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分配正義觀

洛克提到，每個人在自然狀態下都是自由而平等，當其他人還有機會取得「同樣多」和「同樣好」的資源，該人在自然賦予的資源上混合自己的勞動，其勞動成果即成為其私人財產，他人不得侵犯。洛克式的附帶條件 (Lockean proviso) 後來為諾齊克所沿襲，建構出放任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諾齊克認為，只要符合下列三個原則，資源分配便是正義：

1. 土地及資源佔取的正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只要人們滿足洛克式的附帶條件，在佔取沒有令其他人的情況變得更壞，例如留給其他人足夠多和同樣地好的資源，這種佔取便是公正。

2. 轉讓的正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transfer)：如果最初的佔有是正義的，在雙方同意下，物品的任何轉讓同樣合乎正義。

3. 對不正義佔有或轉讓的修正原則 (a principle of rectification of injustice)：當有人違反上述兩條原則，可用此原則補救。

諾齊克的正義觀，與他相信人是獨立個體，具自我擁有權 (right of self-ownership，包括自由運用勞動成果的權利)，他人不得以整體利益或其他名義侵犯一個人的權利，有密切關係。他因此反對透過徵稅將財產強行轉移給別人，覺得這是嚴重侵犯人權。

羅爾斯對「人是獨立個體」推導出「人有自由運用勞動成果的權利」有保留。以一著名歌手為例，她能把握唱歌技巧，有賴老師教導。她能嶄露頭角，有賴相關機構舉行歌唱比賽。她能簽約出唱片，有賴唱片公司老闆賞識。她的唱片有人購買，有賴歌迷支持。單憑個人天賦才能及努力，未必可賺取百萬年薪。由於收入中有不少偶然的幸運的成分，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未嘗不可，此更可視為具優勢者對社會栽培自己的回饋。

羅爾斯的正義觀見於正義兩原則：

1. 基本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 (自由權)。

2. 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必須：

(a) 對最不利階級最有利 (差異原則)；

(b) 讓所有人依然有公平的機會爭取所有的職位與地位 (公平機會原則)。

1 優先於 2，2b 優先於 2a。

基本自由原則的不可凌駕，主要針對效益主義正義觀。效益主義認為，為了促進國家整體福祉，犧牲基本自由也是沒有問題。

至於差異原則的設立，是看到財富收入含有不少偶然幸運的成分。況且，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只會令不利者離心，繼而作亂，社會趨向動蕩。

中國儒家傳統中，孟子言正經界：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

言為民制產：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前者有助杜絕土地兼併，避免貧富懸殊。後者提倡私有財產，還富於民。這未嘗不是一種左翼自由主義。至孫中山要平均地權，防止土地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主張民生主義，與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一脈相承。

李景隆兵敗

吳高率領遼東兵馬圍永平，《明史‧吳良傳》：

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良。雄偉剛直。與弟禎俱以勇略聞。從太祖起濠梁，併為帳前先鋒……子高嗣侯，屢出山西、北平、河南練兵，從北征，帥蕃軍討百夷。二十八年，有罪調廣西，從征趙宗壽。燕師起，高守遼東，與楊文數出師攻永平。

此見吳高為「將二代」。同往的還有耿瓛、楊文。耿瓛是耿炳文之子。楊文為朱元璋麾下的紅巾軍將領，屬開國元老。

《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盧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吳、耿、楊的軍事質素，不見得特別高。

《明史‧恭閔帝紀》：

九月戊辰，吳高、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戊寅，景隆兵次河間，燕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明史‧成祖紀》：

九月戊辰，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圍永平。戊寅，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王語諸將曰：「景隆色厲而中餒，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任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丙戌，燕師援永平。壬辰，吳高聞王至，果走，追擊敗之。

值得注意是「景隆色厲而中餒」，燕王朱棣看出李景隆五十萬大軍是紙老虎，徒具威勢而已。吳高兵敗，燕軍乘勝追擊，於是北取大寧，挾寧王朱權，奪大寧民眾及朵顏三衞。

《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救北平，以為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逕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眾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逕道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於獄。都指揮朱鑒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眾降。貞單騎負敕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

大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燕兵既得朵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

朵顏三衛，又稱兀良哈三衛。元順帝被逐回蒙古高原後，木華黎後裔納哈出將軍統領二十萬蒙古軍，駐紮在遼河以北的金山。馮勝、傅友德、藍玉等領兵包圍納哈出駐地，納哈出被迫投降。連串軍事失利令蒙古諸部落紛紛歸附明朝。明朝置朵顏三衛，進行籠絡和羈縻。

蒙古人驍勇善戰，燕王得此作為軍隊骨幹，戰鬥力大增。可惜李景隆仍懵然不知。

冬十月，燕兵自劉家口間道襲陷大寧，守將朱鑑死之。總兵官劉真、都督陳亨援大寧，亨叛降燕。燕以寧王權及朵顏三衞卒歸北平。辛亥，李景隆圍北平，燕兵還救。(《明史‧恭閔帝紀》)

