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助計劃，引發爭議
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 於 1865 年 6 月 30 日正式出任「教育司署」首長。上任初期，由於人手、資源的缺乏 (這和港府當時並未將推動教育作為首要施政目標有關)，史釗域實際上負責了「教育司署」所有的事務。1868 年，他率先向港府提出資助本地私塾教師薪金的計劃，卻因私塾質素參差不齊 (一說文化差異)，計劃最終作罷。然而，史釗域並未為此氣餒，於 1873 年成功說服港府推出「補助書館計劃」。自此以後，所有符合政府條例的學校皆可獲得港府撥款資助。
不過，史釗域草撰的《補助則例》(以下簡稱《則例》) 替計劃添上了障礙。事緣港府當時主張宗教應從教育中分離 (此乃受到「世俗主義」的影響)，而史釗域亦是「一位非宗教教育的推動者，他認為權力不應用來干預人們的信仰，而政府的責任是提供教育，而非進行傳教工作。他認為基督教教育和非宗教教育應該成為香港的兩種不同教育模式」(夏其龍語)，《則例》遂出現一些不利教會透過學校教育傳道的條款，例如：受資助學校平均有不少於 20 名學生出席、每日提供不少於 4 小時的非宗教課程，結果惹起宗教界的強烈不滿。
奮力抗爭，挑戰政府
在眾多宗教團體之中，羅馬天主教教會的反對聲音可謂最為強烈。這從所有天主教學校俱在 1873 年退出「補助書館計劃」可見一斑。
至於非天主教的宗派人士，聖公會的柯爾福主教 (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 早於 1869 年已經批評港府的教育系統「沒有上帝」(godless)。他又指出，當所有學校都教授《聖經》時，學生的人數自然會更多，暗示《則例》的要求根本自相矛盾，為難學校。
儘管史釗域多次重申「非宗教教育純粹是對宗教教育採取不干預的態度，但同時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念」，反對人士仍然認為「宗教應該滲透在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所有行為中，宗教與教育不可分開」。雙方為此爭持不下。
見解迥異，爭議淵源
其實，史釗域 / 港府之所以與宗派人士發生嚴重衝突，主要由於彼此對「教育」、「個人選擇自由」的見解不同。
史釗域 / 港府將「教育」視為培養現代「國家公民」(citizen) 的事業。作為現代「國家公民」，文字的掌握、語言的運用、知識的累積遠比個人價值信仰的建立來得重要。故此，它規定所有受資助學校每日必須提供不少於 4 小時的非宗教課程。至於宗教教育，因價值信仰並不是每個「國家公民」所必然需要具備的，「國家公民」可以享有選擇「無神論」的自由，它自然被置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之前或之後。
宗派人士卻將「教育」視為培養新一代完美人格的事業。完美人格的塑造，不能離開日常對《聖經》道理的聽講與踐行。文字的掌握、語言的運用、知識的累積，皆屬旁枝，並非主幹。他們因此反對特別設置非宗教課程。又在他們眼中，個人選擇並非至高無上，必須受到價值信仰的指導與規範，其於是反對將宗教教育置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之前或之後，對政府寸步不讓。
結語
雙方爭持的局面直至 1877 年才出現轉機。新上任的港督軒尼斯 (Sir John Pope Hennessy) 是一名天主教徒，在天主教高主教 (Bishop Raimondi) 的游說下，《則例》要求受資助學校提供不少於 4 小時非宗教課程的條款被刪除。天主教會、聖公會創辦的學校未幾相繼加入資助計劃，爭議正式告一段落。
「補助書館計劃」無疑鼓勵了教會在香港辦學，造就了資助學校 (或稱津貼學校) 的發展。
今天香港一方面有無數虔誠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一方面仍有不少人重視傳統的風俗、民間的信仰，這與港府過去獨特的教育安排 (傾向「世俗主義」，但又不阻止宗教團體透過辦學傳道) 有密切關係。
[主要參考資料]
1.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 (中文版)》。
2.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3. Anthony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