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開戰

1941 年 8 至 12 月間，英、美、加等國正在亞洲進行戰略轉移 (strategic redeployment)，日本卻於此時開戰。

英、美的情報機構雖陸續取得日本可能動武的資訊，但倫敦政府和遠東司令部一口咬定日本不敢亂來。加上日本刻意製造和戰不定的假象，致使盟軍的情報機關一頭霧水。

10 月底，駐港司令莫德庇少將於加軍抵達前，覺得尚有時間讓部隊適應新計劃，遂重新守備醉酒灣防線。儘管駐港英軍和遠東三軍情報署發現廣東和虎門一帶的日軍有異動，英軍推斷日本不過在泰國建立基地 / 準備進攻昆明。他們完全不知日本是在用欺敵之計！

11 月初開始，一連串事件更令倫敦及港府難以預測事件走向：

5 日，日本政府在御前會議 (日本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下，天皇臨席決定重要國策的會議) 通過《對美交涉要綱》和《帝國國策遂行要領》，一面跟美國交涉，一面備戰。

6 日，東京向日本海陸軍發出各軍作戰計劃。

7 日，英方截得日本外務省致新加坡日本領事館電報，電報稱所有日本船隻將於 16 日離開獅城。

9 日，英國駐西貢 (即越南胡志明市) 領事發現約有 5 萬日軍向泰國、柬埔寨輸送。

15 日，遠東三軍情報署確認日軍向柬埔寨增兵的消息。同日，日本決定如果跟美方談判破裂，將對英、美、荷開戰。

16 日，日本特使抵達華盛頓。

日本似在做兩手準備，用隨時動武作為外交談判的籌碼，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因此認為，日本調兵是準備於談判失敗時對泰國、荷印，甚至馬來亞動武，但確實目標未明。

然而，到了 25 日，英國截得東京向駐英、美等國日本使館發出的「東風雨」電報，電報明言準備對美開戰。

26 日，負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的日本海軍機動部隊出發。

12 月 1 日，日本在第八次御前會議對英、美、荷開戰。

4 日，日本入侵馬來亞的船隊出發。

原來談判旨在拖延時間，日本早就打算對英、美等國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此舉令英、美頗感意外。

日本堅決要開戰，是因為：

(a) 日本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四年來耗費大量資源，竟毫無進展，它需要在其他地方尋找資源以進行長期作戰；

(b) 1941 年 7 月 26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下令禁止對日本出口多項戰略資源，包括石油與鋼鐵，禁運令日本大受打擊，被迫進攻資源豐富的東南亞。而要攻取東南亞，必須先消滅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於是有偷襲珍珠港的部署。

英國注意到美、日談判可能失敗，立即通知樸芳，拘留馬來亞民族主義者 (與日本人合作)，並命令部隊戒備。可是，邱吉爾 12 月 2 日仍相信日本在 1942 年春季之前不會開戰。

12 月 3 日，日本駐泰國大使與泰國首相汶頌堪元帥 (Field Marshal Plaek Phibunsongkhram) 商討日軍假道泰國進攻馬來亞事宜，後者向英方洩密，倫敦政府才如夢初醒，知道戰爭已迫在眉睫。

英、美又發現日本駐倫敦和華盛頓的大使館破壞了其密碼機。7 日，日本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是清初思想家顏元對宋明理學的批斥語。

顏元，字易直，號習齋，直隸博野人。早年篤信程朱之學，後來明白到讀書要「經世致用」，遂主張「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程朱兩途」。他著有《四存編》(存學、存性、存治、存人)、《習齋記餘》等書，和學生李塨可謂一新當時的思想風氣。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出自《存學編》，全文如下：「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

宋儒陸九淵聽長輩講「靖康之恥」，曾剪斷指甲，學習弓馬，慨然要為大宋復仇。他又「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明代王陽明更厲害，「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明史》)，寧王朱宸濠作亂，他率兵平叛。「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未免以偏蓋全。

「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這是理學末流的弊病，不是理學本身要求人「習成婦女態」。一味講實學，膠著於現實，計較於利益，國家雖富強，人民卻失去寶貴的道德人格，今天的中共國，不正是如此一個國度嗎？

顏元反對宋明理學，多少是情感萌動使然。他批評朱子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也」(《朱子語類評》)，都不中肯，有五四時知識分子把中國積弱歸咎於孔子及線裝書的影子。

顏元注重體育，這一觀點為毛澤東所發現，撰＜體育之研究＞，刊於《新青年》。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破四舊 (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會否有顏元的幽靈在作祟，不得而知。

朋黨之爭

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不和，被夷簡指責「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遭貶官，出任饒州知州。余靖、尹洙、歐陽修替仲淹說項，俱被貶。自此，朝中大臣不敢為仲淹講說話，甚至連給仲淹送行的膽量也欠奉，所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唯獨李紘、王質、蔡襄，以跟仲淹結識為幸事。王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蔡襄更作《四賢一不肖詩》，褒揚仲淹、靖、洙、修，譏諷高若訥等，一時傳遍京師 (此見呂夷簡失策。用強力只能逼走政敵於一時，卻堵塞不住悠悠眾口，更何況對方是擅長文學的知識分子？這一仗看似夷簡勝了，實際是失敗)。

仁宗景祐四年 (公元 1037 年) 十二月，汴京發生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 (因驚訝、害怕而說不出話來)，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仲淹才獲改徙潤州 (後徙越州)。

然而，呂夷簡派系的大臣們，擔心仁宗重新起用仲淹，紛紛捏造罪證施以誣陷。仁宗大怒，欲置仲淹於嶺南，多得參知政事程琳為其辯護，仲淹方避過一劫，此時的仲淹已經 50 歲。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 (今河北省蠡縣) 人。他是理學家二程 (程明道、程伊川) 兄弟父親程珦之伯仲，為儒臣集團成員 (儘管其人格並不純粹，史載「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故此，他力證仲淹清白，釋去仁宗疑慮。從「帝意頗解」，程琳似乎收效。

不過，夷簡、仲淹兩派系互相詆毀 (呂夷簡將范仲淹逐出汴京後一年，被罷相，支持夷簡的官員聲應氣求，結成派系，跟支持仲淹的官員對著幹，朋黨之爭出現)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仁宗卒之在寶元元年 (公元 1038 年) 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在仁宗眼裡，大臣呼朋引類，拉幫結派，對國家不是一件好事。這某程度上亦講得通。設想朝廷黨爭不斷，政事處理無期，勢必影響民生，惹起人民不滿，造成管治失效，社會大亂。

可是，仁宗錯在一面倒怪責親范仲淹的派系，劄子有「向貶范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

加上朋黨客觀上不一定是壞，仁宗主觀偏見太重 (李若谷：「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歐陽修終於撰＜朋黨論＞，申明「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能誅戮清流之朋......皆亂亡其國」的道理。

歐陽修因批評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朝廷藏書目錄)。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三月，增置諫官，歐陽修和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該是仁宗增設諫官的先聲)。

「修每入對，帝 (仁宗) 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仁宗卻「獎其敢言」，對侍臣說：「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歐陽修不久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變法」，成為改革派健將。

順帶一提，程琳於寶元二年 (公元 1039 年) 受馮士元案 (開封府官吏，貪贓事敗) 牽累。張士遜素來「惡琳而疾孔道輔 (孔子四十五代孫) 不附己，欲并去之」，於是假惺惺地勸道輔為程琳求情：「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了解士遜歹毒用心，向仁宗進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仁宗果然誤會孔道輔和程琳為一伙，程琳最後被外放到潁州出任知州，孔道輔則外放到鄆州出任知州，途中病死，享年 55 歲。

范仲淹獲韓琦推薦，取代范雍鎮守延州，對抗日益強大的西夏。李元昊求和，西北邊事告一段落，仁宗召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未幾，仲淹官拜參知政事 (副宰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看《哲學有偈傾：絕望的自由》有感

看港台《哲學有偈傾》，談沙特 (Jean-Paul Sartre)，主持人吳啟超提出一個問題，引發筆者深思。

該問題為：沙特認為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必須自己作出各種人生選擇，並對各選擇負責。那麼沙特會否容許人選擇做殺人狂魔，如希特拉，假設那人真的願意為自己選擇負責？

(一)

沙特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一大特色是對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提出質疑，甚至否定。

如李敬恆在節目中所言 (其實是蘇格蘭哲學家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的看法)，傳統社會普遍傾向相信有超越者存在，上帝也好，天道也好，總之人生意義、價值盡在於斯 (謂之「目的論世界觀」)，本乎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而行，不作任何懷疑，便是人該作的事。有該作，就有不該作，人因此知道自己應做什麼，也可以有理據批評別人做得不對的地方。

然而，啟蒙以後，理性解放，上帝已死，一切皆被允許，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備受質疑，終致淪為主觀的偏好 (preference)。很多過往被認為不該做的事，如性濫交、亂倫、吸毒......我們似乎再找不到一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去駁斥。儘管借康德的道德哲學、效益主義的倫理觀可造出一堆理由，誰敢肯定它們是被客觀共認？

明明情感上覺得不該如此，但好像無理由說服對方，此生出荒謬感。又「民無所措手足」，還要每天被逼作出種種選擇，不選擇都是一種選擇，此生出絕望、被棄。存在主義乃圍繞荒謬、絕望、被棄等概念展開論述。

二戰結束，西方價值信仰破產，學者、文人尤其能契接存在主義式思考，致使存在主義蔚然成風。

沙特乃於此一背景下建立他的存在哲學。

(二)

順應上述脈絡猜想，沙特對吳氏提問的回答可能是：容許又有何不可？選擇當殺人狂魔有什麼問題？

蓋吳氏的問題根本預設「選擇當殺人狂魔是不應該的」，但哪把尺令吳氏有理由這麼說？進一步問，究竟有沒這把尺存在？沙特汲汲於強調的，正是：世上沒那把尺存在，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並不存在。如此，主持人的提問，不過是本乎個人主觀的情感 (不喜歡殺人狂魔)，實無足夠客觀的理據支撐。

李氏「要持之以恆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實際無法緩和吳氏提問對沙特存在哲學的衝擊。

吳氏藉沙特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證立其存在哲學違逆一般常識 / 對社會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不該被接受。李氏之說非證沙特不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倒是落於第二義，講「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設想吳氏追問「假如那人知道持之以恆做殺人狂魔不容易，但仍然選擇做，沙特會否許可？」李氏必無從替沙特辯解。

當然，李氏講沙特後期想法有修正，由對自由的理解開出批斥希特拉所為，這或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可是，僅觀沙特早期主張，其很大可能容許人選擇為非作歹 (沙特眼中不以此為非為歹)。

(三)

關灝泉「沙特哲學只是要描述人的存在狀態、存在處境，道德未必是他處理的範圍」。此說也不完全恰當。

需知人的存在不能完全與道德不相干涉，人始終希望做一個善人、好人，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無從譴責毛澤東、史太林、希特拉一類滿手鮮血的人。沙特對人作為道德的存在，明顯未能正視。他安頓不到道德，亦安頓不到我們內心的怵惕惻隱。

當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替李天命《存在主義概論》作序，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存在主義不應當只是現象學地揭露那存在的活動中的真實情形 (real case)。真實的人不只是無顏色的泛濫的暴露，而正當我們說真實的人時，即函蘊著要歸於性情之正的一個價值判斷。放縱次肆，肆無忌憚，驚世駭俗，真情徑性，不得謂為真實的人。這在以前中國的學問中早已分別得很清楚，而存在主義對於這一點卻似乎不十分能正視。」

這同時是沙特存在哲學的大問題！

沙特以為，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沒有了，我們就無足夠理據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勉強叫的話，只是一種主觀偏好、情感的宣示。他不明白，即使無理據，我們仍可義正詞嚴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這不是主觀偏好的宣示，而是具有客觀性，客觀性則來自我們每個人皆擁有的知善知惡的「不忍人之心」，即道德的覺情 (有別於純粹主觀的個人情感)。

有人或許會質疑「不忍人之心」的有無，沒問題，要之，沙特對人存在狀態、存在處境的把握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此層必須承認。他的洞察很深刻，但不徹底。

(四)

受時間所限，四位在節目中言有未盡，這是相當可惜的。沙特是位大人物，期望他們有機會再介紹。

起信論 (中)

