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局」成立

「保良局」是繼「東華醫院」後另一由華商成立的組織。它的出現，與十九世紀末拐賣人口熾烈有關。

需求迫切，拐賣嚴重

由於娼業的興盛和有利可圖，對娼妓的需求大幅增加。為了確保有足夠的娼妓供應，經營妓院的龜公、鴇母勾結不法之徒，到中國大陸或日本拐賣良家婦女到香港，強迫她們當妓女。拐賣人口、逼良為娼的情況時有發生。

又中國的富貴人家向來有「蓄婢」傳統。所蓄養的婢女，俗稱「妹仔」。她們經過中間人被賣至富人的家庭，出身貧寒，主要協助富人料理家務。隨著廣東華商南下香港，「蓄婢」傳統亦結伴而來。一個龐大的拐賣網絡於是發展起來，以應付華商對婢女的需求。

儘管港府於 1873 年 5 月 8 日頒佈《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買良為娼條例》(當時的港督為堅尼地)，有關條例仍未能有效制止逼良為娼的現象 (畢竟違例的歹徒不少來自黑社會)。「蓄婢」方面，華商勢力的日益壯大，令他們有條件捍衛這種行之已久的中國風俗。他們唯一不同意的是：非法拐賣未成年的兒童。合法的買賣，他們完全沒有異議。

軒尼詩上任後，有意規管娼業，批評《傳染病條例》「不但沒有遏止這種齷齪的奴役」，反而「無疑令它更猖獗」。可是，在殖民地部不完全認同下，軒尼詩可以努力的空間甚少。適逢祖籍東莞的華商上書建議成立公局以杜絕非法拐賣兒童，軒尼詩於是將計就計，利用民間力量處理社會流弊。

華商建議，創立公局

1878 年 11 月 8 日，祖籍東莞、曾出任「東華醫院」總理的華商盧禮屏 (1874 年任「東院」總理)、馮明珊 (「南北行」公所創辦人，1872、1879 年任「東院」總理) 等人聯名上書軒尼詩，請准設立「懲治拐賣人口局」，集資懸賞，懲查拐帶，以除拐匪而安善良。「懲治拐賣人口局」即是「保良局」的前身。

軒尼詩一方面尋求英國殖民地部許可，一方面在 11 月 12 日與華商領袖合作，組織籌備委員會，起草方案。鑑於經費不足和缺乏固定局址，委員會爭取「東華醫院」紳商借出醫院之「平安」、「福壽」兩樓上層，作為辦公及收容婦孺之用。1879 年 5 月，公局更名為「香港保良公局」，簡稱「保良局」。次年 (即 1880 年) 5 月，殖民地部覆函軒尼詩，批准設立「保良局」，並感謝華人紳商之幫助。「保良局」由是正式創立。

8 月 15 日，倡設「保良局」的 20 位紳董齊集宣讀章程，與會者俱為社會名流，其中包括：梁鶴巢、李玉衡、馮華川、黃筠堂、韋寶珊等。

襄助港府，屢破奇案

「保良局」以「保赤安良」(即保護兒童及婦女) 為宗旨。創立初期，公局更發揮著查辦拐帶案的功能。

1880 年 5 月，港府委托「保良局」調查一宗疑似拐賣兒童案。事緣在一艘駛往福州的輪船上，一對父子被發現關係異常，互不認識。船上人士懷疑當中涉及非法拐賣，英國駐廈門領事於是向港府告知案情，並將該小童、小童之養主一併轉送返港。軒尼詩命有關執法部門著手調查，由歐德理親自接見一眾涉案人等。期間，小童之養主辯解，該童的生父為「南北行」商人，因前往安南，無奈鰥居，弗能顧及兒子，遂將其過繼給他。歐德理將所錄得的口供交予「南北行」公所總理核實，卻遲遲未有回覆。

未幾，「保良局」接手調查。馮明珊任用「訪事」(相當於今天的私家偵探) 查出小童區妹實名胡妹，父母雙亡，有一兄一弟，平日由堂兄胡順及伯父胡儀照顧，被胡儀賣與福建人為子，胡儀本人則不知去向。真相大白後，律政司認為胡妹應交予其堂兄及伯母照顧，獲軒尼詩批准執行。「保良局」甫成立，即協助港府破解奇案，聲名因而大振。

「保良局」後來又偵破「婦女被拐賣往外埠」案、「串謀行騙」案、「匿名揭帖」案等，大大減輕了港府的負擔。

保赤安良，盡責家長

除了協助查案，「保良局」還擔當著以下的角色：

(1) 協助緝拿拐匪

總理需要在襟前掛上顯示身份的具名銀牌，以遣使街上警察緝捕拐匪，擁有相當大的權力。

(2) 審訊被拐騙而救回的婦孺

審訊工作多在晚上舉行，每星期要開堂二至三個晚上。審訊進行前，先由警察將案中婦孺帶到局內的大堂齊集，再由值班的總理開堂逐個審問。審訊的內容主要包括：被拐婦孺的身世、籍貫、家庭背景、被拐原因及經曆等。審訊結束後，如屬有家可歸的婦女，便呈交港府批准遣回原籍與家人團聚；孤苦伶仃、無家可歸的孤兒寡婦，則撥入局內收容。

(3) 為局內收養的適婚婦女 (17 歲以上) 物色好歸宿，安排她們出嫁

有意男士必須是獨身 (未婚或喪偶)。其先向局方登記，由局方安排日期相見，如雙方都覺得合適，男方自覓殷實擔保人報知局方，經「保良局」再三調查領娶人的職業、人格及擔保人的資格，認為誠實可靠者，則通知領娶人及擔保人到局，進行「領婚」手續。

迎娶當日，領娶人需自備花轎、三書六禮等，前往保良局，由該局主席親自主持婚禮。新娘按習慣分派「利是」予局中姊妹、服務女工。

有謂「『保良局』成立以來一直扮演著『負責任家長』的角色」，觀乎上述種種，此一評價確實公允恰當。

結語

「保良局」有效消弭拐賣人口、逼良為娼等問題，令港府的管治壓力得到紓緩。華商的政治和社會地位進一步提升，儼然成為港府良好的合作夥伴。

不過，請注意，「保良局」處處表現出強烈的「仁慈家長主義」作風。而它成立的目的，只在於杜絕非法拐賣兒童、保護良家婦女，卻未曾同意取消一切合法的人口買賣。故此，當軒尼詩寄望「保良局」紳商同意廢除「妹仔」時，紳商堅決反對的態度其實不難預料。

有論者認為，成立「保良局」是巧妙的詭計，旨在保證富貴人家不斷有穩定的年輕僕人供他們差使、女性供他們選納為妾，間接令大量華人女孩繼續受到奴役。這個說法雖然不是事實的全部，但多少反映「保良局」具有維護「妹仔」傳統的客觀效果。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解密百年香港 - 保赤安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YGwIGC7JI。

吸毒謬論，侮辱學生

李國章把港大學生包圍校委會比喻為吸毒，且譴責「公民黨」乃落毒黑手，這完全是欺人之談！

首先，港大學生發動圍堵，純粹本乎良知理性、激於義憤，絲毫沒有吸毒者的愚昧無知。

其次，港大學生已然完成中學課程，部份即將大學畢業，我們很難想像他們心智不成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更遑論他們會全然因「公民黨」的慫恿而行動。

其三，「公民黨」有政治潔癖，篤信「和理非非」，反對勇武衝擊。包圍當晚，學生曾多次展開衝擊，校長馬斐森事後仍猶有餘悸，宣稱「感生命受威脅」。「公民黨」有本事落這樣的毒嗎？

其四，毒品有損身體健康，「阻止 689 插手港大校政」則不只無損健康，反而對各大專院校、香港有益。「毒」根本無從說起。

梁家傑說得好：「李國章信口雌黃，理據荒誕，侮辱了學生，應該道歉」。

李國章還要為黑警進入校園辯護：「有賊入屋可唔可以唔俾警察黎」，將港大學生視為盜賊，賊喊捉賊，令人髮指！

可惜的是，「沙皇」形勢大好。馬斐森一時說「自己不太懂廣東話，不了解當晚的口號」，一時拒絕保證學生不會被追究或處分，全無風骨可言。至於一眾處身象牙塔的教授們，迄今連一句支持學生的話語也不敢說，魯迅曰：「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終有一天，他們會在赤紅色的旗幟下跪地求饒。

