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羅爾斯 (John Rawls) 有一句話：「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 (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羅爾斯，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1921 年生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Baltimore)，二戰時入伍服役於太平洋戰區，後來拒絕升軍官的機會以士兵身份退伍返回大學唸書。1943 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50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其代表著作有《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公平式的正義 - 一個重申》(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等。

羅爾斯《正義論》1971 年出版前，政治哲學界沉寂已久。除了「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的壟斷，更重要是當時流行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使然。「邏輯實證論」主張，一切有意義的命題必須與經驗世界的事實相符合。而規範性命題 / 價值命題剛好在經驗世界中找不到事實對應，令學者無法判斷其真偽。有見及此，「邏輯實證論」批評道德、政治哲學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對之無心加以探究。政治哲學進入了「死局」。

《正義論》令政治哲學重振聲威。羅爾斯以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論為基礎，建構一套「公平式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 的理論，以反對效益主義，論證自由主義政治的合理性。由於其著重財富再分配，收窄貧富差距，學界標籤羅爾斯的學說為「左翼自由主義」。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義」專指「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在社會中合理、公平地進行權益的分配。為何合理、公平地進行權益的分配那麼重要？這裡涉及羅爾斯對人的理解。

羅爾斯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 (free and equal citizen)，積極參與社會合作 (social cooperation)。他們共同擁有兩種能力：正義感的能力 (capacity of sense of justice) 和形成、計劃、修正自己人生觀的能力 (capacity for the conception of good)。自由、平等的公民理應享有幸福的人生，而只有當兩種能力得以充分發揮、運用時，公民才稱得上幸福。合理、公平地分配權益令每個公民都有條件、空間運用兩種能力，過上幸福的人生，其因此是應該實現，是「首要美德」，非常重要。

人不能擺脫政治憲法、經濟體系、法律體制等基本結構 (basic structure，即「社會制度」) 而活，分配正義必須體現於其中。分配正義的具體內容為何？正義兩原則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正義兩原則」的內容如下：

(1) 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與他人的自由並存的同樣的自由。

(2) 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使得：

(a) 這兩種不平等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最不利者的利益。(差異原則)

(b) 這兩種不平等所依繫的職務和地位，應該基於機會平等條款向所有人開放。

其中， (1) 比 (2) 優先，基本自由只有在追求其他基本自由時才可被限制。(b) 比 (a) 優先，公平機會原則優先於差異原則。「正義兩原則」比效益原則 (使總體利益最大化) 優先。

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並沒有支持某種一般的自由原則，以至於任何似乎可被稱作自由的東西都要被賦予壓倒一切的優先性。他只是給予「諸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特殊的保護。

什麼是「諸基本自由」？「諸基本自由」是指：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裡普遍得到承認的、那些標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如投票權、競選權、享有正當審判程序的權利、自由言論權、自由遷徙權等。

何解公民會接受「正義兩原則」？羅爾斯做了一個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假設你身處「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不知離開幕後自己會是富是貧，是當權者還是弱勢社群，基於最大最小化原則 (maximin principle)，你必然會選擇一個令自己承受最低風險、最小不良後果的分配原則作為正義原則。而相比效益原則、共產原則，正義兩原則是最令公民們承受最低風險、最小不良後果的，它們因而會被公民接受。

《正義論》第二部份談到「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羅爾斯從五方面定義它：

(1) 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不僅包括直接的「公民抗命」(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也包括間接的「公民抗命」(如通過違反交通法規引起社會關注某種不公義)。

(2) 違法行為：以違法方式來抗爭。

(3) 政治行為：它是向擁有政治權力者提出來的，是基於政治、社會原則而非個人的原則，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4) 公開行為：訴諸公開原則，公開地作預先通知而進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具有教育的意義。

(5) 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它表達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通過公開、和平、願意承擔違法後果來體現。它著重道德的說服，一般都是和平、非暴力的。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又「公民抗命」僅適用於「一個近乎公正的社會」(a nearly just society)。

諾齊克 (Robert Nozick)、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是羅爾斯在哈佛的同事。二人從不同向度批評羅爾斯的《正義論》，都取得豐碩的成果。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以「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的立場攻擊羅爾斯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至於桑德爾，則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一書中批判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康德義務論成分。

