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中國近代著名小說家。可是，他尚有另一身份：學問家。魯迅先後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他不可能完全不作學術研究。事實上，《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都是魯迅的學術研究成果，另有＜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學術價值亦甚高。本文旨在透過審視上述諸書及文章，以解答下列問題：
1. 魯迅的學術研究領域是什麼？
2. 魯迅所使用的學術研究方法為何？受誰人影響？
3. 魯迅從事學術研究寫作時有何特色？
4. 魯迅對學術界有什麼貢獻？其他學人如何評價魯迅的學術地位？
5. 魯迅學術研究的局限性為何？
(二)
以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 (先秦至西漢)
為主要學術研究領域
《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的講義，共二十八篇，1924 年成書，1925
年出版。在該書＜序言＞中，魯迅說：
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
至於《漢文學史綱要》，是 1926 年魯迅在廈門大學擔任中國文學史課程教授時所編寫的講義，最初題為《中國文學史略》。次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同一課程時，講義改題《古代漢文學史綱要》。《綱要》在魯迅生前未正式出版，1938 年才編入《魯迅全集》。《綱要》共十篇，始於＜自文字至文章＞，終於＜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 (先秦至西漢)
是魯迅主要學術研究領域。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乃 1924 年 7 月魯迅在西安講學時的記錄稿，可視作《中國小說史略》的摘要及補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雖談魏晉文學，但魯迅明白地說：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
漢末至晉末的文學演變，顯然不是魯迅所擅長。
(三)
師承章太炎，用清儒考據、校勘、辨偽之學治小說史、文學史
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 1938 年撰寫的＜魯迅先生全集序＞中說：
魯迅先生本受清代學者的濡染，所以他雜集會稽郡故書，校《嵇康集》，輯謝承《後漢書》，編漢碑帖、六朝墓誌目錄、六朝造像目錄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發展，例如科學小說的翻譯，《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輕視小說之習慣；又金石學為自宋以來較發展之學，而未有注意於漢碑之圖案者， 魯迅先生獨注意於此項材料之搜羅；推而至於《引玉集》，《木刻紀程》，《北平箋譜》等等，均為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
無獨有偶，左翼作家阿英在＜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中指出：
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實際上不止於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確的『考證』書，於『史』的敍述之外，隨時加以考釋，正訛辨偽，正本清源......魯迅先生以歷史的，同時又是考據的態度，來從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這是在方法上最見卓識的地方。
鄭振鐸亦言，魯迅是將「乾嘉諸大師用以輯校周秦古籍的方法」用以「輯校中國古代小說」。
由此可知魯迅所使用的學術研究方法為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校勘、辨偽之學。
今舉三例以為證明。
《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人情小說＞：
蓋敍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辯，如謂是刺和珅
(《譚瀛室筆記》) 藏讖緯
(《寄蝸殘贅》) 明易象
(《金玉緣》評語) 之類，而著其世所廣傳者於下：
一，納蘭成德家事說：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祺 (《燕下鄉脞錄》五)
記姜宸英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時棟 (號柳泉)
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淡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侍御謂明珠之子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張維屏
(《詩人征略》) 云，「賈寶玉蓋即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俞樾
(《小浮梅閑話》) 亦謂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最有力者，一為姜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於寶玉可比；一為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二，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王夢阮沈瓶庵合著之《紅樓夢索隱》為此說。其提要有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為即秦淮舊妓嫁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寵於清世祖，封貴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臺山為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歷摘此說之謬，最有力者為小宛生於明天啟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清世祖方十四歲。
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此說即發端於徐時棟，而大備於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開卷即云，「《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於是比擬引申，以求其合，以「紅」為影「朱」字；以「石頭」為指金陵；以「賈」為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為擬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彜尊，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敍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敍，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嘉慶初，袁枚
