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有北區跨境生於過關時，遭中國大陸海關截查，搜出香港出版的中史教科書後，撕毀其中印有中國地圖的一頁，原因是地圖將「釣魚島」寫成「釣魚臺」，亦無顯示南海「十段線」。
「十段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傑作，大陸最新版的全國地圖在南海標注「十段線」，事在 2023 年 9 月。在此之前，如史家王賡武所講，只有「九段線」，「九段線」最早在十九、二十世紀由日本歷史學者所劃定，1947 年國民政府予以接受，自此成為南中國海的界線。
從歷史源流講，「十段線」是近年產物，未經過時間考驗，亦不排除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姑且撇開不論。可是，「釣魚島」和「釣魚臺」的字眼分歧，值得深入研究，「釣魚島」來自中國大陸，日本和港台地區則傾向稱呼「釣魚臺」。異名同謂，背後會否涉及歷史變遷，這是本文嘗試探討。
沒有「釣魚島」/「釣魚臺」，只有「釣魚嶼」- 明朝的稱呼
查「釣魚島」/「釣魚臺」的早期記載，會發現「釣魚嶼」一名更加常見。
成書於明朝初年的海道針經 (航海導航手冊)《順風相送》，有這麼一段：
……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
謝必震估計，《順風相送》最早的鈔本應該早於明朝初年，「極有可能是元朝時就流傳並應用於航海的福建籍船員手中」(＜從中琉歷史文獻看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則「釣魚嶼」一名在元明之際已出現。
明嘉靖十三年 (1534 年)，陳侃出使琉球，撰《使琉球錄》，其中提到：
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
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
午後，過釣魚嶼。
依舊使用「釣魚嶼」，未有改變。二十八年後，郭汝霖著《重編使琉球錄》，仍用陳侃的說法，可見嘉靖年間「釣魚嶼」是通行名稱。
再看幾條旁證。
1. 鄭若曾十六世紀編撰《琉球圖說》中＜琉球國圖＞部分，圖中用「釣魚嶼」字樣。
2. 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年)，鄭舜功奉命赴日本考察後，撰寫《日本一鑒》，書中記載「釣魚嶼，小東 (即台灣) 小嶼也」。
3. 繪於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年)、收錄於《籌海圖編》卷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圖＞，明確標明「釣魚嶼」。
總括而言，直到嘉靖為止，只有「釣魚嶼」，並無「釣魚島」/「釣魚臺」。
「釣魚臺」的稱呼見於清朝文獻
徐葆光撰琉球國史書《中山傳信錄》，引用汪楫《使琉球雜錄》，說：
封舟不至落北者，惟前明冊使夏子陽及本朝汪楫二人。考「夏錄」則云：『……取釣魚嶼……』。「汪錄」則云：『……單卯十更，取釣魚臺……』。
不過，細讀《使琉球雜錄》，書中主要沿用「釣魚嶼」，例如：
酉刻，遂過釣魚嶼，船如凌空而行。
十更船，取釣魚嶼……四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臺」反而未見。事實上，《中山傳信錄》有注釋如下：
本錄不載，見「洋舶針簿」內
《洋舶針簿》出自何年，是否由汪楫所寫，不得而知。然而，《使琉球雜錄》並無「釣魚臺」三字，這是非常清楚的。那麼「釣魚臺」三字首出於中國哪部文獻？答曰：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臺海使槎錄》卷二＜武備＞有以下一段：
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
黃叔璥生於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較汪楫後起。《臺海使槎錄》始撰於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年) 6 月，乾隆元年 (1736 年) 刊刻。我們有理由相信，「釣魚臺」三字的出現，是 1722 年前後的事。
適值徐葆光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年) 赴琉球，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年) 回國。未幾撰《中山傳信錄》，當中有「取釣魚臺」，這更見「釣魚臺」三字是 1722 年前後才有人使用。