遂北趨大寧。冬十月壬寅，以計入其城。居七日，挾寧王權，拔大寧之眾及朵顏三衞卒俱南。乙卯，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關。景隆聞王征大寧，果引軍圍北平，築壘九門，世子堅守不戰。(《明史‧成祖紀》)

建文帝對李景隆優禮有嘉：

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奈何所託非人，李景隆只為一不知軍事的紈絝子弟。《明太宗實錄》卷四：

上 (朱棣) 語諸將曰：「李九江 (李景隆小名)，豢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輙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脩，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

鄭村壩一役，五十萬大軍化為烏有。

十一月辛未，李景隆及燕兵戰於鄭村壩，敗績，奔德州，諸軍盡潰。燕王棣再上書於朝。帝為罷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師。(《明史‧恭閔帝紀》)

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邏騎還報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道左，出王軍後。王分軍還擊之，暉眾爭渡河，冰忽解，溺死無算。辛未，與景隆戰於鄭村壩。王以精騎先破其七營，諸將繼至，景隆大敗，奔還。乙亥，復上書自訴。(《明史‧成祖紀》)

大同不久失陷，白溝河之戰，景隆再敗。

二月，燕兵陷蔚州，進攻大同。李景隆自德州赴援，燕兵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夏四月己未，李景隆及燕兵戰於白溝河，敗之。明日復戰，敗績，都督瞿能、越巂侯俞淵、指揮滕聚等皆戰死，景隆奔德州。(《明史‧恭閔帝紀》)

十二月，景隆調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舉。王乃謀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赴救，大同苦寒，南軍脆弱，且不戰疲矣。」庚申，降廣昌。二年春正月丙寅，克蔚州。二月癸丑，至大同。景隆果由紫荊關來援。王已旋軍居庸，景隆兵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夏四月，景隆進兵河間，與郭英、吳傑、平安期會白溝河。乙卯，王營蘇家橋。己未，遇平安兵河側。王以百騎前，佯卻，誘安陣動，乘之，安敗走。遂薄景隆軍，戰不利。暝收軍，王以三騎殿，夜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乃辨東西，渡河去。庚申，復戰。景隆橫陣數十里，破燕後軍。王自帥精騎橫擊之，斬瞿能父子。令丘福衝中堅，不得入。王盪其左，景隆兵乃繞出王後，大戰良久，飛矢雨注。王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走登堤，佯引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高煦救至，乃解。時南軍益集，燕將士皆失色。王奮然曰：「吾不進，敵不退，有戰耳。」乃復以勁卒突出其背，夾攻之。會旋風起，折景隆旂，王乘風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喪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明史‧成祖紀》)

景隆從德州走濟南，燕軍遇上鐵鉉、盛庸堅守，無法突破。

五月辛未，奔濟南。燕兵陷德州，遂攻濟南。庚辰，景隆敗績於城下，南走。參政鐵鉉、都督盛庸悉力禦之。(《明史‧恭閔帝紀》)

五月癸酉，王入德州，景隆走濟南。庚辰，攻濟南，敗景隆軍城下。鐵鉉、盛庸堅守，不克。秋八月戊申，解圍還北平。(《明史‧成祖紀》)

何謂自由

孫中山說：「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各人的自由太多……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彷彿自由是一盤散沙的代名詞。然而，真相果真如此？當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自由究竟是什麼意思？

密爾 (J. S.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中劈頭就說，自由是指政治自由。何謂政治自由？羅斯福 (F. D. Roosevelt) 總統說：「在未來我們力求安定的日子裡，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大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個是言論和表達的自由……第二個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第三個是免於匱乏的自由 - 翻譯成世界經濟的表達，這意味著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居民健康和平的生活的經濟理念……第四個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 其中，從全球的角度說，意味著世界範圍的裁軍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做出任何對鄰居的物理攻擊行為……這不是對遙遠的千禧年的幻想。它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世代的人可以達到的世界的堅實基礎。那樣的世界和暴政下獨裁者企圖用炸彈的威力創造的所謂新秩序是截然對立的。」換言之，政治自由泛指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合稱「四大自由」，又名基本自由。

羅爾斯 (John Rawls) 解釋，基本自由 (basic liberties) 和一般自由 (freedom) 不同，後者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損人利己都可以，這是不可能受憲法保障。受憲法保障的只有前者，即一系列言論、新聞、出版、宗教、集會結社、良心、思想自由。基本自由之所以受保障，是考慮到人有正義感及懂得運用理性為自己人生前景作規劃，這些自由可讓人充分發揮自身具有的能力，從而得享幸福快樂的人生。故此，他極力反對以國家整體效益的提升以取代基本自由。

