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於清代考證學發展蓬勃的原因，眾說紛紜：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考證學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
(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宋明學者的理想是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但乾隆時皇帝卻公然表示「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神明之林囿」，和滿族對士人壓迫有關。
(3)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
當時因無講學自由，為避免遭禍而埋首陳編。
(4)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考證學的興起主要是受到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包括文字獄、薦舉山林隱逸與博學鴻詞以及一些像《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四庫計畫徵集了數百位包括戴震在內的有名的學者，成為考證學的大本營。皇室的鼓勵與「封鎖」限制了士人的學術興趣，形成了新的學術潮流。
(5)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宋明以來儒學發展的一個內部動力是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之間的辯論，這個辯論是長久以來儒學之中「性」與「道問學」之間的衝突。至晚明，二派都各自堅持本身的學術立場而無法說服對方，雙方又都堅持本身所言是儒學的原始義涵，因此義理的辯論就演變為如何發明經典之眞正義涵的辯論，而哲學思考也逐漸為經史考證所取代。
本文嘗試從「發生歷程」(genetic process) 的角度，疏理清楚清中葉考證學者的師友淵源，從而審視清代學術如何轉向經史考證之學。
乾嘉考證學的先驅人物
早在明末清初，顧炎武、胡渭、閻若璩、毛奇齡已憑經史考證成名。他們對乾嘉學者影響甚大，可視為乾嘉考證學的先驅人物。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見明季多故，講求經世之學」。其治學風格「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另於音韻、禮教皆考證精確，有很深的造詣。遊山東時，讀張爾岐著作，頗為欣賞。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遜志好學，篤守程、朱之說」。山東善治經者，尚有馬驌，「考證精詳」，治史「博引古籍，疏通辨證」，與張爾岐齊名。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篤志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乾學 (顧炎武外甥) 奉詔修《一統志》(清朝官修的地理總志)，「開局洞庭山，延常熟黃儀、顧祖禹，太原閻若璩及渭分纂」，可見顧炎武對胡渭學識非常信任。胡渭「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道里遠近夷險，一一討論詳明」。其又「以朱子為主」，反對王學空談性命理氣，「經術湛深，學有根柢」。
閻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研究經史，深造自得」。二十歲時，「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譌。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顧炎武把自己的著作《日知錄》交閻若璩拜讀，足見其知閻氏有學術水平。閻氏「改定數條，炎武虛心從之」，二人因而建立友好關係。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正其中錯謬，徐乾學嘆服。乾學奉敕修《一統志》，若璩參與其事，「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五卷，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一時成為名家。以博學為人所尊敬。
