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兩漢歷史有兩大高峰，一是「王莽改制」，一是「黨錮之禍」。
前者證實先秦至西漢儒者之社會政治改革理想的總體失敗，後者則重挫儒者們通經致用、學而優則仕的人生價值觀。
經此二事，儒生陷入深沉的價值信仰失落，逐漸拋棄舊學，轉投老莊懷抱，成就魏晉玄學的興盛，政治也因而一蹶不振，長期停滯，不見生機。
關於「王莽改制」，論者多矣，近人有從蝗災的角度切入分析，更見新鮮獨到。
至於「黨錮之禍」，史家每從政治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卻少有由人文地理的層面出發。本文受嚴耕望「從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錢穆語) 的史學洞見啟發，嘗試從黨人家鄉分佈的角度切入，以達至對「黨錮之禍」的重新認識，並澄清若干謬誤。
黨人家鄉考略
要瞭解「黨錮之禍」，宜先看黨人來自何地。
據范曄《後漢書》記載，黨人「名跡存者」，主要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合共三十五人。
「三君 (一世之所宗，謂之君)」指竇武、劉淑、陳蕃。
「八俊 (人之英，謂之俊)」指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宇。
「八顧 (能以德行引人者，謂之顧)」指郭泰 (字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
「八及 (能導人追宗者，謂之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
「八廚 (能以財救人者，謂之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
三十五人中，來自
a. 山陽郡有五 (張儉、劉表、王暢 – 山陽郡高平縣；度尚 – 山陽郡湖陸縣；檀敷 – 山陽郡瑕丘縣)
b. 汝南郡有四 (陳蕃 – 汝南郡平輿縣；范滂 – 汝南郡征羌縣；蔡衍 – 汝南郡項縣；陳翔 – 汝南郡邵陵縣)
c. 潁川郡有三 (李膺 – 潁川郡襄城縣；杜密 – 潁川郡陽城縣；荀翌 – 潁川潁陰)
d. 南陽郡有二 (岑晊 – 南陽郡棘陽縣；宗慈 – 南陽郡安眾縣)
e. 東平郡有二 (張邈、王考 – 東平郡壽張縣)
f. 陳留郡有二 (夏馥 – 陳留郡圉縣；秦周 – 陳留郡平丘縣)
g. 渤海郡有二 (苑康 – 渤海郡重合縣；巴肅 – 渤海郡高城縣)
h. 魯國有二 (孔昱、蕃向 – 魯國魯縣)
i. 泰山郡有二 (羊陟 – 太山郡梁父縣；胡母班 – 泰山郡奉高縣)
j. 右扶風有一 (竇武 – 右扶風平陵縣)
k. 河間郡有一 (劉淑 – 河間郡樂成縣)
l. 中山郡有一 (劉祐 – 中山郡安國縣)
m. 會稽郡有一 (魏朗 – 會稽郡上虞縣)
n. 蜀郡有一 (趙典 – 蜀郡成都縣)
o. 河南郡有一 (尹勳 – 河南郡鞏縣)
p. 太原郡有一 (郭泰 – 太原郡介休縣)
q. 東萊郡有一 (王章 – 東萊郡曲城縣)
r. 東郡有一 (劉儒 – 東郡陽平縣)
s. 沛國有一 (朱宇 – 沛國)
另有賈彪，來自潁川郡定陵縣，與郭泰齊名。
至於何顒，則是南陽郡襄鄉縣人。
翟超的家鄉未見史載。
汝南、潁川、南陽三郡黨禍激烈，是因為：
1. 汝南、潁川二郡為名士孕育之地，袁紹、袁術、許劭、呂蒙俱出汝南，張良、晁錯、郭嘉、徐庶、陳群則出潁川。
2. 南陽郡乃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家鄉，劉秀為南陽郡蔡陽縣人，任內鼓吹注重名節。另諸葛亮＜出師表＞有「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兩句是偽裝，在南陽躬耕，是由於：有才能、有識見之士皆聚集於南陽，此側面寫南陽是人才集合地。
3. 十常侍中，張讓出身潁川，郭勝出身南陽，宦官爪牙在當地有龐大勢力，激起的反彈於是更大。
至於山陽、東平、陳留、渤海、魯國、泰山、河南、東萊、東郡等，清一色屬河南及山東地區。東漢政權的首都在洛陽，洛陽位於河南。山東則是齊魯二國的故地，戰國稷下學宮之所在，有豐富而深厚的儒家文化。二地黨禍熾熱，既反映宦官在京師附近為禍之烈，亦見儒家思想在起作用，試圖蕩滌政治之隆污。
黨人的家世背景及學問修養
今據《後漢書》，將可以稽查的黨人，其出身、行事，摘要如下：
竇武
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疏簡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
劉淑
祖父稱，司隸校尉。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 (公元 154 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
陳蕃
祖河東太守。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
李膺
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荀翌
荀淑是荀卿十一世孫，淑兄子為荀翌，志除閹宦。
杜密
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
王暢
父親王龔官至太尉。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所在以嚴明為稱。