《大乘起信論》的基本義理，首在高舉一眾生心以統攝一切法。

《論》云：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

此條文字可見《起信論》系統之心為眾生心，此「心」有兩種面向，即「真如相」及「生滅因緣相」，其因此可統攝一切世間法及出世間法。

《論》又云：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心有「真如」及「生滅」兩相，換辭言之，即心有「真如門」及「生滅門」。心有二門，其因此可各攝一切法。然而，此兩門是否獨立為二呢？不然。二門乃互不相離，推展而言，則一切染法 (即世間法) 及淨法 (即出世間法) 亦非二法而為同一之法之兩面。

《論》又釋「心真如門」云：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此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勞思光解「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云：

所謂「法界」即指一切法之整體。一切法皆以「真如」為根源，故「真如」即涵攝一切法，亦即是「大總相」。就一切「法門」說，亦是以此「心真如」為「體」，故原文如此釋「心真如」(《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

另外，《論》「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言真如，可見心真如為一自性清淨心，不雜染污。

清淨心如何可攝一切染法呢？答曰：在心之生出妄念。心之生妄念，即一心之開生滅門，一切染法由此得被收攝。

《論》曾有以下一段文字釋「心生滅門」：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

簡言之，心生滅門即阿黎耶識，一切世間法皆由此生。不過，它和唯識宗之阿賴耶識不同。後者在唯識系統中乃第一義的心，且兼藏染污善惡種子而為無記；前者則在《起信論》系統中表現為第二義之心，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即第一義之心) 而生，其雖染污，但能藉自覺以超拔於染法以恢復清淨心，此自覺即「始覺」，於始覺中呈現之所覺為「本覺」，清淨心下降而為阿賴耶識即「不覺」。

於此，吾人或問：清淨心全淨無染，如何可以生出染污之阿賴耶識？《起信論》對此問題實有回答，其關鍵則在「無明風動」。

《論》云：

以一切心識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則止滅，溼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牟宗三曾對此段文字加以解釋，他說：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系統經過如此的一個曲折，將無明 (即阿賴耶識) 引進來，因此即可說明生死流轉法。如此一來，生死流轉之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乃是間接地依止，而非直接地依止。因為自性清淨心本身是一真常心，既是心則有活動 (動而無動之動)；一起心動念 (動而動)，馬上就轉成了阿賴耶識，如此即生無明。順此一面說，阿賴耶識與真常心雖不一，然亦不異，就其不異而言，亦可說是同質的 (homogeneous)，以其同質，所以由阿賴耶識直接起現之生滅法才能通到真常心，也就是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依佛教之說法，如來藏直接生起清淨法，即名之為「生因」。但是對著有漏生滅法則非「生因」，亦非「了因」，而是「憑依因」。也就是說，生滅染污法只是憑依如來藏起現，並非從清淨的如來藏直接生起。如此，「自性清淨心何以會生出染污法」的問題，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只是生滅法的憑依因而非生因，生滅法必須憑依如來藏而起現。(《中國哲學十九講》)

概言之，阿賴耶識和生滅法 (即一切染污法) 皆是清淨心為無明所動而間接生出，因其非由清淨心直接生出，只是憑依清淨心而起現，清淨心得以收攝生滅法之餘，卻不失自身之清淨無染。

《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格局大致如上。

最後，人要成佛，在《起信論》系統中，必須經過分別事識熏習、意熏習、真如自身之體用熏習、諸佛菩薩之慈悲願護。首三種熏習合稱為「真如之熏習無明」，最後一種則為外緣。

何謂「真如熏習無明」？依《論》，即「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 (真如) 行」。

真如自身之體用熏習，依唐君毅的理解，在要「人本此真如為佛性，而此真如佛性，能自己熏其自體之存在，而亦能有力有用，以令眾生發心修行，而自具一能現行之義而已」(《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下)》)。

西夏內亂

李元昊皇后野利氏 (党項族野利部人)，生太子寧明、皇子寧令哥和錫狸。她的兄長 (一說從父) 野利遇乞，是西夏大將，多謀略，善用兵，與野利旺榮 (野利遇乞之兄) 分統左、右廂軍。在對宋朝的戰爭中，野利遇乞屢立戰功，因常駐兵天都山，號天都大王。

野利遇乞手握重兵威脅宋朝邊境，宋邊將固然視他為心腹大患，但更重要是：兵權過大的他，連李元昊都對之猜忌，加上野利遇乞素來「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元昊疑之」(沈括《夢溪筆談》)，元昊逐漸厭惡他，野利皇后靠山遭動搖。

太子寧明天資聰敏，為人仁慈而不慕榮華，崇尚道家清淨寡慾，跟道士學辟穀法，李元昊非常反感。他又不嗜殺，李元昊知其非王霸之才，二人關係疏離。寧明臨終前，上奏父皇以荒年民生為重，此和李元昊著重對外征戰的整體方針相違背。儘管元昊許以太子之禮安葬，野利皇后無法母憑子貴，十分明顯。

寧令哥是次子，因相貌似父皇而深受李元昊寵愛。寧明死，他被立為太子。太子妃沒移氏 (沒移皆山的女兒)，年輕貌美，元昊看見，馬上心動，把兒媳搶走，納為妃子，號為新皇后。李元昊疏遠野利皇后，令野利遇乞極度不滿，時加批評，元昊痛恨之。

終於，剷除眼中釘的機會來了。宋朝環州知州种世衡 (范仲淹一手提拔) 誘使野利遇乞侍衛之子蘇吃曩，盜景宗賜遇乞之寶刀，作為遇乞叛夏投宋的信物。李元昊生性多疑，尤其憎惡遇乞，他卒之在天授禮法延祚六年 (公元 1043 年) 把野利遇乞和野利旺榮處死，野利家族從此衰落。

元昊貪好女色，看中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生兒子李諒祚。史載沒藏氏荒淫好色，這或許是李元昊迷戀她的原因。

寧令哥愛妻被奪，本已忿忿不平，父皇還有意立李諒祚 (年僅兩歲) 為太子，廢黜自己，他於是在沒藏訛龐 (沒藏氏兄長) 鼓動下，趁機弒殺李元昊。

沒藏訛龐是個聰明人，慫恿寧令哥弒父，旨在造成李諒祚即位、沒藏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好讓自己掌握西夏的軍政大權。寧令哥果然於事後被抓獲處死，野利皇后亦被殺 (之前已被沒藏氏陷害，廢為庶人)。

李諒祚繼位，是為毅宗，由沒藏太后與沒藏訛龐專政。沒藏太后先後和李守貴、保吃多私通，朝政全由沒藏訛龐把持。

重熙十八年 (公元 1049 年) 七月，遼興宗乘李元昊新喪，兵分三路攻打西夏：

(1) 韓王蕭惠率南路軍渡黃河，向河套地區推進，攻西夏東部邊境；

(2) 耶律敵魯古率北路軍攻西夏右廂地區，南下攻涼州 (今甘肅武威)；

(3) 遼興宗率中路軍攻西夏中部，用皇太弟、天齊王耶律重元，以及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

遼南路軍沿黃河而進，戰艦糧船浩浩蕩蕩 (此見遼出動水師)，進入夏境。西夏乘遼軍輕敵冒進，突然展開攻擊，遼軍防備不及，死傷慘重，蕭惠敗走。遼興宗等聞蕭惠戰敗，不敢深入，下令退兵。北路軍進至賀蘭山，擊敗沒藏訛龐率領的三千騎兵，追至涼州，俘李元昊遺孀沒移皇后及官僚家屬多人，獲大量牲畜而還。沒藏訛龐不久深感力量不足，上表求和。

西夏經過對宋、對遼的戰爭，慢慢躍升成為西北地區的軍事強國，自此，宋、遼、夏三朝鼎立。

遼興宗嘗試藉戰爭把國家帶入盛世，卻意外地迎來戰敗，虛耗不少國力，遼國開始中衰。

[主要參考資料]

1. 吳廣成，《西夏書事》。

2. 脫脫等，《宋史》＜夏國傳＞。

遼夏交戰

西夏雖然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戰爭中大敗宋軍，但得不償失，國庫空空如也。宋朝亦承受不住龐大的邊防開支。終於，兩國展開談判，於仁宗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達成協議：西夏向宋稱臣，接受宋的封號；宋每年賜西夏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史稱「慶曆和議」。

「慶曆和議」達成前兩年 (公元 1042 年)，遼國派大軍南下，迫逼宋朝交還關南之地，經富弼等人積極斡旋，遼興宗同意宋朝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 (史稱「重熙增幣」)，其則約束西夏盡快與宋和談。換句話說，「慶曆和議」能夠成就，遼國在背後也出過力。

西夏本來與遼國結盟牽制宋朝，遼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元昊為遼的駙馬都尉。可惜夫妻二人向來不和，公主憂鬱而死。加上 (a) 遼國未有配合西夏對宋的軍事行動，反而催促西夏與宋講和，違背昔日盟約；(b) 西夏出兵助遼國鎮壓夾山部呆兒族起義，遼國把全部擄獲據為己有 (吳廣成《西夏書事》：「八月，從契丹伐呆兒族。 契丹夾山部落呆兒族，不順命，契丹討之，不克，命曩霄會兵討擊，破其眾，擄獲頗多，契丹主專之，不以分給」)，李元昊於是對遼國屢次出言不遜，在遼夏邊境製造事端，並煽動山南党項各部及呆兒族叛遼歸夏。

遼興宗派兵討伐叛遼的党項部落，元昊出兵援救，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等。興宗大怒，招集各路兵馬親征西夏。自己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皇太弟、天齊王耶律重元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路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作後援。

遼軍兵分三路渡過黃河，長驅直入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至賀蘭山北，發現西夏軍的蹤跡 (元昊將主力左廂軍秘密部署在賀蘭山北，以逸待勞，伺機破敵)。西夏軍以對付宋軍的模式跟遼軍交戰，將遼軍重重包圍。可是，遼軍的野戰能力畢竟比宋軍好，他們奮勇力鬥，左右馳射，西夏軍無力招架，大潰而退。

李元昊退入賀蘭山，見遼軍勢盛，遂派使臣向遼興宗謝罪請和。遼興宗願意待之以寬仁，蕭惠等「主戰派」卻認為「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計」，力主徹底掃蕩，以免他日再生禍患。

李元昊求和果然是偽裝，其旨在爭取時間，誘敵深入，待遼軍後勤補給被切斷，糧草將盡，人困馬乏時，施以突襲 (好水川一役，任福正是受西夏軍向北撤退引誘，導致孤軍深入，糧道被斷，人馬乏食)。

西夏連續三次主動退兵三十里，每次後撤，皆實施焦土政策 (燒掉路上所有的糧草和居所)，遼軍竟懵然不知。

蕭惠督師出擊，西夏軍潰敗。蕭惠乘勝命右翼軍包抄西夏軍後路，元昊率千餘殘兵突圍而出。元昊快將被生擒，忽然風沙乍起，遼軍自亂陣腳。西夏軍趁勢反攻，遼軍大敗，互相踐踏者不計其數。西夏軍攻打遼軍大本營，遼軍全線崩潰，興宗倉促突圍，遺下御用器服，車騎。西夏軍又攻入蕭孝友寨，數十人被俘。

西夏國力始終不及遼，元昊遣使求和，興宗礙於形勢，無奈接受。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遼國沒有付出一文錢的歲幣，西夏亦繼續向遼國稱臣。

賀蘭山之戰 (發生於宋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十月) 後，遼興宗逐漸意識到党項部落對遼西部邊境的威脅，他因此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 (今山西大同)，作為五京之一 (其餘包括：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開始營建軍事指揮系統及防禦城池。這一舉措提高了遼在該地區的軍事、經濟影響力。

起信論 (上)

《大乘起信論》相傳是馬鳴菩薩依據《楞伽經》所造，由真諦翻譯。

然而，牟宗三認為：

「(《起信論》) 其實是真諦三藏所造的。真諦三藏是梁大同年間，從印度來的僧人，在中國弘揚唯識思想。《大乘起信論》被標為是馬鳴菩薩所造，其實這是假托菩薩之名，以增加論典之權威性。至於被標為是真諦譯，其實據我看就是真諦所造；當然不一定只是真諦一個人所造，也許有許多中國和尚幫他的忙。何以能推測《大乘起信論》是真諦三藏所造？因為真諦三藏的思想就是想融攝阿賴耶於如來藏的，而《大乘起信論》正是這種融攝之充分的完整的展示。」(《中國哲學十九講》)

