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四

正名

「六四事件」這個稱呼其實不盡準確，因 6 月 4 日所發生的種種事態，包括解放軍動用武裝力量清場，實肇始於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在 5 月 19 日的講話中，軍隊獲准於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吳康民認為，由這個時候開始，強硬派已積極部署如何血腥清場，血腥清場非在 6 月 4 日發生的偶發性事件，而是有組織、有預謀。「五一九講話」的遠源，又可追溯到「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此和講話中「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一脈相承。6 月 4 日的悲劇，早在 4 月底已經種下。

西方世界有時會用「天安門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一類字眼，這亦有欠真實。據新近研究發現，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凌晨，絕大部分暴力衝突並非在天安門廣場上發生，而是在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和海淀區復興路銜接處的木樨地。稱「木樨地血案」更加貼切。又「天安門廣場抗議」、「天安門事件」等，容易令人誤會示威只在北京發生，事實上當時中國許多城市都出現相關的抗議活動。

比較準確的稱呼是「八九民運」或「八九學運」，指 1989 年 4 月起，由胡耀邦逝世及民眾自發悼念胡耀邦活動所引發，於北京市開展，進而擴及中國大陸全境的波瀾壯闊的爭取自由民主、反對貪污腐敗的愛國學生運動。此運動至 6 月 4 日凌晨解放軍武力清場而達高峰，當晚宜稱「六四清場」。「六四事件」不是不可以用，但其為「八九民運」一子目，等於「五四事件」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子目，我們不能用「五四事件」代替「五四新文化運動」。

至於「六四屠城」、「六四慘案」，俱帶有極強烈的主觀情緒，而且立場上偏向受害學生及群眾，於撰寫客觀公正的歷史時未必合適。

罪過

死傷數字官方、民間迄今仍各說各話，但有一點中共不能否認，就是當晚學生及群眾確有被戒嚴部隊射傷乃至殺害，還有，誠如吳康民當年所言，「究竟為何北京對學潮的態度，明明是可以用催淚彈、水炮解決的，最後竟動用到機關槍和坦克車？這確實是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也想不通的」。或許死傷數字並不重要，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不惜使用不對等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才教人久久不能釋懷。

傳薪者

吳仁華曾參與八九民運，近年致力從事相關研究，在台灣東吳大學和中正大學教授「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課程。他提到，中共一直掌控媒體顛倒黑白，利用錄像、媒體把軍隊開槍和部分民眾以暴制暴的時間先後、因果關係顛倒，為暴力鎮壓民眾提供「合理依據」。他決心為如此一個重大的侵犯人權的災難性事件還原真相和留下歷史紀錄。

三十四年過去，司徒華早已仙逝，支聯會也不復存在，但事件終究發生過，強權終無法阻止良知的萌動。

與效益主義針鋒相對的義務論

效益主義的大問題是容許犧牲少部份人去換取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們不妨問，大家都是人，何解待遇如此迥異？這裡有宗教信仰的會更易理解，大家都是神的兒女，厚此薄彼實屬不應。事實上，效益主義來自英國，脫不了經驗主義及不可知論的傳統，故重視計算、要看得見。但每人的價值，焉能被量化計算？於是針對效益主義，另一派主張，只要犧牲任何一個人，該行為都是不應該的、不道德的，此即康德的義務論。

要理解義務論，又可從一句話切入，人應該把他人當作目的來看待，而非把其視為達至某種目的的手段。以消防員救五人抑或一人為例，若他用能救出一人的時間而救五人，他實是利用那一人的性命為手段，去換取五人的性命。那一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沒有被看成目的，所以整個拯救是不應該的、不道德的。

若此例仍嫌有爭議，姑以 AV 產業作例子。目前已有數據證明，看成人影片可減少風化案發生，對社會整體治安有幫助。從效益主義的立場，成人影片的拍攝及流通是應該被接受。可是，在義務論下，任成人影片減少多少風化案，成人影片本身必然是將 AV 女優視為男性的洩慾工具，她們是作為男性發洩性欲的手段存在，觀眾不會把她們當成人來看待。這一層面下，成人影片的拍攝及流通都是不應該及不道德的。

康德甚至會說，製造性幻想去自瀆都是不道德的，因性幻想對象僅作為洩欲手段而存在。

義務論多少受著基督教傳統影響，看重人的神聖與獨一無二。

六四快到了，一個常見的講法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改善施政，令人民安居樂業，正是汲取了 1989 年的歷史教訓。若當年沒有血腥武力清場，當下中國人民未必生活得這麼好。

驟眼看，此一說法很合理，官員們都喜歡這樣說，人要往前看嘛。但大家細心想想，六四後的中國人民是人，難道六月四日中彈受傷身亡的北京市民、大學生不是人？他們的性命就不如六四後的中國人民矜貴？答案顯然不是。既然不是，我們怎能因為他們的被殺能在往後的日子換來多數中國人的安居樂業，便覺得他們的被殺是合理？我們更應該認為，即使他們的被殺能在往後的日子換來多數中國人的安居樂業，他們的被殺都是不合理的、不應該的、不道德的。此一推演下，亦必然得出：中國共產黨能汲取教訓改善施政是一回事，其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做了一件道德上的大錯事是另一回事，就後者言，我們必須提出批評及譴責，以令當權者警醒，避免歷史重演。

效益主義和義務論的爭辯，是倫理學的主要課題之一。後來有學者提出道德情感，認為一個行為應該不應該，取決於人自然而然的道德的覺情，即儒家所謂「不忍人之心」。茲事體大，大家有興趣可自行發掘。

什麼是效益主義？

設想消防員到火場救人，向左走能救出五人，向右走能救出一人，他該向左行抑或向右行？按照常識，五條人命當然比一條人命可貴，消防員應該救五人而犧牲一人。可是，若每個人的性命都是獨一無二，矜貴無比，消防員似不應該放棄那一人，那一人亦沒理由犧牲自己成全五人的生還。

這一類道德兩難，開始了效益主義的思考。

效益主義，舊一些的書籍會譯成「功利主義」，顧名思義，此派講究效益，效益非指個人一己之私利，而是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上述案例，五人生還，繼續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們所得的幸福快樂，必多於一人生還所得的。所以，消防員應該救五人。如果選擇救一人，此乃違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總原則，故屬不應該。

效益主義的回答是否完全無問題？當然不是。

第一，我們無法得知五人生還的幸福快樂總量多於一人生還的。幸福快樂是一種主觀感受，很難被量化。即使能量化，計算亦不容易。你眼中的第 1 級快樂指數未必等於他的第 1 級快樂指數。幸福快樂總量無從量度及計算，遑論比較，消防員救五個人因此未必是應該的。

第二，即使幸福快樂總量能量度，不排除五人過的是營營役役的人生，他們可能早就生無可戀，反之那一人已有具體計劃實現理想，生存對他非常的重要。一人生還所得的幸福快樂遠超五人生還的。救一人並無違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誠然，效益主義可以繼續回應這些反駁，但我想重點是，效益主義只能解釋我們日常的道德直覺的一部份，卻不能完全解釋我們的道德直覺。故此，才會有康德義務論的提出。

蒙蔽與利用

究竟人什麼時候會被蒙蔽和利用？

試想想在一農村，資訊不發達，沒有電視、電台，也沒有互聯網，村中某權威人士所言，便很容易打動其他人。還有，鄉下人沒有接受過教育，不識字，人云亦云，他們於是很容易被蒙蔽。

又想想在一學校，少男少女有心頭好，卻未有營生能力，希望不勞而獲取得金錢購買自己喜歡的，適逢不法分子進行利誘，給予高報酬引導少男少女做非法勾當，如販賣毒品之類，基於自己一時貪念，少男少女於是被利用。若他們無欲無求而能堅持道德良知，被人利用基本上不可能。

