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自從八十年代開始，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的批判不再來自「效益主義」、「馬克思主義」，其更多是來自「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的支持者。石元康於＜社群與個體－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辯＞一文中指出：
在70年代時期，主要是從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對它 (案：指《正義論》)
進行批判與反駁。但是，80年代以來，英美哲學界及政治理論界出現一個新的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潮......這個哲學理論被稱之為社群主義。(《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頁89)
「社群主義」一方面批評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提出他們自己的理論。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代表作：《追尋美德》)、桑德爾
(Michael Sandel，代表作：《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泰勒 (Charles Taylor，代表作：《自我的根源》)、沃澤爾 (Michael
Walzer，代表作：《正義諸領域》) 皆是「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社群主義」對「共同體」(又稱「社群」) (community) 予以高度的關注
(他們相信，「共同體」應該具有比自由、平等優先的地位。至少，它具有和自由、平等相同的地位)，這啟發自馬克思主義。然而，誠如金里卡 (Will Kymlicka)
所言：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社會革命、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共同體。而這些新出現的社群主義者卻相信，共同體一直存在於共同的社會習俗、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共識中。共同體不必重新建構，相反，共同體需要被尊重和保護。在一定程度上，被社群主義者視為構成共同體的社會常規，恰好被馬克思主義者視為具有剝削性與異化特徵......雖然「舊的」社群主義者立足於馬克思及其改造世界的願望，「新的」社群主義者卻立足於黑格爾的願望－使人安心接納自己的世界
(Gutmann 1985)。
依此而觀，「社群主義」仍然有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
關於麥金泰爾、泰勒、沃澤爾等人的理論，宜另文撰述。以下本文將集中探討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
(特別是他在＜程序性的共和，與無拘的自我＞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
(二) 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
正當與好 (The Right And The Good)
在＜程序性的共和，與無拘的自我＞一文中，桑德爾首先指出，羅爾斯的哲學基礎承襲自康德 (Kant) 的「自由主義」傳統。而「自由主義」的視角
(liberal vision) 往往給予正義、公平、個人權利優越的位置。
他認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命題是：一個公正的社會並不意圖促進任何特定的人生目標 (particular
end)，它只保證其公民在享有同等的自由的情況下，有條件去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標。
公正的社會又必須受這樣一種原則規範：這種原則並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人生觀 (conception of
good)。換言之，「促進整體效益最大化」、「培植德性」、「推動美好生活」皆不能作為證成這種原則的理由，它只因體現「正當」的概念而被證成
