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對外南征北戰，對內重用唯利是圖的官員，崇尚功利，加上各項徭役雜費，致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當時，有一大儒董仲舒，曾對關中地區「不好種麥」提出告誡，覺得這是「損生民之具」。他又批評自秦商鞅變法以降「廢井田，開阡陌」的政策，指出有關做法准許「民得賣買 (土地)」，導致「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按照其構想，上古井田制度雖難再次施行，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仍是可以嘗試。他還主張「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對武帝朝的經濟流弊可謂一當頭棒喝！
可惜的是，漢武帝並未採用董仲舒的意見，「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情況惡化，已到了飢餓邊緣，武帝晚年終於下詔罪己，「悔征伐之事」，提出「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歷昭宣兩朝，「田野益闢，頗有畜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武帝朝的病痛稍為得到舒緩。
宣帝朝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於計算，精於理財聞名。他建議設立「常平倉」，對後世啟發極大。所謂「常平倉」，是指在邊郡設置倉窖，當農作物價格低降時 (豐收)，由政府出手大量購入。當農作物價格高漲時 (青黃不接時)，由政府以低價賣出。平抑糧價的結果是人民皆稱便利。耿壽昌更因此被賜爵關內侯。另有蔡癸，也常勸郡國重視農業生產，獲封大官。
西漢以山東糧食供養關中，卻無完整的運河系統，人力往往是漕運所依靠。從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足見關東漕運動用人力之多，武帝役民過甚可想而知。
漢元帝開始，水患嚴重，受災地區竟是關東，「關東郡十一尤甚」。未幾，齊地(今天山東省一帶) 出現飢荒，「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儘管元帝罷鹽鐵官、常平倉等，不再與民爭利，又節省開支以救濟貧民，朝廷不久出現收入短缺，被迫恢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未見大規模戰事，人民生活奢侈，竟未有重視農業、畜牧業。關東再爆發嚴重水災，「比年」二字值得注意，每年都發生。「人相食」反映糧食已經非常不足夠，關東尚且如此，遑論京師。
可以說，天災連年，糧食不足，乃西漢末年一大困境。哀帝即位，師丹輔政，提出恢復井田，他的理由是「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孔光、何武亦主限制佔田數目，凡此種種，皆影響日後王莽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