言行反常，罪在中共

英國人管治香港，政府官員、大學校長的言行尚算中規中矩，不料主權移交 19 年，一切竟然徹底逆轉。

林鄭呼籲「泛民」議員「唔好有權用到盡」，不斷利用「點算法定人數」、「提出中止辯論」進行「拉布」，阻止「網絡廿三條」通過。她似乎不知道：(1)「拉布」乃現時立法會組成方式不公、部份議員無法按正常渠道阻撓惡法通過所採用的「非常手段」；(2)「網絡廿三條」存有不少令市民墮入法網的灰色地帶。而議員的職責在於確保市民權利不被剝奪，「拉布」因此不成問題；(3) 權力從來只能講「有 / 沒有運用」，不能講「用 / 不用得盡」。議員有權而不用盡，變相主動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無異於失職。

當然，林鄭或許並非不知道。在中共加強對香港的箝制下，變個臉、擺出「好打得」的姿態畢竟有利自保，尤其是她曾公開讚揚「曾蔭權過去四十年，盡心盡力服務香港，希望社會不要忘記」。故此，我們不妨說，「言不由衷」四字，正是林鄭今天的寫照。

公事上的劍拔弩張、咄咄逼人，純粹出於偽裝，旨在延續自己的政治壽命。一旦返抵閨房，寂寞上湧，真情始終會按捺不住，而需要向外釋放。「相真的由心生。不過呢，大部分人都說，特別我老公說我愈來愈靚，因為心地善良，所以愈來愈靚」便是由此而來。這段話的內容固然不是事實，卻標誌著中共對林鄭心理的嚴重折磨。

同樣受中共摧折的，還有港大校長馬斐森。

「教育沙皇」李國章霸氣主持第一次校委會會議，惹得港大學生憤怒包圍會場。馬斐森事後向全體師生發電郵，譴責學生衝擊猶如進行「暴民統治」(mob rule)，不可縱容，且已將相關片段交給警方。

馬斐森的言論和做法，遭到不少支持學生的抗爭者非議。他們不再記起馬斐森曾經獨自坐在校園的一角默默吃著三文治，亦未嘗聽過馬斐森在一個閉門場合中被李國章迫逼承認副校長遴選的缺失。甚麼「不會讓你孤軍作戰」，說說罷了，總之譴責、出賣學生就是錯。形勢比人強，689 不斷施壓，可憐校長捨己調停雙方，終不為眾人所諒解，箇中辛酸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林鄭也好，馬斐森也好，他們言辭的怪異、心理的苦痛，無不源出於中共的壓迫。羅爾斯 (John Rawls) 認為，要成為自主的個人，必須先得到公正的社會、政治制度保護和養育。中共如何不公不義，不用多說，大家應該一目瞭然吧！

香港開埠，一同紀念

今天 (1 月 26 日) 是香港開埠 175 周年紀念。面對港共施政的荒謬，加上難得一見的嚴寒天氣，港人彷彿對此未有予以高度重視。只有專頁 Blue Party 日前舉行了「Hong Kong Day」活動，算是為這座已然褪色的城市作了一次小小的生日慶祝。

談起開埠，不能不提「陳群帶路」。且說英軍登陸赤柱期間，曾獲得女原住民陳群的引路，前往香港島北部。途經香港村的時候，英軍向陳群詢問該處地名，陳氏以客家話回答英兵的提問。英兵由是得知「Heong Kong」的發音，並將之記載在香港政府的第二號憲報。「Heong Kong」後來簡略為「Hong Kong」拼法，成為全島的名稱。香港自此擁有屬於自己的名字。

陳氏為英軍引路的事跡，未幾被人繪成圖畫，稱為「阿群帶路圖」。直至盾徽出現為止，該圖一直是香港的印徽，代表著香港。

又香港早期以「維多利亞城」(中西區及灣仔區一帶) 為首都。英國皇家海軍則在金鐘設立軍事基地，金鐘因而名為 「Admiralty」。

有關英國佔領香港的用意，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勳爵 (Lord Stanley) 在 1843 年說得很清楚：「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香港既未經英國殖民洗禮，所謂「百多年的屈辱」，根本是中共的一廂情願，「去殖」更加無從說起！

思想鬥爭熾烈，「人民力量」破產，免費電視墮落

面對中共打壓思想輿論 / 意識形態，港人勢必奮起反抗。不過，礙於激進政黨的外強中乾，港人在反抗過程中同時會遭受到無理指罵。

尤其甚者，免費電視的自甘墮落，令低下層市民的基本娛樂遠不如富人。生活在一個備受壓迫、充滿階級歧視的城市，正是悲觀情緒彌漫的主因。

中共厲行思想輿論 / 意識形態鬥爭

《環球時報》批評「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獨立電影《十年》為「完全荒誕、宣揚絕望、思想病毒」，反映中共已然對香港展開思想輿論 / 意識形態的鬥爭。習近平於 2013 年發表的「8.19 講話」中說得很清楚：

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著眼於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鬥爭......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報刊雜誌、講臺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臺、舞臺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對這些言論，不僅要在網路上加強控制，而且要落地做人的工作......對造謠生事的，必須依法查處......決不能讓這些人在那裡舒舒服服造謠生事、渾水摸魚、煽風點火、信口雌黃。

當下香港步入「白色恐怖」的嚴冬，很大程度上和中共改變過往江澤民、胡錦濤年代的大政方針有關。

「本土派」米曹撕破「人民力量」畫皮

「網絡廿三條」是中共委託給港共的政治任務之一，乃思想輿論 / 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個方面。林鄭起初放風「不排除為大局著想抽起『網絡廿三條』」，旨在玩弄「兵不厭詐」的手段，令泛民疏於防範。果然，「民協」馮檢基發言不足 15 分鐘，「社民連」梁國雄未及趕回議事廳發言，致使「網絡廿三條」通過二讀。儘管梁國雄事後承認責任，港共無疑險勝一仗。

港共能夠突襲成功，源於「泛民」的輕敵、厭戰。作為香港市民，有權利向每一位議員提出質詢，每一位議員也有責任作出合理的回答。「本土派」支持者米曹在議會外質問「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尚未發言的議員應否承擔責任？」、「除了拉布，『泛民』還會採取什麼後續行動？」，因此是合情合理，是在履行自身的公民權利。不料陳志全尚未發難，「人民力量」支持者就已經擺出一副「護主」的架勢，主席袁彌明更在網上對米曹作出人身攻擊。一個堂堂的激進派政黨，落得如斯下場，不禁令人惋惜。

當然，「人民力量」動輒「潑婦鬧街」未嘗沒有原因。「人民力量」自成立以來即缺乏明確的政治主張 / 行動綱領，只知籠統呼喊爭取民主、幫助基層。劉嘉鴻、袁彌明俱無設定政治主張 / 行動綱領的本事，蕭若元、甄燊港等人又具有大中華情結，篤信「和理非非」，結果，「人民力量」既在本土議題上左支右絀，亦逐漸流失年青一代的支持。「激進」二字，雖表現於口頭及身體姿態上，但已令安於現狀的中產不悅，寧願選擇傳統「民主黨」、「民協」。「人民力量」進退失據，對清楚堅持「香港人優先」、深受年青人歡迎的「本土派」有著雙重的妒忌和憎恨，加上害怕支持者數目進一步收窄，其於是無所不用其極，抹黑對手，甚至向對手作出人身攻擊。

米曹被辱事小，「人民力量」破產事大。9 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人民力量」選情嚴峻，幾乎可以斷言。