劉祐
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
魏朗
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墯容。
趙典
父戒，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征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泛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郭泰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宗慈
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群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
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
夏馥
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
范滂
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靈帝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與母訣別，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 (膺)、杜 (密) 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尹勳
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埶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跡。後舉高第，五遷尚書令。
蔡衍
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陟
家世冠族。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
張儉
趙王張耳之後，父親為江夏太守。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
岑晊
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
陳翔
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孔昱
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
苑康
少受業太學，與郭泰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跡。遷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檀敷
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劉儒
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
賈彪 (字偉節)
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何顒
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
若要作一歸納，我們可以得出：
(1) 父祖輩曾任朝廷官員
竇武、劉淑、陳蕃、李膺、王暢、趙典、尹勳、羊陟、張儉、岑晊、陳翔
(2) 精通《五經》
竇武、劉淑、趙典、魏朗、蔡衍、檀敷
(3) 受儒學薰陶，具有德行
竇武、李膺、荀翌、杜密、王暢、魏朗、趙典、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張儉、岑晊、苑康、檀敷、劉儒、賈彪、何顒
(4) 信奉今文經學，好言災異
劉淑、劉儒
(5) 曾察舉孝廉 / 茂才 / 賢良方正
劉淑、李膺、王暢、劉祐、宗慈、巴肅、尹勳、蔡衍、羊陟、張儉、陳翔、苑康、檀敷、劉儒、賈彪
(6) 與洛陽 / 太學有關係
劉淑、魏朗、郭泰、苑康、岑晊、何顒、賈彪
(7) 儒聖後人
孔昱 (孔子之後)、荀翌 (荀子之後)
其中，李膺、杜密為胡廣所辟，羊陟為李固故吏，种暠曾舉薦劉淑，陳翔為周景所辟，魏朗獲李膺之徒爭從，郭泰與李膺為友，岑晊、苑康、何顒與郭泰親善。
胡廣、李固、种暠皆和梁冀有衝突 (胡廣與李固提議，立質帝堂兄清河王劉蒜為帝，與梁冀對著幹。种暠被梁冀陷害，得李固相助，避過一劫)，周景依法整治宦官任用的門人和子弟，換言之，黨人一直是站在戚宦對立面的光明力量、清流。
和後來士人文質彬彬不同，「兄為鄉人所殺，(魏) 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何) 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東漢黨人彷彿有春秋戰國時代的任俠之風。
黨人惹禍因由
黨人何以招禍？今再據《後漢書》，羅列箇中因由：
李膺
第一次黨禍 – 直接得罪宦官及其爪牙羽翼而獲罪
