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象昇遣廷麟往乞援，不應。

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

盧象昇要用老弱殘兵，在兵器及糧食不足的情況下，決戰清軍，高起潛實為罪魁禍首。而高起潛能夠專擅，是因為得到崇禎無條件的信任。

崇禎對黨爭過敏，不信官員而信宦官，是東北戰事失利之一因。另一因則為崇禎好信侃侃而談，紙上談兵者。

上文已言楊嗣昌「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即使袁崇煥，《明史・袁崇煥傳》：

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

袁也是喜歡誇下海口的人。崇禎專信這類官員，焉能不敗？

崇禎十六歲即位，死時僅三十三歲，年少氣盛，急切想有一番作為，信錯大而無當的大臣將領無可厚非。問題是，他把一、二位官員的無能推擴及全體官員，「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明史紀事本末》崇禎語) 此未免失於偏激，也令大臣將領人人自危，力求自保。

與其批評崇禎不懂用人、猜疑心重、無法調和大臣之間的矛盾，不如深入底裡，體會一下崇禎的難處。黨派盤根錯節，宦官不能為國，自己拔擢的才俊盡是空談，崇禎本人缺少政治歷練，年紀又輕，他可以做的，其實很少。

總結

楊廷麟、盧象昇與楊嗣昌的矛盾，不是官員間政見不同那麼簡單，背後涉及東林與閹黨數十年的鬥爭。因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楊嗣昌才會狠下殺手，置廷麟、象昇於死地。

盧象昇死於閹黨迫逼，明朝再次因黨爭禍延東北邊事，自毀長城。滿洲在東北的壓力有增無減，楊嗣昌又「增剿餉、練餉」，令「民不聊生，益起為盜」。流寇勢力越來越龐大，崇禎十四年 (1641 年) 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烹福王朱常洵。二月初四半夜，張獻忠出四川，奇襲襄陽，初五日，殺襄王朱翊銘。「嗣昌初以襄陽重鎮……倚襄陽為天險」(《明史・楊嗣昌傳》)，不料竟為張獻忠所破。寇賊沿江東下，可佔有明朝半壁江山，嗣昌卒之驚悸憂懼而死。

崇禎不是無能君主，他「慨然有為」，眼見國家千瘡百孔，宦官與朝臣黨爭，饑荒與盜賊踵至，滿洲加緊入侵，其希望盡快扭轉亂局。可惜年紀尚輕，無法沉潛等待，講究速效，結果錯信侃侃而談者。對黨爭過份憂慮，捕風捉影，令其對大臣加倍猜疑，轉而信用宦官，無法充當調和角色。宦官貽誤東北戰機。尤其甚者，李自成入北京，負責開城門投降者，竟是宦官曹化淳。

楊永漢言三餉徵收讓貪官污吏能上下其手，盡情搜刮，中飽私囊。地方逋欠嚴重，朝廷還不斷額外加派，增加官吏、軍兵數目，終致整個國家無法承擔。這些觀點和「明朝亡於經濟崩潰」論一致。惟對崇禎的批評，以及楊廷麟、盧象昇與楊嗣昌的矛盾，楊氏似未能鞭辟入裡，略嫌不足。

及時行樂 (25-05-2024, 新歌 / 韓式速遞)

1. Lolly Talk – My Promise

2. Lolly Talk – 六度相隔理論

3. 蘇凱倫 – 魔鬼在身邊

4. Kiri T – 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

5. 魏浚笙 – 傢俬

6. 呂爵安 – 油麻地莎士比亞

7. Aespa – Supernova

8. IVE – Accendio

9. ZICO ft. JENNIE – SPOT

10. VIVIZ – Love Love Love

11. BOA – Only One

12. Dua Lipa – Illusion

13. Duran Duran – Save a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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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游泳健將到賞貓老人

爸爸擅長游泳，我卻從未看過他的風姿。弟弟幸運些，曾隨爸爸學游泳，在胡忠游泳池見過爸爸親身示範。我則更多是道聽塗說，從媽媽口中得知爸爸游泳很厲害。

說到游泳，我反而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且說小時候的我很害怕洗頭，花灑的水淋進眼睛、耳朵，極不舒服，故此，每次洗頭，我都需要媽媽幫忙。媽媽不願次次彎下腰來替我洗，遂和爸爸商議，引導我自行去洗頭。爸爸想出一個方法，跟游泳有關，就是帶泳鏡洗頭，有鏡片阻隔，水不是進不到眼嗎？驟看方法好像行得通。

但是實踐起來，問題仍在。原來泳鏡周邊是有隙縫的，花灑的水仍可從四面八方竄入我的眼睛，混雜著洗髮露，教人難受。還有，耳朵始終擋不住強力的水壓。結果，新買的泳鏡未能發揮預期功能，用了一次便被丟棄，媽媽替我洗頭，直到她離世。

媽媽走後，無人幫助，我被迫自己洗。說也奇怪，這時的我竟不再怕水，眼睛、耳朵會不適，卻慢慢習慣。或許，成長是迫出來，當有父母在，總是希望依賴，不願親力親為。至父母不在，無處依傍，潛能發揮，過往覺得難做的事倒不是十分的困難。

晚年的爸爸已不再游泳，卻多了一個新興趣：看貓貓。爸爸以前對動物並無愛心，看見狗隻攔路，他會一腳踢開。很難想像到了生命最後階段，他竟會被貓咪的可愛趣緻吸引。

近年荃灣中心成為寵物屋苑，其中「廣昌食品市場」，內裡有一明星貓店長，受盡街坊歡迎。此明星貓店長名叫「金仔」。由小貓逐漸長大，懂得看舖、賣萌，爸爸和其他街坊一樣，見證著「金仔」的成長。店主是愛貓之人，後來又加入「銀仔」、「黑仔」。每逢爸爸買東西路過，總愛在門前停留數分鐘，觀看金仔睡覺、擺甫士。「金仔」也不知不覺成為我、弟弟和爸爸的共同話題。討論其肥瘦、是否在櫃中睡覺、吃什麼貓糧、與水果舖貓女的關係，許多時令家中充滿歡樂。

