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之一的尢列，晚年提倡以孔孟之教挽救世道人心，1935 年發表的《孔聖堂宣言》有以下一段：
居今之世，道德淪胥，人心陷溺，有心世道，莫不惄然憂之，有識之士，均以非提倡孔道，無以挽既倒之狂瀾，使民眾得以日趨正軌。
此可視為尢氏最後的思想立場，他在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年) 離世。
尢列主張用儒學救世，有家學淵源的因素。他為廣東順德富家子弟，從小熟習儒家經典，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其因此不如一般知識分子，採取激進的「全盤西化」價值觀。
1922 年，57 歲的尢列選擇到香港定居，當時香港資訊流通，他又有意離開政壇，從事文化教育事業，遂於旺角創辦「皇覺書院」，進行公開講學。據李金強《中山先生與港澳》記載：
……1921 年始返港定居，結束其奔走革命之生涯。
居港期間，目睹時艱，內有軍閥混戰，國共鬥爭，外則日本侵華。遂起而闡揚孔子遺教，謀求以倫理救國。於九龍旺角廣華街 2 號，創設「皇覺書院」，出任院長，每逢週日正午公開講學，闡揚孔教，由其門人筆記講章，編成《孔教革命》(案：1928 年冬出版，見「開卷樂：《人間到處有青山：四大寇之尢列傳》– 中國革命運動先行者」節目稿) 一書，繼而發起籌建孔聖堂於港島加路連山道，藉以立會興教，作為孔教團體集會、辦學之地，用是宏揚聖道，振興儒術……由此可見，尢列青年時為四大寇，倡導革命，謀求政治救國。至其晚年則起而宏揚孔教，鼓吹中醫，以傳統文化濟世。尢列遂得於南天海角之香港一隅，獲得名聲。
在＜為籌建香港孔聖講堂宣言＞中，尢列提到：
近年以來，同僑之中，子逆其親，妻薄其夫，兄弟鬩牆，主賓涉訟，朋友搆怨，甚至少年男女，不知平等之在法律，誤自由以為口實，而蕩檢踰閑者，均數數見，無可諱言者也。
正因為有見於社會道德淪喪，他才要重提孔孟「倫理之學」，主張「教之而使其皆至於善」。
他又說：
我旅港華僑同胞，當共急起直追，合群力以振興孔教。即以書冊具存之道，講其有教無類之方。蓋父兄之教不先，斯子弟之率弗謹，寡廉鮮恥，而風俗不長厚也。
扶大雅以重斯文，表同情而匡盛舉，功同不朽。……物阜民康，化行俗美，行見海濱鄒魯，遠紹述聖人治世之深心，而羈旅絃歌，復助饗於祖國維新之雅奏，實同僑永久之一大幸福。(以上兩條引文見於尤曾家麗、黃振威《人間到處有青山：四大寇之尢列傳》，轉引自楊永漢＜香港孔聖堂與國學推廣＞)
扼要言之，尢列希望透過振興孔教，蕩滌香港社會過重西方自由平等的歪風，進而嘗試利用香港作為前哨 (相對國內較為穩定)，將孔孟之道幅射至中國大陸，所謂「羈旅絃歌，復助饗於祖國維新之雅奏」。
尢列前半生提倡革命救國，晚年轉以孔道救國，中間的轉折，或許可用他的文字來解釋：
余方從於福國之事業，輓近道德衰微，宜將經書所載之政治要義，廣為傳播。
欲求永久和平，當捨武力而用孔聖之遺教。(＜尤烈之國民黨總理談＞，轉引自尤曾家麗、黃振威《人間到處有青山：四大寇之尢列傳》)
按照尢列的看法，政治與道德是相輔相成，分不開的。要避免人治失序的社會，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必須以「仁」作為最高行事準則。社會亦應提供機會給所有人。可以說，綰合英美自由平等與中國儒家倫理道德，乃尢列念茲在茲。
戴季陶 1925 年撰《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認為孫中山高度珍視中國固有仁愛思想，以之作為全人類得真正解放的關鍵。愛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的行為。要把中國從世界帝國主義的鐵鍊束縛之下解放，產生民族主義。要拯救最受痛苦又為最大多數的農夫工人，產生民生及民權主義。孫中山因此是「孔子以後第一個繼往開來的大聖」。
細觀尢列思想，其與孫中山可謂志同道合，竊以為這也是興中會乃至同盟會的核心思想。1936 年，尢列抱病前往南京中山陵拜祭「老友」孫中山，既是珍惜友誼，亦是思想投契，同年年底在南京病逝，享年 72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