有一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博覽群書，精於經學，好為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見閻若璩作《疏證》，故意「力辨為真，遂作《古文尚書冤詞》」，求勝於若璩。另作《經問》，點名以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為攻駁對象。毛奇齡的傲慢，反映顧、閻、胡當時名聲顯赫。毛奇齡推闡考證，排擊異學，有功於經義，其弟子李塨，「學務以實用為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於程、朱之講學，陸、王之證悟，皆謂之空談」。這和顧、胡學宗朱子截然不同，而下開乾嘉漢學對宋人學問的鄙視與否定。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治經以漢注唐疏為主」，曾說：「不解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他的學問，深受閻若璩讚賞，閻氏「稱其深明兩漢之學」。錢大昕校定其書，說：「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輕詆前哲，斯真務實而不近名者。」錢大昕曾拜謁惠棟，與之結為忘年之交。臧琳玄孫臧庸，「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沉默樸厚，學術精審。續其高祖將絕之學」，庸後因劉臺拱與阮元結識。臧禮堂「尤精小學，善讎校，為四方賢士所貴。師事錢大昕，業益進」。以漢注唐疏為依據，把解字訓詁看成通曉經義的門徑，此既為閻若璩所首肯，亦影響著乾嘉學者從事經史考證之學。
至於顧炎武對乾嘉學者的啟發，見「江有誥，字晉三，歙縣人。通音韻之學，得顧炎武、江永兩家書，嗜之忘寢食。謂江書能補顧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為二十一，與戴震、孔廣森多暗合。書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據此，顧炎武學術有和江永、戴震、段玉裁等相契接處。
惠氏家學的傳播
清初學術承明代餘緒，崇尚理學，或師程朱，或法陸王，或上追北宋五子。要之未有越宋而直慕漢唐者。至惠周惕出，清代學風始一變，史載：「清二百餘年談漢儒之學者，必以東吳惠氏為首。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其創始者也。」可見惠周惕在清代學術史中的地位。
惠周惕，江蘇吳縣人，「曾受業於汪琬」。「汪琬著《五服考異》，若璩糾其謬，尚書徐乾學嘆服」，「若璩」即閻若璩，其「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換言之，閻氏以考證辨偽成名。汪琬水平雖不如閻若璩，但閻氏願意「糾其謬」，他們的學術應該是一路的。汪琬的考證工夫多少影響惠周惕。
「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子惠士奇、孫惠棟，其學問路數當與惠周惕無大分別。事實上，「周惕邃於經學」，「士奇盛年兼治經史，晚尤邃於經學」，「棟於諸經熟洽貫串，謂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
錢大昕評論道：「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古訓以言誇心得，下者襲人言以為己有。獨惠氏世守古學，而棟所得尤精。擬諸前儒，當在何休、服虔之間，馬融、趙岐輩不及也。」
錢大昕「善讀書。時元和惠棟、吳江沈彤以經術稱，其學求之十三經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學。大昕推而廣之，錯綜貫串，發古人所未發」，謂其私淑惠棟未嘗不可。他對惠棟學問應該很熟悉，所作出的評論亦相對客觀中肯。值得注意是何休、服虔、馬融、趙岐都是東漢經學家，將惠棟跟他們並列，視之為高於宋、元以來學者，惠氏三世的學問大明，即越宋元明而契接東漢。
惠棟有弟子江聲，「最為純實」，「元和人……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棟，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惠棟以漢儒為宗，且受閻若璩治學方法影響，事甚顯然。江聲又好與王鳴盛、王昶、畢沅交遊，且和戴震「以學問相推重」，王鳴盛、王昶、畢沅、戴震皆重考證辨偽及師法漢儒可想而知。
有一顧廣圻，亦「元和人」，「讀惠氏書，盡通其義」，曾說：「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若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調與惠氏一致。「乾、嘉間以校讎名家，文弨及廣圻為最著云」，可見顧廣圻為乾嘉學派一要員。
另有王鳴盛，「從惠棟問經義，遂通漢學」。戴震「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為忘年友」。
江永一派的流衍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婺源為朱子故里，江永學問因此深受朱子影響，「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
江永有三位著名弟子：程瑤田、戴震、金榜。
瑤田「讀書好深沉之思，學於江氏」，曾獲錢大昕、王鳴盛贈詩推重，並與陸隴其齊名。「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同時舉者，推錢大昭、江聲、陳鱣三人，阮元獨謂瑤田足以冠之」。江聲是惠棟弟子。錢大昭為錢大昕之弟，「事兄如嚴師，得其指授」，「善於決擇，其說經及小學之書，能直入漢儒閫奧」。阮元亦以考證經史聞名。其竟謂程瑤田的學術水平高於江聲、錢大昭等，江永造詣可見一斑。
瑤田「平生著述，長於旁搜曲證，不屑依傍傳注」，竊以為這也是江永治學法門。
戴震與瑤田相比，不如其精密，但「讀書好深湛之思」，與瑤田同。他在婺源跟從江永，把作品交江永審閱，江永「為之駭嘆」，足證二人學問路數相同。江永之學，戴震能全盤繼承。他又與惠棟、沈彤友好，且廣結紀昀、朱筠、錢大昕、王鳴盛、盧文弨、王昶，清一色精於經史考證。