密爾認為，自由有幾個好處：

a.       讓人體驗不同生活方式，再從中選擇他們自己認為最好的；

b.      有助拓闊人的思想，提升智力，促進知識增長；

c.       與異議辯駁爭論，可令真理更有力和充分地脫穎而出。

他指出，不涉及傷害他人的行為，他人即無權對其自由加以干涉。「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地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人任何分子的行動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自我防衛。」此便是著名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

另外，伯林 (Isaiah Berlin) 在＜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中提到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 與積極自由 (positive liberty)。消極自由指從外部約束解放，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只要別人什麼事都不對你做，你就會自動擁有。積極自由指擁有能滿足一個人自身潛能的能力和資源。人能順利實現最理性、最重要的欲望，自作主宰，即享積極自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對自由的理解，偏向前者；中國傳統儒釋道講究主體能動性，則偏近後者。

孫中山的一盤散沙論，反映他對政治自由不甚了了。反而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對自由就明白得多。這樣的自由，眾志成城不作奴才，要堂堂地做個人過人的生活，又怎會導致一盤散沙呢？

憶盧少慧師與我如何認識中國

要談到小學時的恩師，不能不提盧少慧老師。她是我五、六年級的中文老師。

記得畢業場刊上，我和一位姓潘的男同學被讚揚文章寫得好，「十篇九篇不用騰」。騰指騰文。文章寫不好，經老師修改後，往往要再抄一次，謂之騰。不用騰文，換個意思就是擅寫好文章。

當時我的作文是否真的好？因沒有存稿，不得而知。我只記得當時母親幫助了不少，盧老師對我所寫亦特別青眼有加。

六年級一篇週記，預言科網股 TOM.COM 即將爆破，盧師覺得我寫得好，但箇中意念更多是母親的想法。後來，預言果然成為事實，母親常引此以為自豪。

又五年級一次作文，我將當時常常看的漫畫 CoCo 一個關於搖搖的故事的若干情節挪用到文章中，盧師不知，覺得我構思出人意表，予以讚賞。有看過漫畫的同學們自然認為我是「抄橋」，不以為然。那時的我亦確實為此尷尬得很，故迄今仍深刻記得。

盧師家住荔景，有時會在鹹田街的小巴站乘車回家。升上中學後，我有一次在荃濟校門外遇到盧師，她問候了我的近況，就走了，一轉眼便是廿年，相信她的孩子也已長大成人，我倆卻不復再見，緣分有時很奇妙，亦很令人感嘆。

小學階段，不免有懵懂無知之時，但最緊要是能醒覺，能發奮圖強。我自小一至小三實不知讀書考試為何物，小一、小二更患重病留院，拖慢學習進度。直到小三下學期，看見名次越墮越後，同學們亦漸有嫌棄之神色，我於是開始發奮。這或許就是俗語所謂「知恥近乎勇」吧！由買玩具，轉為買補充。由逛萬亞，轉為逛三聯、中華。積習的改變，成就出往後幾年十名內的佳績，父母固然高興，我也彷彿證明了自己不是沒用的。

就在此一個人生命的轉變中，我認識到中國，近百年受列強欺侮的中國。同情共感似乎令我對中國有了一份親切。

坦白說，我對中國是自己的祖國、中國人是自己的身份認同云云向來無鮮明的覺悟。一則年少無知，二則我在香港出生、成長，中國在我腦海是抽象的、模糊的，稍微一點印象，要算是父母在大陸買舖投資，帶過我和弟弟上去巡視，那片灰沉沉、工程未完工的爛地，還有森嚴的關口，教我難忘。

真正認識中國，部份來自常識科的中國近代史部份，慶幸那時老師尚未跳過不教 (也是任教常識的盧師教得好)，我得以明白從清朝中葉鴉片戰爭歷八年抗戰至國共內戰一段歷史，越對中國飽受欺凌屈辱感同情，對歐美各國起反感。當然，英文測考成績不理想，再改善都無起色，令反感之情尤其倍增。

另一方面的認識，來自我和一位高姓同學比鬥誰較認知古代中國歷史。當時那位高姓同學買了一套宋詒瑞老師的《中國歷史之旅》，常炫耀其國史知識之淵博，我看不過眼，遂於周末周日至荃灣圖書館閱覽關於古代中國歷史的圖書。越知得多，越能折服該同學，越添自信，又再閱得更多。

換言之，我對中國的認知與同情，更多是出自個人受委屈而圖發奮，以及爭強好勝、炫耀鬥富的心態，清晰的國家民族意識，今天回看，似未在我的生命中生根。

因熟讀中史，我的常識科測考成績特別好，中文作文時亦常援引史例，深得盧師歡心。升上中學後，有中史科，我得以大展拳腳，盡展所長。中一時參加歷史學會舉辦的「中國歷史常識問答比賽」，我即協助全班奪得冠軍。