真諦弘揚無著《攝大乘論》，特別提一清淨的阿摩羅識，以轉化染污的阿賴耶識。前者可轉化後者，即具一能動性、主宰性，即是心。又阿賴耶識是被轉化者，其明顯與阿摩羅識為異質之兩層。真諦雖未正面提出「自性清淨心」，但已為「自性清淨心」概念鋪路。「相州北道派」跟真諦看法相契，則《起信論》乃攝論宗、地論宗思想成熟的歸宿。

按照唯識宗的理論，阿賴耶識是第一義的，為一虛妄生滅識，生一切世間法。《起信論》提出之如來藏系統，部份贊同唯識宗立場，卻將阿賴耶識置於次一等的地位，第一義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牟宗三解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自性既是清淨，則非虛妄染污，所以是屬真常心。真是真實不虛，常是恆常不變。依佛教而言，此即是『智心』。而『智心』乃是由『識心』對翻而來的」(同上書)。

他因此說：

「由唯識宗的阿賴耶系統推進至《大乘起信論》的真常心系統，這種推進乃是佛教內部教義的發展中，必然要出現的一種推進。因為順著阿賴耶識系統中問題的展現，自然會逼顯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思想系統。」(同上書)

在《佛性與般若》中，牟宗三對《起信論》的義理間架作出了更精準的概括：

「《起信論》是典型的『真心為主虛妄熏習是客』的系統 (筆者案：唯識宗是『以阿賴耶為主、正聞熏習為客』的系統)。順阿賴耶系統中無漏種底問題 (正聞熏習是客)，我們似乎必須要通過一超越的分解而肯定一超越的真心，而此真心不可以種子論。由此真心為唯一的根源，在實踐中說明一切流轉法與還滅法之可能，即是說，一切法皆以此真心為依止；同時，並說明成佛底真實可能之超越根據，以及頓悟底超越根據，乃至一乘究竟非三乘究竟底真實可能之超越的根據。此一系統既是一系統，當然須通過一分解來展示；但此分解卻是一超越的分解，而不是如以阿賴耶為中心者之只為經驗的分解或心理學的分解。此一通過一超越的分解而成的系統，通常名之曰『如來藏緣起』。超越的真心即『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

扼要言之，唯識宗以「正聞熏習」作為人「轉識成智」、「成佛」之關鍵，但它同時主張阿賴耶識乃兼染淨善惡而為無記 (無法區分其特性)，阿賴耶識無法提供定然、必然的動力讓人持續修行，變相暗示成佛得不到先天的保證。

唯識宗此一理論困難，必須「通過一超越的分解而肯定一超越的真心」來解決。

所謂「超越的分解」，英文是 transcendental analytic，來自康德哲學。劃開經驗層及超驗層。世間法屬經驗層，阿賴耶識是經驗的心靈。不過，阿賴耶識並非最終極，它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無明所覆蓋之結果 (「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超離經驗界，卻對經驗界起作用，故屬超驗層，是「超越的真心」。

《起信論》的如來藏系統使人可藉自覺化去無明，阿賴耶識得被轉化以生出還滅法 (即清淨法)，「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可作為人修行的動力源，不如唯識宗的阿賴耶識軟弱無力。成佛因而得被先天地保證，後天的修行工夫不致徒勞無功。

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人，本乎唯識宗立場，拼命攻擊《起信論》，未免困於門戶之見。

開鑼

世界杯開鑼，各場賽果教人大跌眼鏡。

上屆冠軍德國，竟不敵墨西哥。有人怪責燈神發功，但更關鍵是：拿姆、小豬等退役，後防由曉姆斯及謝路美保定包辦，二人快將三字頭，相比墨西哥羅辛奴的年青 (95 年出生)，當他、小豆、卡路士韋拿打快速反擊撕破德國防線時，曉、謝委實無可奈何。加上組織、協調做得不太好，故大熱倒灶。

哥倫比亞、波蘭、阿根廷、巴西有著名球星壓陣 (占士洛迪古斯、利雲度夫斯基、美斯、尼馬)，按理佔盡優勢。豈知哥倫比亞輸在一張紅牌 (山齊士開賽 3 分鐘犯手球)，有球迷認為出「全餐」(紅牌加十二碼) 十分罕見。波蘭則在塞內加爾急攻下處處後退防守，有兩球甚至擺老烏。美斯被發現等波踢，罰球乃至十二碼亦未發揮出應有水準。巴西錯在大意，給瑞士機會頭槌見功。

足球畢竟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團隊活動，講究 team spirit。冰島以業餘之資，能逼和阿根廷，重點在於各球員間懂得互相補足，一個犯錯，第二個馬上彌補。比觀之下，靠美斯、迪馬利亞保全家的阿根廷就相形見絀了。

西班牙在落後一球的情況下踢逆境波，一度反超前葡萄牙，可見其已擺脫四年前的陰霾，重新上路。

至於俄羅斯，其足球水平向來不被看好，卻於揭幕戰大數沙特阿拉伯五球。

令人擔憂的是烏拉圭，這支南美勁旅，分組賽面對埃及，已經打得非常吃力，僅靠占美利斯頭槌險勝 (新近對沙特也只勝一球)。蘇亞雷斯、卡雲尼兩個箭頭差不多全無發揮餘地，中場出波頻頻斷纜，只守無攻，反不如摩洛哥以攻為守。

接下來的賽事相信會更加精彩！

遺憾

過去一年，工作並不如意，時生去職之念。我為人高傲，不怕找不到工作，惟那種徬徨，那種兩無依傍，到底不大好受。

又由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想到曉瑩。

我常常說曉瑩不愛我，只愛她的男人。可是，就算她愛我，我能給她幸福嗎？

回想最初大學畢業時，大概 2011 年，我有大半年是過著無業游民的日子。那時母親尚未離世，我美其名在家裡讀《基本法》考公務員試，實際卻是找不到工作的無可奈何。

我是唸哲學的，我可以說服自己只是一時懷才不遇。母親亦未責怪我，甚至說我是個人才，將來會找到工作。然而，曉瑩呢？我不敢找她，我覺得自己很失敗。就這樣，我錯過了她大半年。

到後來，在一間小學工作，所做幾乎是自己從未接觸過的，搞什麼特殊學習支援。老師們的冷言冷語、自己的吃力不討好，教人不快。我雖在面書留言給曉瑩，但始終不敢見她。我覺得襯她不起。

沒多久，我「被離職」，隱遁了半年。此半年，正是曉瑩遇到、愛上她的 Mr. Right 的時間。自此，我一切愛念盡化煙，曉瑩剔除了我在她人生中的地位，我成為路人甲。

曉瑩到澳洲去，我以為尚有希望，怎知去年經歷的一切，我發現我們之間的距離太遠，無法回到從前。現在，我再次潦倒了 (或許一直都是)。

坦白說，哪個女子不想自己的伴侶英俊瀟灑，至少「見得吓人」？哪個女子不想在美景下身披嫁衣，跟自己所愛漫步？浪漫而甜蜜的婚禮，更是每個女子人生的最大志願吧！

但很不幸，我通通給不到曉瑩，我生命中最愛的女人。

我很醜，我也沒金錢給她出國、披嫁衣，我更加沒法助她成就浪漫而甜蜜的婚禮。一個普通女子最基本的訴求，我都給不到。我憑什麼要曉瑩和我一起，難道真的來個「貧賤夫妻百事哀」嗎？

我真的很愛她，我不想她受苦，一點苦也不要受。可惜我沒法子擺脫潦倒，我眼白白看著她投進別的懷抱，和別的去過生活。

幸好聽曉瑩說，Mr. Right 父親是做基建生意的，他是長子。兒子替父親打工，該不會被開除。曉瑩還和男友一同旅行、攝影，說不定二人目前已在外國，甜甜蜜蜜地手拖手漫步。

快將步入三十，回望這些年，我幾乎與愛情絕緣 (儘管有憧憬)。我相信往後的日子亦然。

人生苦短，不強求了，只希望曉瑩永遠幸福快樂，永遠享有真愛。

今天下午回校時，看見門前大樹，樹下依稀有一個身穿深藍大衣、頭戴畫家帽的倩影，眼神裡夾帶著不捨，靜望著我。我定了定神，發現周圍空無一人，內心不禁酸楚.....

「你以前寫左咁多野俾我，而家唔係搵你食餐飯都唔得掛？」

「我陪你走埋呢段路」

「你爸爸年紀大，要好好照顧佢」

曉瑩走了，我往後的生命是多餘的，還管他有沒有工作。

攝論宗與地論宗

把阿賴耶識視為虛妄、染污，是正宗唯識學的主張。然而，《攝大乘論》經過真諦譯釋，其義理竟與《攝論》本身有距離。真諦藉傳習、弘揚《攝論》開出的宗派，叫做攝論宗。

真諦是西天竺高僧，在梁武帝執政時來到中國。他基本上同意第八識 - 阿賴耶識是妄識，為一切法之所依。可是，於八識之外，尚有一純淨的第九識 - 阿摩羅識。阿摩羅識即無垢識，即真如佛性。眾生能發展此識，以之對治妄識，便可成佛。

真諦的創見，用於解釋《攝論》，是刺謬的、不相應的。不過，它意外地和北道地論宗的看法相契。

地論宗，傳習、弘揚《十地經論》所開出的宗派。《十地經論》是世親早年作品，旨在詮解注釋《十地經》，《十地經》即《華嚴經》＜十地品＞。

「十地」是指菩薩修行成佛的十個階段，包括：

1. 歡喜地 - 初為聖者，證人法二空理，遂得大歡喜；

2. 離垢地 - 圓具淨戒，捨離煩惱垢；

3. 發光地 - 依禪定而發無邊智慧之光；

4. 焰慧地 - 捨離前三地之分別見解，以智慧火燒煩惱薪，因此而悟智慧之本體；

5. 難勝地 - 已得正智 (出世間智)，難再超出；

6. 現前地 - 最高、最完滿的境界 (染淨無分別) 呈現在前，即將抵達；

7. 遠行地 - 修行進入無相行，遠離世間及二乘的有相有功用；

8. 不動地 - 無分別智相續任運，不被相、用、煩惱等所動；

9. 善慧地 - 成就四無礙辯，善說法門 (「法無礙辯」指「於一切法相、名字有無礙自在的智解，故能善於辯說」，「義無礙辯」指「於一切法相、名字的義理有無礙自在的智解辯才」、「辭無礙辯」指「通曉一切方言而無礙辯說的智解、辯才」、「辯無礙辯」指「隨順眾生根機而巧妙演說，令眾生樂聞的智解、辯才」)

10. 法雲地 - 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具足無邊功德，法身如虛空，智慧如大雲，無處不在。

北魏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合譯《地論》，二人見解卻不一致，由是分為兩派：本於菩提流支而始於道寵的流派，稱為「相州北道派」；源自勒那摩提而始於慧光的流派，稱為「相州南道派」。兩派統稱為地論宗。

牟宗三表示，《地論》並未詳細分疏八識。

「相州南道派」以阿賴耶識為清淨、真如佛性，視之為諸法所依持，生一切法。此法性真如即如來藏，本來具足一切功德，乃與生俱來，先天而有。凡此種種，皆和唯識思想「通常之習慣」不合。

「相州北道派」以阿賴耶識為染污，視之為「自性清淨心」轉陷而來。業力憑依「自性清淨心」而生一切法。眾生如要成佛，必須藉修行恢復與生俱來，先天而有的「自性清淨心」。這與攝論宗真諦的見解出奇地相似。

「相州北道派」後來和攝論宗合流，其思想成熟之歸宿為《大乘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屬真常唯心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系，跟虛妄唯識系為兩個迥然不同的系統。

富弼出使遼國

仁宗慶曆二年 (公元 1042 年) 三月，富弼出使遼國。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年少時篤志好學，氣度恢宏，獲范仲淹賞識，曰：「(帝) 王 (輔) 佐 (之) 才也。」王曾、晏殊也欣賞其文采，晏殊把女兒許配給他。

仁宗恢復制科，范仲淹提議富弼藉此出仕為官，「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因反對廢郭皇后被貶，富弼為其求情：「宜還仲淹」(此見富弼屬范仲淹一派，受儒家精神薰陶，傾向改革時弊，不因循苟且)，富弼不久出任絳州通判，升直集賢院。