香港人無疑重視賺錢，但為了錢放棄道德，香港人不願為之，愛錢最多體現在「我唯一嘅訴求係返工」。另外，香港是一個資訊極為流通的城市，有電視、電台、互聯網，香港人不需要翻牆，對於同一件事，除了本地及中國大陸的角度，還有英美澳紐，乃至歐洲諸國的，基礎教育自麥理浩年代逐步完善，現在普遍年青人都讀過大學，人云亦云，盲目跟風，只怕在香港是相當難出現。換句話說，假如有某些國家或組織要蒙蔽、利用香港人，其需要下的工夫相當大，倒不如欺騙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更容易些。

家長基於愛護子女的心態，不免把蒙蔽、利用掛在嘴邊，免得子女和陌生人親近。但子女不和陌生人接觸，又如何提升社交能力，如何跟別人進行交流互動，如何茁壯成長？子女也是人，家長對待子女，更重要是彼此信任，相信他們受過教育，有足夠能力分辨是非善惡，青出於藍，何苦「你被人蒙蔽了」、「你被人利用了」囉囉嗦嗦說個不停。

再談 A. J. P. Taylor 的世界史研究

十九世紀中葉至一戰結束，這是歐洲領導、主宰世界的最後年代 (此和 Hajo Holborn 歐洲的沒落論調一致)。英、法、德 (包括統一前的普魯士) 、奧匈帝國爭霸之餘，莫不強調均勢，講究勢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列強維持均勢，所靠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列強所展示的外交藝術，堪稱到達人類文明史的頂峰。

納粹德國之所以形成，是德國文化和歷史在過去百多年發展的必然產物。希特拉需要德國人來滿足其征討的野心，德國人也借希特拉來達成征服周邊國家的夢想。早於查理曼大帝時期，日耳曼人就採取無止境的東進政策，威脅斯拉夫民族。納粹激進的帝國主義，不過是歷任日耳曼君主所行政策的延續。另希特拉的復仇主義在德國得到很多支持。

英國的綏靖政策，Taylor 不相信是少數人鼓吹，乃深受廣大英國人歡迎，為英國外交政策在 1933 年以後的延續。

三十年代的法國，第三共和是一個衰落的政權，政治不穩、黨派分裂、政壇頻頻更迭、貪污嚴重，復添以種種失業、罷工、暴動、民眾失望的情緒，令法國瀕臨內戰邊緣，左右翼互相傾軋。

第三共和腐化墮落，英國人普遍不願戰事發生，都給予希特拉可乘之機。

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是一個愛出風頭，卻又無能笨拙，沒有任何信仰的領導人。1935 年 4 月，墨索里尼原本和法國總理、英國首相達成協議，簽署《斯特雷薩會議最終宣言》，同意成立斯特雷薩陣線，確保奧地利獨立，並阻止德國未來試圖改變《凡爾賽和約》的行為。豈知意大利同年 10 月入侵阿比西尼亞，國際聯盟施以制裁，斯特雷薩陣線在簽署後兩個月宣告破裂。為免外交孤立，墨索里尼轉投納粹德國。

1938 年德奧合併，Taylor 覺得，這不是奧地利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進行，奧地利不是受害者。事實上，奧地利和德國同為日耳曼民族組建的國家，二者曾屬於神聖羅馬帝國，合併得到德奧兩國公民響應。

大抵 Taylor 不喜歡用意識形態對立來解釋歷史 (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亦相信「人類的失誤比人類的邪惡更能塑造歷史」。

對於冷戰，Taylor 視資本主義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資本主義難以帶來一套公正的和道德的國際體系。他又同情蘇聯，指紅軍在摧毀納粹德國一事上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美國在戰後建立西德，Taylor 不以為然，擔心這是為第四帝國立下基石，他朝引發另一次大戰。他更批評美國的對外政策輕率魯莽，有機會使世界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儘管他對共產主義不乏強烈譴責。

Taylor 是一位「人民的歷史學家」，堅持歷史應該開放給所有人。故此，他反對蘇聯的鐵腕高壓，主張除當權者以外，每人也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不贊同每人有義務遵從史太林。

從萬寧結業想到荃灣中心的衰落

迄立荃灣中心三十多年的萬寧宣告結業，一如百佳遷出時那樣，我是萬分不捨。前民主派區議員李洪波嘗試介入，爭取萬寧留下，我曾生起過一絲希望，無奈事與願違，圍板已經架起，商場萬寧的招牌也不再發亮，是時候接受現實。

自我出生以來，荃灣中心便有萬寧。三十多年前的萬寧，不是以橙色做主色，亦沒有萬寧貓，更非以個人護理用品店為營運方向。它似是無所不包，針對客群則為中產家庭。印象中，萬寧是有玩具賣的，弟弟買了一急凍人戰車模型，戰車可以彈出冰箭，就是在萬寧媽媽買給他的。急凍人來自外國電影《蝙蝠俠》，由此可見萬寧的檔次。另外，萬寧會有些零食優惠，買一送一之類，媽媽買完護理用品，通常會買一袋二袋零食給我們。

小時候光顧萬寧，主要是買沐浴露、洗髮水，媽媽會買衛生巾。那個年頭，媽媽很在意我們的整潔，在街用膳後，必定要用 Tempo 或健力士濕紙巾擦嘴，濕紙巾便是從萬寧購入。另外，青春期生暗瘡，媽媽覺得擠壓會留疤痕，要我們塗上 OXY 暗瘡膏。暗瘡膏亦來自萬寧。可以說，媽媽著重整潔，用心料理我和弟弟，令我們成了荃灣中心萬寧的常客。自從媽媽 2011 年過世，我甚少走進萬寧，最近一次是買喜療妥及必理痛感冒藥。

萬寧結業，我從未想過，猶如我未想過百佳會結業一樣。這有點像親人，你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親人會走。奈何百佳也好，萬寧也好，其底蘊都是大型連鎖店，講究收支平衡，講究賺錢、要有商機。百佳早搬至人流較多、近年著力打造為兒童樂園的愉景新城，今萬寧亦步百佳後塵，移至愉城，雖在商業角度，無可厚非，但我始終覺得，萬寧不念舊情，離棄了支持他們三十多年的老街坊。

荃灣中心萬寧結業的消息一傳出，住戶紛紛表示惋惜，「呢間萬寧既職員服務態度好好」、「唔好啦，冇左萬寧真係好唔方便架」，我則多了一份情感上的挫折，又一個兒時回憶地點消失了，富華三聯沒了、百佳沒了，現在到萬寧。還記得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媽媽要我注意外表，「扮靚仔」，特意在萬寧買了一支磨砂洗面膏，這支洗面膏我尚來不及用，媽媽就中風走了，一直保留在浴室，已封了十年塵。真想不到十年過去，店舖都停運。

據說荃灣中心萬寧是因為生意欠佳，且與新鴻基就租務問題未能達成協議，故決定停止營業。新冠肺炎疫情拖累經濟，減少銷售額，該是主因。

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我見證過荃灣中心全盛時期的模樣，三興麵包屋的陣陣甜香，精美壽司落樓梯到百佳就可買到，還有萬寧、農場餐廳、美心西餅 (很掛念媽媽買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 並存的二期商場……只可惜一切都不能重來了。

A. J. P. Taylor 的世界史研究

A. J. P. Taylor 是二十世紀著名英國歷史學家之一。他對世界歷史研究的一些觀點，至今仍極具啟發，今不妨跟大家分享。

在 1941 年出版的《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 – 1918》，Taylor 認為，哈斯堡王朝無法建立真正的民族國家，他們為了鞏固統治，往往對奧地利帝國境內各民族進行分化，並賦予德意志人和馬扎爾人 (即匈牙利人) 對其他民族的支配權。這令人想到元朝蒙古人、色目人對漢人、南人有支配權，以及清初對邊疆民族的分化離間，由此也見奧地利帝國與元朝、清朝一樣，屬於多民族帝國。