(「正義」獨立、優先於「好」)。
另外，桑德爾發現，「自由主義」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看法：使得社會變得公正的不是它意圖達至的目標、目的
(telos)，而是它對選擇促進任何一種特定的目標的拒絕。「自由主義」的任務因此只是要提供一個框架
(framework)。在這個框架內，每個公民皆能夠追求屬於他們自己的人生價值、目的。同時，他們亦享有與他人同樣的自由。
桑德爾於是總結出「自由主義」「『正義』優先於『好』」的兩重意義：
(1) 個人權利 (individual right) 不能因為追求社會整體的利益而被犧牲 (此令它反對「效益主義」)
(2) 正義原則被接受，並不是建基於任何特定的對美好人生的看法。
對於「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正義』優先於『好』」，桑德爾承認其具有強烈的哲學的說服力 (philosophical
force)。不過，縱然如此，桑德爾不認為「『正義』優先於『好』」的宣稱能夠站得住腳。可惜的是，當前美國的政治制度、實踐卻完全深受「自由主義」的影響。
何以「自由主義」如此令人著迷呢？桑德爾覺得，箇中的關鍵在於：它對「無拘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 的強調。他說：
像所有政治理論般，我所描述的「自由主義」理論，其內容並不單純是一組管制性原則。它同時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生活的可能方式。在「自由主義」倫理的核心中，一種對人的看法其實依附其中。正是因為這種對人的看法，「自由主義」得以被激勵、展開。(頁83)
不過，桑德爾毫不忌諱地指出，「無拘的自我」同時亦是「自由主義」令自己容易受傷的根源。
康德式的基礎 (Kantian Foundations)：超驗的自我 (transcendental self)
桑德爾認為，「自由主義」倫理觀假設「『正當』優先於『好』」，並尋求一些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人生價值觀的正義原則。這即是康德所謂的道德律的至高無上、羅爾斯「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根據桑德爾的分析，「自由主義」相信，正義不只是眾多價值之一。它能夠提供一個框架，以規範不同帶有競爭性的價值、目標的實現，防止其相互之間發生衝突。換言之，「自由主義」同意，正義當獨立於諸種價值，而且居於諸種價值之上。
桑德爾指出，自亞里士多德以降，正義理論多把其對正義的論述建基於另一人生的目標、目的 (即「正當」建基於「好」而有價值)。其中，十九世紀的密爾
(J.S.Mill) 聲言「正義是所有道德中最為主要、不可比擬的部份」、「正義是促進效益提升的工具」，更是其中的表表者。
然而，到了康德，他不接受把「正當」建基於「好」的做法，「正當」獨立、優先於「好」於是首次被提出。
康德認為，不同人有不同的欲望、人生目標，倘若道德原則建基於人的欲望、人生目標，這只令道德原則變得任意、偶然
(contingent)。道德原則要具有必然性，它必須立足於定言的基礎 (categorical foundation)，而不是偶然的。
康德指出，本乎欲望、自然傾向而過活，這其實並不真正能夠算得上自治
(self-governing)。它更多是對已決定的外在因素的投降、妥協，代表著人放棄自作主宰的權力。
根據康德的講法，「正當」的概念衍生自人的自作主宰 (concept of freedom)，它因此與人意欲追求的目標 (即「好」)
完全無干。尤有進者，「正當」所依靠的基礎優先於所有經驗意義的人意欲追求的目標。換言之，「正當」有一「超驗的自我」作為基礎，它不是立足於經驗的、偶然的、無定準的自然傾向、欲望。
「超驗的自我」有時又被稱為「主體」(subject)。所謂「主體」，即有能力運用自主意志的東西。它本身就是目的，獨立於人的本能心理、社會傾向。它使人得以自由地為自己作出選擇，不受外在環境不可捉摸的變化所左右。
關於「超驗的自我」的具體內容，桑德爾在文中曾說過以下一段話：
「主體」實際是指誰 /
什麼呢？一定意義上，它是指「我們」(us)。道德律是由「我們」自我頒佈的律則；它不能被「我們」所發現，但「我們」卻對它有強烈的意願 (will)。這正是它
(或「我們」)
得以逃離自然本能、外在環境、純粹的經驗意義的人生目標支配的原因。可是，有一點值得注意，意願道德律的「我們」並不等同於作為特殊個人身份的「我們」，即你與我......道德律並不適用於作為個體
(individual) 的我們......
