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溥撰《唐會要》，這部書保存了許多兩唐書未有記載的史實，透過其中文字，可窺貞觀初年米糧供應及米價狀況。
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家給人足，尚懷多愧……(卷七)
據此，直到貞觀五年 (公元 631 年)，全國農業生產尚未恢復正常水平，無人墾殖的田地非常多，倉貯糧食也不充盈。值得注意是，太宗對無法做到供給每家每戶足夠糧食深表愧疚，米糧供不應求，米價自然不可能回落，貞觀四年 (公元 630 年) 米斗四五錢 / 貞觀三年 (公元 629 年) 米不過三、四錢的說法不攻自破。
貞觀六年……年穀屢登。
可見轉機始於貞觀六年 (公元 632 年)，農作物大豐收，令原來的供應發生轉變。
司馬光撰《通鑑》，雖言「是歲 (貞觀三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但在另一處，有以下一段文字：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卷一百九十六)
溫公將太宗此番話繫於貞觀十五年 (公元 641 年) 八月，恰好和杜佑《通典》「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相契合。米價在貞觀十五年才大幅回落，顯然較貞觀三年為更合理。
《舊唐書・太宗本紀上》：
(貞觀元年，公元 627 年) 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令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同年八月) 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此應該就是《貞觀政要》所記「霜旱為災」。太行山以東成為重災區，偏偏黃河中下游是中國歷來農業中心。
貞觀三年，《通鑑》記「大水」，但《舊唐書・太宗本紀上》有不同說法：
六月戊寅，以旱，親錄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內諸州慰撫。
原來並非水災，而是大旱，災情之大，竟要動用官員們去祈求上天降雨。長安附近地區亦受災情影響，故杜正倫才要去慰撫當地老百姓。
儘管記載迥異，極端氣候造成對農業的打擊則一。加上二年的蝗災、元年的霜旱，我們很難相信，不消數年時間，米糧便供應充足，米價即可回落。
嚴耕望說：「研究中古史上古史……當盡可能的利用較早期紀錄，即接近原料，或說第一二次改編的史料，不要用第三次四次或更多次改編的史料」(《治史經驗談》)
相比後出的《新唐書》和《通鑑》，《通典》、《唐會要》、《貞觀政要》的記載較可信，因其皆為唐朝時的著作 (至少據唐代官方檔案寫成)。貞觀六年以前，農業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六年以後，豐收加上義倉恢復，反映在米價上便是十五年的每斗米「三、四錢」/ 「兩錢」。然此必經過一長時間的演進，一蹴而就的急降不太可能屬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