十二年後再遇「足金金猴」，見證免費電視日益墮落

「人民力量」是 2011 - 2012 年充滿朝氣的反對派政黨，「無線電視」則是千禧年前後極力捍衛觀眾免費收看「英格蘭超級聯賽」(精華) 權利的電視台。

且說當年只有 ESPN 及 Star Sports 能夠直播「英超」，對未有安裝「有線電視」的球迷造成不公。有見及此，「無線電視」遂與「有線電視」達成協議，決定於每星期二的凌晨，播出上一周「英超」的精華片段，讓所有收看免費電視的球迷能夠一睹「英超」球星的風采。「無線電視」為了增加精華片段的吸引力，特意安排蔡育瑜、曾偉忠擔任旁述，「足金鳩猴」事件正是十二年前 (即 2004 年) 在一集「英超」精華中發生的「蝦碌」。

十二年過去，「無線電視」早已不再播放「英超」精華，蔡育瑜、曾偉忠現貴為 now tv 的足球評述員。「足金金猴」片段雖可完美無瑕的複製，背後的意義及精神卻徹底轉變了。它標誌著收費電視全面壟斷足球直播，揭示免費電視不復捍衛觀眾免費「睇波」的權利、對專業球評人賤視和不予挽留等殘酷現實。

再遇金猴，心情不是可喜，更多是黯然神傷。

議政非靠情緒，更要客觀分析：看英國公民的台獨連署

英國公民李查普曼 (Lee Chapman) 在國會請願網站上發起「承認台灣是個獨立國家」連署，參與者高達一萬九千多人。不少網民紛紛估計英國的反應，並搶先予以抹黑：「既向共匪叩首，怎會敢於承認台灣獨立？」、「收了中共錢，哪裡還知公義？」，筆者卻認為上述的見解純粹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情緒反應，並不是基於現實的客觀政治分析。

從實際的國際外交層面考量，英國不作出任何表態，甚至反對「承認台灣是個獨立國家」，未嘗不可被接受。

首先，發起連署的是英國公民，不是台灣人。加入連署的又不知多少屬於真正的台灣人。倘若英國貿然承認台灣是獨立國，變相是以外國身份干涉台灣事務，嚴重違反「台灣人應自決未來」的精神。英國素來重視民主、人權，它因此不會在台灣人決志獨立前表態支持。

其次，台灣大選期間，「民進黨」蔡英文一直強調「維護兩岸和平穩定」，尊重「九二共識」作為其中一個選項。「中華民國」駐英代表劉志攻則表示：「『中華民國』自 1912 年成立後向來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擁有 22 個邦交國，也是多個國際組織的成員」，對該連署案不介入、不評論。台灣領導層、官方代表的立場如此清晰，英國政府何必吃力不討好，加深中共對台灣的猜疑、壓迫，陷台灣於不義？

其三，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之所以承認，據聞是為了保存當時對香港的管治。又中、英剛建立貿易夥伴關係，首都倫敦更打算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與香港比肩。實利、友誼在前，英國政府根本沒有必要為著一個遙遠的海島發不平鳴。

網民不加分析，看見英國政府不表態 / 反對「承認台灣是個獨立國家」，就二話不說作出鞭撻、抹黑。尤其甚者，更有演變成對「歸英」主張的嘲諷。「歸英」主張自有根基，嘲諷是嘲不倒的。同樣道理，英國政府淡然處理連署，亦有其背後多重考慮，情緒宣洩絕對不會令它有任何態度的轉變。

況且，我們不是經常義憤填膺地說：「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們沒有責任為中國十三億人爭取民主！」？敢問作為英國公民，又有沒有責任為台灣爭取自主獨立呢？當「承認台灣是個獨立國家」宣之於一個英國公民之口，這只是異常「離地」的表現。英國不表態 / 反對「承認台灣是個獨立國家」，極為合理。

「兩制」壽終正寢，抗爭必須升級

「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民海日前現身中央電視台，聲稱自己返回大陸是為了就 2003 年在浙江寧波醉駕撞死一名女大學生的案件向有關執法部門自首。消息傳出後，《頭條日報》旋即刊出李波最新一封家書，其中提到「最近才了解到阿海這個人歷史很複雜，且涉及其他犯罪」。未幾，香港警方收到廣東省公安廳警務聯絡科的覆函，表示「經了解，李波現在內地」。

桂民海有否醉駕潛逃暫且按下不表，關鍵是桂、李二人皆在沒有出入境紀錄之下「自行」返回內地，且牽涉大陸執法部門。僅此一點，即可判定中共「跨境執法」乃鐵一般的事實，「一國兩制」蕩然無存，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只會是越描越黑。

中聯辦新任法律部長、清華大學法律學院長王振民批評香港今天「不斷放棄...... (英國) 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激的政治習慣」。其實，香港人何嘗喜歡與政府為敵？問題出於中共一方不停打壓香港人，摧毀香港彌足珍貴的核心價值，不留絲毫餘地。強推政改、安插李國章入港大、「銅鑼灣書店」五人「被失蹤」......，港人選舉特首的權利、院校自主、言論及出版自由、人身安全的保障，幾乎全被褫奪。689 還要考慮退出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公約》，將香港變成北韓、伊朗，港人焉能不反抗？

王振民出身「江派」，曾說「『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一國』與『兩制』同樣重要，缺一不可」，他不了解習近平的鬥爭思維，實在無可厚非。香港人卻必須認清中共的殖民本質，負隅頑抗，否則劣質管治將會無日無之。

港大學生發動罷課阻止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志氣可嘉，但注定徒勞，原因是：在中共的鬥爭路線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

要令 689 收回成命，抗爭方式必須升級，向激進、勇武的方向轉移。學生不敢付出代價，教授選擇閉門自保，罷課無異於隔靴搔癢。

小英舉步維艱，藍營難望再起

台灣大選塵埃落定，「民進黨」的蔡英文以 689 萬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對手「國民黨」朱立倫則於承認落敗時宣佈辭任黨主席。立委選舉方面，「民進黨」囊括 68 席，佔國會過半數，「國民黨」減至只得 35 席，「時代力量」搶下 5 席，「親民黨」3 席。「完全執政」的夢想，「民進黨」終於實現，視為台灣最徹底的一次政黨輪替。

不過，蔡英文的強勢上台，對她處理目前的管治問題並無助益。

姑勿論年青人的生活和向上流動機會能否因此有所改善，僅就兩岸關係而論，礙於不少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經商，加上深藍人士的強烈反對，蔡英文決不能對中共過分抗拒，回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反覆強調「維護兩岸和平穩定」看來是未來外交的常態。然而，「周子瑜事件」經已暗示中共不承認「中華民國」。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無異於支持「台獨」，罪大惡極。倘若蔡英文著力於維持現狀，此變相是重蹈馬英九的覆轍，必定招人非議。再者，台灣的年青一代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不絕於耳，他們未必會接受維持現狀，反而批評蔡英文的外交政策保守。

故此，可以預期，蔡英文將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執政，寸步難行。

「國民黨」方面，李慶華 (李煥之子)、郝龍斌 (郝柏村之子) 先後被「時代力量」的黃國昌、「民進黨」的蔡適應擊敗，反映「虎父無犬子」這張牌不再有效。

尤其甚者，年青一代越來越認同自己的「台灣人」身份，中共則磨刀霍霍利用經濟統戰台灣，「國民黨」堅持多年的「維護兩岸和平穩定」，只怕成為一道催命符，加速人們對藍營的摒棄。「國民黨」要擺脫亡黨厄運，本來必須採取適度的「本土化」，卻又異常困難。配合黨內派系鬥爭不斷，相信「國民黨」在短期內難以翻身。

作為「反對黨」，「國民黨」不及「時代力量」具威脅性。這個在「太陽花學運」崛起的新興社運政黨，重視改變，主張捍衛「一個國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參與政治、自主決定的權利」。它對蔡英文日後的施政無疑構成壓力。

港人不是屍體，無須台灣踐踏

台灣大選期間，蔡英文總部擺放有「請台灣人踏在香港人的屍體上遠離中國」。該字句對台灣人是一種善意提醒，卻存有不少問題。

首先，「踏在香港人的屍體上」反映撰寫的人正採用旁觀者的視角。然而，作為一個對「香港人」身份全面認同的人，他 / 她根本不會採用旁觀者的視角，而會直接用上第一人稱的觀點，說「踏在我們香港人的屍體上」。「踏在香港人的屍體上」明顯暗示撰寫的人並未徹底認同「香港人」身份。