「我們」以「純粹實踐理性」的身分進入康德的理論，我們以「超驗的主體」的身分進入康德的理論系統中。(頁84)
概言之，「超驗的自我」即是「我們」，亦即是「純粹實踐理性」 (pure practical reason)。它不是日常意義下的我們
(即作為特殊個人身份的「我們」)，而可被稱為「大我」 /
「道德自我」。它對道德律有強烈的意欲，且把道德律自行頒佈於自己身上，卻不受經驗世界的種種偶然因素所局限、綑綁。
桑德爾指出，「超驗的主體」只是一種可能性，當中不含有必然的保證 (guarantee)。然而，我們要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的道德主體 (free moral
agent)，不是深受經驗意欲支配的存在，我們似乎有必要假設我們是「超驗的主體」(即我們有意志上的自由)。正是因為此，康德稱「自由意志的可能性」為倫理學的必要的設準
(necessary presupposition)。
由於「超驗主體」優先於經驗意義的人生目的，由「超驗主體」衍生出來的「正當」概念優先於「好」。又社會最好不被預設任何特定人生價值、目標的原則規範，以表示對人作為目的、選擇主體的尊重。
羅爾斯的工作一方面繼承著康德，接受權利的重要性、將正義置於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卻又比康德進一步，不再預設一個「超驗自我」，而設計出「原初狀態」的角色。
由「超驗主體」(transcendental subject) 到「無拘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
透過「原初狀態」，羅爾斯嘗試為「『正當』優先於『好』」提供基礎，卻不再訴諸於「超驗主體」。
按照桑德爾的理解，「原初狀態」的運作是這樣的：
它邀請我們去想像一些原則，以規範我們社會的運作。前提是：我們不知自己出身貧窮或富裕、強壯或孱弱、幸運或不幸；我們也不知自己的人生目標、價值觀。根據羅爾斯的論述，我們於此必選擇正義兩原則。尤有進者，正義原則必然是這樣一組原則：它被接受並不是基於任何一種特定的人生目標
(particular ends)。
桑德爾認為，正義原則於「原初狀態」中被選出，這與任何一種特定的人生目標固然無關，但是，它卻預先假定了某種對人 (person)
的理解：它把人視為「無拘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優先及獨立於個人的人生目標、目的。
A. 析論「無拘的自我」
桑德爾指出，當我們把「自我」理解為「無拘的自我」，我們必站在我們想擁有 / 想要 / 想尋求的價值、目的之前。換言之，我 (人，the
person)、我有 (價值，values) 二分，二者有一定的距離。
作為「無拘的自我」，它的個人特質 (personhood) 不是由我們選擇的人生目的構成，而是由我們選擇種種人生目標的能力界定。此即羅爾斯說：
我們的本質不能被我們所選擇的人生目標所揭示。
桑德爾認為，只有當我 (人，the person)、我有 (價值，values) 二分，二者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才可以造就「我」優先於種種人生目標，從而證成「正當」優先於「好」。「我」亦才可成為自由的、獨立的、能選擇的主體。羅爾斯因此明顯視人為「無拘的自我」。
B. 「無拘的自我」的問題
桑德爾指出，羅爾斯把「自我」理解為「無拘的自我」，這令社群 (community)
的出現成為人們自願選擇與他人合作的結果。可是，部份現實世界中的社群卻不是由人們的自願選擇構成，它們乃建基於道德的繫帶 (moral
ties)，如血緣關係而組成。這類非「合作性的」(cooperative)、「構成性的」(constitutive)
社群的存在，明白地否定「自我」只是「無拘的自我」
C. 小結
「無拘的自我」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增添問題。可是，桑德爾仍然覺得，無論是康德的「超驗自我」，還是羅爾斯的「無拘的自我」，二者皆有助人從自然欲望、社會角色中解放，令人重拾自作主宰的權柄，成為有尊嚴的目的存在。
又二者與啟蒙時期的自我界定的主體 (self-defining
subject，即不借助其他內容以界定的自我。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便是自我界定的主體的典型例子) 亦遙相呼應。
正義與社群 (Justice And Community)
A. 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的闡釋