(《隨園詩話》二) 已云，「康熙中，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末二語蓋誇，餘亦有小誤
(如以楝為練，以孫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
(《靜庵文集》) 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此魯迅考出《紅樓夢》屬曹雪芹的自敍。
《漢文學史綱要》＜《書》與《詩》＞：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五篇與伏生所誦相合，因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會巫盅事起，不得奏上，乃私傳其業於生徒，稱《尚書》古文之學
(《隋書》《經籍志》)。而先伏生所口授者，緣其寫以漢隸，遂反稱今文。
孔氏所傳，既以值巫盅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偽造《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亦稱古文書，而辭義蕪鄙，不足取信於世。若今本孔傳《古文尚書》，則為晉豫章梅賾所奏上，獨失《舜典》；至隋購募，乃得其篇，唐孔穎達疏之，遂大行於世。宋吳棫始以為疑；朱熹更比較其詞，以為「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卻似晉宋間文章」，並書序亦恐非安國作也。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尤力發其復，謂「《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並竊其字句而緣飾之」云。
此魯迅考出古文尚書全屬偽作。
自商至周，詩乃圓備，存於今者三百五篇，稱為《詩經》。其先雖遭秦火，而人所諷誦，不獨在竹帛，故最完。司馬遷始以為「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然唐孔穎達已疑其言；宋鄭樵則謂詩皆商周人作，孔子得於魯太師，編而錄之。朱熹於詩，其意常與鄭樵合，亦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此魯迅考出孔子未有刪詩。
魯迅的學術研究方法，竊以為得益自其老師章太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餘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學於俞樾，治小學極謹嚴，然固浙東人也，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頗深，大究心明清間掌故......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識》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閎肆。其治小學，以音韻為骨幹，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其《菿漢微言》，深造語極多......
俞樾是清末考據學大師，「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魯迅用考據、校勘、辨偽之手段疏理古代中國小說源流，只是沿其師之門徑再進一步。
儘管他好像不太了解章氏學問，＜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
(四) 以述為作，要言不煩
有別於寫小說、雜文，魯迅從事學術研究，極力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19231228 致胡適 - 2＞：
《小說史略》竟承通讀一遍 (頗有誤字，擬於下卷附表訂正)，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倫，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於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於陽曆二月末印成之......
以述為作，避免閒議論，一方面固然是「論斷太少」，但另一方面也是「史」的態度的反映，力圖客觀公正，是一個優點。
阿英說：
於簡略敍述中見繁複事態，於一二語中論斷全文，簡當中肯，往往而然，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小說史》的一優秀處。(前引文)
《中國小說史略》＜唐之傳奇文 (下)＞：
又有蔣防作《霍小玉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七)，言李益年二十擢進士第，入長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於其家，相從者二年，其後年，生授鄭縣主簿，則堅約婚姻而別。
及生覲母，始知已訂婚盧氏，母又素嚴，生不敢拒，遂與小玉絕。小玉久不得生音問，竟臥病，蹤跡招益，益亦不敢往。
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黃衫豪士強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見，數其負心，長慟而卒。益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於盧氏，然為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於三娶，莫不如是。杜甫《少年行》有云，「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謂此也。
此簡介蔣防《霍小玉傳》。
而杜光庭之《虬髯客傳》(見《廣記》一百九十三)
流傳乃獨廣，光庭為蜀道士，事王衍，多所著述，大抵誕謾，此傳則記楊素妓人之執紅拂者識李靖於布衣時，相約遁去，道中又逢虬髯客，知其不凡，推資財，授兵法，令佐太宗興唐，而自率海賊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為王云。後世樂此故事，至作畫圖，謂之三俠；在曲則明淩初成有《虬髯翁》，張鳳翼張太和皆有《紅拂記》。
此簡介杜光庭《虬髯客傳》。
在《漢文學史綱要》，「於簡略敍述中見繁複事態」仍隨處可見，如＜漢宮之楚聲＞：
秦既焚燒《詩》《書》，坑諸生於咸陽，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間，或則委身於敵以舒憤怨。故陳涉起匹夫，旬月王楚，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歸之；孔甲則為涉博士，與俱敗死。漢興，高祖亦不樂儒術，其佐又多刀筆之吏，惟酈食其，陸賈，叔孫通文雅，有博士餘風。然其廁足漢廷，亦非盡因文術，陸賈雖稱說《詩》《書》，顧特以辯才見賞，酈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實以說客視之；至叔孫通，則正以曲學阿世取容，非重其能定朝儀，知典禮也。即位之後，過魯，雖曾以中牢祀孔子，蓋亦英雄欺人，將借此收攬人心，俾知一反秦之所為而已。高祖崩，儒者亦不見用，《漢書》《儒林傳》云：「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長登帝位，其風遂亦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湖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項籍困於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聲也。