關於鐵血首相俾斯麥統一德國，Taylor 指出，整個過程更多是出於偶然，非俾斯麥有意為之。同樣，一次大戰的爆發，根本不是歐洲列強有意識地尋求戰爭，他們反而相信，透過增強自己的實力，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快調動武裝力量的能力，將有效避免戰爭，更好地實現其外交目標。比潛在競爭對手更快地動員，竟催生出一場勢不可擋的戰爭，乃 1914 年的領導人完全意想不到。

1961 年，Taylor 發表《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這本書極具爭議性。Taylor 反對二戰爆發 (特別是  1939  年  9  月在德國、波蘭、英國和法國之間爆發的戰爭) 是希特拉蓄意計劃的結果，批判所謂「紐倫堡論點」(即二戰是希特拉及一眾戰爭罪犯的犯罪陰謀)。按照他的看法，「紐倫堡論點」容易掩蓋其他國家領導人對戰爭的責任，也讓德國人民逃避了對戰爭責任的承擔。

Taylor 反覆論證希特拉只是一位正常的德國領導人，決非大眾所想像的惡魔般的人物。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實與威瑪共和國、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一致。希特拉希望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卻不曾計劃發動戰爭。1939 年戰爭爆發，是連串失誤造成的不幸事故，非希特拉原來計劃。

Taylor 還指出，希特拉是一個貪婪的機會主義者，除了追求權力和反猶太主義外，並無其他信仰。希特拉的外交政策既是一種隨波逐流、抓住機會的政策，他自然沒有任何預定計劃。又反猶太思想非希特拉獨有，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也懷有強烈的反猶太情緒，猶太人被殺，德國人也有責任。

兩次大戰相距不過二十年，根本問題在於有缺陷的《凡爾賽條約》，條約激起絕大多數德國人永遠討厭，但又未能徹底摧毀德國成為大國的潛力。《凡爾賽條約》的缺陷，破壞得來不易的歐洲和平與穩定。德國遲早會不可避免地再次反對《凡爾賽條約》。有缺陷的和平解決方案，致使戰爭更有可能發生。

1933 年的國會縱火案，並非希特勒和納粹黨在背後策劃，而是荷蘭共產黨員范德呂伯 (Marinus van der Lubbe) 一人所為。納粹決心摧毀德國民主，遂借縱火案做口實，大肆拘捕、監禁異見人士，鎮壓不與納粹政權合作的報刊，使威瑪共和過渡到納粹一黨專政。納粹是利用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件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支持器官捐贈又如何

關於器官捐贈，最常聽到的論證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反正人死了器官帶進棺材終究是浪費，何不留給有需要的人？很多人或因為得一器官而令人生重現光彩，所以應該支持器官捐贈。

這個論證有幾處地方可以挑戰。

第一，救他人性命是否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有沒有一個可能是，即使我伸出援手能令其人生重現光彩，我依然可以選擇不伸出？按儒家思想，當然會說見孺子入井而不救，非人也。不過，在西方自由主義之下，人似乎有見死不救的自由，畢竟原子式的個人重要些。基督宗教可勸導人出手，但不能施壓，因此非人之必然責任。

第二，退一步，就算我們接受救他人性命是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未必需要走上器官捐贈一途。《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西方哲學其中一派也認為，我之所以為我，是由我身體各部份組合成一整體，換了個別部份，我即不成其為我。我們看來沒有理由不先愛自己及父母，而將救他人性命放在首位。

有人或許會說，人死後還有什麼「我」、「我的父母」。你信人死如燈滅一回事，不代表人死如燈滅必定是人生實相。況且，縱然人死如燈滅，人在世時，若足夠自愛及愛父母，其必不會決定死後將器官挪出捐贈某陌生人，其更多該會想保存自身屍體的完整。救他人性命可透過其他方式，器官捐贈只是其中一渠道。

至於「浪費」云云，這是將死者的屍體當作物件看待，而非把它當人看。然而，將屍體當物件在道德上是否應該？

經過審視，就會發現器官捐贈不能是一個責任，而只能是一個自願選擇。政府可以推動、鼓勵，但不能強迫。李家超特首說：「器官捐贈非常重要，可救人生命，是崇高的舉動，世界各地包括香港都鼓勵及推動」，說得很對，很適切。

不過，亦因其為自願選擇，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收回同意，而他者實不能批評、譴責。如果將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的人一律看作「試圖破壞這樣崇高理念的行為」，予以譴責甚至懲處，這是有問題的，因這本來就是自願選擇，我之前可以選擇捐，現在自然可以選擇不捐。

只有一種情況，取消器官捐贈登記是不被允許，就是你本來沒有登記，卻到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網站取消登記。你玩弄政府部門的電腦系統，癱瘓其正常運作，立心不良，自然要被懲治。

就登記了又取消的人而言，如果你是因為香港與中國大陸正建立跨境器官移植恆常機制，心生不滿或憂慮，因而取消。我不禁要問，當初你同意捐贈時，難道把中國大陸的人排除在被救的人之外？如無排除，拿你之器官救大陸人，有什麼問題？如有排除，你所謂救人原來有篩選，以「香港人優先」做潛台辭，大愛包容從何說起？

我比較坦白，我不認為自己對他人生死有任何責任，更不會愚蠢到將正常器官捐贈給他人，令自己死無全屍，愧對父母所賜。崇高的舉措，就由那些「崇高」的人去做吧！與低賤、卑下的我們何干！

王德峰論中西文化

近百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市場經濟、思想文化，卻始終未有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園，中國人因而進入一個精神上普遍不安寧的時代。

八十後、九十後青年，其所接受的知識體系來自西方，平時欣賞西方藝術品，看好萊塢電影和西方書籍，吃肯德基、麥當勞，穿西裝革履。潛移默化，他們以為自己是世界公民，中國人只是一個種族的概念。他們特別嚮往西方，覺得那裡才是自由世界，最好的社會。殊不知全球化根本未有泯去中西文化差異。

中國文化沒有理性的概念，靠的是民族的倫理精神，即儒家思想。儒家重視家庭倫理，跟中國的地理環境有關。中國是廣大的內陸國家，很快從遊牧轉入農耕文明，開始長久的定居生活，自然村落中人與人的血緣關係可追溯，遂用親族關係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

西方多島嶼，部族為了尋找更好的環境，往往不斷殖民到另一個島嶼，不同部族間的和平共處只能依靠契約，契約是人定，可以被破壞，所以需要構造神的世界，用神的秩序、道德來規範人間的秩序。宗教熾盛，兩個世界的劃分 (「地上的國」現實世界，與「天上的國」神的世界的二分)，是西方文化典型特徵。比觀之下，中國無宗教，也只著重人間世。

實體觀念之有無是中西文化又一分歧。在傳入中國的大乘佛教裡，世界不是作為實體存在，乃緣起性空，即世間萬物皆由各種條件 (因緣) 匯合起來組成，緣會則生，緣離則滅，萬事萬物，無不如此。西方則篤信實體宇宙觀，會不斷追問構成世界的實體基礎是什麼，故有原子、基本粒子諸說。