隨著時日推移，「金仔」年紀越來越大，沒以前那麼有活力，店長工作都由「銀仔」負責。曾幾何時，我想過「金仔」一旦離世，對荃中街坊、對爸爸將是一個打擊。沒想到，「金仔」尚未去彩虹橋，爸爸已先行一步。刻下「廣昌」門前再無一瘦削的老者笑嘻嘻地觀看貓咪，家裡歡樂也戛然而止，剩下永遠的寂靜，叫人傷感。

常言道：「返老還童」。爸爸年紀越大，性格越像小朋友。昔日的剛猛一掃而空，取而代之是慈祥可親。弟弟說，爸爸一個人在醫院，其實很害怕，只是不說出來而已。可惜我未能體會爸爸的心情，任由他在醫院自生自滅。黃泉路上，孤寂更甚，真不知爸爸現在心情如何？是否習慣？但願天神、冥府諸君助佑善人，讓爸爸在一陌生的國度不致太過惶恐。

Lolly Talk 出應援歌為邦民加分

Lolly Talk 為邦民財務推出應援歌。就音樂風格看，似是 Sinnie 及其樂隊「晚安莉莉」手筆，傾向日系搖滾風。熱血、勵志、鼓舞人心，跟出道作《三分甜》有異曲同工之妙，配合《六度相隔理論》一起聽，尤其銜接得天衣無縫。波板糖喜歡這一面的 Lolly Talk，邦民讓其發揮到極至，此中不乏商業考慮。

歌詞方面，明顯度身訂造，塑造邦民在旁鼓勵打氣，猶如借貸者好友的正面形象。值得留意是兩節主歌的歌詞，內容並不相同。第一節

熱血的你滿衝勁，渴望角逐前程。

用你衝勁去爭勝，期盼兑現到安定。

不信差一秒，這秒鐘的你失去熱情。

這是用心為自己的未來拼搏，卻中途遇上挫折，出現周轉困難，急需借款解決燃眉之急。投資股票遇上跌市、經營生意遭遇淡季，皆被涵蓋在內。邦民作為後盾，鼓勵借貸人「請確信憧憬」，「困境，犯錯的可糾正，上場再即興」，那份親切溫暖，完全可藉歌詞帶出。

第二節

夢與想你也想過，卻越發越迷茫。

用半生拼搏工作，難以兑換到歡樂。

不信追不到，這瞬間的你衝向未來。

此是另一種情況，不甘心庸庸碌碌做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希望把握人生的時光任性一次，追逐夢想，卻苦於沒有金錢支撐。邦民同樣幫助到，減輕追夢的代價，鞏固跳出舒適圈的信心，最重要「還有保證」。

未來嘛，要幫忙鼓勵默默伴隨別怕。

請相信櫻花總會盛放，去吧前景一一美化。

正面、樂觀、令人生前景更美好，恰好 Lolly Talk 給人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的鄰家女孩，為波板糖帶來歡樂，由她們口中唱出，更為邦民增添說服力。

選擇廣告代言人，最緊要找和公司形象相符，服務對象又喜歡的。Lolly Talk 此一方面勝任有餘，僅是自家創作的這首應援歌，便為邦民財務加了不少分。

順帶一提，Lolly Talk 近日亦為全港首間 CASIO G-SHOCK 手錶旗艦店的開幕擔任表演嘉賓。G-SHOCK 主打年青市場，集時尚、耐用於一身，凡此種種，皆在 Lolly Talk 身上體現。

小賭怡情

爸爸有一嗜好，就是喜歡「買馬仔」。每逢星期六、日的賽馬日，他總會到投注站「鋪草皮」，回來順便替我和弟弟買午飯。手術後，爸爸行動自如，「鋪草皮」更是風雨不改。不過，和大多數馬迷一樣，他亦有「做功課」，看馬經、找心水，成為爸爸晚年的消遣娛樂。

媽媽在世時，喜歡買六合彩，屢有斬獲，她戲稱自己是「刀仔鋸大樹」。爸爸買馬，某程度是「刀仔鋸大樹」精神的延續。他從不親身入馬場，也很少拿大筆金錢豪賭，「小賭怡情，大賭亂性」，他一直恪守。惟我始終認為每星期「鋪草皮」甚無意義，有一段時間，我不能了解爸爸這一方面的堅持。

或許，我出生的時候，家中已富裕，致使我對基層生活有隔閡，忘記了爸媽都是從貧窮的家庭中成長。媽媽兒時住板間房、廉租屋，憑讀書工作一步步改善生活。爸爸賺錢，更是體力勞動，每賺一分錢都有血有汗。他們知道沒錢的日子很難捱，生活困苦，若付出少許而有機會遇上橫財，何樂而不為？這番心態，有錢人不能有共鳴，因他們的生活已是最好，無需改善。然而，處於窮困之中，些微投機心總少不免，畢竟人總想望過一種更好的生活。

投注站旁有一麵包店，爸爸落完注，有時會買一打新鮮出爐的蛋撻，給我和弟弟吃，「買左蛋撻呀，你同細佬每人兩隻」。爸爸離世後，很久沒有吃過蛋撻，「買馬仔」只是希望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奈何我不了解。