極權主義初探

極權主義常被看成是民主自由的對立面。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說：「國家掌控一切，沒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國家」，南韓首任總統李承晚說：「(極權主義) 奉行的理念與『個人比社會本身更加重要』相抵觸」，這些都是對極權主義很好的概括。

極權主義與集體主義、計劃經濟分不開。集體主義主張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權利受到集體權利的限制，個人利益應當服從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個人對精神領袖或政黨必須絕對忠誠。計劃經濟指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消費等各方面，都事先進行計劃，務求讓政府控制經濟行為。

自由主義把個人置於首位，相信市場能藉供求自我調節，作出合理資源分配，政府插手只是迫不得已。其與極權主義相衝突，可想而知。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指自由主義源自盎格魯價值觀，極權主義是盎格魯價值觀傳至歐洲大陸後所出現的變異。

又由於以社會、民族、階級、國家凌駕一切，言論自由不得不有所限制，而出現思想審查一類情況，哲學家波柏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提到「封閉社會」，不允許政治及文化多元，權力更替只能用暴力革命完成。極權主義許多時成就出「封閉社會」。

有學者歸納極權主義六大特徵：

1. 詳盡地制定指引性的意識形態；

2. 一黨專政，通常由獨裁者領導；

3. 通過暴力與秘密警察等工具實施國家恐怖主義；

4. 壟斷武器；

5. 壟斷通訊手段；

6. 通過國家計劃實現中央制定的方向並控制經濟。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意大利及西班牙、納粹德國、蘇聯乃至今天的中共國、北韓，都是極權主義的表表者。

納粹大屠殺，脅猶太人污染日耳曼民族血統之名，對六百萬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旁及五百萬非猶太人。蘇聯大清洗，脅反黨反革命之名，逾百萬人被殺。至於中共建政後借反封建反資本家掀起一連串政治運動，更是導致不少家庭支離破碎。以社會、民族、階級、國家凌駕一切果真有益？不見得。

誠然，從貫徹政府管治意志、提升施政效能上，極權主義較民主自由略勝一籌。可是，長遠來說，政府是有機會出錯，施政未必全無瑕疵，要求人民絕對服從，不發出異見聲音，輕則無法進步，重則隨時船撞冰山，車毀人亡。邱吉爾說：「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但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是很對的。

英國作家奧威爾以撰寫《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聞名於世。二書皆是批判史太林假社會主義之名、行極權主義之實。他說：「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自由代表人們有權力講別人不想聽的話」，可謂對極權主義者作一獅子吼。

把研究重心放在《紅樓夢》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的「紅學革命」新典範

余英時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想體現《紅樓夢》研究的新典範，此一新典範擺脫索隱紅學、考證紅學而另起爐灶，故云「紅學革命」。

據＜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 - 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索隱紅學始於晚清，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集大成。此一「典範」的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確切地說，即反滿主義。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索隱紅學著重推求書中人物和清初歷史人物的關係，共用三法：

1. 品性相類者；

2. 軼事有征者；

3. 姓名相關者。

廣義地說，這也是一種歷史考證。蔡元培說：

右所說明，雖不及百之一二，然《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絕非牽強附會，已可概見。觸類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

余英時批評索隱派有兩個問題：

a.《紅樓夢》全書並未能在索隱派的「典範」下觸類旁通。如胡適指出，蔡元培以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和八兩銀子的事是影射湯斌的生平，但另外王夫人贈給劉姥姥一百兩銀子的事卻在湯斌一生的事蹟中找不到影子。這一次份量最重的饋贈反而在《石頭記索隱》中沒有交代。

b. 新材料不斷出現動搖索隱紅學的基本假定，新材料都指向《紅樓夢》是曹雪芹寫他自己所親見親聞的曹家的繁華舊夢。

考證紅學實際是挽救索隱紅學危機而出現，索隱紅學是一典範，考證紅學則是另一新典範 (「典範」和「危機」取自孔恩 Thomas Kuhn)。

考證紅學的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自傳說始於袁枚，到胡適《紅樓夢考證》問世以後，成為一種有系統、有方法的理論。換言之，胡適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

考證紅學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近人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可謂把考證紅學發揮到登峯造極。周氏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紅學實際蛻變為曹學。

余英時覺得，考證紅學也有內在危機，陷入僵局：考證紅學無法對幾個基本問題有確切答案。舉例言之，《紅樓夢》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脂硯齋又是誰？他 (或她) 和原作者有什麼特殊淵源？由於材料不足，始終不能定於一是。