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國，富弼上疏陳述八件事，乞斬其使者。仁宗以他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三川口一役，黃德和誣陷劉平、石元孫投降，富弼還二人清白，德和遭要斬。富弼又反對宦官監軍，不贊成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用守贇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直言極諫，加上和范仲淹關係密切，令宰相「呂夷簡不悅」。適逢契丹派大臣蕭特末 (漢名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夷簡於是推薦富弼為「接伴使」。

是時，遼興宗耶律宗真年紀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眼見宋朝受西夏困擾，遂「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儘管有「主和派」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期期以為不可 (「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興宗卒之採納「主戰派」南院樞密使蕭惠建議 (「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用強大武力作後盾，企圖奪取故地。

特末至，擺出一副傲慢姿態，「託疾不拜」，富弼不滿：「昔 (吾出) 使北 (朝)，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富弼之前曾出使遼國) 特末感尷尬，矍然起拜。富弼見對方講道理、知愧恥，「開懷與語」，特末亦十分感動高興，不再隱瞞實情，將遼興宗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知富弼，並說：「能順從，就順從他，不能順從，就以一件事搪塞他就足夠 (「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

富弼將種種資訊奏報仁宗，仁宗「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婚)」，卻不同意歸還關南之地。

富弼為回謝國信使，出使契丹。從他不接受樞密直學士、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可見富弼重義輕利，為一儒臣。

契丹有武力作後盾，所謂「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宋朝亦不甘示弱，「河北、京東皆為邊備」。

呂夷簡雖汲汲於私怨，但他不失為一人才，這由「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可以看出 (「澶淵之盟」能夠成功締結，宋朝軍民上下一心，遼軍無必勝把握，是一大關鍵。必須擺出一副強硬姿態，令遼軍虛怯，富弼在談判時才能不落下風，夷簡看通箇中關節，故為一人才)。

大名府即今邯鄲市大名縣，乃真宗當年親征駐蹕之所。以此地為北京，等於示意宋朝堅決抗遼。

建都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讓契丹人見識宋軍陣容、軍紀之嚴整，產生畏懼之心：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見遼興宗，興宗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

竟把自身脅武力奪取關南地之舉措，包裝成對宋朝「違約」(「約」指「澶淵之盟」) 的網開一面。

富弼回答：「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

他不是正面駁斥遼興宗，而是猜測興宗心理無非為一己之私利 (「義利之辨」是儒者慣用之思維模式)，乘機因勢利導，分化興宗及其臣下。

興宗果然驚曰：「何謂也？」富弼估計無誤了。

富弼說：「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

此處富弼開始講道理，其理據有二：

(1) 宋朝疆域遼闊，「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早就不如五代般困窘，契丹南侵，不必然取得勝利，隨時「賠了夫人又折兵」。

(2) 即使南侵成功，所得利益未必盡歸興宗本人，群臣必定分沾。相比兩國和好，利益盡歸興宗本人，後者顯然更明智。

從「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興宗已被說服。

和談將成，富弼方回應興宗開頭的詰難：「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

興宗自知理屈，故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不過，關南之地始終要奪回，包裝被拆穿，只好單刀直入：「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洗雪前恥，替祖宗爭一口氣，竊以為是興宗原來之目的。

富弼答：「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這其實是曹利用見蕭太后時，蕭太后說：「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曹利用答：「晉、周事，我朝不知」的摹本。

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相當於昔日的政事舍人高正始 (「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愧多矣」)。

六符非契丹君主，富弼見大局已定，遂不再客氣，厲聲道：「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

遼興宗後來召富弼一同打獵，借故把富弼的馬靠近自己，說：「得地則歡好可久」。富弼依舊不為所動，反覆陳述不能這樣：「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他甚至不贊成兩國和親：「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遼興宗最後無奈地讓富弼返國，僅求增加歲幣 (史稱「重熙增幣」)。

九月，富弼與張茂實持誓書再至契丹，興宗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富弼反對：「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興宗退而求其次：「然則為『納』字。」富弼仍然反對。興宗不耐煩：「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富弼據理力爭：「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

興宗敵不過富弼的固執和疾言厲色，「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仁宗知悉，「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富弼「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到頭來功虧一簣。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子生 (出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可見他捨家為國，大公無私。

仁宗以他為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他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劉向《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無功不受祿，乃儒家之做人原則。富弼拒絕仁宗升遷，是他篤信儒學之鐵證！

「重熙增幣」，契丹每年可得銀絹五十萬 (銀增至二十萬兩、絹增至三十萬匹)，自此宋、遼一百二十年不交兵 (值得注意是，李燾的評價比較負面：「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4. 葉隆禮，《契丹國志》。

5. 錢穆，《國史大綱》。

情報工作

早於二十世紀初，日本已經展開對香港的情報工作，詳細研究香港的炮台、守軍、地形、政府、經濟、衛生等問題。

除了收買英國軍官，日本派出大量情報人員進入香港，且設有專攻香港本地情報的部門 -「香港機關」。刺探英國在港軍事機密、官員異動、艦隻轉移等，乃「香港機關」主要工作。

1926 年，日軍撰寫《香港兵要地誌》。八年後，丸山政男大佐編集《為攻略英領香港之兵要地誌並作戰資料》，對香港地形、內部情況、軍事設施等皆有一定了解。

1938 年，日軍參謀本部根據丸山政男大佐的成果，加上間諜偵察所得，更新《兵要地誌》。該書詳細掌握香港各方面，例如：

(1)「醉酒灣」至沙田灣有 1 條以「混凝土製造的『特火點』(機槍堡)」組成的防線 (醉酒灣防線)。在城門水塘南面「有 4 個機槍堡」(城門碉堡)，全部以人身高以上的交通壕連接，更有深 4 米的鐵絲網保護，雜草遮蓋，極難發現。陣地建於 1936 年 11 月。

(2) 將軍澳、魔鬼山、青衣島、赤柱、鶴咀、薄扶林、大潭山峽等地均有新炮台，錦田則有機場。

不過，《兵要地誌》也有若干不足：

(i) 未能準確描繪醉酒灣防線各機槍堡的實際位置；

(ii) 誤以為赤柱炮台自 1937 年已備有 18 吋 (460 毫米) 炮 3 門、高射炮 6 門；

(iii) 誤以為英國準備在城門水塘建立水上飛機基地；

(iv) 未能查探香港守軍的防衛計劃。

有一意大利駐港總領事米利托 (Gennaro Pagano di Melito，前意大利海軍中校)，在港府內部擁有線人，為日軍提供「香港防禦設施、兵力等貴重的軍事資料，又以專門知識輔助說明」，並於 1939 年 4 月把情報送交日軍駐廣東的第 23軍司令部。日軍利用資料完成《香港防御施設圖》(1939 年 8 月完成，1：25,000)，範圍包括中港邊境，以及荃灣至西貢一帶防禦工事，其中更標明了城門碉堡的弱點：欠缺掩護水塘正面的機槍堡，英國對防線機密遭洩露竟懵然不知。

意大利在港府內部的間謀還向日軍洩露重要會議的內容、英法不能防衛香港的共識。

由於英國不願給予日本開戰藉口，港府對其情報活動只能「小懲」，即實施小規模的遞解行動。「小懲」不但未能收阻嚇作用，反而令「香港機關」更加猖獗 (1940 年 1 月以後)，開始收買幫會人士 (「香港機關長」岡田芳政安排坂田誠盛以「田盛」為化名，聯絡三合會頭目駱寶山，組織起「天組」、「佑組」兩股勢力，響應日軍入侵)，在港九各地製造混亂，衝擊英國管治，策應日軍入侵。

1941 年 10 月，日本計劃進攻香港，「香港機關」接獲指示進行以下工作：阻止英軍破壞主要公路、設置道路標識、襲擊在港的中英要人及其家屬、破壞發電廠及電話機房、散發反英傳單、在戲院實施恐怖襲擊、給予幫會人士手槍和炸彈以助日軍拖英軍後腿等。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歧視

愛因斯坦日記曝光，形容中國人為「勤勞、骯髒、遲鈍的人」。「中國人吃飯時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歐洲人在樹林裏如廁那樣蹲著......安靜、拘束，就連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愚鈍。」他又表示，中國女人與男人沒有差別，質疑她們究竟有何種魅力能吸引男性，且說：「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其他種族的人，那真是遺憾。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光是想一想都是無可言喻的悲傷。」

大中華主義上頭的強國人，驟聞偉大科學家搞種族歧視，紛紛發起「抵制相對論」，「放棄原子能」。有些更大言不慚：「如果老頭看到現在的中國，會更厭惡嗎？」他們偏偏不懂虛心反省一位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為何會說出如此的話。

中國人向來以背誦見稱，由童蒙時的《三字經》，到長大後的《論語》、《孟子》、《史記》、《漢書》......背得久了，頭昏腦漲起來，自然不知變通，不知變通即是拘束、遲鈍、呆板。西方人讀書，強調邏輯數理，著重演繹法，一理通百理明，受此一學習方式模鑄的靈魂，當然比較生動跳脫、靈活多變。

中國女人無吸引男性的魅力，是因為儒家主流常常看重女子的德，貶抑妖媚冶艷的尤物。做女人要出嫁從夫，相夫教子，替丈夫料理家頭細務，用今天的話，就是做阿四 (傭人)。阿四怎會悉心穿著情趣內衣營造 sex appeal？稍稍不安份的，就被人左一句「潘金蓮」，右一句「浸豬籠」招呼。法國女人的袒胸露臂、豪放多情 (擁有多於一位情夫)，中國全無土壤孕育，女人焉能不與男人相同？

愛因斯坦的觀察，認真了解，其實可深入到中西文化比較。謂中國人喜歡蹲踎，也不過道出事實。強國人玻璃心碎，就發癲發狂，又抵制又放棄，不講道理的種族，取代講道理的種族，不遺憾、不悲傷才怪。

唯識宗 (下)

跟般若空宗不同，唯識宗對一切法 (法指現象) 進行分類，謂之「五位百法」。

早在原始佛教裡，說一切有部 (簡稱有部，部派佛教中上座部分出的一部) 已經對一切法作出細分，得出「五位七十五法」。所謂「五位」，是指色、心、心所、心不相應行、無為。色法 11 種、心法 1 種、心所法 46 種、不相應行法 14 種、無為法 3 種，合計 75 種，故云「七十五法」。

「五位百法」，「五位」沒變，心法增至 8 種、心所法增至 51 種、不相應行法增至 24 種、無為法增至 6 種，合計 100 種。明辨諸法自相 (各個法能被觀察到、被認識了解的外在特徵) 分別，乃「五位百法」設立之目的，這一意義上，跟現代科學有契接處，科學是「通過經驗實證的方法，對現象進行歸因的學問」。

不過，唯識宗終究非教人做科學家，它是要人成佛。分類過後，其遂指一切法皆是有情眾生各自本具之「八識」所變現。「八識」乃唯識宗成佛論的中心。

直接拆解「識」的梵文字義，已含有區別、認知等意思。人懂得分別，就有你我，就有比較，容易產生紛爭。故此，「識」本質上是染污的、不清淨的。

「八識」分別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前五識合稱「經驗主體」)、意識 (認知主體)、末那識 (心理主體)、阿賴耶識 (梵語：ālaya-vijñāna，又名一切種子識、異熟識，屬潛能主體)。

「八識」變現一切法，變現不是形上學式 (metaphysical) 的從無生有，而是認識論上 (epistemological) 的生起現象 (phenomena)。

「八識」中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負責收取感官資料 (sense data)。意識相當於康德哲學裡的先驗概念 / 範疇，負責把所收資料分門別類。末那識負責統籌前六識，並作出心理反應。阿賴耶識解釋末那識為何如此反應。變現因此是認識論意義的生，不是主觀唯心主義。

「八識」變現一切法，前六識成就經驗世界，末那識成就心靈世界。人有不同性格、選擇不同的價值觀等，俱屬末那識 (梵語：manas-vijñāna)，末那識即自我意識。至於何解彼的自我迥異於我的自我、各人的自我何以獨一無二？這需要在阿賴耶識的種子裡找答案。

阿賴耶，意思是收藏，阿賴耶識又叫做「藏識」。收藏什麼？收藏上一生命階段所積累的種子。

種子有兩種：有漏種子、無漏種子。

有漏種子生有漏法，有漏法即有漏失功德法財的法，讓有情眾生繫服於三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 內，輪轉生死。簡單講，就是世間法、生滅法、染污法，即世間一切現象 (和分別、認知、執著分不開)。自我之不同亦應該在此處求解。