戴震治學，扼要言之，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他曾說：「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此處所謂「古經」、「古訓」，便是惠棟眼中的漢儒經訓。
王念孫、段玉裁、孔廣森、任大椿皆是戴震的弟子。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 1772 年) 開四庫館，劉臺拱、朱筠、程晉芳、邵晉涵等曾與戴震及其弟子共事、交游，「稽經考古，旦夕討論」。臺拱之學，「比之閻若璩，蓋相伯仲也」，可見其擅考證。有一汪中，潛心經術，與王念孫、劉臺拱為友，互相討論。其擬作《六儒頌》，列出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作為有清一代漢學復興的代表性人物，這是「乾嘉學派」系譜的雛型。
另有丁杰，「初至都，適四庫館開，任事者延之佐校，遂與朱筠、戴震、盧文弨、金榜、程瑤田等相講習」，「長於校讎，與盧文弨最相似。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
又有畢亨，「初從休寧戴震游，精漢人古訓之學，尤長於書。星衍撰《尚書今古文注疏》，多採亨說，每稱以為經學無雙」。
至於凌廷堪，字次仲，「慕其鄉江永、戴震之學」，是戴震私淑弟子。為阮元參訂古籍的王聘珍，常與凌廷堪論學，獲廷堪嘉許。
金榜「師事江永，友戴震」，「治禮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堅持「鄭義所未衷者必糾正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鄭康成即東漢經學家鄭玄。以漢儒為依歸，非惠氏學派如是，江永一脈亦然。
陸王心學的轉折
以上從惠氏家學、江永一脈看清代學術如何轉出考證學，今不妨轉換角度，由心學的發展切入。
劉宗周作為陽明心學的殿軍，提出「誠意慎獨」之教。惟其死後，門下弟子意見分歧，所謂「宗周身後傳其學者頗滋諍訟」。儘管沈國模、史孝咸等仍「講明良知之說」，王朝式亦「守致知」，宗周門下大弟子黃宗羲卻開始著重經史實學，心學因而轉入經史考證，開出「浙東學派」。
史載「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授儒入釋，姚江之緒幾壞。宗羲獨約同學六十餘人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功莫如宗羲」，足證宗羲為宗周學問之極力守護者。可是，他「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其子黃百家，「傳宗羲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明史館開，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學延百家入史館，成史志數種」，徐乾學是顧炎武外甥，梅文鼎獲汪中推重，與閻若璩、惠棟、戴震並列，則宗周之學傳至百家，已和經史考證之學合流，至少是有互相往還。
又萬斯選「學於黃宗羲」，治學要求「學者須驗之躬行，方為實學。於是切實體認，知意為心之存主，非心之所發。理即在氣中，非理先氣後」，扼要言之，就是反對束書不觀的空談。其弟萬斯大，曾「從黃宗羲游」，「斯大治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其為學尤精《春秋》、三《禮》」。至於萬斯大的兒子萬經，長大後「學於應撝謙、閻若璩」，應撝謙「殫心理學，以躬行實踐為主，不喜陸、王家言」，閻若璩以考證成名，此是宗羲學派折入經史實學一條旁證。
李紱學宗陸象山，著《陸子學譜》、《陽明學錄》諸書。其對朱陸異同，曾表示「朱子道問學，陸九淵尊德性，不可偏廢」，跟昔日陸王學派「揚陸抑朱」大異其趣。全祖望，鄞縣人，精通經史，為李紱所賞識：「此深寧 (王應麟)、東發 (黄震) 後一人也！」祖望為學，傾向泛觀博覽，「淵博無涯涘，於書無不貫串」。他更「與紱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謂李紱為其師亦不為過。不過，值得留意是，全祖望「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節諸人，祖望益廣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以益之，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宗羲《宋元學案》甫創草槁，祖望博採諸書為之補輯，編成百卷。」在祖望心目中，他是以黃宗羲的私淑弟子自居。這位宗羲私淑弟子，後來獲阮元讚賞，「儀徵阮元嘗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其《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炎武《日知錄》相埒」。他的弟子蔣學鏞，「從祖望得聞黃、萬學派，學鏞尤得史學之傳」。全祖望得到長期從事經史考證辨偽工作的學者肯定，尤其可以看出黃宗羲是令陽明蕺山心學轉進至考證學的關鍵人物，「浙東學派」也對經史考證相當地強調。