考證紅學的缺陷，造成索隱紅學的復活。新索隱紅學不再堅持書中某人影射歷史上某人，而強調全書旨在「反清復明」或「仇清悼明」。然而，余氏指出：

A. 新索隱派的解釋限於書中極少數的主角或故事，說服力終嫌微弱。

B. 如果《紅樓夢》作者的用意真是在保存漢人的亡國之恨的話，那麼《紅樓夢》是一部相當失敗的小說，因在這部書流傳之初，它似乎不曾激起過任何一個漢人讀者的民族情感。更費解的是早期欣賞《紅樓夢》的讀者中反而以滿人或漢軍旗人為多，如永忠、明義、裕瑞、高鶚等皆是顯例。

C. 清末以前，《紅樓夢》被譽為「豔情」之作，毀之者則或斥其為「淫書」。滿人中之最深文周內者，亦謂其「誣蔑滿人」或「糟蹋旗人」而已，未見有人說它是「反清復明」的政治小說。

另有「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主張：

《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意義，是因為這部小說用典型的藝術形象，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它必然滅亡的趨勢。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在這部小說裡，留下了真實而完整的形象，給我們以豐富的社會歷史的感性知識。因而可以說，讀一讀《紅樓夢》，我們就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李希凡語)

不過，余英時說：

但是《紅樓夢》在客觀效用上反映了舊社會的病態是一回事，而曹雪芹在主觀願望上是否主要為了暴露這些病態才撰寫一部《紅樓夢》則是另外一回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上的問題。即使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了對他的時代和社會的憤恨和控訴，這種憤恨和控訴究竟是不是《紅樓夢》中的最中心的主題，也仍然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按照他的看法，「鬥爭論」雖可被稱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因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引申，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紅學。「鬥爭論」者對曹雪芹最苦心建構出來的「太虛幻境」和「大觀園」是最缺乏同情的了解。

唯一對考證紅學最力的挑戰，是「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余氏稱此為又一新「典範」。

和考證紅學不同，「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的新典範具有兩大特點：

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與虛構性，不把《紅樓夢》當作一個歷史文檔來處理。

第二、它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中，尤其強調二者之間有機性。所謂有機性者，是說作者的意思必須貫穿全書而求之。

余氏認為，考證紅學的問題，是過份地追求外證，以致流於不能驅遣材料而反為材料所驅遣的地步，讓邊緣問題佔據了中心問題的位置。發展到極端，即成吾人不必通讀一部《紅樓夢》而成為紅學考證專家。考證紅學另一問題是：有時在真材料缺席的情況下，偽材料竟會填補它所留下的空隙。

新典範集中研究八十回《紅樓夢》和無數條脂評，令紅學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必為材料的匱乏而擔憂。隨著對待材料的態度由外弛轉為內斂，紅學研究的重點也必然將逐漸從邊緣問題回向中心問題。此方能解救考證紅學的危機。

俞平伯在紅學史上最具有「典範轉移」的意義。考證紅學的主將，早期竟寫有＜論秦可卿之死＞和＜壽怡紅君芳開夜宴圖說＞。在《讀紅樓夢隨筆》，他說：

以理想而論，空中樓閣，亦即無所謂南北。當然不完全是空的，我不過說包含相當的理想成分罷了。如十八回賈元春詩云：「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賜大觀名」，顯然表示想像的境界；否則園子縱好，何能備天上人間的諸景呢。

他甚至坦言：

近年考證《紅樓夢》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 (按：指索隱派) 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書中主角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系等於曹氏的家譜，而《石頭記》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黏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既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

余英時判斷這是俞平伯「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並加以深切的反省後所獲得的一個邏輯的結論」。

俞平伯首先發難，針對考證紅學掀起紅學革命，海外學者紛紛響應。余英時說：

凡是從小說的觀點，根據《紅樓夢》本文及脂批來發掘作者的創作企圖的論述都可以歸之於紅學革命的旗幟之下。我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在這個基本理論的指引之下所作的一種嘗試。

只要索隱紅學認為《紅樓夢》是愛情小說加上民族主義，新典範不會與索隱紅學相衝突。除非索隱派堅決認定《紅樓夢》僅是一部宣揚民族主義的政治作品，種種愛情故事不過是掩飾主題的煙幕，則索隱派便會和新典範發生正面的抵觸。

至於「鬥爭論」，由於其偏重作者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意圖，特別是在暴露「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方面，對作者全力建構的精神世界「太虛幻境」和「大觀園」不予認真、全面的了解。此一意義上，新典範與之頗有距離。

新典範直接承考證紅學之弊而起，故此，是對考證紅學的一種紅學革命。可是，它並不需要完全否定考證紅學。相反地，考證紅學的成績，對新典範而言，仍是很有助於理解的。余氏說：

最要緊的，「自傳派」考出《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出一手，對於這部小說的內在結構的分析是極為重要的。至少就新「典範」到現在為止的研究結果來看，這前後兩部分之間是有著嚴重的內在矛盾的。表面上，前八十回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後四十回中都有交代。但深一層分析，前八十回的「全部意義」在後四十回中卻無法貫通，或遭到扭曲。在這一方面，「自傳派」的工作還不夠深入，新「典範」仍大有發揮之餘地。