共匪反擊

當全城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時，中共及其傀儡暗地裡已部署反擊。

周庭選舉呈請勝訴，表示區諾軒「非妥為當選」，隨時喪失議席，另啟補選。昨日 (9 月 13 日) 劉穎匡選舉呈請亦勝訴，表示范國威「非妥為當選」。兩場補選勢必引致反對陣營內耗。尤其甚者，補選未必是泛民 / 本土勝出，DQ 可以重覆發生，建制派 / 自稱獨立的候選人有當選的可能。在當下的政局，什麼事都有機會發生，反對派在議會內的聲音隨時因兩次補選被收細，牽連到街頭衝擊時調停警民雙方的議員數目也可能減少。

周庭、劉穎匡用「慘勝」形容，其實不恰當，中共及其傀儡是以退為進，司法則和行政合作。

這邊廂意圖削弱議會內的反對勢力，那邊廂汲汲於剝奪香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

首富李嘉誠一句「希望執政者能夠對我們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何其婉轉！何其含蓄！更何況，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吧！此乃受《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偏偏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眾號「長安劍」發文，指李嘉誠有關言論是「縱容犯罪」，不是「為香港著想，而是看著香港滑向深淵」，「現時香港亂局與樓價高問題有關，不少香港年輕人把房價高、租金貴的不滿，甚至憤怒發洩到政府頭上，為何他 (指李嘉誠) 不平價賣樓給未來主人翁？」

首先，要求執政者網開一面，是希望政府寬容，不是縱容。李嘉誠有叫警察不要執法嗎？沒有。有叫政府全面釋放被捕人士嗎？也沒有。怎麼稱得上「縱容犯罪」？抹黑別人只反映彼之人格低賤！

其次，正是為香港著想，才要勸執政者網開一面。曾鈺成被問及《願榮光歸香港》，他表示，歌曲的技巧和質素相當高，相信是出自專業人士之手。整場反送中運動，站到反對一方的，差不多全是專業界別，醫生、護士、律師、機師、空姐、公務員......打壓這群人，與這群人對著幹，香港有運行嗎？誠哥在地，政法委則離地！

最後，買樓、賣樓是由市場決定，價格亦由市場供求及炒賣狀況決定，焉可為了令香港不出現亂局，就叫富商平價賣樓？市場有市場的規矩，經濟有經濟的玩法，夾硬要求商人愛國，要有社會責任，不惜放棄賺到盡，此對商人而言無疑是過份的。

況且，「五大訴求」哪個訴求是要求上樓？fight for freedom，不自由，毋寧死，亂局果真是樓價高造成？抑或中共強行殖民導致？為何抗爭者會把納粹與中共國相提並論？

中秋佳節，民陣九一五遊行被警方反對，香港人的和平遊行集會權利被陳腐的中國價值取代，中區警署署理助理指揮官 (行動) 郭進傑說：「最令人擔心和痛心的是社會受到嚴重的撕裂，家人反目、朋友絕交。適逢中秋佳節，警方希望不論持何種立場的市民，都能在周末放低成見，花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社會活動不會因一星期冷卻而停下來，但家人和朋友的關係可能因為大家踏出第一步而得以修補」。

將維持家庭和睦凌駕對基本政治權利的行使，長此下去，香港將再無民主與自由，淪為跟深圳河以北無異的中國城市。香港死矣！

香港人不能輸，也不能退。唱唱歌激勵軍心可以，但戰爭仍然繼續。據說淘大商場魔警保護愛國藍絲亂棍揮打青年人，對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又鎖又拉，百般凌辱，擁護北方政權的就奉如上賓，這已經是族群鬥爭，是種族滅絕。

香港人要生存，不可以輸！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享有四項基本自由

羅斯福 (F. D. Roosevelt) 提出的「四大自由」，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他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享有四項基本自由：人人享有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之自由；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人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羅斯福，第 32 任美國總統。他曾於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推行新政 (New Deal) 以挽救美國經濟。二戰爆發，納粹德軍攻打英國，羅斯福利用《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 向英國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珍珠港事件」後，他領導美國加入盟軍。隨著盟軍劣勢逐漸扭轉，羅斯福著力重建戰後世界秩序。聯合國成立，「聯合國」一詞乃羅斯福率先使用，用以描述盟軍諸國。1945 年 4 月，羅斯福因腦溢血逝世，終年 63 歲，杜魯門 (H. S. Truman) 接任總統。