邵晉涵，餘姚人。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館，他曾與戴震等人共事，入館編纂。然而，在此一「漢學家大本營」(梁啟超語) 中，邵晉涵「尤長於史，以生在浙東，習聞劉宗周、黃宗羲諸緒論，說明季事，往往出於正史之外」。尤其甚者，他與會稽章學誠友好，曾說：「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簟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而聳然」，深表認同。由黃宗羲以降所開創的「浙東學派」，雖重經史考證之學，卻從未放棄對道德義理的追求，對宋人學問人格的肯定。這和閻若璩、惠棟、戴震一派明顯有別，後者極力否定宋學，兼對道德輕視 (如閻若璩見雍正、戴震與惠棟結交即不認江永為師，見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
章學誠撰《文史通義》，提到「良史」必兼史才、史學、史識。「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史德＞) 在＜朱陸＞，他一方面認同「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且說：「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可是，另一方面，他批評「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對朱子及宋學予以尊重，未有一筆抹殺，可見「浙東學派」的基本性格與「漢學家」迥異，非純粹看重經史考證。
總結
觀乎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江永篤信程朱理學，謂「考證學是對宋明理學的一大反動」明顯不準確，反而稱「考證學是宋明理學某種意義上的延續」，比較貼切。即使黃宗羲一派，重視經史考證，也是為了挽救王學末流空疏之弊。直至顏元、李塨 (毛奇齡受其影響) 出，加上惠棟之反宋儒 (戴震受其影響)，考證學才呈現與宋明理學對立的態勢，但惠士奇手書紅豆山房楹帖有「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見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惠氏在經學上反宋儒，等不等於其在道德上反宋儒，此仍是可以斟酌。
至於指滿族對士人壓迫，令士人埋首考據，事實恐怕恰好相反。正因為清朝皇帝對漢文化的重視，以及極力收編士人，令考據學蓬勃發展。以閻若璩為例，他獲雍正皇帝重視，《尚書古文疏證》因此廣為流傳。又康熙皇帝命徐乾學編纂《一統志》，成就顧祖禹、閻若璩、胡渭共事。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更令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等有機會與劉臺拱、朱筠、邵晉涵等「稽經考古，旦夕討論」。侯外廬認為康熙以來「反動文化政策」「封鎖」了士人的學術興趣，形成考證新風潮，似乎和史實貼近 (黃克武引外國學者蓋博堅書，指四庫計劃非完全貫徹皇帝旨意，知識分子在其中不但沒受到壓迫，反而積極利用計劃為自身牟利，考證新風潮可能和士人自身學術思想發展有更多關係，不能盡以滿族壓迫、籠絡解釋，見＜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
值得一提盧文弨這個人，「父存心，乾隆初舉博學鴻詞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歷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學政……」他與戴震及其弟子友好，「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江、浙士子多信從之，學術為之一變。」由盧文弨身上，亦見滿清懷柔政策如何刺激經史考證之學的發展。
《尚書》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程朱、陸王各有自己的理解，遂成爭論。閻若璩說：「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益加詳，殆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其蓋以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噫！孰料其乃為偽也乎？」(《尚書古文疏證》) 惠棟作《古文尚書考》，明言十六字乃抄襲《荀子》和《論語》而成。傾向以考證解決哲學義理的紛爭，確實令考證學興盛。不過，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求知態度，誠如閻若璩所言「或謂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潛邱劄記序＞) 考證學亦蓬勃不起來。「知識主義」的萌芽與發皇，令清代經史考證蔚為奇觀。
補充一點，有名望的官員學者願意嘉許稱譽，如阮元盛讚程瑤田、全祖望，令後進入行受認可的機會增多。又考證學者大多來自江南地區，江南自明朝中葉以來，經濟日益繁榮、富庶，商人的獎掖，推動了文化出版事業，間接幫助考證學發展。
[註]
文中引用古文未有標明者，皆來自《清史稿・儒林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