誠然，弟弟要長時間工作，我沉醉於自我世界，不曾理會他，也是爸爸鍾情賭馬的原因，打發時間嘛。入院前夕，他把漱口水、清潔劑等仔細擺放好，墊底的正是他最愛的馬經。他的床頭，迄今仍放有一疊馬經，還有一堆撕掉的馬票。原來不知不覺，賭馬和爸爸成了同義詞。

以前清早上班前，總看到爸爸躺在床上，打開馬經，優閒地研究每隻馬匹。人去樓空，昔日的影像依然滯留，揮之不去。又設靈當日，弟弟燒了一個大馬場給爸爸，不只做看客，更可參與其中辦比賽、做馬主，相信爸爸看見，會很開心。

我向來沒有橫財運，買多次六合彩，尚且無法中獎，遑論更加複雜的賭馬。爸爸走了，如何串 3T、三重彩等成為絕響。遙想以前託爸爸替我們「買馬仔」，已是很多年前中學時期的事了。

讀書可以增長知識，開闊視野。可是，它亦令人體驗不到生活，繼而無法生起同情與體諒。小時候，常會問爸爸獨贏、3T 是什麼，爸爸娓娓道來。長大後，讀多了幾本書，竟對爸爸投注感不屑，覺得爸爸在發橫財夢。其實，發橫財夢有何不可？只要影響不到生活，小賭何來是錯？我該與爸爸一起談馬論馬，而非鄙視，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再談貞觀年間米斗三四錢

北宋王溥撰《唐會要》，這部書保存了許多兩唐書未有記載的史實，透過其中文字，可窺貞觀初年米糧供應及米價狀況。

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家給人足，尚懷多愧……(卷七)

據此，直到貞觀五年 (公元 631 年)，全國農業生產尚未恢復正常水平，無人墾殖的田地非常多，倉貯糧食也不充盈。值得注意是，太宗對無法做到供給每家每戶足夠糧食深表愧疚，米糧供不應求，米價自然不可能回落，貞觀四年 (公元 630 年) 米斗四五錢 / 貞觀三年 (公元 629 年) 米不過三、四錢的說法不攻自破。

貞觀六年……年穀屢登。

可見轉機始於貞觀六年 (公元 632 年)，農作物大豐收，令原來的供應發生轉變。

司馬光撰《通鑑》，雖言「是歲 (貞觀三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但在另一處，有以下一段文字：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卷一百九十六)

溫公將太宗此番話繫於貞觀十五年 (公元 641 年) 八月，恰好和杜佑《通典》「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相契合。米價在貞觀十五年才大幅回落，顯然較貞觀三年為更合理。

《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貞觀元年，公元 627 年) 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令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同年八月) 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此應該就是《貞觀政要》所記「霜旱為災」。太行山以東成為重災區，偏偏黃河中下游是中國歷來農業中心。

貞觀三年，《通鑑》記「大水」，但《舊唐書・太宗本紀上》有不同說法：

六月戊寅，以旱，親錄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內諸州慰撫。

原來並非水災，而是大旱，災情之大，竟要動用官員們去祈求上天降雨。長安附近地區亦受災情影響，故杜正倫才要去慰撫當地老百姓。

儘管記載迥異，極端氣候造成對農業的打擊則一。加上二年的蝗災、元年的霜旱，我們很難相信，不消數年時間，米糧便供應充足，米價即可回落。

嚴耕望說：「研究中古史上古史……當盡可能的利用較早期紀錄，即接近原料，或說第一二次改編的史料，不要用第三次四次或更多次改編的史料」(《治史經驗談》)

相比後出的《新唐書》和《通鑑》，《通典》、《唐會要》、《貞觀政要》的記載較可信，因其皆為唐朝時的著作 (至少據唐代官方檔案寫成)。貞觀六年以前，農業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六年以後，豐收加上義倉恢復，反映在米價上便是十五年的每斗米「三、四錢」/ 「兩錢」。然此必經過一長時間的演進，一蹴而就的急降不太可能屬實。

何以唐太宗貞觀年間每斗米不過三、四錢？

教科書提及唐太宗「貞觀之治」，總喜歡說當時斗米不過三四錢。翻查史籍，斗米不過三四錢的說法，最早見於唐代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一：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細讀其中文字，可以得知：

(1) 貞觀元年 (公元 627 年)，天降霜雪，長期乾旱，導致關中地區米糧短缺，供不應求，米價上漲。

(2) 隴右、關中、河東、河南地區出現嚴重饑荒，要用一匹絹才能換得一斗米。

(3) 朝廷採用移民就粟的政策以應對，老百姓雖然辛勞，卻未曾嗟怨。

(4) 貞觀三年 (公元 629 年)，關中農作物豐收，老百姓紛紛返歸家鄉，再無一人逃散。

(5) 往後數年，農作物繼續豐收，米糧供應充足，致使米價下降，斗米三四錢。

(6) 由北到南，由西至東，皆不缺糧，可在當地直接取來供需用。又外來客人經過，也可獲派米糧。

《舊唐書・高祖紀》：

(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師穀貴，令四面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課米，充其自食。

由此可見關中缺米，米價高昂，非一朝一夕，而是隋末大動盪的後遺症。

關中、河東、河南、隴右適值是民變主要戰場 (薛舉據關中。劉武周控制河東。河南有李密，且為王世充根據地)，農業遭受破壞最為嚴重，故「饑饉尤甚」。

隋文帝應對天災造成的糧食不足，常採取移民就粟的辦法，所謂「令民就食」(見官德祥＜隋文帝時期的主要自然災害及其救荒措施＞及＜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太宗甫即位，未有空間作大幅度的改動，唯有依循昔日慣例，用移民就粟的方法。