「四大自由演講」發表於 1941 年 1 月 6 日。時值日本剛偷襲珍珠港，美國亦向日本宣戰，整篇演講主要是關於美國國家安全，以及肆虐東半球的軸心國對其他民主國家構成的威脅。羅斯福又概述美國對參戰盟友所做出的貢獻。

羅斯福說：

「在未來我們力求安定的日子裡，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大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個是言論和表達的自由 - 在世界各地。

第二個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 - 在世界各地。

第三個是免於匱乏的自由 - 翻譯成世界經濟的表達，這意味著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居民健康和平的生活的經濟理念 - 在世界各地。

第四個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 其中，從全球的角度說，意味著世界範圍的裁軍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做出任何對鄰居的物理攻擊行為 - 在世界任何地方。

這不是對遙遠的千禧年的幻想。

它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世代的人可以達到的世界的堅實基礎。

那樣的世界和暴政下獨裁者企圖用炸彈的威力創造的所謂新秩序是截然對立的。」

自由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放任地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有界限，以不傷害他人的自由為準則，它是一系列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政治權利，故云「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言論表達自由為何是「四大自由」之一？密爾 (John Stuart Mill) 指出，如果沒有言論表達自由，真理就永遠被埋沒，無法驅逐謊言，因而令人不可從錯誤中認清真實，窒礙科學、法律及政治上的進步。

宗教信仰自由成為另一「四大自由」，是血的教訓。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十字軍東征，基督教、伊斯蘭教戰爭不斷，造成大量人民傷亡。戰爭的可怖使不同教派意識到，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才是和平共處的最佳辦法。宗教寬容被寫於憲法上，受憲法保障，即是宗教信仰自由。

要本乎良心講真話，堅持敬拜自己心中的上帝 (即運用言論及宗教自由)，需要有經濟條件支撐。一個朝不保夕、窮得只剩下生存的人，言論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永遠不過是一紙空文。李敖說：「讀書人只有經濟獨立了，人格才能獨立」，所言非虛。「免於匱乏的自由」意味著講究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經濟保障，觀乎新政核心以「救濟」為首出，由政府出面，透過政策幫助窮人和失業者，「免於匱乏的自由」是羅斯福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標誌。

二戰打得如火如荼，德、意、日三國肆無忌憚，「免於恐懼的自由」旨在為美國加入盟軍對抗軸心國正名，說明與殘民以逞的侵略國對著幹，與殘民以逞的政府對著幹，是應有之義。

「四大自由」被《世界人權宣言》吸收，《宣言》序言有：「鑑於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可以為證。

願榮光歸香港

《願榮光歸香港》火速成為香港抗爭運動的主題曲，馬鞍山、葵芳、屯門、旺角、黃大仙、觀塘、將軍澳、大角咀、荃灣、油塘、黃埔等商場都有大批市民聚集頌唱，此在抗爭境況越趨艱困的當下，殊為難得。儘管有人批評歌詞寫得不美、不雅，這首歌卻反映香港人的心聲。香港人用三個月的血、汗、淚水、身心煎熬乃至獻出性命為這首歌賦予靈魂，故此，當我們聽著唱著，會淚流滿面。

猶如「時代革命，光復香港」，2016 年梁天琦用這八個字參選，並無什麼特別，他甚至說「到時你就知」，跡近隨口嗡。可是，今時今日，「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是什麼一種意思，相信參與過近三個月抗爭運動的香港人應該很清楚，就算無法道出，都能心領神會。弄熄催淚煙、義士死諫、罵走魔警、七一光復立法會、七二一元朗恐襲、萬人和你飛、塞鐵、罷工罷課、人鏈、尖沙咀激光中集會、八三一太子死人......這些就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是近三個月抗爭運動的概括語，也是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一個核心部份。

香港人為「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創造出新意義，充實了它。《願榮光歸香港》則是用稚嫰的字詞表達出最深沉的希冀，「盼自由歸於這裡」、「建自由光輝香港」、「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最深沉的希冀又在「淚再流」、「憤恨」、「吶喊」、「恐懼」、「血在流」、「晚星墜落徬徨午夜」、「迷霧」中萌芽生長，遙想新屋嶺受難手足，還有死諫的義士們，如果他們拿起歌詞，定必點頭首肯，因為詞中所講，正是他們親身經歷和內心感受。華美、典雅得過份反而少了親切感。