其次，「屍體」一詞用以指涉徹底喪失生命力的形軀。觀乎香港人近年的表現，我們有為爭取民主自由而佔領街頭七十九天、捍衛自己的家園而驅趕大陸走私客、堅守「香港人」的身份而在球場上高呼 “We are Hong Kong”。香港人果真淪為徹底喪失生命力的形軀乎？筆者不以為然。

其三，何解香港人的屍體要作為台灣人遠離中國的踏板？台灣人會否遠離中國是他們的事，與香港人何干？除非撰寫的人大中華遺毒未清，堅信「台灣是香港的兄弟，香港有責任幫助、扶持台灣」，否則筆者不明白那個「請」字理據何在。

香港人不是屍體，更不用台灣人來踐踏！執迷「中國有民主，香港就會有民主」已然令人齒冷，現在還要將自己錯誤種下的苦果美化成幫助台灣茁壯成長的養分，強行分沾台灣人享受民主的喜悅，可恥不可恥？

規管娼業

1880 年 5 月，「保良局」成立。「保良局」的出現，與香港早期娼妓行業興盛有密切關係。

開埠初期娼妓行業在香港的發展

1841 年香港開埠後，因英國派遣大批駐軍來港，在港定居 / 經商的華人和歐籍人士又絕大多數是男性，女性人數極少 (直至 1872 年為止，華人男女比例是 7：1，歐籍人士是 5：1)，基於滿足生理需要，妓院於是有存在的必要，也有獲取厚利的市場，為娼妓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據資料記載，1842 年 3 月，「維多利亞城」已有妓院 23 家，從業者 439 人。1844 年 4 月，妓院數目增至 31 家。

由於未有對妓女進行身體檢查，伴隨著娼妓行業的氾濫，是性病的蔓延。1850 年代，香港已然成為著名的賣淫中心和性病溫床 (尤其是梅毒)。英國駐軍、水手、警察無一倖免，性病因而被諷為「香港病」。

儘管娼妓行業的如日中天帶來不少問題，港府一直視此為合法、正當，准許已登記的妓女在指定地區公開營業。港府甚至以妓院為財源，派警察逐月徵收妓捐，且規定凡開設妓院「滋擾鄰舍者」處以 5 英鎊以下罰款。輕微的罰款，無法消弭人們開設妓院的念頭，反而助長港府官員經營娼妓行業。警察司查理士‧梅理 (Charles May) 在警署附近擁有一家妓院、總登記官高和爾 (D. R. Caldwell) 在太平山開辦 3 家妓院，便是其中顯例。

1876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香港二萬五千名華人女性中，六分之五是娼妓。次年港府的估算則指出，香港華人女性每六人只有一人已婚或為妾，其餘都是娼妓。雖然上述數字不乏歐籍人士對華人女性的歧視、偏見 (歐籍人士常視華人女性為性和道德的危險之源)，但它多少反映一定程度的史實。

通過《防止性病蔓延法例》、《傳染病條例》

有見於性病為禍之烈，港府在 1857 年 11 月通過《防止性病蔓延法例》，規定妓院必須向總登記官登記，領取營業牌照，強制妓女每週接受體檢。又下環、西營盤、太平山街被劃為特定的營業區域。妓女一旦染有性病，必須停止接客，並扣留在性病醫院，違者 (包括妓院負責人) 予以嚴懲。

高馬可認為，《防止性病蔓延法例》與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在同年制定的法例相似，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同為英國屬地，此正好證明「規管娼妓行業」不是純粹屬於香港內政，而是英國政府發展整個殖民帝國的一個方面。

1866 年，英國國會通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傳染病法》。香港隨即在 1867 年制定《傳染病條例》，取代 1857 年的法例。《傳染病條例》規定，總登記官和警察司可以無須搜查令進入被懷疑是妓院的場所，對涉嫌者處以 200 元以下的罰款或監禁。港府權力的進一步擴大，無疑令女性華人的生活遭受極大困擾。

軒尼詩對《傳染病條例》的質疑與批評

制定《防止性病蔓延法例》、《傳染病條例》的主要目的，在於：為士兵、水手、警察供應健康的華人妓女，藉此防止他們染上性病。故此，只有服侍西方人的妓女被要求接受身體檢查，備受規管。其他接待華人的妓女，基本上得不到任何保障。至於「遏止娼妓行業的發展」，更從來不獲港府考慮。

軒尼詩上任後，目睹「此地幾乎每家妓院都有婦女被買賣」，其於是向殖民地大臣提出對《傳染病條例》的質疑：「香港制定妓院法例的真正目的，非為保護娼妓，而是提供潔淨的華人婦女，供殖民地上的英國士兵和皇家海軍水手取樂」。軒尼詩批評，法例「不但沒有遏止這種齷齪的奴役」，反而「無疑令它更猖獗」。殖民地部不完全認同軒尼詩的看法，但始終准許他對《傳染病條例》作出些微的修訂。

妓院、娼妓的分類

已完成登記和持牌營業的妓院，一般分成兩類：

(1) 專門迎候外國嫖客；

(2) 只接待華人。

按照妓女和顧客的質素，妓院又可被分為「頭等」、「二等」、「三等」。

(a)「頭等」：俗稱「大寨」，集中在水坑口一帶。院中妓女年少貌美，能歌善舞，擅於詩文，有晚明名妓之遺風，光顧者多為富家子弟。

(b)「二等」：俗稱「細寨」，集中於東邊街和西邊街，院中妓女大多年逾二十四、五，年華老去，被人厭棄，遂由「頭等」妓院降落至此，或賣笑，或物色合適的嫖客收自己為小妾。

(c)「三等」：俗稱「炮寨」，集中於四方街。顧名思義，院中妓女純粹作為嫖客的洩慾對象，嫖客以下層市民為主。院內房舍簡陋、骯髒，與貧民窟無異。

娼妓方面，有「公娼」、「私娼」之分。已登記的妓女叫做「公娼」，未登記的稱為「私娼」(或稱「暗娼」)。「私娼」無固定工作地點，常藏身於橫街窄巷。她們無力繳納妓捐，亦未曾接受性病檢查，卻比「公娼」的人數為多。

按來源地劃分，妓女復有「中國娼」(來自廣東的華人婦女)、「西洋娼」(以賣淫為生的歐美婦女，人數較少，活躍於灣仔、荷李活道等地，可在家中接受身體檢查，不必前往醫院)、「東洋娼」(來自日本，1880 年代末來港賣淫)。

妓女受鴇母 / 龜公所操控，無人身自由可言。除非有人替其贖身，否則終身沉淪火坑，永不超生。妓女接客所得，盡歸鴇母 / 龜公所有，前者可謂是後者的「搖錢樹」。

結語

娼妓行業的興盛，使誘拐婦女、逼良為娼之風日熾，社會人心惶惶。

軒尼詩本乎「人本主義」精神和平等的價值觀，要求殖民地部全面檢討《傳染病條例》，未能成事。其只好另闢蹊徑，利用新興的華商階層，成立「保良局」，以「保赤安良」為宗旨，專責防止誘拐婦孺，並為受害者提供庇護及教育。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改稱「本市」，自貶身價

除了請纓推動「一帶一路」，689 更刻意貶低香港的身份地位，以迎合北京主子的心意。

97 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城市。對此，吳叡人教授在＜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中說得最清楚：

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 (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 的制度形式 (institutional form)。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 (dominion) 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

陳雲認為「97 前的香港已然是一個國家，《基本法》只是對當時香港狀況的如實陳述」，其亦主要依據上述理由。

97 過後，儘管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中共、港共官員卻甚少高調稱呼香港為「市」，通常把「香港」和「特別行政區」連稱，或直接稱「本港」。今 689 竟在答問大會上回答田北辰的提問：「我同意英語十分重要，但我哋有外邊嘅學生嚟，入到課室裏面，不只是本市嘅學生，不只是本市嘅老師，而係有外地嚟嘅同學」，用「本市」來取代「本港」，此舉變相不承認香港的國家實質，強行將香港視作「直轄市」。