可能是經歷隋末更加困苦的慘況，人民對相關政策並無太大反感。

貞觀三年開始，關中農作物開始豐收，「頻致豐稔」的「頻」字要緊，不是在貞觀三年馬上米斗三四錢，而是幾年持續豐收，米斗才變成三四錢。

米糧供應充足，而且儲存於地方，所以才有「取給於路」、「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

杜佑撰《通典》，提及貞觀初年米價，與《貞觀政要》所記略有差異，《通典・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

顯而易見，據《通典》所記，米價下降需要較長的時間，米價下降的幅度亦較少，不是降至「三四錢」，而只是「四五錢」，至十五年 (公元 641 年)，米價才降到每斗兩錢。

歐陽修撰《新唐書》，說：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新唐書・食貨一》)

「米斗四五錢」跟《通典》一樣，不同的是，《通典》「八年、九年」轉為「四年」。另外，文中亦提到一重要訊息：「戶不及三百萬」。戰亂之後，人口銳減，戶籍散失，加上霜旱成災，能否在貞觀四年便令米糧供應上升、米價下跌，值得懷疑 (同在《新唐書》，＜魏徵傳＞有「於是帝即位四年……米斗三錢」，但四年米斗四五錢尚且未必可能，遑論三錢)。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查《舊唐書・五行志》，貞觀二年 (公元 628 年) 確實蝗災為患，史書記載：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將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諫止之。上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

儘管不乏誇大唐太宗個人德行，貞觀二年朝廷有效控制蝗災應是實情。

可是，縱然如此，次年水災又至，同年可做到米價下降，溫公的判斷只怕過於樂觀。

即使如歐陽修所言，四年米價始跌，時間仍嫌倉促。所以，杜佑的講法比較合理。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唐太宗及其管治團隊，究竟採用了什麼措施，扭轉米糧短缺的困境？此處戴胄的建議可能是一個關鍵。

《舊唐書・太宗紀上》記貞觀二年四月：

丙申，契丹內屬。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

《通典・食貨十二・輕重》：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振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振給。

義倉非唐代首創，早在隋開皇五年 (公元 585 年)，長孫平便建議隋文帝

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隋書・食貨志》)

請注意，長孫平建議設立的「義倉」(又名「社倉」)，具有明顯的民間慈善性質。

至開皇十四年 (公元 594 年)，

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利用關中大旱「義倉」救濟失靈為契機，把「義倉」的管理權逐步轉移至官府，詔書明令將「義倉」的糧食來源作為租稅徵收 (官德祥認為，隋文帝利用開皇十四年自然災害「順水推舟」，完成將義倉由「私營」變「官營」的改革，見＜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

隋末義倉制度崩壞，新政權每逢霜旱成災，都需要依靠當年直接收納的實物地租撥糧賑災，致使官倉無太多的儲存。有見及此，戴胄上《請建義倉疏》，奏請唐太宗仿效隋代，設義倉，讓百官、百姓繳納糧食，以備災荒。

義倉由州縣管理，貴族以下一切擁有田地的人 (包括官僚、地主、農民等) 都需繳納相應數量的義倉穀。義倉穀按畝徵收，繳納的穀物可以是粟、粳、麥或稻。按畝徵收，具有地稅意味。管理權在「州縣」，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消失，轉而成為地方政府糧食儲備的一部分 (以上參考澎湃新聞文章＜儲糧備荒：中國歷史上的常平倉＞、網易文章＜義倉：唐代用於「備災荒」的糧倉，其存在大大穩固了唐廷的統治＞，以及葉煒＜隋唐時期的糧食儲備政策＞)。

我們有理由相信，貞觀三年起持續幾年的豐收，加上義倉制度的恢復及完善，致使各地米糧短缺的困境不再，米價亦因而在數年後得以下降。

張雁南《唐代消費經濟研究》：

唐初十幾年，由於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京師穀價相對趨高；為了平抑物價，提高貨幣購買力，武德元年以後廢除隋五銖，創立通寶制度；但是，由於戰事未休，農業歉收，直到唐太宗繼位初期各地物價仍居高不下。此後直到貞觀三年 (629 年) 情況開始好轉，物價日見回落……在這一時期，隨著社會安定、糧絹豐增，通寶貨幣升值了。物價才有這種大幅回落。

從貨幣及社會穩定角度切入，窺看米價升降因由，頗具見地。唯其忽略恢復義倉的正面貢獻，略嫌不足。

又貞觀六年 (公元 632 年)，魏徵諫止太宗封禪，其中提到「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舊唐書・魏徵傳》)，可見直到六年為止，官倉、義倉米糧供應仍不充盈，「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云云，至少當發生在貞觀六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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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尊服鄭」至「宗孔孟」- 清朝中葉至晚期學術思想之變遷

前言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有以下一段文字：

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

「半農」是惠士奇晚年的稱號，其又被稱作「紅豆先生」，「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是惠士奇的人生座右銘，至少江藩是如此理解。

不過，到了皮錫瑞《經學歷史》，同一條格言，竟出現不同版本：

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

「尊服鄭」一轉而為「宗孔孟」，竊以為背後大有文章，涉及江藩、皮錫瑞的學術分歧，足以反映中晚期清朝學術思想之轉變。

「尊服鄭」與江藩學術背景的關係

欲知江藩的學術背景，不得不提阮元為《國朝漢學師承記》所寫的序言，阮元說：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群經，折衷兩漢。

惠士奇卒於乾隆六年 (1741 年)，江藩於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 出生，引文中的「紅豆惠氏」，該指士奇子惠棟。袁枚＜答惠定宇書＞有這麼一段：