年青人奮不顧身為香港，感動中老年人，成就「不分和勇」、「不割蓆、不譴責、不篤灰、不分化」的神話，再而成就世紀大合唱。中共及其傀儡一意孤行鎮壓，或可遏止於一時，但終究是擋不住民眾的覺醒。《環時》總編胡錫進教人「利」字行先，「香港和內地是最高的利益共同體」，他不知道建基於利益的聯繫是暫時，志同道合的觀念的聯繫才是長久。很簡單，沒有十多萬薪金、沒有可以作威作福的權力，魔警尚會效忠中共及其傀儡嗎？銅鑼灣那位女中豪傑說得好：「你地敢唔敢為共產黨冇咗條命呀！」義士可以殉港，魔警不可以，這就是義利的分野。

中秋將至，縱使太子站沒有死人，我們已痛失九條人命 (梁凌杰、盧曉欣、鄔幸恩、麥小姐、梅先生、范先生、郭先生、姬先生、何小姐)。本來他們是可以一家團圓的，就是因為林鄭、因為共產黨，致使其與家人陰陽永隔，今後人月再難兩圓。此筆血債，是必須償還的。

加上一輸，越來越多新屋嶺一類鬼地方會出現，休班警可用伸縮警棍任意施暴，篤灰熱線掀起告密風，香港將變得比中國大陸更不堪。

為死去義士、為受難手足、為自己，我們都要堅持抗爭到底，絕不妥協，盼望有朝一日榮光盡歸香港。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英國左翼作家，新聞記者、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說過：「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奧威爾 1903 年生於英屬印度，家境並不寬裕。1905 年隨家人返回英國牛津，因無法就讀貴族學校，只能進入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1917 年，奧威爾考獲獎學金，進入伊頓公學。可是，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奧威爾早年的成長經歷，令他對社會底層予以同情，致力追求平等和個性解放。

1921 年畢業後，奧威爾投考公務員，加入英國在緬甸的警察部隊，服役五年。作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此一經歷讓奧威爾更細緻地觀察到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其對西方殖民政策、極權主義亦有進一步認識。1927 年，他離開警察部隊，返回英國，開展長達四年的流浪生涯。期間，他做過酒店洗碗工、教師、書店店員、碼頭工人，「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這時的奧威爾深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

1928 年開始，奧威爾執筆寫作，1933 年發表第一部作品，接著持續有小說出版。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參加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過程中他和妻子經歷了由共產國際 (實際是史太林下命令) 策動的權力鬥爭和清洗，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受到嚴密監控。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個人意志的史太林式極權主義，使奧威爾的「左傾」發生轉變，「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一九三六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945 年，奧威爾寫成《動物農莊》一書，正式從單純地關注底層社會生活，轉向捍衛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烏克蘭文版的序言中，他說：「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

《動物農莊》好評如潮，奧威爾生命卻已走到盡頭。1946 - 48年，他在病中寫出傳世之作《一九八四》。書中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身處其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會被消滅殆盡。每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監控，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一九八四》和《我們》、《美麗新世界》並列為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奧威爾談及撰寫《一九八四》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一九八四》耗盡了奧威爾全部精力，1950 年，奧威爾因肺結核病逝。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說：「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 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英國分析哲學家羅素亦說過：「一個人 30 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 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

年少輕狂，總愛抱打不平，加上有浪漫主義的革命情懷，理想主義的思想趨向，社會主義一套平等觀非常吸引人。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不像資本主義的平等觀，不講機會平等、規則平等，而集中講結果平等、分配平等。

結果本來人人不一，要達至結果平等、分配平等，需要經過再分配過程，誰去負責執行再分配？強而有力的政府。問題出現了，這個政府既然強而有力，何不直接將人民的勞動成果盡數據為己有，為什麼還要按人民意願做再分配？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並沒有錯，錯是錯在汲汲於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容易造就一高度集權、肆意剝削老百姓的專制政府，「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更平等」是諷刺語，「有些動物」指專權政府中諸位官員，「其他動物」指無權無勢、辛勤勞動的老百姓。