有趣的是，往後的日子，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書籍，使用「釣魚臺」三字的頻率漸漸增加。
周煌《琉球國志略》(成書於乾隆二十四年，即 1759 年)：
福州自東湧開洋，至釣魚臺；北風，用單卯並乙辰針，可達。
至鄭若曾所著「琉球圖」，以針路所取，去國都二、三千里之彭家山、釣魚臺、花瓶嶼……
郭汝霖「使錄」：……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臺……
李鼎元《使琉球記》(成書於嘉慶七年，即 1802 年)：
申正，見釣魚臺，三峯離立如筆架，皆石骨。
但望見釣魚臺，即酬神以祭海。
惟雞籠山後不見彭家山而即見釣魚臺，又不可解……且自雞籠嶼至釣魚臺應得十五更，而七更即至，記載有誤。
陳壽祺《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六＜海防＞(修於道光九年，即 1829 年)：
北有釣魚臺
「釣魚臺」於是逐漸取代「釣魚嶼」，今天香港、台灣地區仍普遍使用，此乃清朝文化的後遺。
「釣魚臺」三字來自琉球
黃叔璥、徐葆光等人為何懂得使用「釣魚臺」？此分明不是中國本土的慣常講法，其必來自外地，自無可疑。
查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提到一部書，
「指南廣義」云：『福州往琉球……用乙卯並單卯針十更，取釣魚臺……』
《指南廣義》由琉球國的儒學學者程順則所著，是一部航海針經，成書於 1708 年。徐葆光到過琉球，又知引述此書，其必在琉球看過這本書，受該書影響。
至於黃叔璥，因為工作關係，長期在台灣，台灣與日本為近鄰，日本則與琉球淵源甚深，《清史稿・琉球傳》有這麼一段：
琉球國小而貧，逼近日本，惟恃中國為聲援。又貢舟許鬻販各貨，免徵關稅，舉國恃以為生，其貲本多貸諸日本。國中行使皆日本寬永錢；所販各貨，運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數數貢中國，非惟恭順，亦其國勢然也。
另外，美國培里和琉球簽訂《琉美修好條約》，整個過程並無和中國商量。培里顯然覺得，琉球實際上就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受日本控制比受中國的更深，其對日本的依附遠比對中國的要多。在此一背景下，琉球的文化思想與日本全無互動交流，有點不可思議。
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思想家林子平，著有《三國通覽圖說》，其中＜琉球國全圖＞顯示福建省前往琉球中山南北 2 條海路路線，其南路便標示有「釣魚臺」三字。《三國通覽圖說》成書較後，1785 年刊行，但由此足證日本和琉球在文化思想上是有互動的。
黃叔璥用「釣魚臺」三字，或受徐葆光的書影響，或受日本傳播，要之，「釣魚臺」三字定然來自琉球，特別是程氏的《指南廣義》。從「釣魚嶼」到「釣魚臺」，背後涉及琉球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琉球的外交政策：在中國、日本之間周旋
何以康熙晚年琉球與中國關係特別友好，致使中國受琉球文化影響？且說琉球一直向日本薩摩藩稱臣，卻於 1654 年 (順治十一年) 遣使到清朝請求冊封，順治帝遂封尚質王為琉球王，琉球國亦成為清朝藩屬。礙於鄭成功擁有制海權，琉球使臣不敢向清廷朝貢。可是，到了鄭成功逝世 (1662 年，康熙元年)，清朝逐漸擁有制海權，康熙帝於是屢次派使者赴琉球進行冊封，兩國交往也因而頻密。至 1683 年 (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成功驅逐鄭氏政權出台灣，琉球與中國往來更緊密，可以想像。
琉球雖與清朝展開朝貢貿易，但誠如周煌觀察：
臣間覽其國所置經書，悉係日本所刻；仍用漢文，旁印鉤挑字母。且有寶歷、永祿、元和、寬永、天和、貞亨、元祿諸名色，又皆日本僭號：則與日本素相往來，明矣。(《琉球國志略卷四上》)
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周旋，以保住自己，竊以為是琉球外交上的生存之道。而此一外交政策下，自然成就琉球文化對中、日兩國的流通與傳播，「釣魚臺」三字輸入中國、日本便是一顯著例子。
總結
「釣魚島」、「十段線」由中共官方自創，屬後起。
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必言「九段線」。至於「釣魚臺」，中國本土文獻初名「釣魚嶼」，康熙時受琉球程順則《指南廣義》影響，始用「釣魚臺」，後逐漸普及。見「釣魚臺」而覺有問題，堅持要用「釣魚島」，彼根本不識歷史，要麼彼用「釣魚嶼」。同理，堅持「十段線」而棄「九段線」，彼對歷史亦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