受柏拉圖理念論影響，西方人認為，現實世界是不完美的，現實世界都是由感性事物構成，這些感性事物都是對理念的不完美的模仿。這些缺陷決定世界應當被改造。事物經過改造，更能接近理念，進步得以出現。中國思想文化不講改造自然，而強調更好的實現「天人合一」，其注定發展不出西方的技術 (技術以改造自然為前題)，而只能成就藝術、手工藝。用另一種方式表述，西方人採「技術的原則」，主體面對客體，對客體解剖分析，繼而消滅客體。中國人採「藝術的原則」，主客並無截然二分，故無須解剖分析，更不用消滅客體。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中西語言觀大不同。西方人視語言為一套符號工具的系統，用詞語給外部事物貼標籤，然後組成句子，保存和傳達資訊和知識。中國人則視語言為人存在的家。人類對世界的經驗、最基本的生存情感，都包含在語言中。語言積澱和保存了人生態度和生命情感。由於中西文化差異衍生出語言上的分歧，凡能體現中國思想、文化精神的漢語詞語，無一能被翻譯成歐洲語言。如漢語中的「緣分」，在西方便無對應詞彙。

中華民族是農業文明高度發展的民族，需要靠天吃飯，受制於自然。西方帶來技術，通過技術的運用，中國人總算可以不靠天吃飯。然而，技術過分發展而至濫用，亦令全世界變得很危險。白色污染、核輻射問題，人類迄今仍無能為力。

[參考資料]

王德峰，＜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淵源＞演講

曼城歐聯淘汰皇馬入決賽

歐聯四強次回合，曼城回到主場對戰作客的皇馬。主場球迷落力為愛隊打氣，無疑對皇馬構成心理壓力。英超曼城很大機會奪冠，西甲則皇馬不敵巴塞，只好全情投入踢歐聯。惟哥迪奧拿歷年未能帶領曼城奪得歐聯冠軍，曼城今仗不會放慢手腳，可想而知。事實上，從兩隊上周在國內聯賽皆收起大批主力球員，其劍指歐聯是非常清楚的。兩隊都想出線入決賽，加上首回合打成平手，致使次回合變得更加關鍵。

陣容上，兩邊都是強陣出擊，曼城由艾簡治、獲加、魯賓戴亞斯擔任三中堅，史東斯推上一格打中場，拍著洛迪，向前可助攻，縮後可填補後防不足。四個進攻中場，迪布尼、根度簡、基利殊、賓拿度施華，全是近期表現優秀。正前鋒則有入球停不了的賀蘭。皇馬方面，卡馬雲加、阿拉巴、卡華積、美列度奧負責後防，中場由兩位資深球員卻奧斯、摩迪把關，加上華維迪，前鋒有賓斯馬、雲尼素斯及洛迪高。除了美列度奧，全部球員都在首回合亮過相，上場貼身看管賀蘭的魯迪加未有上陣。

開賽幾分鐘，曼城明顯踢得謹慎，未有壓上前場。皇馬繼續讓出控球，曼城站穩陣腳後，開始在前場組織攻勢。獲加、史東斯相繼遠射，無功而還。洛迪施射，皮球掠門而過。基利殊左邊落底線傳中，賀蘭頭搥中了古圖奧斯腹部。賀蘭再一次頭搥，又被古圖奧斯單手撲出。

古圖奧斯三番四次「神救」，無奈曼城球員個人質素相當高。迪布尼出其不意，直線交賓拿度施華左腳勁射近柱入網，曼城 23 分鐘領先 1:0。當時阿拉巴已趕到龍門口，但施華非常自信，控定即射，沒有錯失機會，自信對球員真的很重要。

落後一球的皇馬開始加緊逼搶，雲尼素斯以速度在左邊發難，未能突破獲加，卻奧斯嘗試遠射，可惜撞楣。皇馬沒運氣，曼城則如有神助，37 分鐘根度簡單騎突進，被皇馬四名球員「招呼」，眼見攻勢已被化解，豈料皮球飛到施華頭上，施華輕輕一頂，曼城將比數拉開至 2:0。這一球，根度簡將皇馬注意力移開，令施華無人看管，是一大關鍵。本來打算輸一粒入更衣室，重整部署，怎知輸夠兩球，下半場皇馬加緊進攻，但始終無法製造入球。

誠然，摩迪狀態不佳，賓斯馬作為正前鋒，亦不復當年勇，把握力不足。摩迪被換出，換入魯迪加，少了中場而加一後防，皇馬可是要爭取入球，此調動有點奇怪。卻奧斯亦被換出。經過連串換人，皇馬不但沒有多了攻勢，反而越踢越無氣勢。阿拉巴罰球射得漂亮，險些破蛋，摩迪換出後，他移至左邊當翼鋒，變身進攻中場，幫助雲尼素斯，奈何始終無法扭轉劣勢。

76 分鐘曼城迪布尼開出罰球誤中美列度奧，美列度奧解圍變擺烏龍，曼城領先至 3:0。最後 91 分鐘的入球值得講。當時主力如迪布尼、賀蘭、根度簡已被換出，換入第二梯隊的艾華利斯、科頓、馬列斯等。和皇馬不同，曼城板凳深度足夠，換的人有質素，科頓打穿皇馬兩個後防球員，艾華利斯接應一射，科頓是英格蘭國家隊翼鋒，艾華利斯是阿根廷國家隊前鋒。後備都這麼厲害，皇馬被比下去。

4:0 的戰果，很精彩，也很合理。皇馬需要換血，修正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曼城如日中天，不只「地上最強」，更懂得運用大量罰球、角球，以高空攻勢製造入球機會，哥帥靈活多變，此其所以成功也。下場曼城會與國際米蘭爭冠軍。

談 AGA 新歌＜MIZU＞

AGA 江海迦回歸樂壇，帶來最新派台歌＜MIZU＞。先不說這首歌，對上一次 AGA 派歌，是 2021 年的＜CityPop＞。繼續玩九十年代日本風，今次的新作，找來波多野裕介負責編曲，有網友稱頗具小室哲哉的電子氣息。

歌詞內容教人先自愛，才去愛別人，記得好好欣賞那個在努力生活獨一無二的自己。此或許是 AGA 年來的人生體會。在面書專頁中，她分享說：「生活看似一件簡單的事，但讓我覺得最害怕的是，被某種生活方式定形，被別人的喜惡限制，一切的連鎖效應，漸不自覺地慢慢被改變，找不到生命的定點、創作的主題或所要説的話。幸運地，總算找到方式回到原點。」

不得不提是 MV，在日本街頭取景，講述名歌姬華麗背後也渴望變回平凡人，在夜闌人靜的新宿街頭無拘無束地起舞，自由自在地活著。反而其男粉絲不知成名就是負累，一心渴望成為舞台上閃亮的星星。MV 中 AGA 穿上用水晶點綴的閃亮幻彩貼身長裙，於歌舞伎舞台上表演，散發歌姬魅力，唯美至極。

＜MIZU＞還有一點要講，是 AGA 氣聲的運用，非常性感迷人。

不知從何時開始，AGA 成為了好音樂的代名詞，聽 AGA 的新歌，永遠不會教人失望。事實上，由 2020 年＜Mad＞玩電音，到＜CityPop＞玩城市流行音樂，再到今次，每次都推陳出新，但又向已逝的年代致敬。新歌原來可以從前人的音樂遺產中汲取養分，非常了不起。

受疫情拖累，首個紅館演唱會一再延期，最後被迫取消。期望疫情遠去，不久將來可在舞台上看到 AGA 的現場演出。

王德峰談慧能禪與陽明心學要義

禪宗神秀的毛病在於：把心跟外面世界的煩惱對立，繼而把修行看作是對煩惱的拒絕。其實，智慧、煩惱同出一源，根源還是那個心，怎可把眾生的煩惱拒之於門外？神秀教法能成就自己解脫，卻不契於釋迦本懷：大智慧即大悲憫，要擁抱眾生的煩惱，把眾生的煩惱也看成是自己的煩惱，眾生的罪過看成是自己的罪過。

慧能境界比神秀高，是他將心跟外部世界的二元對立無掉了，智慧從哪裡來？從世界的煩惱中來。沒有污泥，蓮花何處而生？修佛不能離開人世，佛法在世間。心可以開出智慧，也可以帶來煩惱，這個心就是佛性。佛性人人具備，只是平時沒看到。人皆有佛性，所以眾生平等，禪宗眾生平等的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義，非常了不起。