又說：

新「典範」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支持「自傳說」，是因為一般地說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劇，確包含著不少作者的「自傳」成分。這是文學史上的常識。但新「典範」同時又必須強調，《紅樓夢》作者的生活經驗在創造過程中只不過是原料而已。曹雪芹的創作企圖 - 即他的理想或「夢」- 才是決定《紅樓夢》的整個格局和內在結構的真正動力。「自傳說」之陷於困境而無由自拔者，即由於完全用原料來代替創作，想把《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以至一言一語都還原到曹雪芹的實際生活經驗中去。

概言之，一方面，新典範十分尊重考證紅學的成績，對《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況所知越多，越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義」。另一方面，新典範力求突破考證紅學的牢籠，從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紅樓夢》中有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之分，紅學研究中也同樣有兩個不同的世界 - 作者生活過、經歷過的現實世界或歷史世界，以及作者所虛構的理想世界或藝術世界。

最後，余英時表示，新典範將引導《紅樓夢》研究進入廣義的文學批評範圍，而不復為史學的界限所囿。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歷史的考證。新典範在紅學從歷史轉變到文學的過程中起著最重要的橋樑作用。

他又讚揚王國維是最早而又最深刻的從文學的觀點研究《紅樓夢》的人，說：

此後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此尤為紅學史上極值得惋惜的事。

余英時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余英時首次提出他理解《紅樓夢》的範式，即所謂「兩個世界說」。

大觀園的世界

余氏說：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種不同的象徵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的分別何在。譬如說，「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主要的線索。把握到這條線索，我們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

大觀園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他引 1972 年宋淇＜論大觀園＞解釋：

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裡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女兒們永遠保持她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觀園在這一意義上說來，可以說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只存在於理想中，並沒有現實的依據。

而根據脂硯齋的看法，大觀園根本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這兩個世界本來是疊合的。甲戌本在太虛幻境中有一條批語說：

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轉引自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中「記嘉慶本子評語」一節，更發現大觀園即大虛幻境之說早已為嘉慶本評者道破。原評者在玉石牌坊一段下批曰：「可見太虛幻境牌坊，即大觀園省親別墅。」俞氏接著下一轉語曰：「其實倒過來說更有意義，大觀園即太虛幻境。」

換言之，大觀園確實是以寶玉和一群女孩子為中心的太虛幻境。

大觀園的建造，始於元春省親。據余氏考查，寶玉是最早進大觀園去賞玩景致的人，見：

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

而大觀園中的亭台樓閣，幾乎全是寶玉和諸姐妹所命名，特別是黛玉，證於七十六回黛玉、湘雲中秋夜賞月聯句。湘雲稱讚凸碧堂和凹晶館兩個名字用得新鮮。黛玉對湘雲說：

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因他擬了幾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了，注了出處，寫了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這樣，那日就該叫他姐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

余英時認為，這種安排乃示意此園為他們的烏托邦、乾淨土，是「未許凡人到此來」的仙境，決不能容許外人來污染。

大觀園以外的世界

不過，余氏指出：

曹雪芹雖然創造了一片理想中的淨土，但他深刻地意識到這片淨土其實並不能真正和骯髒的現實世界脫離關係。不但不能脫離關係，這兩個世界並且是永遠密切地糾纏在一起的。

他從大觀園的建造原料和基址論證：

大觀園的現實基址主要是由兩處舊園子合成的：即寧府的會芳園和賈赦住的榮府舊園。

賈赦這個人在《紅樓夢》裡可算得是最骯髒的人物之一……作者對賈赦還是不肯輕易放過。所以第四十六回特立專章聲討，詳寫他要強納鴛鴦為妾的醜事。作者曾借襲人之口寫出他的史家定論：「真真 - 這話理論不該我們說 - 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紅樓夢》中對賈璉的淫行最多特寫鏡頭，恐怕就是要曲達「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古諺吧。所以，賈赦住過的園子和接觸過的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自然也都是天下極髒的東西了。

會芳園中的樓閣，現尚可考的有天香樓、凝曦軒、登仙閣等處。天香樓自然是最有名的髒地方，因為原本第十三回回目就叫做「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其他兩處也一樣地不乾淨。凝曦軒是爺兒們吃酒取樂之處，鳳姐所謂「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的一個所在。這只要看看後來第七十五回賈珍諸人在天香樓聚賭說髒話，和玩孌童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至於登仙閣，則是秦可卿自縊和瑞珠觸柱後停靈的地方。會芳園還發生過一件穢事，便是第十一回「見熙鳳賈瑞起淫心」。鳳姐遇到賈瑞便恰恰是在這個園子裡面。