宦官張讓弟張朔貪殘無道，被李膺逮捕處決。張成勾結宦官，得知將有大赦令，遂教子殺人。李膺時為河南尹，收捕張成之子，並處死他，張成弟子牢修於是控告李膺等人結黨，「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李膺後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第二次黨禍 – 獲竇武、陳蕃賞識，竇、陳二人欲盡殺宦官，事敗，遭牽連
靈帝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任李膺為長樂少府，宦官事先迫使靈帝逮捕竇武。竇武起兵反抗，兵敗自殺，宦官進一步逮捕黨人，李膺等被捕入獄處死。
竇武
第一次黨禍 – 站到同情李膺的一邊
出面援救李膺，令李膺獲赦免。
第二次黨禍 – 謀誅宦官事敗
官拜大將軍，封聞喜侯，與太傅陳蕃共同管理朝政。任內大舉進用賢才，包括之前黨人李膺、杜密、陳寔等 (此相當於解消桓帝生前「禁錮終身」的意旨，為黨人平反)。
竇武掌權後，一直想除去所有宦官，遂與陳蕃商議可行方法。事洩，宦官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誅武等」。竇武兵敗自殺，其宗親、賓客、姻屬被收捕，盡數誅殺。
陳蕃
第一次黨禍 – 站到同情李膺的一邊
李膺等人被宦官誣陷，桓帝將李膺等下獄。陳蕃向桓帝切諫，被罷免太尉一職。
第二次黨禍 – 謀誅宦官事敗
陳蕃與外戚竇武共同掌政，徵用名士賢才。二人有意盡誅宦官，事洩，曹節等先發制人，陳蕃最後被殺，家屬流放，宗族、門生、故吏都被免職禁錮。
劉淑
第二次黨禍 – 受竇、陳事牽連
竇武事敗後，「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杜密
第一次黨禍 – 受李膺牽連
與李膺俱坐，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
第二次黨禍 – 曾獲陳蕃賞識，受竇、陳事牽連
太傅陳蕃輔政，獲其賞識，復為太僕。竇、陳殺宦官事敗，杜密自殺。
范滂
第一次黨禍 – 受李膺牽連
牢修誣陷李膺等，范滂坐繫黃門北寺獄。次年獲釋返鄉，汝南、南陽士大夫熱烈歡迎他。
第二次黨禍 – 受李膺、杜密牽連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范滂母親說：「你今天可以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了又有什麼遺憾！」
荀翌
直接得罪宦官，有份參與竇、陳誅宦官事
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翌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
劉祐
第二次黨禍 – 曾獲陳蕃賞識，受竇、陳事牽連
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於家。
順帶一提，劉祐之前有打擊戚宦之舉，見「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
魏朗
第二次黨禍 – 曾獲陳蕃賞識，受竇、陳事牽連
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魏朗也有和宦官黨羽直接衝突，見「時中官子弟為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
朱宇
第二次黨禍 – 曾獲竇武、陳蕃賞識，受竇、陳事所累
竇武掌權後，進用朱宇。建寧元年 (公元 168 年)，竇武、陳蕃任命朱宇為司隸校尉。二年 (公元 169 年) 被曹節誣陷圖謀不軌，死於獄中。
巴肅
第二次黨禍 – 有份參與竇、陳誅宦官事
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
尹勳
第一次黨禍 – 站到同情黨人的一邊
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第二次黨禍 – 曾獲竇武賞識，受竇、陳事牽連
武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劉儒
第二次黨禍 – 受憲、陳事牽連
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張儉
第二次黨禍 – 得罪宦官侯覽
延熹八年 (公元 165 年)，山陽太守翟超任他為東部督郵。因宦官侯覽「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張儉彈劾侯覽及其母親，請誅侯覽。侯覽心思報復。靈帝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張儉家趕走了一個僕人朱並。侯覽利用朱並，誣告張儉跟同鄉二十四個人結黨，誹謗朝廷，企圖造反。侯覽「刊章討捕」，發出通緝令，張儉被迫逃亡。
翟超
第二次黨禍 – 得罪宦官侯覽，提拔張儉
任山陽太守時，曾沒收中常侍侯覽的財產。延熹八年，任命張儉為東部督郵。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在宦官曹節誣陷下，死於獄中。
苑康
第二次黨禍 – 得罪宦官侯覽
張儉殺侯覽母親，苑康調查侯覽母親的黨羽，有的藏匿在太山境內，苑康厭惡宦官，因此將他們全部逮捕，沒有漏網之魚。侯覽因此痛恨苑康，誣諂苑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和都尉壺嘉欺騙朝廷賊人投降，於是徵召苑康到廷尉審訊，減死罪一等，流放到日南。潁陰人和太山羊陟等人到朝廷為苑康申訴，得以從輕發落，送回本郡，苑康後來在家裡去世。