佛的本意是覺悟者。每個人都有佛性，未見而陷於迷妄的是凡夫，已見而覺悟的是佛。縱使一個人犯下無數罪過，他佛性還在，一旦悟了，仍能成佛，故此，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沒有希望的，我們也不可隨便輕視任何人。慧能還認為，每個人都是自性自度，即每個人堂堂正正自作主張。禪宗的思想無疑為宋明心學準備好思想材料。沒有慧能，即無後來的陸象山、王陽明。

牟宗三談慧能禪，言其義理繼承天台宗智者大師，天台宗之心為「一念無明法性心」，推尊《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以開權顯實、發迹顯本為宗旨，「顯本」即彰顯佛之本懷。

佛之本懷，在牟氏看來，即《維摩喆經》「遠從前際，生死以來，有情既病，我即隨病。有情若愈，我亦隨愈」，這是人溺己溺的菩薩心腸，「一切菩薩，依諸有情，久流生死，由依生死，便即有病。若諸有情，得離疾苦，則諸菩薩，無復有病。」智慧之獲得，透過「不斷斷」，即令「凡夫法 (現象) 與凡夫之無明脫節，病除而法存」、「主觀的解心無染與客觀的存在之法兩不相礙而並存」。要之，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王德峰對禪宗的理解基本上和牟氏相契，僅未有追溯至源頭 – 天台宗而已，他言佛的本懷亦大體相應。

陽明「良知教」，王德峰言第一個命題是心即理。良知是在我們心裡的生命情感，不是頭腦中的概念、判斷、推理。心不安會有聲音，這聲音叫做良知的呼喚。第二個命題是致良知。致不是獲取、創設，而是恢復我們本有的良知。在生命實踐中，不時有種種干擾，如私欲、邏輯的頭腦。擺脫干擾，時刻依從良知的呼喚做人行事，便是致良知。其於是蘊涵第三個命題知行合一。

心學不是抽象理論，乃身體力行的生命實踐。真理不在口中的辯論，而在你的生命實踐當中去聽到天理。「他 (指王陽明) 如果沒有實踐給我們看，恐怕我們會認為這只是空論，但他做給我們看了，讓許多人折服」。牟宗三推許陸象山對「粘牙嚼舌」的批評，反對「閑著沒有事，瞎說」(見《老子》講演錄)，二人一在大陸，一在港台，但對心學理解是一致的。

[參考資料]

王德峰，＜王陽明心學及其現代意義＞演講

曼城英超奪冠無懸念，歐聯對陣皇馬存隱憂

上周日兩場英超賽事，基本上已決定冠軍花落誰家，曼城只要不輸波，阿仙奴基本上追不到，只能屈居第二。換言之，曼城衛冕機會很大。

曼城作客愛華頓，愛華頓主場不簡單，領隊戴治之前教般尼，習慣使用銅牆鐵壁，再派一兩名前鋒落底線博死球，「般尼從來不易」，戴治首次主場領軍，便輕勝當時仍處全盛期的阿仙奴 1:0。曼城今仗還有兩線作戰的隱憂，周中需要在歐聯對皇馬，故賽前輿論普遍認為哥帥今次要打的是一場硬仗。

就出場陣容看，把基利殊、迪布尼、賓拿度施華收起，改用科頓、艾華利斯、馬列斯，這些都是第二梯隊。他們並非球技不好，但實在平時坐冷板凳太久，所以一落場，表現不太理想。很多時根度簡走到前場助攻，甚至落底傳中，嘗試彌補不足。又開賽初段幾次高波踢上前，賀蘭都未能把握。大抵至根度簡入第一球為止，曼城皆無優勢可言，反而愛華頓的防守足球戰術相當奏效，前鋒伊禾比、卡法利雲是隊中最出色，都有上陣。

37 分鐘根度簡背對龍門一控一射，以個人質素為曼城打破悶局。兩分鐘後，根度簡左路傳中，賀蘭小禁區頭槌一頂破網，2:0 的戰果反映失第一球後愛華頓球員完全不知所措。進入下半場，「根叔」主射罰球彎過人牆而入，51 分鐘領先至 3:0。綜觀全場，曼城純粹贏在個別球員能力及質素非常高，上場對皇馬迪布尼成了救星，今次有「根叔」做大英雄。

阿仙奴主場對白禮頓，白禮頓是有攻擊力，但無人估到阿仙奴會輸，畢竟這仗他們許勝不許敗，否則冠軍夢隨時幻滅。

就陣容看，阿記已是強陣出擊，辛真高受傷，由泰亞尼代替，另外基維奧繼續頂替受傷的沙列巴。其餘人腳差不多和平時一樣。然而，或許靠「勝利十一人」單打獨鬥，打太多場次，薩卡已現疲態，奧迪加特、格列沙卡的遠射都有偏差。辛真高是曼城出身，平時會上前在左邊助攻，並激勵士氣，泰亞尼擔當不了這樣的角色。基維奧較賀定好，但仍不如沙列巴。結果，阿仙奴前後防都不是健全的，傷兵為患，疲兵亦多，後備兵源換來換去只是托沙、尼爾遜，板凳深度遠不如曼城。

白禮頓打傳控，以攻對攻，阿記沒有優勢。假如三球失波是意料不及，阿記球迷更意想不到的是，愛隊竟然連一球都入不到。下季中堅及前鋒線都要買人，應該不成問題。

阿仙奴整隊波勝在夠年青，今季累積經驗，往後來日方長，仍有機會奪冠。反而曼城部份球員年過三十。對陣皇馬，傳控施壓完全無法收效，皇馬就是等機會，來個快速反擊，雲尼素斯等有這個本錢。歐聯四強次回合其能否贏皇馬，存在著變數。

圖書館有書被下架是意料中事

主權移交後，所有公立圖書館由康文署管理，而康文署是政府部門，曾經有一段時間，出現「區議會應否參與管理圖書館？」的爭議，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那個年頭看，只是以為政府不願下放權力，誰知背後另有盤算，今天圖書館變屠書館，多部精彩著作被下架，謎底終於揭開。

禁絕書籍流播不是新鮮事，由秦始皇焚書到清乾隆興文字獄，這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祖師爺開宗明義「千載猶行秦法政」，怪就怪香港人無知，還有天真以為浪子真的可以回頭。

香港是一片福地，六十年代，大陸不准反共，台灣不准反蔣，香港卻可反共反蔣兼反殖民，自由來得太容易，哪會想到有朝失去？但放眼張望，無論自古到今，乃至不同國家，書籍自由傳播都不是唾手可得，否則哪來禁書？香港人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

禍患一朝到來，有作者竟說自己是弘揚中華文化，推廣粵語，為何書籍都要下架？少年 (好像都上了年紀吧)！你太年輕了。沒聽過熊十力說：「亡國者，常先亡其文化」嗎？香港未必是一個國，但肯定是與大陸有分別的兩個族群。今要打通消融而為一，當然就不需什麼粵語啦！廣州早就面對如此困境，而掙扎圖存。彼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復看彼所謂不帶政治色彩的論文集，才子、公民黨的律師們幫忙供稿……不禁你才怪。

誠然，有些書被禁是很可惜的，例如吳靄儀談金庸武俠小說的作品，就相當具學術價值，是金學參考書之一。又司徒老先生的回憶錄，談到與黃少容老師的一段情時，留下「曾經有過的愛情，足以溫暖一生」、「留在記憶中卻散放出溫馨」，多麼有詩意，是上好的文學。