在進一步批評之前，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作出了簡單的介紹、闡釋。
他指出，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包括：
(1) 所有人皆享有同等的基本自由 (equal basic liberties for all)
(2) 只有當社會及經濟不平等能為社會上最不利者帶來最大利益，不平等才被允許 (差異原則)。
他表示，為了證立這些原則，羅爾斯於是對兩個可能的競爭者：「效益主義」和「放任自由主義」加以批評。
羅爾斯對「效益主義」的批評，推導出「基本自由原則」。桑德爾說：
他 (指羅爾斯)
批評效益主義無法認真看待人與人之間的分別。為了尋求整體效益的最大化，效益主義者將社會視為一整體，猶如一個人似的；它把我們眾多的、各不相同的欲望合併成一個大系統，然後嘗試最大化。它可謂對不同人之間的滿足感的分配漠不關心......它無法尊重我們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它利用部份人作為手段，以為其他人帶來幸福。因此，它根本無法將所有人當作目的來尊重。儘管效益主義者有時主張捍衛個人權利，但他們的捍衛必須建基於利益的計量，即尊重這些權利將有助社會整體效益的提升，長遠而言對社會有利。然而，這種計量是偶然的、不確定的......個人權利不能被保障。(頁88)
羅爾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批評，推導出「差異原則」。桑德爾說：
放任自由主義的錯誤在於無法承認命運的任意性。他們把一切來自有效率的市場經濟的分配結果視為公正；建基於每人對自己擁有的東西皆有應得的資格
(只要他們不是藉著欺詐 / 偷竊 /
侵犯他人的權利以獲取之)，反對所有形式的再分配。羅爾斯反對這個原則，理由是他認為，從道德的觀點看，自然稟賦、資產、後天努力的分配都是任意的，是好運使然的。建基於自然稟賦、資產、後天努力的差異去分配對人生有益的有用物品，這做法並不合符正義，它只是讓社會及自然的任意性繼續存在於人類資源的分配中。作為個體，對於為我們帶來美好前途的才能，我們其實是不應得的。同樣，對於來自這些才能的一切得益，我們也是不應得的。我們應該視這些才能為共同資產，視他人為一切得益的共同受益人......在公平式的正義中，人同意共同承擔他人的命運。(頁88-89)
B. 對羅爾斯論證「差異原則」的批評：由社群構成的自我觀
桑德爾對羅爾斯的進一步批評，集中在他對「差異原則」的論證上。
桑德爾認為，羅爾斯對「差異原則」的論證，高度強調我的良好體格、美麗外表乃我意外地 (accidentally) 具有 (I have) 的特徵，不是我本身
(the person I am)。這正好揭示他「無拘的自我」的邏輯。
又桑德爾批評，羅爾斯對「差異原則」的論證根本尚未完成。雖然，羅爾斯已把「正當」的優先性、「應得」的否定、「無拘的自我」巧妙地聯合，以論證自然稟賦只是意外地為我們所有，我們不應得到自己所賺取的收入的全部；但是，「差異原則」進一步預設：自然稟賦乃共有資產
(common
asset)、社會具有優先權以分配我們所賺取的一部份收入。這個預設卻是不可由「自然稟賦只是意外地為我們所有，我們不應得到自己所賺取的收入的全部」推論出的。
桑德爾指出，如果要避免「差異原則」落入「利用部份人作為手段，以促進其他人的目的」的批評聲音中，我們必須把「差異原則」理解成「分享原則」(principle
of sharing)。而一旦我們把「差異原則」理解成「分享原則」，這其實已經預設了一些先在的道德的聯繫 (prior moral ties)
存在於眾人之中。
不幸的是，按照羅爾斯對社群的理解，所有社群都只是人們自願選擇與他人合作的結果，非「合作性的」、「構成性的」社群根本不存在。他無法說出先在的道德的聯繫存在於眾人之中。換句話說，他不能為「差異原則」當被理解成「分享原則」提供基礎。
桑德爾認為，只有當我們承認某些社群對我們的「自我」具有構成性
(即將「構成性」概念引進來以考慮)，當我們將他人視作我們個人身份構成的基石時，先在的道德的聯繫才存在於人與人之間。「差異原則」才不致淪為一種集體主義式的強迫、摧毀個人「多樣性和獨特性」的主張，而是一種來自我們所屬社群
(指構成性的社群，constitutive community)
所要求我們的義務。然而，這卻和「自由主義」的「無拘的自我」相違背，進而削弱「正義」的優先性。
C. 對可能反駁的回應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將「正義」視為首要？把「自我」視為脫離於我們的人生目的、所屬群體的「獨立的個體」？
對於這個問題，桑德爾作出下列的回應：
當我們理解自己的身分時，我們永遠不能拋開對自己所屬群體的忠誠、堅信