羊陟
第二次黨禍 – 同情苑康，得罪宦官侯覽
禁制豪右，京師憚之。黨事起，為苑康申訴，免官禁錮，卒於家。
劉表
第二次黨禍 – 為張儉所累
與同郡張儉等受到訕議，在問罪的詔書下來之前收到風聲，馬上逃亡，避過迫害。
岑晊
第一次黨禍 – 得罪宦官侯覽黨羽
與郭泰為友，李膺、王暢加以稱許。宛縣有富商張汎，是漢桓帝美人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因賂遺中官得顯位，橫行霸道。岑晊與張牧勸成瑨收捕張汎等，既而遇赦，成瑨還是誅殺了張汎，並收捕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來才上奏。中常侍侯覽指使張汎妻上書訟冤。桓帝大怒，將成瑨下獄，成瑨死於獄中。岑晊與張牧逃匿齊魯之間，後遇赦而出。
第二次黨禍 – 受李膺、杜密牽連
李膺、杜密被誅，岑晊逃亡，在江夏山中去世。
陳翔
正面得罪宦官，受黨禍牽連
大將軍梁冀衣冠不整，陳翔上奏彈劾梁冀恃寵而不敬，請求收捕治罪。後來又舉報豫章太守王永與宦官勾結、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污，都被送往廷尉治罪。徐參是中常侍徐璜的弟弟。黨禍起，他被送往黃門北寺獄拷問審訊，後無證據被釋放，在家中去世。
孔昱
受黨禍牽連
遭黨事禁錮。
郭泰
未受黨禍影響，「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敎授，弟子以千數」。
蔡衍
未受黨禍影響，有不與戚宦為伍之舉，如「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閒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
夏馥
第二次黨禍 – 聲名過大，為宦官所憚
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
夏馥跟地方上的豪門大族也有矛盾，見「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
另有
賈彪
第一次黨禍 – 站到同情李膺的一邊
說服外戚竇武援救李膺等，桓帝因此大赦黨人。
第二次黨禍 – 受黨禍牽連
以黨禁錮，卒於家。
何顒
第一次黨禍 – 與李膺、陳蕃友善，受其牽連
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知道，「黨錮之禍」由三大核心事件構成：
I. 桓帝延熹九年 (公元 166 年)，李膺處死張成兒子，致使張成反擊 (牽連：竇武、陳蕃、杜密、范滂、尹勳、賈彪、何顒)
II. 靈帝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敗 (牽連：李膺、杜密、劉淑、范滂、荀翌、劉祐、魏朗、朱宇、巴肅、尹勳、劉儒、岑晊、賈彪)
III. 靈帝建寧二年 (公元 169 年)，侯覽利用朱並，誣告張儉結黨，誹謗朝廷，企圖造反 (牽連：翟超、苑康、羊陟、劉表)
之所以牽連甚廣，原因如下：
i. 同鄉關係 – 如李膺、杜密、賈彪皆為潁川人。
ii. 上司提拔下屬之恩 – 如翟超起用張儉、陳蕃起用劉祐、魏朗，竇武起用朱宇、尹勳
iii. 出於人性上的同情，予以聲援 – 如羊陟同情苑康
又以郭泰為首在京師開出的臧否人物的清議之風，以及郭泰、李膺好與名士結交的習慣 (見上文「郭泰與李膺為友，岑晊、苑康、何顒與郭泰親善」，可以為證)，也一定程度加劇了黨禍，令更多無辜士人遭殃。
所謂黨錮，據廖伯源＜漢黨錮考＞，專指因結黨而「不得宦為吏」、「塞其仕進之路」。黨人普遍深受儒家思想薰陶，或父祖輩俱為官，黨錮對他們來說，無疑是異常沉重的打擊，是比死更難受的懲罰。
對「黨錮之禍」的再認識
「黨錮之禍」究竟是不是全國性事件？是不是全國的士人都涉及其中？從以上資料，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如王仁祥＜東漢士人的遊歷路線及士人網絡的形成＞所言，士人除洛陽外，主要來自潁川、北海、太原、山陽、南陽、泰山、河間、勃海等郡國。而據筆者觀察，汝南、潁川、南陽、山陽四郡為最，次為東平、陳留、渤海、魯國、泰山、東萊、東郡等，俱為河南及山東地區，換言之，「黨錮之禍」屬地區性事件，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對中央腐敗政權的一次反應。
「黨錮之禍」又是否事如其名，只是宦官以「黨人」罪名，禁止士人終身不得為官？從＜黨錮列傳＞中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可見「黨錮之禍」是有死人的，有士人在這次事件中喪失性命，正因為宦官專橫如此暴烈，皇帝完全站在宦官一邊，黨禍後士人們才會閉門隱居，不復理會政事，再進一步就是由儒家轉向道家，嚮往清談玄學。
「黨錮之禍」有沒有下開「黃巾之亂」及東漢末年的局面？且看黃巾亂事波及的地區，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其中，青州、兗州位處山東，冀州領有中山、河間、渤海等，荊州領有南陽，豫州領潁川、汝南，黃巾最盛之範圍，差不多同於黨人的家鄉！竊以為黨人替當地老百姓除宦官不成，反令局面越來越壞，終致激出民變。《資治通鑑．卷五十八》以下一段可作佐證：
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