屠書館事件，證明政治先行，學術為政治服務，仍是天經地義，萬古常存。真正「為知識而知識」的人，只能同聲一哭！

清初康雍乾厲行酒禁

燒酒雖不是糧食酒，卻需使用酒麴。酒麴是燒酒生產時的糖化發酵劑，是造酒時發酵的原動力。酒麴通常以米、糯米、小麥、大麥、黑麥、燕麥等作原料，消耗糧食數量巨大。有清一代，朝廷曾因酒麴消耗大量糧食，下令禁止燒酒生產，所謂「酒禁」。

農業處於豐收期，禁酒實屬不必。然而，當出現災荒，導致農業減產或絕產，糧食危機惡化時，禁酒就不能避免。綜觀清初禁酒，主要是為了保障糧食供應，其基本規律是「歉年行禁，豐年弛禁，歉收之地行禁，豐收之地弛禁」。

禁酒始於康熙，而接續於雍正。康熙只對災荒地區禁酒，雍正則把受災周鄰地區也納入禁酒範圍。不過，從實際效果看，康雍兩朝的禁酒並未取得明顯成效。至乾隆，見糧食不足問題已然嚴重，於是推行全面禁酒，不只限於荒年，一時之間，禁酒爭論此起彼落 (方苞等支持禁酒，孫嘉淦反對，建議改用葡萄、梨、棗、柿子、菊花等造酒。部分地方督撫亦反對禁酒令)。到嘉慶，禁酒已被認為無法成功，朝廷遂默許燒酒生產及販賣，並將其納入徵稅範圍，變相促進燒酒生產與流通合法化。

明清時期，燒酒技術日漸普及，燒酒被社會廣泛接受，連帶生產數量迅速增多。當時「河北五省」消費燒酒最多，五省分別是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皆是位於華北平原上的主要農業生產區。越來越多糧食用於燒酒，在人口快速增長但糧食產量難以有效提高的情況下，糧食價格勢必上漲。崔憲濤因此說：「清朝糧食價格從康熙中期至嘉慶、道光，按白銀來計算，其價格始終是不斷上漲的。」(＜清代中期糧食價格發展趨勢之分析＞)

清朝禁酒未能取得預期成效，計其原因有二：(1) 飲酒成為清代以來各社會階層的普遍習俗，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宮崎市定說：「宋以後固然貴族之家有特別好的美酒，同時民間也出現了足以和它媲美的名牌好酒。沒有糟房的平民，只要投一把銅錢，也可以和廟堂上的大官們一樣地嘗到美酒」，見《宮崎市定論文選集 (上卷)》。(2) 造酒及販酒有利可圖，交易往往帶來龐大利益 (除了燒酒本身，造酒時產生的副產品同樣可獲利，如酒糟可以作為藥用或飼料、肥料等。造酒也可提升原本價值較低的農作物的市場價格，如高粱)。

明清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災害群發期，對農業高度重視，以及應對災荒的憂患意識，是影響康雍乾推行禁酒的關鍵。自禁酒推行以來，朝廷一直遭受多方面的抵制和反對，致使其禁酒態度慢慢由堅決到曖昧再而放棄。復添以地方「屢禁不絕」，直隸、河南、山東、陝西、江蘇、四川、湖南、安徽等，私下造酒風氣盛行。禁酒卒之功敗垂成。

[參考資料]

崔思朋、仲偉民，＜清代禁酒與糧食問題＞

我們身處怎樣的社會？

一個意見表達自由受到尊重的社會，任何人透過任何媒介發表自己的意見，必不被阻止，也不會遭恐嚇。若有人採用漫畫形式表達自己對政府政策的不滿，而遭到當權者鋪天蓋地的指責，終致失去發表的平台，意見表達自由即受到限制，即意見表達自由遭侵犯。

一個人民至上的社會，當權者對人民所表達的意見再不滿，都必須採用冷靜理性的態度嘗試進行溝通，繼而說服對方改變想法。其必不能採取滅聲禁言的做法，因人民無權，彼有軍隊、有警察。動輒將人民發表意見的渠道毀掉，只許頌讚，不許批評，這是統治者既得利益至上，人民反被奴役。

一個真正重視人的社會，其必不會藉紀念某人的死亡，教人始終堅持某執政黨的領導，堅持某種政治制度及原則。紀念本身就是目的，如果利用紀念作為手段達至另一些目的，紀念即不成為紀念，而為消費某人，或抽某人的水。原來那人的重要性遠不如某執政黨、某種政治制度及原則，那人不被重視，可想而知。

在西歐國家，報章刊登政治漫畫諷刺時弊是常態，中學唸世史時，不是看過有個小孩沒穿衣服瑟縮一角嗎？原來是諷刺一戰後的德國。還有那黑熊扭著火雞的頸項，指俄國對鄂圖曼帝國虎視眈眈。以政治漫畫挑起人民不滿，予以禁制，可謂奇事，聞所未聞。彼可找另一些漫畫家按彼的意思畫，輿論恫嚇大可不必。

蔣介石當年也是高度紀念孫中山逝世的，刻意在中山靈柩前撫棺慟哭，又把靈柩運回南京安葬。可是，國民黨人心知肚明，他是替自己成為總裁鋪路，以後國民黨內只有他繼承國父遺志，誰敢挑戰？紀念某人的離世，不應該別有用心，否則是對死者大不敬。

強強對壘，和波收場

歐聯四強首回合，皇馬主場和曼城 1:1。

賽前皇馬中場卻奧斯、摩迪、前鋒賓斯馬年過三十，相比之下曼城人腳稍為年輕，後者被看高一線。不過，尼敦艾基因傷缺陣，這位荷蘭中堅，防守盡職，助攻亦出色，幾乎場場成為曼城後防不可或缺的一員。今仗缺陣，代之以艾簡治，艾簡治不慣踢左閘，右閘由基爾獲加負責，他已有多場不是正選上陣。曼城後防有隱憂，為取勝添上陰影。

開賽初段，曼城一貫地傳控，迪布尼、洛迪、根度簡多次射門，被皇馬門將、隸屬比利時國家隊的古圖奧斯撲出。賀蘭表現一般，一次攻門，敵不過對方守衛阿拉巴。阿拉巴亦有來頭，尚在拜仁時，時任教練的哥迪奧拿，經常安排他司職中場，協助組織攻勢和串連中後場，這位最佳左翼衛，到了皇馬打後衛，依然稱職，賀蘭錯失黃金機會。

和曼城不同，皇馬集中打防守反擊，其中卡馬雲加、雲尼素斯年僅二十多歲，不時在右邊以快速姿態突襲發難，殺曼城後防一個措手不及。皇馬唯一入球，便是來自雲尼素斯的遠射。雲尼素斯傳中賓斯馬，被魯賓迪亞斯阻截。

曼城失第一球後開始加緊迫搶，但賀蘭被釘住，基利殊也要時常回防，終至下半場，憑藉迪布尼優秀的個人能力，加上根度簡牽引對方球員造出空位，曼城破蛋，追和 1:1。

曼城後防堅固，但前場組織滲入不夠，射門亦顯得無力，常被門將沒收。皇馬方面，下半場幾乎控制戰局，不斷進攻，無奈打穿不了曼城防線。兩隊會在 5 月 18 日次回合再決一勝負。

中國酒簡史

早在商周時代，中國人已開始釀製黃酒。黃酒，顧名思義，其色澤呈黃色，主要以稻米為原料釀製，也可用黍米、小米、玉米，是一種糧食酒。和白酒不同，黃酒沒有經過蒸餾，酒精含量相對較低。

農業發達，五穀豐收，黃酒因而大量釀造，酒器也款式多樣。劉邦項羽鴻門宴喝的是黃酒，曹操劉備煮酒論英雄喝的是黃酒，甚至李白杜甫喝的都是黃酒。今天馳名中外的紹興花雕，便屬於黃酒，用優質糯米，上好的酒麴加上當地泉水，按古法釀製再窖藏數年而成。