甚至大觀園中最乾淨的東西 - 水，也是從會芳園裡流出來的。

由於賈赦住的舊園和東府的會芳園都是現實世界上最骯髒的所在，卻為後來大觀園這個最清淨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余英時因而判斷：

作者處處要告訴我們，《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讓我們不要忘記，最乾淨的其實也是在骯髒的裡面出來的……最乾淨的最後仍舊要回到最骯髒的地方去的。「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這兩句詩不但是妙玉的歸宿，同時也是整個大觀園的歸宿。

他又說：

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想要這個世界長駐人間。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殘這個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不但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這種關係是動態的，即採取一種確定的方向的。當這種動態關係發展到它的盡頭，《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也就升進到最高點了。

用「乾淨從骯髒中來，最後仍回到骯髒」的「兩個世界說」來解構《紅樓夢》的悲劇意識，有別於王國維從叔本華的欲求哲學出發，也迥異於牟宗三從兩漢氣性論、佛家無常的角度切入，乃余英時之獨見創獲。

「黛王葬花」的意義

或許有人會問，園子裡的姐妹們是否意識到有兩個世界的存在？對此，余英時回答：她們是意識到的。「黛王葬花」一節就是個好例證。

「黛王葬花」全文如下：

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余氏覺得：

黛王葬花一節正是作者開宗明義地點明《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分野。我說「開宗明義」，因為「葬花」是寶玉等入住以後，大觀園中發生的第一件事故。黛玉的意思很明顯，大觀園裡面是乾淨的，但是出了園子就是髒的臭的了。把落花葬在園子裡，讓它們日久隨土而化，這才能永遠保持清潔。「花」在這裡自然就是園中女孩子們的象徵。

何以得知「『花』在這裡自然就是園中女孩子們的象徵」？見黛玉《葬花詞》：

未若錦囊收艷骨，一堆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也見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每個女孩子都分配一種花。第四十二回王熙鳳告訴讀者：「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第七十八回晴雯死後成花神的故事。

「花」既象徵園中諸姐妹，她們若想保持乾淨、純潔，唯一途徑便是永駐理想之域而不到外面的現實世界去。

另外，史湘雲警告寶琴：

你除在老太太眼前，就在園子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會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咱們的。

湘雲直率的話，「咱們」「他們」的分別，余英時相信，正是相應於兩個世界而起的。

故此，他說：

園中女孩子們，誠如作者所說，是「天真爛漫」的。可是他們並非幼稚糊塗。事實上，她們一方面把兩個世界區別得涇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識到現實世界對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

主觀企求理想世界的永恆、精神生命的清澈，同時客觀認識外在世界的污穢黑暗，黛玉終死在大觀園的瀟湘館中，這也是某種意義的「葬花」了。

大觀園的秩序、情榜的名次，皆必從「石兄」掛號

余英時表示，理想世界依然有它自己的秩序，大觀園的秩序則是以「情」為主，全書以情榜結尾。「情榜」今不可見，但群芳與寶玉之間關係的深淺、密疏，很大程度決定著他們在情榜上的地位，亦反映於大觀園世界的內在結構中。正如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有一條批語說：

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我們不妨逐個建築看看。

瀟湘館。

眾人一見，都道：「好個所在。」而寶玉更認為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所以題作「有鳳來儀」。這已可以看出作者對瀟湘館的特致鄭重之意了。庚辰本在「好個所在」之下則批道：「此方可為顰兒之居。」這還不算。下文第二十三回寶玉和黛玉商量住處時，黛玉說：「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寶玉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後文第六十三回群芳夜宴，寶玉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正可與此同觀。這正是用距離和環境來表現寶、黛之間的特殊關係的最好例證。

稻香村。

賈政問寶玉：「此處如何？」寶玉應聲說：「不及『有鳳來儀』多矣。」接著便發了一大篇議論，說此處是人力強為，沒有「天然」意味。結果惹得賈政大為氣惱。不但如此，後文寶玉奉元春之命寫四首詩，而單單稻香村一首寫不出來，終由黛玉代筆，才算交卷。這都表現寶玉對李紈的微詞。李紈在大觀園中是唯一嫁過人的女子，而我們當然都知道寶玉對已婚女子的評價。但李紈畢竟是寶玉的嫂嫂，並且人品又極好，因此這種微詞便只好如此曲曲折折地顯露出來。其中「天然」「人力」的分別尤堪玩味。李紈在正冊中居倒數第二位，僅在秦可卿之上，是不為無因的。

蘅蕪苑。

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豈非又是作者之微詞乎？可是妙在從賈政口中說出來，仍給寶玉留了地步。這就避開了俞平伯所謂「分高下」的問題。這裡有一條脂批，頗得作者之心：「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釵顰對峙，有甚難寫者。」更妙的是後來在第五十六回探春又補上一句：「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閑閑一語透露了蘅蕪苑和怡紅院並為大觀園中最大的兩所住處。木石雖近而金玉齊大，正是脂硯齋所謂「釵顰對峙」也。