長大後，明白到追求結果平等、分配平等會帶來恐怖後果，而依然把頭栽進去，當然是「沒見識」、「沒有頭腦」啦！

1944 年，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 (F. A. Hayek) 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書中批判所有奉行集體主義的社會，從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史太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威脅到個人的政治自由。社會錯誤地試圖通過中央計劃來確保持續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主義，令人民走上受「約束和奴役」的道路。

海耶克的看法，和奧威爾所見，是一脈相承。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是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名言之一。邱吉爾二戰時期出任英國首相，曾領導英國聯合盟軍對抗軸心國，取得最後勝利。他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邱吉爾 1874 年出生於牛津郡，1888 年入讀哈羅公學。頑皮、叛逆的個性，令他經常被老師責罰。學業方面，邱吉爾特別擅長英文和歷史。另外，他也是校內劍擊冠軍。

1892 年 12 月，邱吉爾離開哈羅公學，入讀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1894 年畢業時，在 130 名畢業生中排名 20，可謂「名列前茅」。他不久以陸軍中尉的身份加入女皇第四輕騎兵團。

1896 年，邱吉爾隨部隊調往印度，除熱衷打馬球，他也花了不少時間閱讀歷史、哲學書籍。1899 年，他離開軍隊，打算投身國會，可惜失敗。他正式步入政壇，是 1900 年的事，代表保守黨參選奧耳丹選區，結果獲勝。26 歲的邱吉爾是最年輕的下議院議員之一。

邱吉爾雖出身保守黨 (前身為托利黨)，卻嚴厲抨擊保守黨政府多項政策，反對擴軍，主張取消貿易壁壘政策，崇尚自由貿易。1905 年 1 月，邱吉爾被取消黨籍，他輾轉加入自由黨 (前身為輝格黨)，成為反對黨成員。

1911 年 10 月，邱吉爾獲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任內大力發展坦克和航空技術，堅決守護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石油利益，同時與德國展開海上軍備競賽、大量製造無畏艦 (dreadnought)，以保持英國在海軍方面的領先優勢。一戰爆發，邱吉爾批准了海軍攻取達達尼爾海峽的計劃，竟付出了沉重軍事代價。他未幾被免去第一海軍大臣職務，但仍保留下議院議員身份。

1917 年 7 月，勞萊・喬治 (Lloyd George) 任命邱吉爾為軍需部長，邱吉爾重返政府。他建議英國迅速擴大坦克的生產規模，並推動飛機在戰爭中的應用，影響深遠。1919 年 11 月，英國大選，選後邱吉爾在內閣任陸軍大臣兼空軍大臣，開始調整英軍結構，兼積極干預俄國內戰。他以堅定的反共立場聞名，覺得英國應該讓布爾什維克主義「胎死腹中」。

隨著選民變得左傾，自由黨在 1922 年的大選中慘敗，工黨崛起。邱吉爾失去議席，逐漸疏遠自由黨，1924 年重返保守黨。步入三十年代，納粹德國野心勃勃，英國國內卻瀰漫著一片和平主義的氣氛，鼓吹裁軍呼聲不絕。邱吉爾力排眾議，反對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歷史證明邱吉爾有先見之明。

二戰爆發後，邱吉爾獲重新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繼而取代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出任戰時首相。鄧寇克 (Dunkirk) 大撤退、不列顛空戰，都是在邱吉爾領導下進行。他又和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保持良好關係，取得美國大量支援物資。

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中立的美國參戰，加入盟軍，形勢逆轉。邱吉爾著力於戰後秩序重建，先後出席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等，與羅斯福、史太林等會面，商討國際局勢。

二戰卒之結束，離開相位的邱吉爾，在接下來的大選中慘敗，敵不過工黨提出的建設福利國家的口號。

下台後的邱吉爾開始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46 年訪問美國，期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 (iron curtain speech)：「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鐵幕演說標誌著冷戰的開始。