相比之下，白酒歷史較短，普遍認為源自元朝。李時珍《本草綱目》有以下記載：

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曲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辛、甘、大熱、有大毒。過飲敗胃傷膽，喪心損壽，甚則黑腸腐胃而死。與薑、蒜同食，令冷水、綠豆粉解其毒。

白酒，又名燒酒，製酒過程中，用到蒸餾技術，對酒精進行提純，使得酒的濃度大為提高，口感亦要比黃酒強烈。元人忽思慧《飲膳正要》提到「阿剌吉酒」：

味甘辣，大熱，有大毒。主消冷堅積，去寒氣。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

《本草綱目》指火酒即阿剌吉酒，該是二名同謂。阿剌吉一詞，一說為「阿拉伯」的諧音，一說為色目人語言中「出汗」的意思。由此可知白酒非來自中國本土，乃中西文化混合的產物。

阿拉伯人發明了蒸餾酒技術，成吉思汗孫子旭烈兀發動西征，滅掉阿拉伯帝國，帶走了蒸餾酒技術，並將之東傳。從此酒精蒸餾技術融入中國傳統，酒精度數更高的白酒，使彪悍的蒙古人為之風靡，飲酒之風更加酷烈，數位元朝皇帝因酗酒而死。

不過，白酒在漢人士大夫階層傳播畢竟有限，士大夫欣賞釀成黃酒的上等工藝。至於一般老百姓，所飲多為米酒、果子酒。他們不愛高烈度的酒。

自宋代起，政治、文化、經濟重心南移，致使黃酒生產集中於南方數省。蒙古人在大都 (今北京) 建立元朝，令燒酒在北方迅速普及，黃酒生產逐漸萎縮。南方則飲燒酒者不如北方普遍，黃酒生產得以保留。元朝滅亡後，明代上流社會品鑒酒類，仍以黃酒為主，他們根本不把白酒放在眼內。有文人還宣稱燒酒有毒。名門望族保持對葡萄酒的愛好，白酒淪為供底層窮人飲用。

黃酒雖佔主流地位，但其釀造原料畢竟是大麥小米，用途優先作為主糧，易受戰亂饑荒糧食緊張影響。白酒釀造原料為高粱，是不適合直接食用的穀物，卻非常適合釀酒。發展至清乾隆時期，北方白酒生產量已超過黃酒，《清高宗實錄》有「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孫嘉淦＜請開酒禁疏＞有「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皆為明證。

晚清以後，黃酒產量逐年降低，但仍是士大夫們心愛之物。民國北洋政府設宴，依舊用上等黃酒招待客人。白酒產量大，始終贏不到高消費群體偏愛。

周杰倫嘉年華演唱會，給樂迷重拾成長回憶

周杰倫再次在香港舉行演唱會，吸引不少 80 後、90 後捧場。當年聽「姐卵」的學生哥學生妹，現在或為人夫人妻，有些更是子女的父母，即使稍有不幸，感情失意，亦已於社會上有一崗位，要之，都不再是學生身份。「姐卵」本人，也有幸福家庭，縱橫大陸，昔日嗓音早已不再，卻多了一份歲月迫成的成熟。

演唱會以嘉年華做主題，《斗牛》的籃球舞成為焦點，但對鐵粉們來說，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一段段年青回憶的勾起，才是扣人心弦。《安靜》、《開不了口》、《龍捲風》、《不能說的秘密》、《七里香》……原來不知不覺，這些歌已有廿年歷史，復看到螢光幕播放的年青少男，對比台上充滿佬味的「哥哥」，雖同是一個人，卻教人百感交集，感觸莫名。

5 月 5 日首場，周杰倫在台上自彈自唱以前寫給緋聞女友蔡依林的《說愛你》。他更用辛勤苦學的廣東話，唱出寫給陳小春的《獻世》。「寧願失戀亦不想失禮，難道要對著你力歇聲嘶，即使不抵，都要眼閉，我這種身世，有甚麼資格，獻世」，想當年，在 K 房中，這首歌陪伴無數人經歷失戀、苦戀，小春因而有「失戀王」的稱號。今時今日，作曲人演繹，大家的反應不是說他咬字不正廣東話半咸淡，而是清一色讚好，讚好背後，自然是因為《獻世》乃無數人的成長印記，周杰倫用他的音樂才華，成就了台下一代甚至幾代人。

周杰倫的曲配上方文山文學水平極高的詞，首首歌堪稱藝術品。時光流逝，很多歌都被遺忘，猶如周杰倫連《浪漫手機》都忘掉了，但神奇的是，每當音樂響起，歌詞的片言隻語總會喚醒你腦海殘存的一塊，「依首歌我記得聽過架……雖然我唔記得歌名，但我係有聽過」，演唱會中的你我他，多少有類似的感受？

還記得黎明前幾年開演唱會，一群在九十年代讀書成長的叔叔、姨姨異常興奮，於社交媒體瘋狂洗版，彷彿以身處演唱會當中為自豪。今天，也有一群哥哥、姐姐以身處周杰倫演唱會自豪。和黎明一樣，周杰倫已成為某部份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聞已是曲中人」，現在再聽「就是開不了口讓她知道，就是那麼簡單幾句我辦不到，整顆心懸在半空，我只能夠遠遠看著，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個人已經不是我」、「你已經遠遠離開，我也會慢慢走開，為什麼我連分開都遷就著你，我真的沒有天份，安靜的沒這麼快，我會學著放棄你，是因為我太愛你」、「飄落後才發現，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麼撿」，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遺憾的是《四面楚歌》、《飄移》一類說唱作品未見蹤影，但這並無損大家的興緻。由中學時在 Sing Con 聽師兄唱《龍捲風》認識周杰倫，今天的我已不年輕，人到中年了，也因為中年情結，才會對如此一個演唱會，特別有感覺。

王德峰談仁心與程朱陸王分歧

王德峰認為，孔子的仁不是一個概念，而是生命情感的真相。我們親身感受過父母親給我們的關愛和恩典，在父母親的關愛和撫養下長大，如果不去予以回報，我們的心將會不安。孝親之心 (仁的一個面向) 因此而來。仁不是來自我們的頭腦對這一份道理的認識，而是來自我們對父母親給我們恩典的親身感受。由於有這份親身感受，我們就要去回報，而不回報會心不安。王氏此番見解，等於承認仁為一道德情感 (moral feeling)，同於港臺新儒家唐君毅以「真情實感」釋仁。

所謂心學，不等於心理學，也非生物學中對心臟、意識的研究。這個心，雖然存在形骸間隔，但又是連在一起。我們看到小孩掉到井裡，會驚恐哀痛。聽見鳥獸哀鳴，會不忍卒聽。看到植物，花草被踐踏，我們會憐恤。人心能感通萬物，故成其為心。憑藉此心，中國開出道德的宇宙。人生命情感的核心是仁，仁心感通萬物，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程明道說：「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另一港臺新儒家牟宗三特別喜歡這句話，以「感通」/ 「疾痛相感」作為「天人一也，不必言合」的關鍵。牟宗三弟子盧雪崑教授言仁非冷冰冰，而是活潑潑的，「一個個個體手拉著手聚在一起」。王德峰的意見和牟宗三有契合處。

中國大陸學者講儒家，或只認有政治儒學而視心性研討為歧出，或採西方思辯哲學的立場，認仁心只為一假設 (postulate)，王氏不隨主流，另闢蹊徑，而又對文本有相應的了解，相當難得。