《施政報告》又有以下一條：

香港開放程度高、對外關係廣泛、人脈關係密切，在國家眾多城市當中，有「兩制」的特色。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和配合國家落實「一帶一路」策略。

原來香港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一個具有「兩制」特色的城市。正式官方文件尚且如此寫，689 的講法顯然不是偶然即興，而更多出自北京的要求。

何解中共汲汲於強調「香港只是一個城市」？這與習近平判斷「『一國兩制』出現了新情況」有關。

所謂「新情況」，即是「新本土主義」(《環球時報》用語) 的冒起。樊鵬＜警惕香港「新本土主義」＞指出：

......近兩年，香港學界陸續出版《香港城邦論》等書籍，雜糅和利用流行的「新本土主義」詞彙和理論，嚴重扭曲了香港歷史和港人意識。

「新本土主義」現象本質上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研究和文化論述，其真實目的在於誘發香港本土意識，構造香港本土論述，最終實現所謂「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儘管發動「新本土主義」論述的少數文化精英自我標榜不同於「港獨」，但這些人卻極力激發香港人有別於大陸的主體意識，試圖通過「新本土主義」理念引領未來的社會運動。

既然「新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為陳雲，而陳雲主張「香港是中國轄下的附屬國」、「雖無國家之名，卻有國家之實」(見《城邦主權論》)，習近平當然要從根源上著手，向港人反覆灌輸「香港只是一個城市」，以消滅「新本土主義」於萌芽狀態。689 正是為此吐出「本市」二字。

香港淪為「直轄市」，標誌著歷史的倒退。港人要麼謀求直接獨立，創建共和；要麼利用大型群眾運動促請英國政府介入，宣佈《聯合聲明》失效，再而恢復香港 97 前的準國家狀態。否則，自信盡失，日子將會一天比一天難過。

「一帶一路」，不知所謂

689 在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反覆提及一個港人異常陌生的概念 -「一帶一路」。這說明報告並非針對香港人，而是為中共，特別是習近平寫的。

由去年 12 月習近平高度肯定 689 的工作表現，到「老左派」吳康民改口支持 689 連任、李國章在一片反對呼聲中被委任為港大校委會主席，凡此種種，俱是 689 獲習近平許諾將連任下屆特首的線索。

誠然，689 的民望和政績皆一落千丈，但在習近平眼中，能夠配合中國全盤戰略發展計劃和體現「依法治國」的精神比一切更重要。689 既成功爭取連任的機會，可以預料，其在背後必然向習近平開出若干「期票」。按照目前的情況推斷，「積極參與、推動『一帶一路』的實現」應該是 689 開出的「期票」之一。

所謂「一帶一路」，全名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乃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念。評論人盧峯指出，「所謂『一帶一路』......是建立在浮沙上的概念，到目前為止除了中國官方大吹大擂，除了官媒在努力吹捧外，看不到有甚麼實質的進展」(＜把香港未來建立在浮沙上的施政報告＞)，此說大致準確。如是者，689 大力將香港未來的發展與「一帶一路」掛勾，無異將香港置於死地，以博取習近平一聲「幹得好！」。

《施政報告》最令人氣憤難平的一項措施莫過於：「政府會將獎學金的範圍擴展到整個『一帶一路』地區，向沿線國家推廣香港的大專教育，招募學生來港入讀學士學位課程，促進香港與沿線民眾的交往」、「政府將向獎學基金注資 10 億元，將『特定地區獎學金』的名額，由每年 10 名分階段增加約 100 名，鼓勵更多『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同時，『優質教育基金』將設立優先主題，鼓勵學生多認識『一帶一路』及與相關地區交流，並介紹香港可作出的貢獻」。

何解港人辛勞賺得的血汗錢，竟被用作教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卻不是本地年青的一代？當學位、資源尚不足夠應付本地需求，強行引入外國學生只會加劇競爭，變相趕絕本地的年青人。

又「伊斯蘭國」正在中亞地區肆虐，曾多次揚言要對中國施以恐襲。689 貿然鼓勵「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升學 / 香港學生往「一帶一路」國家交流，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香港是一個人煙稠密、嚴重缺乏應變意識的城市，「伊斯蘭國」一旦下手，港人必死無疑！至於港人在外地被「伊斯蘭國」劫持做人質，假若他不是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持有人，隨時死了仍未獲理會。689 討好習近平事小，逼死香港人罪大。如此歹心的領導人，可謂自 1841 年香港開埠以來從未有過。

689 與香港人為敵，心腸狠毒，人格卑下。對於李波「被失蹤」，估計他仍會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敷衍了事。「自由黨」田北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要求 689 親自上京了解「李波案」內情，遭到冷淡回應，此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一個以殘虐人民為樂的暴君，怎會把小市民的安危放在心上呢？

《施政報告》發表後，不滿的市民高達九成，網上改圖迭出，嘲諷「一帶一路」為「一戴一露」，但這又有什麼作用呢？689 依舊高高在上，大家始終沒有膽量不交稅。勇武抗爭？燒一個垃圾筒就要齊聲譴責了，誰人敢勇武起來？

或許，大多數香港人已經沉默地表態，畢竟適應比改變容易嘛。只是我們這群以香港為家的人不甘心、不認命而已。

「毛記」《分獎禮》創先河，失蹤李波返港無期

「毛記電視」舉行《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反應異常正面。細看各項細節，《分獎禮》能夠打動大多數香港人的地方在於：

(1) 它讓原本寂寂無名的年輕人 / 因種種際遇而埋沒了自己天賦的成年人一展所長，並獲得大眾的認同；

(2) 它能緊貼香港的時政脈搏，為港人發不平鳴；

(3) 台前幕後皆能做到萬二分的認真和專業，絲毫不馬虎。

儘管以「舊曲新詞」的方式談論時政早見於《頭條新聞》，用嚴肅的頒獎典禮作包裝卻幾乎無人做過，只有「毛記電視」做得出，也敢於做。

從事大眾娛樂事業，貴在創新，敗於「食老本」。「分獎禮」大獲好評，正好證明「毛記電視」有潛質取代無線、亞視，為香港人提供高質素的娛樂節目。僅此一點，我們就應該對它給予多一分鼓勵、讚賞，少一分不滿、批評。

當然，從前線抗爭者的角度看，現在香港已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李波「被失蹤」，遊行人數仍不過一萬，「一地兩檢」、「網絡廿三條」如潮水般湧來，港人揮拳還擊尚且來不及，根本沒有時間再嘻笑怒罵。況且，嘻嘻哈哈過後，「紅太陽」依舊升起，照亮香港每一寸地方。既然對推進當下抗爭沒有幫助，甚至有消散民氣之嫌，大肆鞭撻怎可以不進行？

對此，筆者完全理解。可是，有兩點必須弄清楚：

(a) 綜觀世界上成功的革命，未有一場是由全體市民發動的。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搶先發難的是湖北新軍。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開第一槍的是備受壓迫的新興資產階級。1919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策劃者主要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盲目相信抗爭需要取得大多數人支持，這仍然是走過往「公民抗命」的老路，不是搞革命。「公民抗命」能否收效，大家看看七十九天佔領的結果便一清二楚。既然要搞革命，聚集精銳少數是基本原則，其他人不阻礙、破壞革命進程即可接受。