無漏種子生無漏法，無漏法是不會漏失功德法財的法，是與解脫相應的法，能讓有情眾生出離三界世間的法。簡言之，就是出世間法、清淨法、佛法。

阿賴耶識是「藏識」，「藏識」猶如一個倉庫，貯存著你上一生命階段種種言行所留下的種子 (言行所導致的影響 / 後果)。所謂「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業即種子。佛家有輪迴觀念，上一生命階段得出什麼，俱會原封不動帶到今世。同理，刻下生命階段得出什麼，俱會原封不動帶到來世。阿賴耶識負責保存及令種子起現行 (生起現象)。

有漏種子收藏在阿賴耶識內，無漏種子 (生自「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即聽聞佛理而按所聽反覆實踐修習) 也收藏在阿賴耶識內。阿賴耶識因此是染淨和合。

人要成佛，必須 (1) 淨化上一生命階段所累積的有漏種子 (2) 令無漏種子起現行。此過程稱為「轉識成智」。「識」指「八識」，「智」指「四智」。

「轉識成智」如何轉法？根據《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前五識轉成「成所作智 (成就所要作的事，即救度眾生的工作)」，意識轉成「妙觀察智 (妙觀人生而了悟)」，末那識轉成「平等性智 (不再自私，能無私無我平等待人)」，阿賴耶識轉成「大圓鏡智 (生命境界清淨無染，如明鏡之如如朗現)」，「四智」其實即般若智。而主持「轉識成智」的重任 (提供動力、進行選擇) 落在末那識上。

到了這裡，可以發現，唯識宗其實與般若空宗並不相悖。大家都認同「緣起性空」，認同般若智慧。只是唯識宗要為一切法作根源的說明，「八識」被提出，且成為理論重心。

然而，「正聞熏習」如何令一妄心、染心生出完足動力去修行？這是唯識宗一大棘手難題。真諦言阿摩羅識 (梵語：amala-vijñāna，「阿摩羅」意思是清淨無垢)，某程度上是針對此一理論困難而發。這方向後來開出真常心，卻已不是無著、世親的原意了 (二人俱主虛妄唯識)。

不做浮城，扎根香港

一個特金會，沖散普羅大眾對梁天琦等入獄的關注。

其實，侵侵與肥仔恩歷史性會面，跟香港有何直接關係？「一地兩檢」二讀通過，香港逐步被赤化，捨本逐末去理會國際大事，忽略香港本土困境，這樣做健康嗎？

當然你可以想一大堆藉口，諸如「香港人要維持國際視野」、「大陸化太難避免」等，但如果你決定以香港為家，很難想像你會關心侵侵與肥仔恩，多於梁天琦等。

梁天琦等被判入獄，法官理據極為荒謬，一晚燥動，判刑嚴重過六七左仔、黑警強姦，法治蕩然。

邵家臻問：「1956 年『雙十暴動』後，港督葛量洪即時進行調查；1966 年『九龍騷動』後，港督戴麟趾更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結果顯示中央集權下情不能上達，所以民憤如乾柴，見火即燒。想問特首，就旺角騷亂案會否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

林鄭有何回應？「情況並未達至那樣嚴峻，政府不會成立委員會」、「如果真的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要調查多年來，到底是甚麼人去灌輸違法達義、以身試法、公民抗命的訊息。」

法院判刑比「六七暴動」時重，即「旺角事件」的嚴重程度超過「六七暴動」。「雙十暴動」的死亡人數比「六七暴動」多，即「雙十暴動」的嚴重程度也超過「六七暴動」。「雙十暴動」政府即時展開調查，按道理，「旺角事件」不可能例外！

連造成 1 人死亡、18 人受傷的「九龍騷動」也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政府更應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旺角事件」，需要調查這些年來甚麼人去灌輸違法達義、以身試法、公民抗命的訊息不是反對理由！

如果林鄭堅決不啟動，這是否暗示「旺角事件」嚴重程度根本不如「雙十暴動」、「九龍騷動」？那麼，法院判決是否公正即成疑問。

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 rule of law 正式「釘蓋」，香港究竟多少人在意？

梁天琦判刑前寫了一封信 (＜寫在判刑前＞)，其中說：「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都不再留戀香港，退居其他地方，香港的未來也就從此有了定數。相反，我們只有扎根這片土地，這裏才有改變的可能，香港也不再是座浮城。」

基於香港過去是個殖民地，「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香港人習慣動輒移民，移民需要看國際大環境，於是好談國際時事，忽略本土。年青一代很大部份亦是如此，這是歷史延續之不得不已。

然而，無人立志「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香港人口就可以隨時通盤轉換，只有香港市民，卻無香港人，謂之「浮城」。浮者，無根也，變動不居也。

「浮城」是抵擋不住鄰國有計劃的大規模的人口移殖，要擺脫「浮」，必須扎根，即以香港為家。

「旺角事件」一系列政治犯，他們坐牢的最大意義，就是打響扎根香港的第一槍。他們要做真真正正的香港人，不是香港市民。

手持香港身份證的可以只是香港市民。林鄭及一眾高官也是香港市民，不是香港人。只有香港人團結起來，立足本土，拒共才得以可能。何謂香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長，願意為香港付出，以香港為家，「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之人也。

家裡失火，就要立即撲滅，汲汲於別人家破鏡重圓，自己燒焦了也不自知，何苦？

「我們在香港，這裡有希望」，做個香港人吧！

法天太后專制

遼聖宗親政，基本上延續蕭太后執政時的作風，反對嚴刑峻法，對外拓展版圖。惟晚年迷信佛教，窮奢極侈，太平十一年 (公元 1031 年) 六月，聖宗逝世，終年 61 歲。《遼史》稱讚他：「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聖宗駕崩，兒子耶律宗真繼位，是為興宗。興宗生母為宮女蕭耨斤，史書記載她面容黝黑，目露凶光 (「黝面狠視」)。因齊天皇后蕭菩薩哥 (蕭太后弟弟蕭隗因的女兒) 所生兩子皆早夭，遂取宗真加以撫養，視之如己出。宗真恭謹侍奉齊天皇后，蕭耨斤看在眼裡，非常不高興。

蕭菩薩哥「年十二，美 (貌出眾) 而才 (華洋溢)，選入掖庭」。統和十九年 (公元 1001 年)，被冊封為齊天皇后，年僅 16 歲。蕭太后死，齊天皇后得以預聞政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令」。陪伴聖宗二十多年，深得聖宗寵愛。

齊天皇后擅長琵琶，與琵琶樂工燕文顯、李睦文過從甚密，蕭耨斤多次向聖宗提及此事，欲置齊天皇后於死地。她「又為番書投聖宗寢帳中」，幸好聖宗不信，與齊天皇后感情依舊。

無奈聖宗終於病危，蕭耨斤想到自己親生兒子即將成為皇帝，竟得意忘形，把多年來的鬱悶、怨毒一次過向齊天皇后爆發：「老物寵亦有既耶 (老東西，寵愛亦有盡頭啊)！」

聖宗離世後，蕭耨斤更變本加厲，先「自立為皇太后」，再指使護衛馮家奴、耶律喜孫等誣陷齊天皇后和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密謀作反。

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對生母的做法不以為然。可是，蕭耨斤堅持「此人若在，恐為後患。」任興宗如何規勸 (「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她都不聽。

齊天皇后卒之被「載以小車，囚之上京」，不久遭逼死 (「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其左右百餘人遇害。

蕭耨斤用皇太后身份攝政 (景福二年，即公元 1032 年，十一月，上尊號為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簡稱法天太后），且以自己生辰為「應聖節」(之前聖宗以齊天皇后生辰為「順天節」)，「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番漢事，蕭氏奴為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人。范陽無賴輩多占名樂工，為蕭氏奴」。

法天太后大量起用親朋戚友、市井無賴、聖宗時代被裁示永不錄用的貪官污吏，政治走下坡是必然的。她還在重熙三年 (公元 1034 年) 企圖廢興宗，改立少子耶律重元 (一說宗元)。重元及時告知兄長，興宗先發制人，收太后符璽，「以黃布車載送 (她前往) 慶州，守聖宗塚」，並大殺其親信黨羽。

直至重熙八年 (公元 1039 年)，遼興宗才迎回母親 (「因命僧建佛事，帝聽講《報恩經》感悟，即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不過，從「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為之備」，兩人之間明顯存有不可磨滅的芥蒂。

天生樣貌、才華、身份地位不如齊天皇后，加上得不到聖宗數十年寵愛、親兒又變相成了正室的兒子，令蕭耨斤內心充滿憎恨、妒忌。聖宗尚在世，蕭耨斤不易發作，也不宜發作。但聖宗去世，齊天皇后驟失依靠，不發作更待何時。興宗之所以苦勸無效，蓋蕭耨斤想齊天皇后死久矣！

興宗長期視齊天皇后為母親，蕭耨斤看不過眼，對這位兒子自然心存不良印象。廢立一事肇始於此。

不良印象導致情感淡薄，「后常不懌。帝崩，殊無戚容。見崇聖皇后 (即興宗皇后) 悲泣如禮，謂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正好反映蕭耨斤根本不愛興宗。

情感是雙向的，生母既不愛自己，還要廢掉自己，自己怎能無條件愛她？於是就有「然出入舍止，常相去十數里，陰為之備」。

反而養母疼愛自己，故「帝因獵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太后墳塚荒穢，又無影堂及掃灑人，只空山中一孤塚，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於此也。』左右皆沾涕。因詔上京留守耶律貴寧、鹽鐵使郎玄化等於祖州陵園內選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等並同宣獻太后園陵。」

這其實是一個家庭悲劇。

遼道宗清寧三年 (公元 1055 年)，蕭耨斤逝世，上諡號欽哀皇后。齊天皇后則被興宗追尊為仁德皇后。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隆禮，《契丹國志》。

2. 脫脫等，《遼史》。

本土派是不會倒下的！

旺角「魚蛋革命」沒炸彈、沒嚴重死傷，梁天琦被判囚 6 年、盧建民 7 年。「六七暴動」左仔掟菠蘿、奪北角小姊弟及林彬等人性命，最重僅判囚 4 年。這反映什麼？香港司法獨立已蕩然無存，徹底淪為行政幫兇。

事到如今，再講什麼「旺角事件不是暴動」、「判刑過重」是多餘的，中共擺明車馬借法院嚴打勇武本土派。如果大家還不相信，請看看彭大法官所引案例：

(1) 1970 年，英國劍橋一批學生圍攻一間酒店。多名學生投擲石頭、磚塊等，衝擊警方防線。現場起火。騷亂擾攘兩個半小時，一名警員及大學職員嚴重受傷，造成超過 2,000 英磅的經濟損失。15 名學生事後被控以暴動、襲警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8 人罪成。其中 6 人判囚 9 至 18 個月。

(2) 1981年，一群黑人青年帶同利器，攻擊白人團體的「大本營」，造成多人嚴重受傷，更有一名天生患有腳疾的青年被刺死。事後 3 人被控有預謀持械組織暴動，其中一人被裁定誤殺及暴動罪成，判囚 8 年，另外兩人則僅暴動罪成，分別判囚 3 年及 5 年。

旺角「魚蛋革命」有造成嚴重受傷，導致大量經濟損失麼？事件不過維持一晚。又梁天琦等人有使用利器嗎？有殺人嗎？

用兩個比擬不倫的外國案例胡言亂語，立場倒是一早鐵定的，彭大法官都算誠實，「法庭不能向社會發放錯誤訊息，令人以為對政府不滿，便可訴諸暴力，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任政府再忽視民意、殘民以逞，人民用暴力宣洩不滿都是錯？法院都要重判？一個政治問題，本應在政治層面解決，彼要阻嚇人民對荒謬政府訴諸暴力？這等於變相維穩！是次判決，等於令司法機構淪為維穩機構，促成司法、行政的「有機合作」。

有些法律界人士常常怕傳媒講得多香港法治破產，香港就真的沒有法治。今天，香港再無 rule of law，只有 rule by law，「法律是政府統治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維基百科》＜以法為治＞)，卻是法官一手造成，名副其實自毀長城！