王氏講程朱、陸王的分歧：

「程朱理學指點了一條什麼路。先從世界上的各種事物當中去領會到天理，然後把它說明白讓全體中國老百姓都懂它，然後來克服自己的個人私欲……程朱理學問題出在哪裡？天理如果在人心之外，在人心之上，脫離人性，那就是僵死的教條，它沒有力量……陸象山，王陽明發現程朱理學走的路不對。把天理高高在上的端在那裡，向老百姓解釋清楚，然後大家去服從他。這個天理就成了僵死的教條。天理在哪裡？在人心裡。」

「朱熹的理學讓我們用頭腦去理解天理，然後再訴諸生命實踐。但我們頭腦中理解了一種道理，但它不可能成為我們生命實踐的動力。生命實踐的動力來自我們的心，就是生命情感。驅使我們去行動的是情感的力量，情感發自於心。」

「頭腦和心有區別。在頭腦裡邊活動的是概念、判斷、推理，在心裡邊活動的是生命體驗，生命感受。我們頭腦中的概念、判斷、推理是不可能把我們心中的生命情感給消解掉。」

牟宗三批評朱子，謂其「思路也有點類乎柏拉圖的型態」，以講知識的態度來講道德 (《中國哲學十九講》)，令道德實踐動力減殺，同於王氏。至於馮友蘭學生金春峰「朱陸的分岐所在，並不在朱是『理學』，求『理』- 道德性理於心外……實際上，兩者都是講『道德本心』的」(＜朱熹與陸象山「心學」與為學方法之異同 – 幾點觀察＞)，王氏不以為然。

[參考資料]

王德峰，＜王陽明心學及其現代意義＞講稿

王德峰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復旦大學哲學系王德峰教授談馬克思，常言馬克思藉歷史唯物主義發動了一場哲學革命，顛覆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理性存在論。這場哲學革命發端於《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概括表述在 1845 年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有別於黑格爾把全部現實世界理解為出自意識的知識本性的「物件世界」，馬克思認為，一個真實的世界，比由知識所構造的「物件世界」廣闊得多，也根本得多。它是使「物件世界」、構造「物件世界」的「純粹活動」、以及作為知識的意識 (即「認識主體」) 成為可能的世界。胡塞爾後期予以承認的「生活世界」，庶幾近之。

馬克思讓被「物件世界」遮蔽的「生活世界」得以呈現。「生活世界」具有若干特徵：(1) 非理性的、感性的，因此絕不可能被還原到理性的知識構造中去；(2) 具有歷史性；(3) 一切以理性法則建構的科學 (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皆以它為真正基礎。

人們誤以為理性知識便是全部生活的基礎，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及其表述不能有真知。實情是，人並非作為某種給定的主體 (如理性主體) 而存在，理性是在人的感性活動的異化中產生，而與感性對峙的。理性慢慢建立霸權，對感性的歷史真實內容進行褫奪，結果形成「離開實踐的思維」(純粹理性) 對真理領域的霸佔。

自然科學的物件和目的，即理性知識的物件和目的，是從人的感性生活的歷史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人的感性生活領域，可名之為「社會存在」，以物質生產關係為內容。封建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都是物質生產關係的一種形式。近代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離不開資本運動 (工業和商業) 的蓬勃。

物質生產關係不是理性的結果，而是在人改變自然的感性活動中逐漸形成起來的社會生存條件，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歷史方式。一切政治權力和法的權力，都是前理性的東西。對前理性的東西進行理性論證，建立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並把這種論證本身偷換為被論證的東西的根源，以為有合符理性的天賦人權存在，都是未弄清楚物質生產關係是什麼一回事。

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知識」絕非實證意義上的「直接的經驗知識」，而是對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一種把握與描述，姑且稱之為「歷史科學」。

王教授挪用歐陸現象學的理論資源來重新解釋馬克思，可謂創新至極。著重人的感性活動，此也令馬克思和儒家 (孔子講仁情) 有對話空間，有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不過，有幾處地方值得深思：

a. 馬克思對物質生產關係的理解，是否同於胡塞爾的「生活世界」？

b. 物質生產關係是歷史產物，不等於其就是應該存在。畢竟指引權力及資源分配向一更人道、更適切的方向邁進，是有必要的，此正是規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價值，不能一筆抹殺。

c. 理性認知活動依賴於物質生產關係，這是從「發生歷程」講。可是，從「內含品質」看，理性認知活動自成一獨立領域，有一超離於封建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共產主義所有制的客觀獨立的標準，足以判別哪種是科學，哪種不是。吾人不能說資本主義科學的標準不適用於封建所有制時代。

[參考資料]

王德峰，＜從「生活決定意識」看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的性質＞

呂思勉著作豈只抄書

有謂呂思勉的著作只是抄書，近日讀其《隋唐五代史》，不時發現精闢卓見，今嘗試分享一二。

在談到安史之亂時，教科書總會說李林甫為杜絕邊將入相之路，向玄宗建議用胡人為節度使，此讓安祿山有機可乘。呂氏對此不以為然，他說：

平心論之，中國政俗，皆尚和平，承平之時，武備不得不弛……自「五胡亂華」以來，以漢人任耕，而以降附之外族任戰，其策亦迄未嘗變。故唐初雖有府兵，出征實多用蕃兵、蕃將，此實非玄宗一人之咎，歸獄林甫，尤近深文。惟天寶之時，偏重之勢太甚，君相不早為之計，而徒荒淫縱恣，耽寵怙權，則神州陸沉，固不得不任其責耳。

按呂氏意見，用胡人從事軍事行動，非始於玄宗及李林甫，中國亦確有需要使用蕃兵、蕃將。玄宗、李林甫之過失，在兩方面：第一，太過倚重胡人，所謂「偏重之勢太甚」。第二，未有及早商討對策防患未然。

述及開元、天寶年間的對外形勢，呂氏精準看出

唐所視為大敵者，實為突厥與吐蕃也。

唐朝於是把兵力集中在西北兩邊。

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馭之亦較嚴；朔方、河、隴，多以宰臣遙領，或將相出入迭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過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

東北方面，

奚、契丹雖桀驁，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人視之較輕，所用節將，惟張守珪出於精選，亦僅武夫，不知遠慮，而安祿山遂乘之，盜竊兵柄矣。

這樣看安祿山的崛起，實在一新耳目，從宏觀看出局部。

不過，最精彩當數以下一段：

案陳玄禮，《舊書》附《王毛仲傳》，云：祿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其為豫謀可知。《楊貴妃傳》云：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韋見素傳》謂玄禮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肅宗張皇后傳》云：百姓遮道請留太子。宦者李靖忠啟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張后時為太子良娣。靖忠者，李輔國本名，《宦官傳》作靜忠，護國則肅宗即位後賜名也。《宦官傳》謂其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又《建寧王傳》，謂是謀也，廣平、建寧，廣平王俶，即代宗。建寧王倓，肅宗第三子。亦贊成之。則驛門之圍，遮道之請，東宮皆與其謀可知。《貴妃傳》言：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其說之信否未可知，然太子與諸楊間隙之深，則可見矣。

透過慎密的考證，高度的歸納、綜合，呂思勉得出馬嵬驛兵變及楊妃一族被殺，乃東宮早有預謀，出自太子李亨剷除政敵的意思，非偶然發生的意外。太子留下殿後，輾轉北上靈武稱帝，亦是按照事先安排的劇本進行。今天許多史書論及此節，皆輕輕帶過，遠不如呂氏鞭辟入裡。

何以李亨要去靈武即位？原來靈武就是朔方，呂氏說：

圖恢復者必藉兵力。天寶時，兵力萃於西北，而河西、隴右皆較遠，肅宗西行，必之朔方者，勢也。

朔方節度使是郭子儀，郭子儀推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二人合作平亂。郭、李不是平白無端走出來勤王，而是肅宗有意利用朔方兵力意圖恢復在先。此層只有呂氏看得通透。

書中尚有很多獨到見解藏於字裡行間，誰說呂思勉只知抄書？恐怕是未讀得透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