(b) 市民了解時局的真相，有助消弭對革命的抗拒、厭惡。

毛澤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作為收入穩定、家有妻兒的既得利益者，市民對革命有先入為主的抗拒、厭惡，此乃無可厚非。然而，人同時有糾正主觀偏見的理性能力，有關心下一代成長的不忍之情。他們不會親自搞革命，卻不代表他們不會響應革命。響應與否的關鍵則建基在他們能否對當前時局的斷港絕潢有一真切的認識。「毛記電視」於這裡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與其譴責「毛記電視」的《分獎禮》，不如繼續為李波發聲。新近的視頻片段和自白書有「不知道為甚麼有些人為了這件事大做文章。不管你們出於甚麼目的，妄想從中得到甚麼利益，你們的行為已經嚴重干擾了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使我們遭到很大壓力，心力交瘁。這樣的氛圍下，我還怎麼回香港？」，中共似乎已經改變初衷，不願放李波回港了。聲援孤立無助的李波，關注他的最新消息，更應該是抗爭者當務之急。

搖滾巨星，撒手人寰

搖滾巨星 David Bowie 因不敵癌魔辭世，享年 69 歲。英國各大傳媒相率為此表示惋惜，首相卡梅倫更在社交平台 Twitter 上留言：「流行音樂天才大衞寶兒陪伴我成長，他是創新大師，每次都做得對。這是個天大的損失」。出乎意料的是，遠至香港，面書上竟有無數網友為著 David Bowie 的離開而「洗版」不斷，或回味其精彩的成名作品，或分享其在八十年代訪港的片段，彷彿這位巨星的殞落，不單是英國人的事，同時是香港人的事。

David Bowie 成名於七十年代。這是一個妖氣充天的年代。有別於今時今日英美樂壇的性別界線分明，七十年代的樂壇紅星喜歡以跨性別的裝束示人。畫眼線、搽唇膏、留長髮，對當時的男歌手來說，可謂家常便飯。作為其中的一分子，David Bowie 自然也體現著這股潮流。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 1972 年在 “Top Of The Pops”  節目中高唱成名作 “Starman”。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梁兆輝形容是次演出猶如「釋放四方妖孽，解放蒼茫眾生的歷史性一刻。淺嚐過自由的我們，自此，回不了頭」，可見 David Bowie 在那一代香港年青人心目中是自由、解放的象徵，是為社會規範所不容的畸胎異類的心靈慰藉。

步入八十年代，David Bowie 已然成為當紅巨星，精彩作品卻始終不斷。“Let’s Dance”、“China Girl”，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因與 689 合唱「喜歡你」而令人生「超級續航」的黃家強，曾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最喜歡 David Bowie 的 “Ashes to Ashes”。Beyond 在香港樂壇的殿堂地位無容致疑，原來他們也是聽 David Bowie 長大的。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前夕，David Bowie 來港舉行大型演唱會。從 Youtube 片段中所見，當時的年青人不惜賣去自己的珍藏、向老闆借錢來換取一睹偶像風采的機會。另一邊廂，David Bowie 對香港電視台播出的粵語長片、民間流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亦十分欣賞。儘管曲終難免人散，香港人自此對這位搖滾巨星多了一份親切、關愛。

九十年代以後，David Bowie 的新作明顯不夠叫座，但舊作依然常在大氣電波中放送。筆者一位網友說，過往在異鄉工作時，不時會聽到當地電台播放 David Bowie 的作品，他甚至與一位澳洲女同事齊聲高歌，打破種族上的隔閡，來個愉快的文化交流。據此，David Bowie 變相是不少港人美好回憶的標記。

David Bowie 既然與香港人有如此深的淵源，香港人在意他的離世，自是理所當然。至於 David Bowie 能夠廣泛為香港人所認識，主要得力於當時電台有專門播放英語流行曲的音樂節目、電視有播放外國音樂錄像的時段。

筆者是八十後，認識 David Bowie 已在 2003 年 “Reality” 專輯推出時。慶幸那個年代「赤化」未算嚴重，筆者仍可從電視、電台認識這位巨星，且能在唱片舖買下他的大碟。後來互聯網日益普及，向前追聽他的經典，更被他百變的形象、對音樂的熱誠吸引。兩年多前推出的 “ The Next Day”，可說是他近十年最「有火」的專輯，喜歡英倫搖滾的朋友萬勿錯過。

共匪陳佐洱之流經常說香港要「去殖」。其實，「去殖」後的香港怎會是原來的香港？香港人又應如何自處才好？所謂「去殖」，說穿了不過是「侵略」、「滅族」。港人奮起悼念 David Bowie，某程度上也是對香港的捍衛、對中共的抗拒，哪怕悼念的方式只是反覆重播 David Bowie 擁吻坂本龍一的鏡頭。

英倫大戰，勝負已分

台灣總統大選舉行在即，藍、綠兩黨候選人朱立倫和蔡英文各自四出拉票。蔡英文近日發表「霸氣宣言」：「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2016 年我有準備要做總統了。我們就讓國民黨輸得徹底，大家說好不好？」，揚言不單要贏，還望大勝藍營，信心十足，這自然和朱立倫的民望一直落後於自己有密切關係。

儘管朱立倫反覆強調「九二共識」、批評蔡英文的外交路線「冒進封閉」，在台灣人民 (特別是年青一代) 心目中，中共的統戰、滲透畢竟不能不予以警惕。由「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到「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俱反映台灣人民對中共的抗拒。與中共建立持續友好的外交關係固然重要，但問題是：中共真的願意繼續與台灣平起平坐嗎？真的願意與台灣友好嗎？從習近平不肯撤除部分對台飛彈，中共的態度非常清楚。馬英九、朱立倫誓死抱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牌匾不放，在維護國民黨的傳統祖業於不墮上，可謂盡心竭力。然而，這並無損他們做法的不智。台灣人民選擇背離他們，實屬理所當然。

相比之下，蔡英文向記者解釋她的外交方針：「外交靠的是國力，不是中國大陸的善意。我們當然非常重視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但若我們的外交關係，是隸屬在大陸的善意之下，將會喪失我們外交的自主空間」，汲汲於捍衛台灣的外交自主，較能貼近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心聲。配合「馬習會」結束時「我們原先都期待，從馬總統口中說出台灣的民主、台灣的自由，以及中華民國的存在。更重要的，還有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不過，他都沒有提到。」的一番話，難怪蔡英文在民調上遙遙領先朱立倫。

加上馬英九施政的連串失誤、朱立倫「不能一切看民意，一定要自己想法」的傲慢，國民黨敗象已呈。所謂「霸氣宣言」，極其量只是一則快將成真的預言罷了。

而對香港來說，蔡英文很大機會勝選，多少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她敢於就著李波「被失蹤」呼籲中共拿出具體措施確保香港的言論自由，朱立倫卻沒有如此的膽量。

奴才充斥，香港沉淪

正當香港人被「李波案」弄得惶恐不安，急於續領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 (BNO) 以尋求多一分保障，「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竟然大唱反調，說 BNO 純粹是一種旅遊證件，沒有「傍身」作用。他並非不知道英國政府曾於日本 311 大地震發生後特意安排包機接載持英國護照和 BNO 的港人回港，只是故意隱瞞，旨在令港人放棄 BNO，繼續僅持特區護照，最後安安分分做中共國的子民！

湯家驊的投共姿態，昭然若揭，同屬「溫和民主派」的「新思維」亦不遑多讓。

週四 (1 月 7 日) 成立典禮上，689、林鄭、譚志源等人竟然獲邀出席。689 無疑是中共黨員。至於林鄭，由「官到無求膽自大」到「我唔覺得我需要為我講咗嘅嘢道歉......我都慣咗呢啲人身攻擊，所以而家我都係百毒不侵」，她似乎有意與香港市民為敵，擺出一副鬥爭的架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相信奪取下屆特首寶座才是她心中所想 (鬥爭是做給中共看的)。可惜她替曾蔭權說好話，又是「港英餘孽」，林鄭的用心看來不易為中共所領會。

胡適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香港處境每況愈下，就是因為太多人選擇做中共的奴才。

另外，「新思維」的黃成智已經決定出戰 2 月 28 日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共會否藉著「溫和民主派」的冒起取代荒誕無能的建制派，這是值得大家密切注意的。