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注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

「定宇」乃惠棟的字，據此，惠棟的學術立場是提倡漢儒經學以反宋儒理學。事實上，惠棟評《毛詩注疏》時曾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在《九曜齋筆記》卷二中，他更明言：

漢有經師，宋無經師。漢儒淺而有本，宋儒深而無本。有師與無師之異，淺者勿輕疑，深者勿輕信，此後學之責。

一條旁證是，孫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兼採近代王鳴盛、江聲、段玉裁諸人書說。惟不取趙宋以來諸人注，以其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清史稿・儒林傳二》)，王鳴盛、江聲是惠棟的學友與弟子，段玉裁師戴震是惠棟忘年交，孫星衍採王、江、段說而排宋人之說，間接透露惠棟「尊漢反宋」的學術傾向。由於惠棟大張旗鼓倡漢學、反宋學，作為弟子的江藩，再同情宋學，至少在經學層面上，總不能與尊師對著幹，他因此提出「六經尊服鄭」，「服」指服虔，「鄭」指鄭玄，二人皆是東漢經學家。

皮錫瑞《經學歷史》有「(惠) 棟所造尤邃……論者擬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足證惠棟學問以東漢經生為歸宿，乃有清一代學者之共識，下迄晚清而未改。江藩「尊服鄭」的提法，猶如為其師之學畫龍點睛，這也是漢學家們一直恪守的原則。

向「宗孔孟」轉變 – 皮錫瑞的學術背景與立場

皮錫瑞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出生，同治二年 (1863 年) 考中秀才，光緒八年 (1882 年) 再中舉人。換言之，他是清朝中晚期人。他研治經學，讀《尚書》，卻不把東漢經學家奉為圭臬，改為服膺秦漢之際的伏生，以今文經學為宗。適值康有為以今文經學為基礎，推動變法維新，南學會在湖南成立，皮錫瑞參與其中，主講學術。

關於康有為的師承，可參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平，王闓運弟子。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然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頗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為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

梁乃康之弟子，其言當可信賴。《清史稿・儒林傳三》記王闓運其人其學：

王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三年舉人……於是年十有五明訓詁，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遂通諸經。潛心著述，尤肆力於文……

……又曰：「說經以識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又嘗慨然自嘆曰：「我非文人，乃學人也！」

……所著書以經學為多……

儘管離不開對經籍的訓詁考據，王闓運更著重《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且不止步於許慎《說文解字》的講法。此跟惠棟以東漢經學家為宗顯然有不同。

廖平師從王闓運治經學，提出今文經才是孔子真傳，古文經乃劉歆偽作。另外，他把鄒衍的「大九州」說附會為全球的地理學說 (《地球新義》)，且說：「吾國當未有六書之前，亦必有字母之時代」(《文字源流論》)，用經書為新來的西學「格義」，有助變法進行，卻與惠棟以來那套「古學」大異其趣。

皮錫瑞願意參加維新派的南學會，反映其學術取態與王闓運、廖平等相近。東漢經學家不再是其學問的歸宿，要另覓一新歸宿，而又較東漢經學家更有權威，莫過於孔子。馮錦榮＜經學與政治 – 皮錫瑞學術思想初探＞提到：

二月初一日，南學會開講，官紳士民聽講達三百多人。皮錫瑞首講學會宗旨，揭櫫「學以孔子為師，講學是孔子所說」之旨。

這是皮錫瑞以孔子為宗的自證辭。對於宋儒理學，皮鍚瑞覺其有弊，他說：

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經訓 (書院) 為人文所萃。 自以宿學掌教，申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皮鹿門年譜》)

可是，漢學開山人物閻若璩，皮氏對他也有意見：

百詩生於國初，漢學初興，宋學猶盛，狃於先入之說，每以宋儒之見，駁斥《孔 (安國尚書) 傳》，並驳兩漢古義。既知《孔傳》之偽 ，而不能信今文之真，不特無以服《偽孔》之心，且恐袒《偽孔》者，得以藉口。乃條辨其失，作《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皮鹿門年譜》)

扼要言之，皮錫瑞認為閻若璩不夠「漢」，仍沿襲宋儒若干說法。要把漢學治得徹底，該「信今文之真」，即以西漢今文經學為歸宿。他又說：

王先生說《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數义辰，其旨亦本於焦理堂而推闡之……故其說雖新而有據， 異於宋、明諸人，與予說經之旨相同，惟予不敢過求新異耳。

川學即廖季平一派，分別今古文，各自為學，甚是，然多失之附會。

其 (案：指康有為) 說皆從今文，以闢古文，所見相合。惟武斷太過，謂《周禮》等書皆劉歆作，恐劉歆無此大本領。既信《史記》，又以《史記》為劉歆私竄，更不可據。(三條見《皮鹿門年譜》)

此見皮錫瑞與王闓運、廖平、康有為的治學方向相同，只是微有差異。

宋儒好以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事實，凡自古相傳之事，與其義理少有不合，即憑臆決，以為無有，故其持論雖正，而證經稽古則失之。(《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惠棟、江藩等不信宋人解經，提出「六經尊服鄭」，坦白說，皮鍚瑞並不反對。其唯一反對的，是不該以東漢經生諸說作為行程之終點，而應更進一步，向上追溯至西漢的今文經，今文經乃孔子思想之精華。

阮元在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中提及：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 (案：指佛、道兩家) 之說尚未起也。