漢靈帝中平元年 (公元 184 年)，劉表受大將軍何進招辟為掾 (副官)，推薦再次入朝。何進，南陽宛縣 (今河南省南陽市) 人，漢末外戚，為對付十常侍，遂與袁紹合謀，密召董卓 (隴西臨洮人，曾被袁隗辟為掾。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率兵入京，盡殺宦官。事情後來敗露，何進被十常侍殺死。袁紹，汝南郡汝陽縣 (今河南省商水縣) 人，高祖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叔曾祖袁敞官至司空，祖父袁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生父袁逢官至司空，叔叔袁隗官至司徒、太傅，家族中四世居三公之位者多達五人，故號稱「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他在董卓入京後，被各路諸侯推舉為盟主，討伐董卓，於官渡之戰慘敗給曹操。
何進和袁紹，一來自南陽，一來自汝南，俱為黨人家鄉之地，袁紹出身尤其顯貴，深受儒學薰陶，由此可見「黨錮之禍」與東漢末年的局面有直接的關係。另外，外戚意圖盡殺宦官的做法，非何進獨見創獲，實始於竇武，何進的乃竇武的摹本，奈何同樣以失敗告終，據此，「黨錮之禍」與東漢末年的局面更加有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關係。
張儉在建安初年重新為官，「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世德已萌」指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曹操專權，有篡位之意，張儉看見，決定抽身離開，從此不理政事，其道德人格可見一斑，亦知曹魏政權在黨人眼中實為不合法 (illegitimate)，無認受性可言。也因為此，曹魏政權需要加倍吸納、厚待來自黨人家鄉的士人，如郭嘉 (字奉孝，潁川人，初為袁紹麾下，後成為曹操麾下重要謀士)、荀彧 (字文若，潁川人，荀子之後，初投靠袁紹，後改投曹操帳下，成為其首席謀臣，曹操稱他為「吾之子房」，子房是張良的字)，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我們甚至可以說，曹操得以打敗袁紹，控有北方，跟得到來自黨人家鄉的士人支持有關)。
相比之下，「董卓秉政，逼 (何) 顒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董卓得不到來自黨人家鄉的士人的支持，終致被殺收場。
談及何顒，他與袁紹為患難之交，見「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不過，與曹操相比，何顒認為，「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曹操似較袁紹勝一籌。
結語
在眾多對「黨錮之禍」的析論中，呂思勉算是比較深入、中肯、客觀，他說：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則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后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 年，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中國通史》)
然而，以「好名譽」來解釋李膺等人的行為，未免不盡恰當，反不如錢穆所言：
此等皆不畏強禦，耿耿忠直，以正氣大義與黑暗勢力相鬥爭，雖屢受摧挫，然士人勢力之逐步成長，實胥賴之，當時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亦不可純由外面事態說之也。(《國史大綱》)
所謂「外面事態」，即是「實然」，「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即是「應然」。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也是實然、應然二分的思維。
從「實然」看，黨人自是做得過了火，錢穆亦說：「且名士對付宦官，態度亦自有過激處」。可是，再激再過火，初心是道德的，是正義的，呂思勉用「好名譽」來一筆抹殺，對黨人太不公道。
黎東方《細說秦漢》：
「黨錮之禍」，嚴格來說，是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但是，東漢「黨人」的正義感，無私情操，鬥爭意志和堅定氣節，卻代表著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嗎》一文中曾經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倪端《我聽黃仁宇講中國歷史》：
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出路……有的則躑躅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更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把兩種說法合併觀看，或許更接近歷史真實。
[主要參考資料]
1. 范曄，《後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