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過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擊築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聲也。且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兒皆和習之。其後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因而廢太子，不果，戚夫人泣涕，亦令作楚舞，而自為楚歌：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簡單幾段就證明西漢初年的文風是南方「楚聲」，而非中原「詩教」。
「一二語中論斷全文」，見＜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以下一段：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着，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一部《陶淵明集》，作品何其多！歷朝評判淵明屬儒家抑或道家的文字又何其多！可是，魯迅就這麼一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一針見血，講出事實。
另外，＜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唐之傳奇文」：
小說到了唐時，卻起了一個大變遷。我前次說過：六朝時之誌怪與誌人底文章，都很簡短，而且當作記事實；及到唐時，則為有意識的作小說，這在小說史上可算是一大進步。
簡明扼要。
能做到要言不繁，一定程度跟魯迅使用文言寫作有關。他在《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解釋為何選用文言：
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為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小說、雜文用白話，學術著作卻一律用文言，非常有趣。
(五)
成就與局限
魯迅的學術地位，由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奠立。
胡適《白話文學史》序言：
在小說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別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鄭振鐸＜永在的溫情＞：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奠定了中國小說研究的基礎。
簡單講，他是中國小說史的開山巨匠。
而按照筆者個人閱讀心得，魯迅論賈誼、晁錯：
鼂賈性行，其初蓋頗同，一從伏生傳《尚書》，一從張蒼受《左氏》。錯請削諸侯地，且更定法令；誼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貴幸所譖毀。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司馬遷亦云：「賈生鼂錯明申商。」惟誼尤有文采，而沈實則稍遜，如其《治安策》，《過秦論》，與鼂錯之《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鼂錯之深識為倫比矣。
惟其後之所以絕異者，蓋以文帝守靜，故賈生所議，皆不見用，為梁王傅，抑鬱而終。鼂錯則適遭景帝，稍能改革，於是大獲寵幸，得行其言，卒召變亂，斬於東市；又夙以刑名著稱，遂復來「為人陗直刻深」之謗。使易地而處，所遇之主不同，則其晚節末路，蓋未可知也。但賈誼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馬遷哀其不遇，以與屈原同傳，遂尤為後世所知聞。(《漢文學史綱要》＜賈誼與鼂錯＞)
談神話起源：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為中樞，又推演為敍說，而於所敍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故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惟神話雖生文章，而詩人則為神話之仇敵，蓋當歌頌記敍之際，每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是以神話雖托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如天地開闢之說，在中國所留遺者，已設想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見，即其例矣。
......迨神話演進，則為中樞者漸近於人性，凡所敍述，今謂之傳說。傳說之所道，或為神性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筒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眾。(《中國小說史略》＜神話與傳說＞)
講《世說新語》的重要性：
《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於東晉，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註，又征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餘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緝舊文，非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眾手，未可知也。(《中國小說史略》＜《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皆甚精闢。
不過，魯迅的學術研究也有其局限，例如：
a. 過分側重從政治文化背景上去尋找中國小說變遷的原因；
b. 對哲學思想 (如老子哲學、魏晉玄學、佛學)
的瞭解、探究付之闕如；
c. 部份考證不夠仔細，如未有辨明《聊齋志異》與六朝志怪的本質區別、《水滸傳》繁本、簡本孰先孰後等。
(六)
結語
從學問家的角度切入，魯迅對舊學原來也有相當把握，亦擅寫文言文和進行考據、校勘。反傳統、文學革命的急先鋒，只是他其中一面，卻不是全部。箇中矛盾、弔詭，確實令研究魯迅的人有點無所適從。難怪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說：「由於魯迅的著譯是如此大量而複雜，我的理解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常常回頭重讀又發現了新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