按其邏輯，西漢今文經學又比東漢經學更可取，因去聖賢更近也。由「尊服鄭」到「宗孔孟」，實際是清代漢學「嗜古」、「復古」傾向的深化。

今文經學不時與現實政治聯繫起來，發出社會改革的呼聲，清中葉以後，對外連戰失利，西力東漸，對內政治腐敗，民變四起，皮氏雖以經師自期，但終難免受「戊戌政變」牽累，被革去舉人，交地方官管束。

總結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簡單勾勒「清代思潮」的發展，其中提到：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正統派則為考証而考証，為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証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為、梁啟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為尚，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於西漢。有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六經尊服鄭」轉為「六經宗孔孟」，恰好反映此一段學術思想史的轉折。梁氏所言，堪稱「尊服鄭」轉為「宗孔孟」的最佳注腳。

誠然，有學者懷疑 (1)「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非出自惠士奇手筆 (2)「紅豆山齋」並不存在 (何冠彪＜「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惠士奇紅豆山房楹帖問題考釋＞)。要之，江、皮的記載各自反映其固有的學術立場，這是毫無疑問的。二人講法有別，一先一後，從研究清代中葉至晚期學術思想變遷的角度看，仍是有其價值。

清代學術如何轉向經史考證之學？

前言

關於清代考證學發展蓬勃的原因，眾說紛紜：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考證學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

(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宋明學者的理想是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但乾隆時皇帝卻公然表示「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神明之林囿」，和滿族對士人壓迫有關。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

當時因無講學自由，為避免遭禍而埋首陳編。

(4)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考證學的興起主要是受到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包括文字獄、薦舉山林隱逸與博學鴻詞以及一些像《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四庫計畫徵集了數百位包括戴震在內的有名的學者，成為考證學的大本營。皇室的鼓勵與「封鎖」限制了士人的學術興趣，形成了新的學術潮流。

(5)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宋明以來儒學發展的一個內部動力是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之間的辯論，這個辯論是長久以來儒學之中「性」與「道問學」之間的衝突。至晚明，二派都各自堅持本身的學術立場而無法說服對方，雙方又都堅持本身所言是儒學的原始義涵，因此義理的辯論就演變為如何發明經典之眞正義涵的辯論，而哲學思考也逐漸為經史考證所取代。

本文嘗試從「發生歷程」(genetic process) 的角度，疏理清楚清中葉考證學者的師友淵源，從而審視清代學術如何轉向經史考證之學。

乾嘉考證學的先驅人物

早在明末清初，顧炎武、胡渭、閻若璩、毛奇齡已憑經史考證成名。他們對乾嘉學者影響甚大，可視為乾嘉考證學的先驅人物。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見明季多故，講求經世之學」。其治學風格「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另於音韻、禮教皆考證精確，有很深的造詣。遊山東時，讀張爾岐著作，頗為欣賞。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遜志好學，篤守程、朱之說」。山東善治經者，尚有馬驌，「考證精詳」，治史「博引古籍，疏通辨證」，與張爾岐齊名。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篤志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乾學 (顧炎武外甥) 奉詔修《一統志》(清朝官修的地理總志)，「開局洞​​庭山，延常熟黃儀、顧祖禹，太原閻若璩及渭分纂」，可見顧炎武對胡渭學識非常信任。胡渭「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道里遠近夷險，一一討論詳明」。其又「以朱子為主」，反對王學空談性命理氣，「經術湛深，學有根柢」。

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研究經史，深造自得」。二十歲時，「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譌。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顧炎武把自己的著作《日知錄》交閻若璩拜讀，足見其知閻氏有學術水平。閻氏「改定數條，炎武虛心從之」，二人因而建立友好關係。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正其中錯謬，徐乾學嘆服。乾學奉敕修《一統志》，若璩參與其事，「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五卷，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一時成為名家。以博學為人所尊敬。

有一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博覽群書，精於經學，好為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見閻若璩作《疏證》，故意「力辨為真，遂作《古文尚書冤詞》」，求勝於若璩。另作《經問》，點名以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為攻駁對象。毛奇齡的傲慢，反映顧、閻、胡當時名聲顯赫。毛奇齡推闡考證，排擊異學，有功於經義，其弟子李塨，「學務以實用為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於程、朱之講學，陸、王之證悟，皆謂之空談」。這和顧、胡學宗朱子截然不同，而下開乾嘉漢學對宋人學問的鄙視與否定。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治經以漢注唐疏為主」，曾說：「不解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他的學問，深受閻若璩讚賞，閻氏「稱其深明兩漢之學」。錢大昕校定其書，說：「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輕詆前哲，斯真務實而不近名者。」錢大昕曾拜謁惠棟，與之結為忘年之交。臧琳玄孫臧庸，「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沉默樸厚，學術精審。續其高祖將絕之學」，庸後因劉臺拱與阮元結識。臧禮堂「尤精小學，善讎校，為四方賢士所貴。師事錢大昕，業益進」。以漢注唐疏為依據，把解字訓詁看成通曉經義的門徑，此既為閻若璩所首肯，亦影響著乾嘉學者從事經史考證之學。

至於顧炎武對乾嘉學者的啟發，見「江有誥，字晉三，歙縣人。通音韻之學，得顧炎武、江永兩家書，嗜之忘寢食。謂江書能補顧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為二十一，與戴震、孔廣森多暗合。書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據此，顧炎武學術有和江永、戴震、段玉裁等相契接處。

惠氏家學的傳播

清初學術承明代餘緒，崇尚理學，或師程朱，或法陸王，或上追北宋五子。要之未有越宋而直慕漢唐者。至惠周惕出，清代學風始一變，史載：「清二百餘年談漢儒之學者，必以東吳惠氏為首。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其創始者也。」可見惠周惕在清代學術史中的地位。