支持梁天琦等義士的人，不禁對判刑感悲嘆。可是，從大中華角度看，其實不難理解。

早在「雨傘革命」結束，坊間就有一些大陸學者寫的書，把「雨革」定性為「黃傘之亂」。建制派如葉劉等人，亦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佔領」有外國勢力 (特別指美國) 介入。「美國支持香港民主派人士分裂中國，成就其圍堵中國的目標」，中共既如此定性「雨革」，延續下來的旺角「魚蛋革命」，自然也被看成一場叛亂，一場有外國在背後支持分裂中國的叛亂。

中國千百年來對待地方叛亂，黃巾、黃巢、李自成、太平天國......，參與者多數被殘酷殺害。「魚革」還要是一場分裂中國的叛亂，真是「萬死不能贖其罪」。奈何香港容不下殺人，中共遂鑽空子在《公安條例》第 19 條暴動罪裡找藉口，挫死梁天琦一干人等。

《公安條例》對暴動的定義：「非法集會」引致「破壞社會安寧」。Hong Kong Watch、彭定康皆批評「非法集會」、「破壞社會安寧」定義模糊。然而，正因為模糊，中共才可任意詮釋以打擊其想對付的叛亂分子。中共原來於 1997 年就放好屠刀，以備不時之需，惟香港人懵然不知。

關於《公安條例》，部份條文在 1995 年被裁定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牴觸，遭到廢除。可惜中共「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1997 年主權移交後竟將被廢除的條文重新修訂，並三讀通過。陳文敏當年撰文批評：「還原法例具殖民地色彩，如同將一個應該有高度自治的社會推回一個高壓管治的社會。」現在回望，一語成讖。

由於中共繼承著中國千百年來的平亂心理，梁天琦等人被「置諸死地，永不超生」(何韻詩語)。

相反，警隊再腐爛，始終是國家機器，假如重判，日後怎會有人願意加入維穩部隊？所以暗角七警打人判囚 2 年、朱經緯警棍襲途人頸判囚 3 個月、黑警強姦醉酒女網友判囚 5 年半，判刑俱輕於梁天琦等。

從旺角第一批政治犯，到梁、游，再到梁天琦、盧建民等，中共及其傀儡明顯是要把本土派連根拔起！「敵我矛盾」是他們的理論分析框架，故彭大法官方會說出「任何選擇參與暴動的人均是咎由自取」一類涼薄冷血的話。

梁美芬、湯家驊之流謂判決「彰顯法治」、「合符法律精神」，純粹逢迎拍托，為奴而不以為恥，不值一提。

反而本土派應發奮砥礪，迎難以上，反抗到底。

中共及其傀儡以為嚴打多名義士就能根絕本土派？嘿，他們錯了。本土派源自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的另一面即是反共 (拒共)。中共越加強打壓，本土意識只會越燒越旺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本土派是在壓迫中獲得生命力的！本土派不怕打壓！本土派是不會倒下的！

德國學者馬寶康表示，梁天琦擔心刑滿出獄後，香港將變得不一樣 (大陸化)。盡力保住香港免被中國吞噬，是本土派目前應該做的事，也是每一個香港人應該做的事。

貪污醜聞

防空署雖完成大量工作，但亦出現不少貪污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有「匯豐銀行大廈案」和「劉美美案」。

「匯豐銀行大廈案」發生於 1941 年夏，當時匯豐銀行大廈按防空署命令熄滅燈火，本應收到 500 元賠償，但只收到 87 元。銀行向港府報告，港府向防空署英籍工程師查詢，該名工程師卻用手槍自殺。

港府 8 月委任副按察司祁樂壽 (Paul Cressall) 領導特別委員會調查防空署的工作。豈知一調查，大量貪污舞弊行為遭揭發：

(1) 劉美美小姐 (Mimi Lau，原名劉金鈴，1930 年代末至 1941 年間活躍於英人與華人精英社交圈子的交際花) 涉嫌利用其影響力 (捷和鋼鐵廠東主鄭植之的書記)，使一鋼鐵公司 (即捷和鋼鐵廠) 以高價向防空署出售鐵鏟、鋼盔等。

(2) 生利公司以較高價錢中標，買入劣質空心磚 (breeze blocks)，供政府建築防空洞用。這些磚塊經香港大學測試，每百塊僅一半達到政府要求的質量，監督製造過程的工務局工程師有玩忽職守之嫌。

(3) 有投標者以空殼公司投得政府合約，然後外判予其他公司，騙取政府保證的利潤收益 (政府招標緊急工程提供 10% 利潤)。

(4) 提供質量差劣的沙包。

調查期間，一名防空署官員企圖服毒自殺，獲救後供出更多弊案。

港府為轉移大眾視線、避開社會批評，要求傳媒 (主要是英文報紙，如《德臣西報》。中文報紙如《大公報》，蔡榮芳指出：「香港報紙『本港新聞』篇幅，時常為劉美美的法庭記錄所佔滿」，甚少誇大二人不尋常關係) 集中報導劉美美和史柏堅的桃色醜聞。史柏堅 (A. H. S. Steele-Perkins) 是防空總監，劉美美據稱是他的「密友」。當時史柏堅準備離任，正好適合作為代罪羔羊，承擔本來屬於工務局的責任。傳媒故意造謠，說成「劉美美以美色引誘史柏堅購入空心磚」。有一段時間，空心磚在香港被戲稱為「劉美美」磚 (Mimi Laus)。

祁樂壽 9 月 8 日向羅富國報告初步調查結果，提到工務局賬目混亂，不少官員擁有多個銀行戶口，且違反公務員守則通過非法的中介人參與股票買賣。羅富國後來向殖民地部坦白承認過失：「我帶著滿口苦澀離任，而且我認為自己應該負責。」

接任港督的楊慕琦，深知問題不能透過操縱輿論瞞混過去，遂於 10 月在警隊中設置懲治貪污部，11 月成立「公務員貪污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n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rvice，由首席大法官麥格高 Atholl MacGregor 為首) 及「懲治貪污局」(Anti-Corruption Bureau，由彭德 Kenneth Barnett 率領)。可惜為時已晚，成效未見，戰事已經爆發 (12 月 8 日)。

「劉美美案」戰後首先為史家安德葛 (G. B. Endacott，又譯英定國) 所述及，清一色引用英文報紙，兼採港府及英人對事件的講法：「有一公司被懷疑利用其女員工與防空總監的友好關係投得政府合約；該公司與另外兩家公司以高價製造空心磚……事件導致這些磚頭以該女子命名。」莫里斯 (Jan Morris) 等相繼跟從，此說逐漸成為主流歷史論述，劉美美因而聲名狼籍。

可是，誠如鄺智文所言，「只要小心查閱中英文報紙的內容，即可發現劉美美只與捷和鋼鐵廠高價中標有關，與空心磚一事並無關係。空心磚一事反而與政府工務局人員疏忽檢查，甚至可能收受利益有關......當時英人選擇相信政府對『劉美美案』的論述，除了媒體誤導之外，或多或少是出於英人作為當權者不願承認錯誤而把責任歸咎於華人，以及對亞洲女性的獵奇心態」，劉美美很大可能被誣陷。

香港的貪污問題，受日軍攻港阻礙，一直延續到 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才被根本解決。

又英文報紙替港府錯失漂白，中文報紙也「未有詳細討論政府在空心磚一事中的責任」，其明顯未有盡監督政府、批判政府的責任 (或許是 1939 年起中英文報紙受政府審查的副作用)。

犧牲兩個無足輕重的人物的名聲來維持管治威信，的確高明。不過，這無掩防空工事的馬虎、草率。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2. 鄺智文，《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

3. 鄺智文，＜邱吉爾與空心劉美美 - 從 1940 年代防空署投標案談起＞。

唯識宗 (上)

般若空宗掃蕩一切，卻無所建立，唯識宗的出現，正是要對一切法作根源的說明。

唯識宗由無著、世親兄弟創立 (奉彌勒菩薩為鼻祖)。無著造《攝大乘論》，這是對《阿毘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的詮釋。全篇以阿賴耶識為起點，而後導入三自性說，再藉阿賴耶識與三自性，切入六波羅蜜多、菩薩十地、戒、定、慧、涅槃等觀念。

世親造《攝大乘論釋》，發揮《攝論》義理。另外，他撰有《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等。《唯識三十頌》還未完成注釋，世親就辭世了。十大論師對《唯識三十頌》作詮解，建立起自己的學說。玄奘西行求經，在那爛陀寺拜戒賢為師，戒賢的老師為護法，護法即十大論師之一。

《攝大乘論》傳至中國，有三個譯本：北魏佛陀扇多譯、陳真諦譯、唐玄奘譯。學界普遍認為玄奘的最好。另外，世親《攝大乘論釋》也有三個譯本：陳真諦譯、隋笈多共行矩等譯、唐玄奘譯。

三自性說是唯識宗的主要義理之一。所謂「三自性」，分別指：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

三自性是一切有情生命 (眾生) 中的三種重要法性。法性，梵語：dharmatā，指法 (現象) 本身內在具有的性質。由於唯識宗將三界萬法俱視為阿賴耶識 (又名一切種子識) 所變現，三性「離第八識皆不得有」。

依他起性脫胎自「緣起」，一切法皆是依因緣條件而起。可是，吾人不明白一切法皆是「緣起」，執之為實有，向外執著人事物 (法執)，向內執著自己的身心 (我執)。因執著而產生的種種幻象，帶遍計所執性。人能破除執著，看透諸法實相，便可證圓成實性。圓成實，圓滿成就究竟真實，和「性空」對應。

據此，唯識宗並未違反「緣起性空」、真俗二諦。

相對三自性，唯識宗提出三無性，分別為：生無性、相無性、勝義無性。

生無性是對著依他起來說的，一切法皆託因緣和合而生，並非無因而自然生，也沒有個造物主。剎那生，剎那滅，不過偶然的因緣聚合而已。相無性是對著遍計執來說的，種種因執著而起的法相，根本不是實有。勝義無性是對著圓成實來說的。一旦成就了圓成實，對圓成實產生執著，這還是一種遍計執。必須明白勝義本身了不可得，勝義無，佛法才成為佛法。

識，梵語：Vijñāna，有認知、了別的意思。能起認知、了別作用的心識，必分你我，再而生出比較、矛盾、糾紛，爆發衝突。唯識的識，其實必然是染污識，非清淨識。

將識視為清淨，如真諦言阿摩羅識，概念上屬自相矛盾。故此，唯識宗是染心系統，人要成佛，就要轉識成 (般若) 智。

民國初年，歐陽竟無創建支那內學院，宣揚唯識宗，呂澂便是其門下弟子，二人宗派意識皆甚強。

慶曆和議 (下)

宋夏達成和議，經過一番曲折。

李元昊雖派皇族李文貴前來議和，卻態度倔強，不肯削僭號，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龐籍聞之，覺得元昊未能對宋朝心悅誠服。可是，仁宗急於弭兵，竟「詔籍復書許之」。

元昊見宋朝退讓，得寸進尺，遣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未有向宋稱臣。龐籍最初認為「名體未正，不敢以聞 (向上稟報)」(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後因從勗說：「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勉強讓他至汴京。

仁宗見從勗，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往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反對：「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諫官蔡襄亦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為請，及邵良佐還，乃欲更號『吾祖』，足見羌賊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翁也。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然而，仁宗皆不聽。

隨著元昊遣使上誓表，「慶曆和議」成事，這某程度上是仁宗一意孤行的結果。

跟「澶淵之盟」一樣，「慶曆和議」向來被誤解為宋朝的妥協、屈辱，實情是：

(1) 宋在外交地位上並不低於西夏；

(2) 雙方在和議中皆有得益，西夏獲取經濟好處，宋朝則享西北邊境之安寧。

相比清中葉一連串割讓、賠款、租借，「慶曆和議」顯然不是屈辱。

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樣態，是近古中國的特色，有別於中古中國 (自己能夠派兵征服對手的武力國家)，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並非無根據。

富弼曰：

「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之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遼國也好，西夏也好，由於他們深受華夏文化薰陶 (「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知道怎樣做才對自己管治最有利，其因此不會胡亂興兵，成就宋朝「用錢買和平」的好戲。

但另一方面，遼夏擅謀略，與身上懷著一股蠻勁的夷狄截然不同。以西夏為例，「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文彥博語)，此乃中原從未遇過的外患，一旦發作，毫無疑問，將對宋朝構成嚴重威脅。

富弼言「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總算有先見之明。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慶曆和議 (上)