邱吉爾後來復任首相，處理過茅茅之亂和馬來亞危機，1955 年以 80 歲高齡退休，1965 年 1 月 24 日因中風離世。

「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出自邱吉爾 1940 年 6 月一篇國會演說，當時英軍剛從鄧寇克狼狽撤退，邱吉爾透過廣播向全體英國國民發表了這篇振奮人心的演說，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本土，我們將在海灘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的登陸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為何「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背後是什麼動力驅使？邱吉爾說：

「世界文明的存亡繫此一戰。英國人民的生死繫此一戰，我國制度以及大英帝國的國祚能否延續亦繫此一戰......如果我們能抵禦他 (希特拉)，整個歐洲便可得到自由，全世界便可走上陽光燦爛的廣闊大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切，將陷入一個新黑暗時代的深淵。發達的科學使這個黑暗時代更險惡，更漫長。」

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自由與獨裁的戰爭。對文明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成就「我們將永遠不會投降」的堅毅和勇氣。

當下香港人奮起對抗著了魔的中共及其傀儡，何嘗不是另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自由與獨裁的戰爭？背後的動力何嘗不是對文明的熱愛、對自由的嚮往？

談到香港，蔣介石當年想收回香港，邱吉爾曾斬釘截鐵說過一句話：「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香港之所以享有自由、人權、法治，全靠這位大英帝國的最後英雄挺身捍衛。各位香港人不妨捫心自問，香港淪亡，我們對得住邱吉爾嗎？

乞援美國

香港人手持美國國旗、口唱美國國歌遊行至美國領事館，表態支持《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通過。中共定然要大造文章，說什麼「外國勢力介入」、「顏色革命」之類。然而，何解主權移交廿載，美國國旗才會在香港上空飄揚？難道真的不關中共及其傀儡施政的事？

香港人一直愛國，《紐約時報》有一篇題為＜香港曾經對中國充滿熱情。現在，這是無所謂或輕蔑＞的文章，其中提到：「當時 (指六、七十年代) 的香港人對邊境生活充滿好奇，並且在家庭，文化和政治的束縛下，將他們的城市視為更大的中國故事的一部分」。

香港人從未否定華人身份，他們捐錢、北上投資、聲援中國民主化，奈何隨著「大國崛起」，中共不斷縱容大陸人南下搶奪香港人的資源和生存空間，高度自治要配合國家發展，最新是支持香港警隊和社團合作，傷害香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剝奪《基本法》賦予港人的遊行集會自由。這種勢態，愛國如何可能？

劉曉波夠愛國吧，《零八憲章》其實不過是要求實現西方文明社會一些基本價值，他最後得到什麼下場？他的妻子劉霞又得到什麼下場？一張照片教人深刻，劉霞去到德國，竟展露出前所未有的笑容。離開祖國，理應傷心，但她沒有，反而重獲新生，中共是什麼樣的國度，其如何對待自己的子民，還不清楚？

1988 年 11 月，香港《解放月報》(現《開放雜誌》) 主編金鐘採訪劉曉波：「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 (香港式) 歷史變革？」，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三百年殖民地，成為誰的殖民地？劉曉波未有明言，但心水清的人都知道，是成為英國或美國的殖民地。這是一位愛國者的肺腑之言。

手持美國國旗、口唱美國國歌不是汲汲於要做洋奴，而是認同美國的民主憲政、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符合人性，也欣賞其開國先賢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捍衛。遊行隊伍中另有龍獅香港旗，此亦不是眷戀英國殖民，而是懷念英治年代廉能高效的香港政府、專業優秀的皇家警隊和英國人賜予香港人的自由。動輒扣以「賣國」、「顏色革命」帽子，是無法看出真相。

前幾天 (9 月 4 日)，一名 27 歲女義士在粉嶺嘉盛苑跳樓殉港。據說魔警上門搜捕，女義士死前要求在場勸阻的急救員高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並希望他取出反光衣穿上。留下遺言「加油，不要放棄」後，女義士一躍而下，離開人世。女義士 9 月 5 日生日，可惜她永遠再沒法慶祝了。

正因為看見許多同路人「永遠再無法在中秋人月團圓」，而始作俑者就是中共及其傀儡的極權暴虐統治，香港人方會拿出從未高舉過的美國國旗，唱出從未唱過的美國國歌。就算真是「外國勢力介入」、「顏色革命」、「賣國」，沒有中共及其傀儡的壓迫，怎能成事？乞援於美國，目的只有一個，反抗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