惠周惕，江蘇吳縣人，「曾受業於汪琬」。「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其謬，尚書徐乾學嘆服」，「若璩」即閻若璩，其「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換言之，閻氏以考證辨偽成名。汪琬水平雖不如閻若璩，但閻氏願意「糾其謬」，他們的學術應該是一路的。汪琬的考證工夫多少影響惠周惕。

「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子惠士奇、孫惠棟，其學問路數當與惠周惕無大分別。事實上，「周惕邃於經學」，「士奇盛年兼治經史，晚尤邃於經學」，「棟於諸經熟洽貫串，謂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

錢大昕評論道：「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古訓以言誇心得，下者襲人言以為己有。獨惠氏世守古學，而棟所得尤精。擬諸前儒，當在何休、服虔之間，馬融、趙岐輩不及也。」

錢大昕「善讀書。時元和惠棟、吳江沈彤以經術稱，其學求之十三經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學。大昕推而廣之，錯綜貫串，發古人所未發」，謂其私淑惠棟未嘗不可。他對惠棟學問應該很熟悉，所作出的評論亦相對客觀中肯。值得注意是何休、服虔、馬融、趙岐都是東漢經學家，將惠棟跟他們並列，視之為高於宋、元以來學者，惠氏三世的學問大明，即越宋元明而契接東漢。

惠棟有弟子江聲，「最為純實」，「元和人……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棟，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惠棟以漢儒為宗，且受閻若璩治學方法影響，事甚顯然。江聲又好與王鳴盛、王昶、畢沅交遊，且和戴震「以學問相推重」，王鳴盛、王昶、畢沅、戴震皆重考證辨偽及師法漢儒可想而知。

有一顧廣圻，亦「元和人」，「讀惠氏書，盡通其義」，曾說：「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若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調與惠氏一致。「乾、嘉間以校讎名家，文弨及廣圻為最著云」，可見顧廣圻為乾嘉學派一要員。

另有王鳴盛，「從惠棟問經義，遂通漢學」。戴震「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

江永一派的流衍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婺源為朱子故里，江永學問因此深受朱子影響，「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

江永有三位著名弟子：程瑤田、戴震、金榜。

瑤田「讀書好深沉之思，學於江氏」，曾獲錢大昕、王鳴盛贈詩推重，並與陸隴其齊名。「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同時舉者，推錢大昭、江聲、陳鱣三人，阮元獨謂瑤田足以冠之」。江聲是惠棟弟子。錢大昭為錢大昕之弟，「事兄如嚴師，得其指授」，「善於決擇，其說經及小學之書，能直入漢儒閫奧」。阮元亦以考證經史聞名。其竟謂程瑤田的學術水平高於江聲、錢大昭等，江永造詣可見一斑。

瑤田「平生著述，長於旁搜曲證，不屑依傍傳注」，竊以為這也是江永治學法門。

戴震與瑤田相比，不如其精密，但「讀書好深湛之思」，與瑤田同。他在婺源跟從江永，把作品交江永審閱，江永「為之駭嘆」，足證二人學問路數相同。江永之學，戴震能全盤繼承。他又與惠棟、沈彤友好，且廣結紀昀、朱筠、錢大昕、王鳴盛、盧文弨、王昶，清一色精於經史考證。

戴震治學，扼要言之，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他曾說：「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此處所謂「古經」、「古訓」，便是惠棟眼中的漢儒經訓。

王念孫、段玉裁、孔廣森、任大椿皆是戴震的弟子。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 1772 年) 開四庫館，劉臺拱、朱筠、程晉芳、邵晉涵等曾與戴震及其弟子共事、交游，「稽經考古，旦夕討論」。臺拱之學，「比之閻若璩，蓋相伯仲也」，可見其擅考證。有一汪中，潛心經術，與王念孫、劉臺拱為友，互相討論。其擬作《六儒頌》，列出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作為有清一代漢學復興的代表性人物，這是「乾嘉學派」系譜的雛型。

另有丁杰，「初至都，適四庫館開，任事者延之佐校，遂與朱筠、戴震、盧文弨、金榜、程瑤田等相講習」，「長於校讎，與盧文弨最相似。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

又有畢亨，「初從休寧戴震游，精漢人古訓之學，尤長於書。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多採亨說，每稱以為經學無雙」。

至於凌廷堪，字次仲，「慕其鄉江永、戴震之學」，是戴震私淑弟子。為阮元參訂古籍的王聘珍，常與凌廷堪論學，獲廷堪嘉許。

金榜「師事江永，友戴震」，「治禮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堅持「鄭義所未衷者必糾正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鄭康成即東漢經學家鄭玄。以漢儒為依歸，非惠氏學派如是，江永一脈亦然。

陸王心學的轉折

以上從惠氏家學、江永一脈看清代學術如何轉出考證學，今不妨轉換角度，由心學的發展切入。

劉宗周作為陽明心學的殿軍，提出「誠意慎獨」之教。惟其死後，門下弟子意見分歧，所謂「宗周身後傳其學者頗滋諍訟」。儘管沈國模、史孝咸等仍「講明良知之說」，王朝式亦「守致知」，宗周門下大弟子黃宗羲卻開始著重經史實學，心學因而轉入經史考證，開出「浙東學派」。

史載「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授儒入釋，姚江之緒幾壞。宗羲獨約同學六十餘人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功莫如宗羲」，足證宗羲為宗周學問之極力守護者。可是，他「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其子黃百家，「傳宗羲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明史館開，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學延百家入史館，成史志數種」，徐乾學是顧炎武外甥，梅文鼎獲汪中推重，與閻若璩、惠棟、戴震並列，則宗周之學傳至百家，已和經史考證之學合流，至少是有互相往還。

