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提及唐太宗「貞觀之治」，總喜歡說當時斗米不過三四錢。翻查史籍，斗米不過三四錢的說法，最早見於唐代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一：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細讀其中文字，可以得知：
(1) 貞觀元年 (公元 627 年)，天降霜雪，長期乾旱，導致關中地區米糧短缺，供不應求，米價上漲。
(2) 隴右、關中、河東、河南地區出現嚴重饑荒，要用一匹絹才能換得一斗米。
(3) 朝廷採用移民就粟的政策以應對，老百姓雖然辛勞，卻未曾嗟怨。
(4) 貞觀三年 (公元 629 年)，關中農作物豐收，老百姓紛紛返歸家鄉，再無一人逃散。
(5) 往後數年，農作物繼續豐收，米糧供應充足，致使米價下降，斗米三四錢。
(6) 由北到南，由西至東，皆不缺糧，可在當地直接取來供需用。又外來客人經過，也可獲派米糧。
《舊唐書・高祖紀》：
(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師穀貴，令四面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課米，充其自食。
由此可見關中缺米，米價高昂，非一朝一夕，而是隋末大動盪的後遺症。
關中、河東、河南、隴右適值是民變主要戰場 (薛舉據關中。劉武周控制河東。河南有李密，且為王世充根據地)，農業遭受破壞最為嚴重，故「饑饉尤甚」。
隋文帝應對天災造成的糧食不足，常採取移民就粟的辦法，所謂「令民就食」(見官德祥＜隋文帝時期的主要自然災害及其救荒措施＞及＜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太宗甫即位，未有空間作大幅度的改動，唯有依循昔日慣例，用移民就粟的方法。
可能是經歷隋末更加困苦的慘況，人民對相關政策並無太大反感。
貞觀三年開始，關中農作物開始豐收，「頻致豐稔」的「頻」字要緊，不是在貞觀三年馬上米斗三四錢，而是幾年持續豐收，米斗才變成三四錢。
米糧供應充足，而且儲存於地方，所以才有「取給於路」、「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
杜佑撰《通典》，提及貞觀初年米價，與《貞觀政要》所記略有差異，《通典・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
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
顯而易見，據《通典》所記，米價下降需要較長的時間，米價下降的幅度亦較少，不是降至「三四錢」，而只是「四五錢」，至十五年 (公元 641 年)，米價才降到每斗兩錢。
歐陽修撰《新唐書》，說：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新唐書・食貨一》)
「米斗四五錢」跟《通典》一樣，不同的是，《通典》「八年、九年」轉為「四年」。另外，文中亦提到一重要訊息：「戶不及三百萬」。戰亂之後，人口銳減，戶籍散失，加上霜旱成災，能否在貞觀四年便令米糧供應上升、米價下跌，值得懷疑 (同在《新唐書》，＜魏徵傳＞有「於是帝即位四年……米斗三錢」，但四年米斗四五錢尚且未必可能，遑論三錢)。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查《舊唐書・五行志》，貞觀二年 (公元 628 年) 確實蝗災為患，史書記載：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若通靈，但當食我，無害吾民。」將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諫止之。上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
儘管不乏誇大唐太宗個人德行，貞觀二年朝廷有效控制蝗災應是實情。
可是，縱然如此，次年水災又至，同年可做到米價下降，溫公的判斷只怕過於樂觀。
即使如歐陽修所言，四年米價始跌，時間仍嫌倉促。所以，杜佑的講法比較合理。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唐太宗及其管治團隊，究竟採用了什麼措施，扭轉米糧短缺的困境？此處戴胄的建議可能是一個關鍵。
《舊唐書・太宗紀上》記貞觀二年四月：
丙申，契丹內屬。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
《通典・食貨十二・輕重》：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振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振給。
義倉非唐代首創，早在隋開皇五年 (公元 585 年)，長孫平便建議隋文帝
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隋書・食貨志》)
請注意，長孫平建議設立的「義倉」(又名「社倉」)，具有明顯的民間慈善性質。
至開皇十四年 (公元 594 年)，
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利用關中大旱「義倉」救濟失靈為契機，把「義倉」的管理權逐步轉移至官府，詔書明令將「義倉」的糧食來源作為租稅徵收 (官德祥認為，隋文帝利用開皇十四年自然災害「順水推舟」，完成將義倉由「私營」變「官營」的改革，見＜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
隋末義倉制度崩壞，新政權每逢霜旱成災，都需要依靠當年直接收納的實物地租撥糧賑災，致使官倉無太多的儲存。有見及此，戴胄上《請建義倉疏》，奏請唐太宗仿效隋代，設義倉，讓百官、百姓繳納糧食，以備災荒。
義倉由州縣管理，貴族以下一切擁有田地的人 (包括官僚、地主、農民等) 都需繳納相應數量的義倉穀。義倉穀按畝徵收，繳納的穀物可以是粟、粳、麥或稻。按畝徵收，具有地稅意味。管理權在「州縣」，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消失，轉而成為地方政府糧食儲備的一部分 (以上參考澎湃新聞文章＜儲糧備荒：中國歷史上的常平倉＞、網易文章＜義倉：唐代用於「備災荒」的糧倉，其存在大大穩固了唐廷的統治＞，以及葉煒＜隋唐時期的糧食儲備政策＞)。
我們有理由相信，貞觀三年起持續幾年的豐收，加上義倉制度的恢復及完善，致使各地米糧短缺的困境不再，米價亦因而在數年後得以下降。
張雁南《唐代消費經濟研究》：
唐初十幾年，由於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京師穀價相對趨高；為了平抑物價，提高貨幣購買力，武德元年以後廢除隋五銖，創立通寶制度；但是，由於戰事未休，農業歉收，直到唐太宗繼位初期各地物價仍居高不下。此後直到貞觀三年 (629 年) 情況開始好轉，物價日見回落……在這一時期，隨著社會安定、糧絹豐增，通寶貨幣升值了。物價才有這種大幅回落。
從貨幣及社會穩定角度切入，窺看米價升降因由，頗具見地。唯其忽略恢復義倉的正面貢獻，略嫌不足。
又貞觀六年 (公元 632 年)，魏徵諫止太宗封禪，其中提到「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舊唐書・魏徵傳》)，可見直到六年為止，官倉、義倉米糧供應仍不充盈，「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云云，至少當發生在貞觀六年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