「定川寨之戰」後，宋朝依靠范仲淹率慶州蕃、漢兵支援，西北局勢才轉趨穩定。

有人建議利誘契丹使攻李元昊，御史中丞賈昌朝不贊成：「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

唐室借回紇兵收復兩京，卒之惹來長期苛索，昌朝都算懂得汲取歷史教訓。

他又說：

「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

按照賈氏見解，宋朝無力抵抗西夏，原因有二：

(1) 選擇將領不慎重，加上士兵缺乏訓練，故每戰必敗 (此乃更戍法之弊端)；

(2) 武將多為皇帝的親舊恩倖，素來不知軍事。

他因此主張廢除更戍法 (「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多用有才能的將領且予以信任。

「帝嘉納之」，可見仁宗仍樂於聽取臣下意見。

有一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進士出身。韓范被貶，他曾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葛懷敏兵敗，仁宗想起堯臣的話，乃復以韓琦、范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增加屯兵三萬人，並使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

史載「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西北邊境人民甚至為二人創作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西夏雖屢獲勝利，但：

(a) 宋朝實行經濟封鎖政策，停止「歲賜」，關閉榷場，禁止雙邊貿易，對其經濟構成致命打擊 (得不到宋朝的糧食、茶葉和手工業產品)；

(b)「全民皆兵」令各部落青年無暇耕種農田、放牧牛羊，激發首領們不滿；

(c) 所掠所獲追不上戰爭消耗，使國庫空虛，民窮財盡，怨聲載道。

終於，李元昊在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向宋朝「上書請和」。適逢仁宗亦有意弭兵 (軍費過鉅)，遂密詔龐籍負責談判事宜。

慶曆四年 (公元 1044年），宋夏兩國達成協議：

(i) 李元昊接受宋冊封為夏國主；

(ii) 宋賜西夏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

(iii) 宋賜西夏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

(iv) 西夏向宋稱臣，奉正朔，但准許自置官屬；

(v) 西夏使者到汴京，可「就驛貿賣」及獲宋設宴款待。宋朝使者至西夏，相見用賓客禮；

(vi) 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

(vii) 雙方過去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戶，不再歸還對方。今後如有邊境人民逃到對方領土，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

(viii) 西夏往昔奪得的宋朝栲栳、鐮刀、南安、承平等地，以及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區，全部從中間劃界。雙方在本國領土可自由建立城堡；

(ix) 宋每年賜西夏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

史稱「慶曆和議」。

後來王安石視「慶曆和議」為恥辱，宋神宗認為「朝廷作事，但取實利，不當徇虛名。如慶曆中，輔臣欲禁元昊稱兀卒 (天子)，費歲賜二十萬，此乃爭虛名而失實利」，未免錯認「慶曆和議」之初衷，兼對現實情況不甚了解。

設想宋朝拒絕和議，繼續進行軍事行動，以將士們的實力，果真有把握取勝？布帛換和平，是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彌補軍事上之不足，失實利非徒為虛名也！

又「澶淵之盟」換來宋遼不交兵，前車可鑑，「慶曆和議」有什麼值得批評、非議？況且，兩國地位平等，恥辱從何說起？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宋史》。

也談林燕妮

唸中學時愛看《明報》，副刊裡的專欄，除了選司徒華的，就是林燕妮。林燕妮寫過許多愛情小說，筆者沒有看過一本，反而她的豆腐格，有一段時間令筆者著迷，因為充滿人生感悟和哲理 (金庸評林為「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倪匡則形容她是「最好的散文作家」)。

第一眼看林燕妮的相片，已是一個中老年婦人形象，直覺不感到她美。後來重看八九年的《今夜不設防》，當年四十多歲的她，打扮迷人，從言談到舉止，無不散發著典雅嫻淑，最厲害是字字珠璣。作為女性，外表吸引已經不得了，還要添上人生閱歷和智慧，難怪黃霑說：「與林燕妮一起好刺激，包括精神上及肉體上的刺激，每個細胞都在高潮之中。」視她為「一生從未曾這麼愛過的女人」。

林燕妮早年下嫁李小龍兄長李忠琛，育有一子。按常理，相夫教子是必然吧！可是，她卻選擇離婚。2013 年 11 月 7 日＜我的前夫你……＞，林燕妮吐露出對這段情的心底話：

......忠琛，我知道你至死都愛我，希望你也知道，我從來沒有不喜歡過你，只是我們沒法一起生活，不得不分開而已......在我一生的戀愛之中，跟你的那一段是最美麗無瑕，最快樂的......震驚是在婚後，你不容許我有任何自由，除了上班不能出外，即使我見朋友，也要在很短時間內回到家。所以那時候我出外，是不停看手錶的，因為遲了五分鐘你也會黑着臉孔。即使不出外，我不曉得做錯了什麼，你便會兩天三天的不理睬我。忠琛，嫁給你的時候我很年輕，婚後我會長大的，我不能繼續活在你的掌控之下，所以我離開了你。不離開你我沒法成長。

簡單言之，林燕妮需要自由，需要伴侶信任，李忠琛倒對自己妻子有點兒不放心 (這其實很難怪，林自白讀大學時「我有很多其他男朋友，不過沒告訴你」)，二人只好分道揚鑣。

請注意，那時是七十年代，風氣仍比較保守，毅然離婚的決定，真是少些勇氣也做不到，由此亦可見林燕妮對自由、對信任的執著。在一次電視訪問中，她提到人趁年輕海枯石爛多幾次也無所謂吧，這應該是她經歷第一段情的感悟。

至於林燕妮跟黃霑的一段情，廣為人知。有人覺得做小三就是原罪，但情難自禁，對錯在愛情路上有時很難分辨清楚。黃霑愛林燕妮是肯定的，由《今夜不設防》霑叔癡癡看著女神等小動作，到成立「黃與林廣告公司」、宣稱林是一生最愛，可以為證。林燕妮呢？黃霑或許是她眾多人生階段其中一個最愛 (她曾說人處於不同階段會愛上不同的人。誰是一生最愛，到老死才知曉)。她也轟轟烈烈愛他，否則不會說以下的話：

以前很怕在人前提起你，分手初期閒言閒語不絕於耳，又說你剃頭又哭，又說我跟你在金庸家結婚，累得我要在報上澄清……當年我背第三者身份仍與你一起，但誰不知你與華娃只是分居，離婚一事拖數年，可能最初跟你一起時的衝擊太大了，和你一起十多年，我是真的想要個名份，但每次都是無了期地等，想結婚的念頭也隨拍拖太久而失去，所以分手是必然的結局。(＜給黃霑的信＞)

無奈這段情一開始就建基於謊言 (「他告訴我與華娃分房而睡，互相已沒有肉體接觸，料不到數月後，華娃竟然懷孕了，他從開始便說謊」)，加上可能像＜林燕妮、黃霑：出位才女的愛情啟示＞所猜測：

有才華的男人，年輕的時候需要冒險，需要刺激，需要生命能量和他們相等、甚至超過他們的女子，和他們上演激烈的愛恨情仇，陪他們走過生命裡的盛年，黃霑盛年的時候，林燕妮就是這樣的女子。

只是，哪兒有不老的男人呢？就算「鬼才」如黃霑，滄海一聲笑、笑傲江湖的黃霑，也會漸漸老去。

男人一旦老去，往往會找一個不那麼有性格、低眉順眼的女子在一起。太有個性、太出位的女子，已經不是他們的首選了。

他已經老了，他生命的能量漸漸衰竭，他已經明白了女人，明白了愛情是怎麼一回事，出位女或許還願意和這個世界坐過山車，但老男人的內心深處，已經不願折騰，他們只想付出最低的成本、過千百年來男人們最終會過的生活。一個沒有什麼個性、溫柔聽話、與世無爭的妻子，是這種幸福生活的前提和標誌。

縱使二人撕肝掏肺般愛過，始終未能修成正果。黃霑竟和比他小十七歲、性情溫和、一切以他為重、陪他度過漫長平淡歲月的陳惠敏結婚。

林燕妮是知名填詞人林振強的姐姐。林振強 2003 年因淋巴癌病逝。她又有一弟一妹，俱因癌症離世。積極地想，四人總算在天家聚首。

在撰寫專欄的生涯中，「香江才女」不乏仗義執言：

「禮失而求諸野」，共產普通話有很多不通處，古語幸得廣東這古時南蠻之地保存，打死我都要說粵語，有理由的。(＜保持方言＞)

六四不光是悼念當年死難者，還有責備中共六十年來累積下來所造成的慘劇：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禍民大悲劇。還我百姓河山的民生民權和民主來！(＜六四債，必須還＞)

有人認為，林燕妮離世，是一個標誌，象徵舊日優雅、文明的香港已然逝去，以後只剩下大媽。筆者深以為憂。

＜我又見到永恆＞是林燕妮最後一篇作品，其中幾句頗有意思：

感覺有太多永恆，如你，如他。原來，剎那也是永恆。

如果問，我會常常記着你，跟我永遠記着你相比，哪一樣更永恆呢？然後我會答，常常是活動，是種動態的思念，至於永遠，彷彿已經告一段落，其實是止不住的思念，靜靜地留住永恆。

思念是種溫馨.....最惱人說不要想不要想，為什麼不想。我會說，思我念我，常常。

為什麼總要將人的生死劃下界線，肉身消失沒關係，精神不滅才是永恆。

佛家常言的大徹大悟，該當如此！

定川寨之戰

陝西被分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延州城寨自西夏反叛以來，遭焚掠殆盡。龐籍稍加修葺整治。另外，延州十萬戍兵雖散處城中，卻因畏怕龐籍，不敢犯法。龐籍派部將狄青率領萬餘人，於橋子谷 (西夏軍出入之隘道) 旁築招安寨。他又派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州人民得以安穩生活。

范仲淹為慶州知州，有見李元昊曾暗中利誘羌族，以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為鄉導 (帶路人)，他用朝廷名義犒賞羌族各部，與之簽訂條約，嚴明賞罰 (「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自此羌族逐漸脫離西夏，為宋朝效力。羌人非常喜歡范仲淹，稱呼他為「龍圖老子」。

范仲淹修築大順城，遏止白豹城、金湯城一帶敵軍進犯，環慶路受西夏軍侵擾劫掠益少。

西夏領土並不寬廣，人力物力欠奉，徒靠精銳騎兵支撐場面。隨著戰事膠著，曠日持久，元昊開始感到「困弊，漸有自悔之意」。宋朝方面，長期用兵西北亦構成沉重經濟負擔。故此，當張方平建議釋出善意：「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仁宗大喜：「是吾心 (我的心意正是如此) 也。」呂夷簡也拱手讚許：「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不過，慶曆二年 (公元 1042 年) 九月，宋夏關係恢復緊張。李元昊謀臣張元 (華陰人，因科場失意，投奔西夏，凡夏國立國規模，入寇方略，俱出其手) 主張，趁宋朝關中守備空虛 (宋室精銳皆集中在西北邊境)，派一支勁旅直搗關中，攻入長安。元昊採納張元意見，派十萬大軍兵分兩路 (一路出劉燔堡，一路出彭陽城) 攻宋 (鎮戎軍，治所：今寧夏固原)。

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急派副總管葛懷敏領兵前往抵禦。葛懷敏自渭州進抵瓦亭寨，遣該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五千蕃兵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殿後，進屯五谷口。曹英、趙珣、李良臣等相繼前來會合，共計有兵數萬。

葛懷敏領大軍至鎮戎軍西南。趙政以為距夏軍已近，不可輕進，懷敏採納。可是，他未有聽從趙珣「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輕率命諸將分四路出擊定川寨，結果「賊 (指西夏軍) 毀板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下令突圍，「束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

宋朝跡近全軍覆沒，最可憐是老百姓，李元昊「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

劉平、石元孫敗於三川口，任福敗於好水川，葛懷敏敗於定川寨，令西夏聲勢大振。幸好受「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牽制，加上「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李元昊才未再深入，知難而退。

史載「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沿不聽」、「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張方平一早講過「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頗具識見。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韓范被貶

好水川一役，李元昊傾全國之力南侵。任福臨危受命，手上統率的皆非平時訓練的部隊，加上兵力分散，終致慘敗收場。

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手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 (指韓琦) 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撼天地，場面悲傷，連韓琦也忍不住「掩泣」。消息傳至汴京，仁宗大為震驚，沒心情進食。宋庠建議加強潼關的防禦工事以防備西夏來犯，夏竦則替韓琦說項，「言 (兵敗之) 罪不在琦」，韓琦最後「猶奪一官，知秦州」。