又萬斯選「學於黃宗羲」，治學要求「學者須驗之躬行，方為實學。於是切實體認，知意為心之存主，非心之所發。理即在氣中，非理先氣後」，扼要言之，就是反對束書不觀的空談。其弟萬斯大，曾「從黃宗羲游」，「斯大治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其為學尤精《春秋》、三《禮》」。至於萬斯大的兒子萬經，長大後「學於應撝謙、閻若璩」，應撝謙「殫心理學，以躬行實踐為主，不喜陸、王家言」，閻若璩以考證成名，此是宗羲學派折入經史實學一條旁證。

李紱學宗陸象山，著《陸子學譜》、《陽明學錄》諸書。其對朱陸異同，曾表示「朱子道問學，陸九淵尊德性，不可偏廢」，跟昔日陸王學派「揚陸抑朱」大異其趣。全祖望，鄞縣人，精通經史，為李紱所賞識：「此深寧 (王應麟)、東發 (黄震) 後一人也！」祖望為學，傾向泛觀博覽，「淵博無涯涘，於書無不貫串」。他更「與紱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謂李紱為其師亦不為過。不過，值得留意是，全祖望「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節諸人，祖望益廣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以益之，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宗羲《宋元學案》甫創草槁，祖望博採諸書為之補輯，編成百卷。」在祖望心目中，他是以黃宗羲的私淑弟子自居。這位宗羲私淑弟子，後來獲阮元讚賞，「儀徵阮元嘗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其《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炎武《日知錄》相埒」。他的弟子蔣學鏞，「從祖望得聞黃、萬學派，學鏞尤得史學之傳」。全祖望得到長期從事經史考證辨偽工作的學者肯定，尤其可以看出黃宗羲是令陽明蕺山心學轉進至考證學的關鍵人物，「浙東學派」也對經史考證相當地強調。

邵晉涵，餘姚人。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館，他曾與戴震等人共事，入館編纂。然而，在此一「漢學家大本營」(梁啟超語) 中，邵晉涵「尤長於史，以生在浙東，習聞劉宗周、黃宗羲諸緒論，說明季事，往往出於正史之外」。尤其甚者，他與會稽章學誠友好，曾說：「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簟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而聳然」，深表認同。由黃宗羲以降所開創的「浙東學派」，雖重經史考證之學，卻從未放棄對道德義理的追求，對宋人學問人格的肯定。這和閻若璩、惠棟、戴震一派明顯有別，後者極力否定宋學，兼對道德輕視 (如閻若璩見雍正、戴震與惠棟結交即不認江永為師，見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

章學誠撰《文史通義》，提到「良史」必兼史才、史學、史識。「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史德＞) 在＜朱陸＞，他一方面認同「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且說：「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可是，另一方面，他批評「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對朱子及宋學予以尊重，未有一筆抹殺，可見「浙東學派」的基本性格與「漢學家」迥異，非純粹看重經史考證。

總結

觀乎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江永篤信程朱理學，謂「考證學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明顯不準確，反而稱「考證學是宋明理學某種意義上的延續」，比較貼切。即使黃宗羲一派，重視經史考證，也是為了挽救王學末流空疏之弊。直至顏元、李塨 (毛奇齡受其影響) 出，加上惠棟之反宋儒 (戴震受其影響)，考證學才呈現與宋明理學對立的態勢，但惠士奇手書紅豆山房楹帖有「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見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惠氏在經學上反宋儒，等不等於其在道德上反宋儒，此仍是可以斟酌。

至於指滿族對士人壓迫，令士人埋首考據，事實恐怕恰好相反。正因為清朝皇帝對漢文化的重視，以及極力收編士人，令考據學蓬勃發展。以閻若璩為例，他獲雍正皇帝重視，《尚書古文疏證》因此廣為流傳。又康熙皇帝命徐乾學編纂《一統志》，成就顧祖禹、閻若璩、胡渭共事。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更令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有機會與劉臺拱、朱筠、邵晉涵等「稽經考古，旦夕討論」。侯外廬認為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封鎖」了士人的學術興趣，形成考證新風潮，似乎和史實貼近 (黃克武引外國學者蓋博堅書，指四庫計劃非完全貫徹皇帝旨意，知識分子在其中不但沒受到壓迫，反而積極利用計劃為自身牟利，考證新風潮可能和士人自身學術思想發展有更多關係，不能盡以滿族壓迫、籠絡解釋，見＜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

值得一提盧文弨這個人，「父存心，乾隆初舉博學鴻詞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歷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學政……」他與戴震及其弟子友好，「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江、浙士子多信從之，學術為之一變。」由盧文弨身上，亦見滿清懷柔政策如何刺激經史考證之學的發展。

《尚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程朱、陸王各有自己的理解，遂成爭論。閻若璩說：「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益加詳，殆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其蓋以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噫！孰料其乃為偽也乎？」(《尚書古文疏證》) 惠棟作《古文尚書考》，明言十六字乃抄襲《荀子》和《論語》而成。傾向以考證解決哲學義理的紛爭，確實令考證學興盛。不過，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求知態度，誠如閻若璩所言「或謂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潛邱劄記序＞) 考證學亦蓬勃不起來。「知識主義」的萌芽與發皇，令清代經史考證蔚為奇觀。

補充一點，有名望的官員學者願意嘉許稱譽，如阮元盛讚程瑤田、全祖望，令後進入行受認可的機會增多。又考證學者大多來自江南地區，江南自明朝中葉以來，經濟日益繁榮、富庶，商人的獎掖，推動了文化出版事業，間接幫助考證學發展。

[註]

文中引用古文未有標明者，皆來自《清史稿・儒林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