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有以下一段文字：
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
「半農」是惠士奇晚年的稱號，其又被稱作「紅豆先生」，「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是惠士奇的人生座右銘，至少江藩是如此理解。
不過，到了皮錫瑞《經學歷史》，同一條格言，竟出現不同版本：
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
「尊服鄭」一轉而為「宗孔孟」，竊以為背後大有文章，涉及江藩、皮錫瑞的學術分歧，足以反映中晚期清朝學術思想之轉變。
「尊服鄭」與江藩學術背景的關係
欲知江藩的學術背景，不得不提阮元為《國朝漢學師承記》所寫的序言，阮元說：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群經，折衷兩漢。
惠士奇卒於乾隆六年 (1741 年)，江藩於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 出生，引文中的「紅豆惠氏」，該指士奇子惠棟。袁枚＜答惠定宇書＞有這麼一段：
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注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
「定宇」乃惠棟的字，據此，惠棟的學術立場是提倡漢儒經學以反宋儒理學。事實上，惠棟評《毛詩注疏》時曾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在《九曜齋筆記》卷二中，他更明言：
漢有經師，宋無經師。漢儒淺而有本，宋儒深而無本。有師與無師之異，淺者勿輕疑，深者勿輕信，此後學之責。
一條旁證是，孫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兼採近代王鳴盛、江聲、段玉裁諸人書說。惟不取趙宋以來諸人注，以其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清史稿・儒林傳二》)，王鳴盛、江聲是惠棟的學友與弟子，段玉裁師戴震是惠棟忘年交，孫星衍採王、江、段說而排宋人之說，間接透露惠棟「尊漢反宋」的學術傾向。由於惠棟大張旗鼓倡漢學、反宋學，作為弟子的江藩，再同情宋學，至少在經學層面上，總不能與尊師對著幹，他因此提出「六經尊服鄭」，「服」指服虔，「鄭」指鄭玄，二人皆是東漢經學家。
皮錫瑞《經學歷史》有「(惠) 棟所造尤邃……論者擬之漢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足證惠棟學問以東漢經生為歸宿，乃有清一代學者之共識，下迄晚清而未改。江藩「尊服鄭」的提法，猶如為其師之學畫龍點睛，這也是漢學家們一直恪守的原則。
向「宗孔孟」轉變 – 皮錫瑞的學術背景與立場
皮錫瑞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出生，同治二年 (1863 年) 考中秀才，光緒八年 (1882 年) 再中舉人。換言之，他是清朝中晚期人。他研治經學，讀《尚書》，卻不把東漢經學家奉為圭臬，改為服膺秦漢之際的伏生，以今文經學為宗。適值康有為以今文經學為基礎，推動變法維新，南學會在湖南成立，皮錫瑞參與其中，主講學術。
關於康有為的師承，可參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平，王闓運弟子。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然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頗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為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
梁乃康之弟子，其言當可信賴。《清史稿・儒林傳三》記王闓運其人其學：
王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三年舉人……於是年十有五明訓詁，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達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學，遂通諸經。潛心著述，尤肆力於文……
……又曰：「說經以識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又嘗慨然自嘆曰：「我非文人，乃學人也！」
……所著書以經學為多……
儘管離不開對經籍的訓詁考據，王闓運更著重《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且不止步於許慎《說文解字》的講法。此跟惠棟以東漢經學家為宗顯然有不同。
廖平師從王闓運治經學，提出今文經才是孔子真傳，古文經乃劉歆偽作。另外，他把鄒衍的「大九州」說附會為全球的地理學說 (《地球新義》)，且說：「吾國當未有六書之前，亦必有字母之時代」(《文字源流論》)，用經書為新來的西學「格義」，有助變法進行，卻與惠棟以來那套「古學」大異其趣。
皮錫瑞願意參加維新派的南學會，反映其學術取態與王闓運、廖平等相近。東漢經學家不再是其學問的歸宿，要另覓一新歸宿，而又較東漢經學家更有權威，莫過於孔子。馮錦榮＜經學與政治 – 皮錫瑞學術思想初探＞提到：
二月初一日，南學會開講，官紳士民聽講達三百多人。皮錫瑞首講學會宗旨，揭櫫「學以孔子為師，講學是孔子所說」之旨。
這是皮錫瑞以孔子為宗的自證辭。對於宋儒理學，皮鍚瑞覺其有弊，他說：
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經訓 (書院) 為人文所萃。 自以宿學掌教，申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皮鹿門年譜》)
可是，漢學開山人物閻若璩，皮氏對他也有意見：
百詩生於國初，漢學初興，宋學猶盛，狃於先入之說，每以宋儒之見，駁斥《孔 (安國尚書) 傳》，並驳兩漢古義。既知《孔傳》之偽 ，而不能信今文之真，不特無以服《偽孔》之心，且恐袒《偽孔》者，得以藉口。乃條辨其失，作《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皮鹿門年譜》)
扼要言之，皮錫瑞認為閻若璩不夠「漢」，仍沿襲宋儒若干說法。要把漢學治得徹底，該「信今文之真」，即以西漢今文經學為歸宿。他又說：
王先生說《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數义辰，其旨亦本於焦理堂而推闡之……故其說雖新而有據， 異於宋、明諸人，與予說經之旨相同，惟予不敢過求新異耳。
川學即廖季平一派，分別今古文，各自為學，甚是，然多失之附會。
其 (案：指康有為) 說皆從今文，以闢古文，所見相合。惟武斷太過，謂《周禮》等書皆劉歆作，恐劉歆無此大本領。既信《史記》，又以《史記》為劉歆私竄，更不可據。(三條見《皮鹿門年譜》)
此見皮錫瑞與王闓運、廖平、康有為的治學方向相同，只是微有差異。
宋儒好以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事實，凡自古相傳之事，與其義理少有不合，即憑臆決，以為無有，故其持論雖正，而證經稽古則失之。(《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惠棟、江藩等不信宋人解經，提出「六經尊服鄭」，坦白說，皮鍚瑞並不反對。其唯一反對的，是不該以東漢經生諸說作為行程之終點，而應更進一步，向上追溯至西漢的今文經，今文經乃孔子思想之精華。
阮元在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中提及：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 (案：指佛、道兩家) 之說尚未起也。
按其邏輯，西漢今文經學又比東漢經學更可取，因去聖賢更近也。由「尊服鄭」到「宗孔孟」，實際是清代漢學「嗜古」、「復古」傾向的深化。
今文經學不時與現實政治聯繫起來，發出社會改革的呼聲，清中葉以後，對外連戰失利，西力東漸，對內政治腐敗，民變四起，皮氏雖以經師自期，但終難免受「戊戌政變」牽累，被革去舉人，交地方官管束。
總結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簡單勾勒「清代思潮」的發展，其中提到：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正統派則為考証而考証，為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証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為、梁啟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為尚，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於西漢。有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六經尊服鄭」轉為「六經宗孔孟」，恰好反映此一段學術思想史的轉折。梁氏所言，堪稱「尊服鄭」轉為「宗孔孟」的最佳注腳。
誠然，有學者懷疑 (1)「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非出自惠士奇手筆 (2)「紅豆山齋」並不存在 (何冠彪＜「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惠士奇紅豆山房楹帖問題考釋＞)。要之，江、皮的記載各自反映其固有的學術立場，這是毫無疑問的。二人講法有別，一先一後，從研究清代中葉至晚期學術思想變遷的角度看，仍是有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