從《環球時報》社論看中共對「李波案」的定調、取態

儘管《環球時報》對「銅鑼灣書店」股東、員工「被失蹤」的評論荒謬絕倫，中共對有關事件的定調、取態未嘗不可從字裡行間反映出來。

1 月 6 日發表的＜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以下一段：

綜合港媒的報導看，李波很清楚這次配合調查所涉及的不是小事。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造成了惡劣影響。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但它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卻早已「越境」進入內地，李波對此心知肚明。他原本大概很願意這次配合調查「低調進行」，港媒大肆炒作對他本人、對書店的生意都不是什麼好事。這種炒作對李波和家人所帶來的傷害反對派是不會彌補的。

簡單而言，中共將「銅鑼灣書店」定性為破壞國家有效管治的亂源，欲除之而後快。李波等人「被失蹤」，更多是中共主動出擊，大興問罪之師，以正本清源的結果。所謂「願意配合調查」，只是中共騙人的詭辭而已。

1 月 7 日發表的＜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說得更清楚：

首先，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內地讀者出版、銷售政治書籍，因而事實上雙腳跨到香港和內地兩個社會中。它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挖了內地法治的牆腳。內地圍繞它開展調查，不僅「理」站得住腳，也是符合中國法律的。

由於「銅鑼灣書店」「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挖了內地法治的牆腳」，按照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原則，涉事人物自然需被拘捕，並予以嚴懲。

有人在此或會提出：「根據《基本法》，即使港人在香港從事危害中共統治的活動，中共的執法人員亦沒有資格在香港執法。否則，《基本法》將被違反，『一國兩制』即蕩然無存」。對此，中共其實有回應。

＜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這樣一段文字：

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港人也享有港式言論自由。但在「兩制」的同時，香港與內地還首先同屬「一國」，香港不能是敵對勢力從事顛覆國家政治制度活動的特殊基地。香港極端反對派極力將「兩制」說成是無條件的......從這樣的錯誤認識出發，激進反對派試圖把「言論自由」等打造成對抗中央的極端工具。

「一國」凌駕於「兩制」，這是中共的立場，絲毫不能退讓。《基本法》無疑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能夠在港執法」。然而，《基本法》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的，黨和國家的安全穩定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如是者，在非常時期，稍為踐踏《基本法》的底線，根本沒有什麼問題。況且，疑似公安並未被證實為真正的公安，「一國兩制」怎會蕩然無存？

＜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如果是內地警員去香港對李波採取強制行動，把他「五花大綁」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有一點很重要，香港法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是對抗的關係，前者不是用來掩護一些人或機構危害國家安全的專門制度安排......

香港熱衷反對派政治的人還是要搞清「一國兩制」的實質含義，不應幻想「兩制」高於「一國」，認為在香港怎麼搞危害內地和國家的行動都沒事......

中共在這裡基本上已經承認是公安擄走李波，只不過未曾用上「『五花大綁』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而已，加上公安的身份無法被證實 (港共亦不敢證實)，「一國兩制」當然毫無問題。故此，中共自信是次做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緊接的兩段則開宗明義指出「兩制」、《基本法》、香港法律並非不可撼動。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兩制」、《基本法》、香港法律在必要時應該讓路。

關於李波日後能否回港，＜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

......李波早晚是要回到香港的......

＜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有：

......看來只能等李波出來回到香港後，由他本人對香港媒體說了。

估計被放還的可能性很大。

不過，「由他本人對香港媒體說了」一句，李波似乎將被脅迫召開記者招待會，好好打發大家一番，繼而令大家如常酣睡在夢中。

倘若上述分析無誤，吳亮星的「五條『書局友』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捕」明顯不符合中共的調子。一心護主，卻不跟隨主子的步伐，這是「保皇派」的死穴，難怪吳亮星翌日馬上急忙道歉。

被擄北去，將成常態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疑似公安人士帶返內地，這是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新常態。

所謂「依法治國」，從來不是西方英美式的「法治」，而接近於戰國晚期由法家提出的「法管」。習近平訪英，在國會上援引韓非的話：「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此乃最有力的證明。配合毛澤東「百代猶行秦法政」，今天不少港人對公安的作為感到驚訝，其實驚訝更多是出於對中共的無知。

法家認為，「法」是統治者維護自身權威、有效控制人民的工具，背後必帶有賞、罰「二柄」，軟硬兼施促使人民就範，不敢反抗。李波意圖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新書，變相是抹黑當今統治者，動搖其權威。執法公安自然要用盡一切方法，對叛逆者予以懲處，否則「依法治國」豈不是淪為一句空話？

港人認為，《基本法》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能在港執法。故此，中共的作為明顯違反《基本法》。可是，疑似公安的人士已被證明為真正的公安？沒有。退一步，即使真的出自公安之手，難道事事奉迎中共的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會真心誠意進行調查，並將結果告知廣大市民嗎？只怕到頭來又是敷衍塞責，隨便安排當事人召開記者招待會便草草了事。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此事解釋給國際社會知道《基本法》已經被違反。不過，中共就是看穿國際社會不會協助香港人，極其量只會作出道義上的聲援。

誰造成今天香港的困局？主張「建設民主中國」的人固然有責任，但香港人自己呢？撇開默許 97 主權移交不談，李波被擄的消息傳出前，大家不是聚精會神批判港女崇拜高富帥嗎？不是為著林海峰的《我是廣東歌手》而感動落淚、蔚然歎曰：「香港樂壇有希望啦」？

2016 是香港政治極為嚴峻的一年，要打破當前困局，首先還是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

首位華人議員

1880 年，港督軒尼詩委任華人伍廷芳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這是香港歷史發展一大轉折。

開埠初期立法局的職能與組成

香港開埠後，設有立法局 (最初稱為定例局)。根據《英皇制誥》，立法局的職能為「制定及通過為維持香港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治......而不時需要的所有法律及條例」。劉蜀永等人則指出，「立法局的任務是協助港督制訂法律和管理政府的財政開支」。

立法局制訂的法律，通稱「條例」(ordinances)。一項法案往往需要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經過「三讀」才能完成立法程序。

立法局由「當然議員」、「委任官守議員」組成。「當然議員」包括港督、駐港英軍司令、首席裁判司三人。「委任官守議員」主要由政府官員出任。1843 年，第一屆立法局誕生，成員分別有：砵甸乍、莊士敦、摩理臣、威廉‧堅。

鑒於首兩任港督與英籍商人關係惡劣，文咸上任後，增設「非官守議員」，以「行政吸納」的手段，將民間的反對力量消融於建制之中。首兩名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是「怡和洋行」總經理大衛‧渣甸、「哲美森洋行」老闆約瑟‧艾德格。「非官守議員」的設置，增加了立法局的組成部分，洋行大班不時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官商一體」因而成為香港政治的常態。

又立法局帶有強烈的「行政主導」色彩。港督長期兼任立法局主席，對所有法案、議案有最終否決權。《皇室訓令》進一步規定，投票表決時，港督除了擁有自身的一票，在贊成票與反對票的數目相等時，其有權再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casting vote)。由於港督對法律的制訂擁有決定性影響，此變相暗示立法局並不擁有完足的權力 (黃毓民認為，「三權分立」從未在香港出現，香港只有「司法獨立」，實屬準確)。

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一直被排拒在立法局大門之外。1855 年，港督寶靈嘗試提出溫和改革方案，建議部份「非官守議員」由選舉產生，候選者必須是英國人，但華人可以享有選舉權，前提是：他們每年向政府交租稅 10 英鎊，且擁有固定資產。不過，有關方案仍然被英國政府拒絕，立法局始終沒有代表華人的聲音。

伍廷芳的早年經歷

伍廷芳 (1842 年 7 月 9 日 - 1922 年 6 月 23 日)，本名敘，字文爵，又名才，號秩庸，筆名觀渡廬，廣東新會縣人。他在英屬馬六甲峇都安南出生，三歲隨父親返回廣州芳村定居，並在此讀書。十三歲前往香港求學，入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擔任高等審判廳翻譯，時為 1861 年。

從事翻譯工作之餘，伍廷芳亦積極辦報，先後協助《中外新報》、《香港華字報》的出版。1864 年，他與牧師何福堂的女兒何妙齡成婚。1871 年，調任港府巡理署譯員。1874 年，伍廷芳偕同妻子，自費赴英國倫敦留學，在林肯律師學院 (英國四大法學院之一) 攻讀法律，三年後畢業，考獲博士學位和大律師資格。