怡紅院。

寶玉要題「紅香綠玉」，兩全其妙，是章法之一。這在後來元春命寶玉賦詩一節中尚有照應。怡紅院中特設大鏡子，別處皆無，是章法之二，即所謂「風月寶鑒」也。園中的水「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是章法之三。

總言之，余英時認為：

作者是借著院宇的佈置來表示諸釵和寶玉之間的關係。因而間接地說明理想世界的內在結構。脂評所謂「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便要在這些地方去認識。

此比西方文學著重「主角住處的佈景往往是他性格的表現」更進一步，懂得「利用園中院落的大小、精粗，以及遠近來表現理想世界的秩序」。

大觀園生活的乾淨及其被染污的原因

大觀園生活的乾淨 (即純粹淨化的情感生活，而不涉淫穢)，可由寶玉園中生活的乾淨來保證，因除寶玉外，更無男人住在裡面。

寶玉園中生活的乾淨，可用最淫蕩不堪的燈姑娘一番話作為證明。燈姑娘說：

我進來一會在窗外細聽，屋裡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的，誰知道兩個竟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

余英時解釋：

原來寶玉進大觀園後，襲人因為得到王夫人賞識。所以特別自尊自重，和寶玉反而疏遠了。夜間同房照應寶玉的乃是晴雯，如果寶玉有什麼越軌行為，那麼晴雯的嫌疑可以說是最大。晴雯之終被放逐，也正坐此……其實燈姑娘的話豈止洗刷了寶玉和晴雯的罪名，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園內生活的真相。寶玉和最親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間，尚且是「各不相擾」，則其他更不難推想了。

另一個證明園中生活乾淨的事例，是第七十四回查明有犯奸嫌疑的人是司棋之後，司棋只是低頭不語，卻毫無畏懼慚愧之意。司棋的勇氣從何而來？從她深深地愛戀著她的表弟潘又安而來。

若七十一回司棋和潘又安在園中偷情遺下繡春囊，被傻大姐誤拾，是一件骯髒事，這只能表示：

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夠打進園子，又顯然有內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來的。理想世界的「情」誠然是乾淨的，但它也像大觀園中的水一樣的，而且無可避免地要流到外面世界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的悲劇性格是一開始就被決定了的。我們曾說，曹雪芹所創造的兩個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的關係。我們現在可以加上一句，這個動態的關係正是建築在「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基礎之上。

繡春囊之出現在大觀園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結果。

按照余英時的理解，大觀園內乾淨的「情」，發展下去，必然是「情既相逢必主淫」，「知情更淫」，「淫」正是外面世界的污穢。所以，《紅樓夢》的理想世界必然是要在現實世界的各種力量的不斷衝擊下歸於幻滅，這正是《紅樓夢》悲劇中所必有的一個內在發展。

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幻滅

余英時說：

曹雪芹從《紅樓夢》的七十一回到八十回之間，已在積極地佈置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幻滅。

證據如下：

1. 第七十六回黛玉和湘雲中秋夜聯詩，黛玉最後的警句竟是「冷月葬花魂」。花是園中女孩子的象徵，寶玉自己也是花神。現在由黛王口中唱出「葬花魂」的挽歌，可見大觀園氣數將盡。

2. 第四十二回靖應鵾藏本脂批有「此後文字，不忍卒讀」之說，可見作者大概運用強烈的對照來襯托結局之悲慘。

3. 寶玉最嫌嫁了漢子的老女人骯髒，作者偏偏安排劉姥姥醉臥在他床上，而且弄得滿屋子「酒屁臭氣」。這是有意用現實世界的醜惡和骯髒來點污理想世界的美好和清潔。

4. 妙玉冊子上說：「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紅樓夢曲子」上又說她「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歎無緣」，估計作者在八十回後寫妙玉淪落風塵，備歷骯髒。妙玉是《紅樓夢》理想世界中第一個乾淨人物，在理想世界破滅後竟流入現實世界中最齷齪角落上去，遑論其他。

結論

余英時的「兩個世界說」不是要完全否定「自傳說」，只是反對以「自傳」代替小說。他是要採用史學的實證方法來把握小說的內在結構，再通過小說的內在結構來研究《紅樓夢》的創作意圖。

余氏最後總結：

《紅樓夢》這部小說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起、發展及其最後的幻滅。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世間的最大的悲劇！

比王國維、牟宗三言《紅樓夢》的悲劇，都深刻得多，亦全面得多。

台灣學者歐麗娟指黛玉乃賈府上下共識的潛在的「寶二奶奶」，觀乎大觀園內各處的命名，除寶玉外，尤其是出自黛王之手，加上「黛玉說：『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即可入住，與怡紅院又近，可見所言非虛，為余說進一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