(conviction)。對所屬群體的忠誠、堅信之所以具有道德的強制力，一半原因正在於此。
由於對所屬群體的忠誠、堅信乃我們「自我」身分構成的核心部分，它們的價值雖不是來自我們的選擇，它們要求於我們的義務亦和我們自願選擇承擔的義務、「自然責任」(natural
duties，指作為人類應盡之責任)
迥然不同，我們卻沒有道德上的理由不正視它們的價值，不履行它們要求於我們的義務。因為，倘若我們漠視它們的價值，不履行它們要求於我們的義務，我們將無法準確界定、理解「自我」(the
person I am)。
當然，人作為自我詮釋的存有 (self-interpreting
being)，我們有能力反思自己的生命史。在這一意義上，「自我」可成為脫離於我們的人生目的、所屬群體的「獨立的個體」。然而，這種脫離是不可靠的
(precarious)、臨時的 (provisional)，「自我」不能永遠脫離其歷史。如是，「自由主義」的自我觀仍然不可取。
更系統化地表述
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評，可被系統化地表述如下：
(1) 只有當「自我」獨立於種種人生價值、目標，且優先於種種人生價值、目標；「正當」(right) 才可獨立而優先於「好」(good)
(「正當」由「自我」衍生而出)。
(2) 羅爾斯主張「正當」獨立而優先於「好」。
所以，
(3) 羅爾斯主張「自我」獨立於種種人生價值、目標，且優先於種種人生價值、目標。換言之，他接受「無拘的自我」。
(4) 「無拘的自我」推導出所有社群都是人們自願選擇的結果。
(5) 依 (4)，「無拘的自我」無法說明建基於道德的繫帶 (moral
ties)，如血緣關係而組成的社群，即非「合作性的」(cooperative)、「構成性的」(constitutive) 社群的存在。
(6) 羅爾斯的「差異原則」預設了：自然稟賦乃共有資產 (common asset)、社會具有優先權以分配我們所賺取的一部份收入。
(7) 只有當「差異原則」被理解成「分享原則」(principle of
sharing)，「差異原則」才不致落入「利用部份人作為手段，以促進其他人的目的」的批評中。
(8) 當「差異原則」被理解成「分享原則」，這其實預設了一些先在的道德的聯繫 (prior moral ties) 存在於人與人之間。
(9) 依 (5)，「差異原則」不能被理解成「分享原則」，因而難逃「利用部份人作為手段，以促進其他人的目的」的批評。
(10) 只有把種種人生目標、社群及其成員視為「自我」的構成部分，先在的道德的聯繫才存在於人與人之間。
所以，
(11) 「差異原則」要避開「利用部份人作為手段，以促進其他人的目的」的批評，它必須放棄「無拘的自我」，改以社群主義式 (communitarian)
的「自我」作為其基礎。
(三) 總結
桑德爾提出「嵌入自我」(embedded
self)、「正義」建基於「好」來取代羅爾斯「無拘的自我」、「正義」優先於「好」。這一定程度上是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的批評。然而，從另一角度看，其看法未嘗不容於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可視為對羅爾斯理論的修正、補充
(羅爾斯於《正義論》第三部份亦強調共同體對正義感培養的重要性，這反映羅爾斯不一定容納不下桑德爾的觀點)。
又桑德爾強調共同體對自我構成的重要、「自我和正義獨立、優先於人生種種目標」的看法始於啟蒙時期，這些論調亦與麥金泰爾的相似。
儘管二人的學說主張、治學取徑並不是完全一致
(麥金泰爾本其「歷史主義」，主張恢復「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傳統，桑德爾則未有明顯表態。麥金泰爾採用「思想史」進路揭示現代文化的病態，兼及「自由主義」，桑德爾則直接就著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作出「哲學」的批判)，我們卻可說，麥金泰爾的想法多少影響著桑德爾觀點的建立。
[附註]
本文的內容主要參考桑德爾的＜程序性的共和，與無拘的自我＞(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可視為該篇文章的札記。
至於其他參考書籍，包括：
1. 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中譯本)
2. 石元康《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
3. 麥金泰爾《追尋美德》(After Vir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