於香港求學、辦報的一段經歷，無疑令伍廷芳對英國現代先進文明有著深刻的體會，中國大陸的內憂外患有著緊密的觀察。留英三年，他更習得一身法律知識、一口流利英語。如此了得的年青才俊，自然深受有識之士歡迎。清廷駐英公使郭嵩燾一度有意羅致伍廷芳。1877 年 3 月，伍廷芳離英奔喪，在船上認識了當時候任港督的軒尼詩。同年 5 月，他獲准在香港執業，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大律師。

被委任為「太平紳士」、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1870 年以後，香港華商的社會、經濟實力逐步上升，他們乘機在 1878 年提出參政訴求，希望港府允許華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

適值軒尼詩同情華人的處境，意圖透過若干改革令本地華人與歐籍人士享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基本自由、參與政府各項施政的權利，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英籍商人，於是在 1878 年 10 月 7 日發起集會，決議上書英國殖民地部，要求撤銷軒尼詩的港督職務，捍衛自身的特權。

正當軒尼詩坐困愁城，伍廷芳竟然聯同東華醫院總理梁鶴巢，號召在港華人反對「外籍人士攻擊港督」。他們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會議。期間，颱風襲港，但這並無損會議的進行，會議廳依然座無虛席，反應踴躍。在華人群起聲援下，軒尼詩終於逃過大難，未被撤職。

自此以後，軒尼詩深切明白到消弭種族歧視刻不容緩，對伍廷芳亦心存感激，另眼相看。他遂於 1878 年 12 月委任伍廷芳為首位華人「太平紳士」。1879 年，律政司因事返英，軒尼詩要求由伍廷芳署理這一職務，卻因遭到在港英籍人士的反對和施壓，被迫作罷。1880 年 1 月，軒尼詩趁立法局議員吉布 (H. B. Gibb) 請假返回英國養病，向殖民地大臣比奇 (M. H. Beach) 建議，讓伍廷芳暫時佔據立法局這一席位。比奇同意由伍廷芳暫時擔任立法局議員，直到吉布返港為止 (任期不超過三年)。伍廷芳因而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結語

伍廷芳能夠成為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更多得益自軒尼詩個人的政治理念 (人人皆應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義務，華人亦不例外)、賞識和提拔，不代表當時的歐籍人士已然摒棄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心態。

伍廷芳以後，華人黃勝、何啟、韋玉相繼出任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議會內持續有一把代表華人社群的聲音，大大減少了港府與本地華人的磨擦，有效改善彼此之間的關係。

伍廷芳未幾因遭受嘉蘭威廉伯爵 (Richard Meade, 4th Earl of Clanwilliam) 多次冷落而心灰意冷，毅然決定北上發展。他卒之成為李鴻章的幕僚、清廷的駐美公使。「武昌起義」爆發，他更代表南方革命政府與清廷談判 (史稱「南北議和」)，為推翻清室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作出貢獻。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5. 黃毓民，《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 香港立法機關崩壞實錄》。

6.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016 年中、港局勢的若干估算

今天是元旦日，筆者在此謹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回首 2015 年中、港兩地的發展形勢，2016 年很有可能是危機四伏的一年，北宋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本文現在嘗試對 2016 年中、港兩地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一估算，以讓一眾有心人提前做好有關的心理準備。

中國大陸

如果有留意大陸過去一年的情況，局面實在令人憂慮。中共向來打「促進經濟，加高 GDP」的牌，但由保 7% 降低至保 6.5%，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狀況。配合內地 A 股時升時跌、人民幣盛傳貶值、中共意圖擴大內需市場而無法收效，大家想想，以前已經生產的東西應如何處理？請注意，這些東西要麼屬於侵權膺品，要麼帶有毒素、具危險性，卻無質素保證。正常買賣途徑不能將之輸出，唯一輸出的方式就是強迫他國接受。故此，如無意外，中共日後應該會實行殖民政策 (亞投行、「一帶一路」便是其中端倪)，甚至發動地區開戰 (即陳雲以往曾在節目「本土論壇」說的「放手向外一闖」)。

當然，礙於軍力不足，開戰沒有必勝把握，中共暫時不會輕舉妄動。可是，「產能過剩」的問題依然是存在的，未有被解決。尤其甚者，為了維持大國形象，中共一定會繼續推動 GDP 的增長，「產能過剩」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直至無法收拾的地步。有朝一日，GDP 增長再也無法持續，股市、人民幣又無起色，中共可以做些什麼？參照黨史，1958 - 1962 年「大飢荒」之後，毛澤東未幾即發動「文革」，全面展開階級鬥爭、思想文化鬥爭。而觀乎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用鬥爭轉移人民對經濟問題的關注，絕對有可能發生 (詳細可參考林和立＜五十年後文革捲土重來？＞)。

一旦出現鬥爭，中共勢必揭櫫「反貪」大旗，加上其刻意塑造涉嫌貪污人士 / 機構與外國勢力有關，「打貪」的另一面自然是「仇外」。中國民間一直有「仇富」心理，中共兩年多來不斷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火乘風勢，可以預料，中國很大機會重演「文革」，出現嚴重內鬥。倘若屆時中共軍力有所提升，更不排除在內鬥的同時向外開戰，反正有「抗美援朝」與「土改」、「三反五反」同步進行的先例。

香港

由習近平高度肯定工作表現、「老左派」吳康民轉軚支持，689 肯定會連任。因為有連任的把握，所以 689 才會漠視民意，堅決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

根據「六七暴動」經驗，中共出現內鬥，香港一定被波及。以往因得到英國的護蔭，英軍出動掃蕩左派分子，暴動過後積極協助重建，香港才可以起死回生。然而，今時今日，情況截然不同了。港共乃中共的傀儡政權，為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所盤踞，沆瀣一氣！689 的鬥爭思維，將會煽動更多矛盾，這是無容置疑的，特別是年青、年長兩代，親中、戀殖兩批人之間的矛盾。而按照政府的口吻推斷，其似乎會傾向老年親中分子，嚴厲打壓年青戀殖人士。

社會陷入兩極，矛盾日益加深，「泛民」首先會因為死守親中、溫和立場而遭殃，面臨亡黨厄運，此亦是李怡先生替「泛民」憂心的原因。「離地中產」見立法會無人代表他們發出溫和抗爭的聲音，一是選擇移民他方，一是轉為投靠建制派。基於道德潔癖，移民人數應該會大幅上升。那時候，仍然留在香港的，不是接受中共，就是傾向「建國」。

受制於建制派、功能組別，即使本土 / 建國派於立法會選舉大勝，其依舊不能有什麼作為。唯一在議會可以做的，是預備搶咪、打架，鍛鍊體魄因此變得十分重要。「議會抗爭」不再有效，焦點轉移至「議會外抗爭」是理所當然。「議會外抗爭」莫過於佔領、堵路、前線衝擊。有了平定「雨傘革命」的經驗，估計 689 會重施故技，利用土共、藍絲搞破壞。而現時不少土共、藍絲實際上並未真正經歷過「六七暴動」，「老左派」又老的老，沉默的沉默。「六七暴動」的惡夢很有可能死灰復燃，只不過時移勢易，今次的受害者換成捍衛本土、懷念英治香港的年輕一代 (中共即時傾覆則另作別論)。

寄語港人

假設上述分析無誤，港人於 2016 年宜多做一些自救工作，包括：

(1) 維持與外國傳媒接觸，讓國際社會知道香港民族的處境是如何危險。

(2) 持有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的人，請盡快完成續領。擅於英文書寫的人，能向英國政府發信講述香港困境更佳。

(3) 多做運動、結交各方志同道合的友好，並開始展開對香港地形、戰略運用的研究。

(4) 持續參與、聲援各勇武抗爭行動。

孔子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願港人的努力不懈，終能奪回往昔的生存空間，這同時是筆者 2016 年對香港的一點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