由於西夏軍大獲全勝，李元昊的態度開始轉變，致書范仲淹，26 頁裡竟有 20 頁為傲慢之辭。范仲淹不甘示弱，在西夏使者面前「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 (傳達報呈)」。

呂夷簡認為「人臣無外交，希文 (即范仲淹) 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邪？」對范仲淹的做法有微言。范仲淹後來解釋：「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

宋庠急不及待附和呂夷簡：「范仲淹可斬！」樞密副使杜衍卻同情范仲淹：「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有趣的是，仁宗問呂夷簡看法，呂夷簡竟同意杜衍之言，「止可薄責而已」。宋庠碰了一鼻子灰，自討沒趣。

史載「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原來呂夷簡和宋庠一直不和，意見存在分歧。如果響應宋庠而打擊范仲淹，這不是助長政敵之氣焰麼？反正范仲淹已跟自己冰釋前嫌，借此機會重挫宋庠，更為合適。於是，呂夷簡一改口風，贊成杜衍，此也見其老謀深算。

范仲淹卒之被貶耀州知州，不久「徙知慶州」。至於宋庠，被貶揚州知州。

夏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 (北邊) 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仁宗遂以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

康定二年 (公元 1041 年) 七月，李元昊領兵入侵麟、府二州，為折繼閔所敗。八月，元昊入侵金明寨，破寧遠寨，寨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戰死。進圍豐州，孤城無援，旋即陷落，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戰死。

接連遭遇軍事失敗，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為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坐玩寇敵，蹙國損威。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夏竦改任河中府通判，陳執中改任陝州知州。

十月，分陝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脫脫等，《宋史》。

4. 司馬光，《涑水紀聞》。

「六四」廿九周年

「六四慘案」廿九周年，支聯會如常辦燭光晚會，卻遭到年青一代杯葛。根據眾新聞報導，已有 8 間大學學生會表示不會出席晚會。

晚會形式行禮如儀，五大綱領徒具空文、支聯會不知自省，固然是死症，但更重要是：隨著與強國人交流互動多了，強國人似乎真的如王志民所言，「內地人民很習慣這制度，為何你要我去改變？做出傷感情的事情？」

一廂情願而無需承擔後果尚好，最慘是中共疑心香港為顛覆基地，處處收緊、干預，指使共官、奴才說三道四。自顧不下，還要理會鄰國人民不想理會的事，世上哪有這般道理？於是稍有頭腦的，都不再響應，這其實可以諒解。

李卓人批評大學生「『切割』六四晚會，就等同切割公義及『香港人本身的普世價值』」。

首先，「切割」六四晚會不等同不聲討中共在「六四慘案」的惡行，「切割公義」從何說起？其次，「香港人本身的普世價值」不是爭取香港本土民主嗎？六四晚會要「建設民主中國」，民主中國又不知何時才實現，緣木求魚，切割有何問題？和切割「香港人本身的普世價值」何干？

支聯會秘書講這樣一番說話，和年青人不生芥蒂才怪 (支聯會 33 歲副主席鄒幸彤：「與年輕人割裂是死結，想不到辦法解決」)。

「六四慘案」，對香港人來說，除了暴露中共的本質為一屠夫政權，亦揭示出整個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共的過程為一歷史上之根本錯誤。

劉慧卿 1984 年質問戴卓爾夫人：

「妳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居港多年英人艾華思 (Jack Edwards) 在 BBC-RTHK《香港：信譽問題？》慷慨發言：

「我這面旗是 1945 年 8 月 8 日由冒著生命危險的人在香港升起，他們追求自由與民主，這面旗在英國艦隊到達香港前，已由一班勇士升起，它代表公義與自由。1939 年，當張伯倫 (Arthur Chamberlain) 回到英國時，正像賀維爵士一樣，向我們炫耀一張紙，說這是神聖文件。那文件來自獨裁者，結果不久我們就要參軍打仗了。我要告訴賀維爵士，你會像張伯倫般受歷史的批判。我還要警告戴卓爾夫人，有朝一日有人會叫你下台，奉上帝之名請你走開，因為你所作所為等於將香港人送羊入虎口。」

現在回看，何嘗有講錯？

中共本來是一個有革命理想、革命激情的政黨。自毛澤東逝世，共產走不下去，轉為唯利是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革命理想幻滅，但革命激情仍在，年青人把希望國家富強文明的情懷結合西方的自由民主，豈知換來血腥鎮壓。自此，革命理想、革命激情都煙消雲散，權、錢、色成為主流。香港恰好在這一時間移交中共，一池清水再清，又如何阻擋濁水沾污？

聽聞小學常識書改版把英國「佔領」「割讓」香港換成「管治」香港、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鋼筋涉嫌造假、所有政府高官全部拒絕就「六四慘案」表態、林鄭聽從中共指示拒絕美國移交逃犯的要求......篡改歷史、欺上瞞下、自我審查、逢迎獻媚樣樣齊。

97 主權移交是一個大錯，「六四慘案」早就告訴我們。今天各種怪異醜態，不過是為這一歷史錯誤添上註腳。

防空署成立

隨著全城進入備戰狀態，港府權力大增，組織亦相應改變，主要官員身兼數職成為常態，例如：華民政務司任情報總監、財政司任倉庫總監、船政司任航運管制及拘留總監、警務處處長任交通管制及治安總監、工務司任徙置總監、市政局主席任糧食管制總監、民事檢控專員任疏散總監、九廣鐵路經理任戰時補給委員會主席等。

在眾多政府部門中，最重要者當數防空署 (Air Raid Precaution Department)。它在 1937 年底開始運作，1939 年正式成立。

關於何以成立防空署，也有一段因由。

早自二十年代起，倫敦政府便認定敵軍將於下一次戰爭中空襲英國各大城市，故必須設立民防機構以疏散民眾、撲滅大火、維持治安、處理傷者、清除毒氣等，務求確保市面秩序及經濟活動維持正常。1937 年日軍轟炸上海、南京等人煙稠密的大城市，造成嚴重傷亡，尤其刺激港府覺得成立民防機構刻不容緩。防空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擔負起大規模訓練、教育和宣傳工作，且於市區積極興建防空洞。

防空署在 1939 年共訓練了 120 名「防空救護教官」，每人接受 50 小時的理論和實踐課程。這些教官共訓練了 6,650 名人員，包括：2,400 名防空救護員、1,500 名警員、300 名消防員、1,000 名聖約翰救傷隊員等。

署方又派發 180,000 份有關空襲安全措施的宣傳物、200,000 份中英文印製的「在空襲中保護家園」(The Protection of Your Home Against Air Raids) 小冊子，教導市民如何在家中採取保護措施。

另外，防空署訓練工務局人員修理被空襲破壞的水管和道路、於市區建立逾 800  個「防空救護站」(Air Raid Wardens' Post，每個派駐 6 名防空救護員，計劃建 1,600 個)、每季進行燈火管制演習 (儘管實際效果不理想)。

1940 年 5 月，防空署學校投入服務。適逢英日出現戰爭危機，港府陸續召集防空救護員當值。

港府本來無意興建大型防空洞，理由是：(1) 成本高昂 (2) 市民未必有足夠時間進入。可是，羅富國離港 (第一次因病離港) 後，立法局認為有必要保護未能在戰時撤走的市民。署理港督岳桐中將於是在 1940 年 10 月命令防空署在港島、九龍市區興建防空洞。他向殖民地部呈交報告，當中不忘批評羅富國拒絕興建防空洞。

不過，岳桐的計劃把大部份防空工事集中港島 (約 680,000 至 800,000 人受到保護。一半人口由壕溝、水泥防彈牆、沙包等保護，一半會在空襲時進入防空洞)，九龍市區的防空工事 (300,000 人受保護) 均為較便宜的壕溝、防彈牆、沙包陣等。

港府對防空署投放大量資源：

1938 年 - 撥出 338,000 港元

1939 年 - 撥出 1,950,000 港元

1940 年 - 撥出 4,000,000 港元

1941 年 - 撥出 4,000,000 港元

直至 1941 年 9 月，防空署共使用公帑 8,068,293 港元，佔去大部份戰時額外收入。

香港成立防空署，跟英國本土汲汲於設立民防機構以應對敵機空襲密不可分。而英國本土汲汲於設立民防機構，背後含有一種人道精神，一種不會棄國民於不顧的人道精神。相比之下，國府任由日軍轟炸上海、南京，造成大量死傷，人道精神欠奉。

英國本土基於人道精神設立民防機構。此一人道精神幅射至香港，加上中國充當負面例子，遂觸發港府成立防空署。換句話說，防空署一方面是香港受益於英殖的產物 (此見一面倒斥責英殖對香港沒好處是荒謬的)，一方面是香港吸收中國的災難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的結果 (此證中國、香港處於對立面。中國受挫，香港卻可從中獲利。反之亦然。中國人雖口頭上認香港人是自己人，但只要他們一讀歷史，其必定會仇恨香港人，仇恨香港)。

從港府無意興建大型防空洞，人道精神於香港的展現似乎是有限度的。此決非特別針對華人，不少未能離港的洋人也遭港府遺棄。所以，立法局 (當時仍以洋人為主要組成部份) 才提出必須保護未能在戰時撤走的市民。

岳桐中將命令防空署建防空洞，更多是為了疏導立法局內的不滿聲音，非真要把人道精神擴及全香港。觀乎大部份防空工事集中港島，九龍僅敷衍了事，可想而知。

今天香港老一輩人對英殖無好感，撇除大中華民族主義上頭、戰後南來新移民等因素，港府過去管治未臻完善亦是一個原因。

比中國管治好，但不及英國本土的管治質素，這就是戰前的英治香港 (比中國管治好，故大量華人南來聚居工作。得不到正常英國國民所獲之重視、待遇，故對英殖不存好感)。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空宗 (下)

中觀學派屬大乘 (乘指車輛、船舶等一切交通運載工具) 佛教。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相對。小乘僅求自利，斷除自身煩惱。大乘卻求自利利他，普渡眾生，圓滿成佛。

中觀學派以龍樹、提婆 (龍樹之徒) 為奠基者，《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為理論依據。《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後來開出三論宗。至於《大智度論》，是論釋《大般若經》之作。換言之，中觀學派奉《大般若經》為思想歸宿，三論宗源自中觀學派。

《中論》：「因緣所生法 (一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萬法俱由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和合，即無本體、自性，故云「即是空」。我們根據千差萬別的事物的形相加以分別，再進行命名，謂之「假名」。「假名」，梵語：prajñapti，專指進行認識與認知之前所需要的工具與過程。「緣起性空」成就「真諦」，「假名」成就「俗諦」。不執著於任何一邊，兩邊並存，就是本乎中道而行。

《中論》此四句可視為中觀學派之要義所在。

道家老子談「無」，這個「無」，可以指本體 (萬物賴以創生的根據)，也可以指一種作用 (讓萬物能各遂其性，自生自長)。然而，不論取本體義抑或作用義，「無」皆不是「空」。「空」必須藉「緣起」來界定，特別指萬物無自性。既承認世上無本體，遑論有個本體叫做「空」。「空」使萬物變化得以可能，倒不保證萬物按自己之性生長。

有人或會對中觀學派一套言說文字起執，以此為真理之全部，中觀學派的回答是：這一套說法也應該被般若智蕩除、遣去。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未得魚、兔前，筌、蹄焉可廢？可是，魚、兔既得，筌、蹄即不再被需要，而可忘掉。莊子據此解釋：我們未了解道理前，語言文字作為表達道理的工具，當然不可廢。不過，有朝一日，我們懂得相關道理，語言文字就不必拘泥。

中觀學派對語言文字的看法也類似莊子。我們不必廢棄語言文字，畢竟「不立文字」、束書不觀太極端了，無助修行。但是，我們借助語言文字明白到佛的旨意，要把相關義理貫徹到日常生活，語言文字就不能被太僵化地持守。執著於語言文字，般若智即無法彰顯，不契中觀義理。只有連中觀學派一套言說文字都蕩除、遣去，不留纖芥於心中，方算悟透中觀義理。不壞語言文字而說佛理，這也是另一種不著兩邊。

師從太虛大師的印順表示，性空一系對佛理的詮解是「真實法義」，且說：「我是同情空宗的......我覺得和會空有，空宗是最能負起這個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