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09 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6 年進入北京大學。1918 年，受民主、科學新思潮影響，與羅家倫、毛子水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氏未幾更成為著名學生領袖。五四運動期間，他擔任遊行總指揮，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及後受胡適影響，退出學運，返回書齋。

大學畢業後，傅斯年獲推薦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1923 年轉赴柏林大學人文學院。遊學六年半，對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比較語言學等皆有鑽研。1926 年應國立中山大學聘請回國。

傅斯年在國立中山大學出任教授、文學院長，兼文學、史學兩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後，出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往後的日子，他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桃李滿天下。抗戰爆發，史語所遷入昆明，傅斯年亦開始參與政治。細按傅氏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擁護蔣介石 (支持北伐、清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也贊成對抗日本。

傅斯年一度兼教北京大學，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並於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上發表政論文章。《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從歷史角度詳細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 年隨史語所遷至台北，任台灣大學校長。

四六學潮，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台大學生，時任校長的傅斯年，曾向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晚年因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1950 年在一次講話中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享年 54 歲。

傅氏治學，恪守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尤其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撰有《性命古訓辨證》，還有我們現在即將介紹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是傅斯年有關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論文集，共收入五篇代表作：＜夷夏東西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傅氏 1929 年開始撰寫，因時局動盪，公務繁忙，未能完成。可是，其學生何茲全仍高度評價全書：「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榮譽。」

在全書開首的序文，傅氏已提出一精闢的觀察：

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

扼要言之，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或以前，政治中心的對峙主要表現為「東—西」，由「東—西」轉為「南—北」，始於東漢末年。

在＜夷夏東西說＞，他進一步指出，東西對峙的局面，歷秦漢而未改：

且東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戰國以後數百年中，又何嘗不然？秦并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瞭。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面。然而這是漢魏間的新局面，憑長江發展而生之局面，不能以之追論三代事。

周公在上古史可謂一傳奇人物，在＜周東封與殷遺民＞，傅氏別出心裁地將其事跡與清初史事相提並論，加以比較：

周公之在周，猶多爾袞之在後金。原武王雖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國。武王初崩之歲，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勢之危急，有超過玄燁既親政後，吳三桂等之倒戈而北。蓋三藩之叛，只是外部問題，周公時之困難，不僅奄淮，兼有三叔。

三監亂平，周公營建洛邑，傅氏指出：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

全書尾聲，有一附錄，名為＜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其中提到：

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清中葉今文家的經世之論，旨在匡時濟世，改革政治，焉能用「荒謬物事」名之？由此見傅氏對學問有某種偏見。

他又說：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萊布尼茲以來的。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 (子家) 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此後來直接影響胡適改「哲學史」為「思想史」。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於西戎。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魯之儒家，迂而執禮。齊之儒家，放而不經。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把秦同於西戎、看出齊魯兩地有分歧，鮮有學者能道出其所以然。

所謂秦漢帝國，予以解剖，即

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於文化上發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至於東周與西漢的歧異，傅氏說：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 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 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 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 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他所提的判準能否成立是一回事，但能夠如此提出，已經非常了不起。

胡適讚揚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李敖則從公共知識分子及自由主義者的角度稱許傅氏：「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從胡、李的話，可窺傅斯年人格之一斑。

車路士踢得沉淪，熱刺僥倖取三分

英超倫敦打吡熱刺主場 2:0 贏車路士全取三分。熱刺今場以哈利簡尼、古路錫斯基和列查利臣擔當前鋒。列查利臣世界盃的倒掛令人印象深刻，但回到英超賽場，表現並不算好。慶幸哈利簡尼是有射手觸覺的高質素射手，古路錫斯基亦相當勤奮拼搏，熱刺的攻擊力算是保住。後防線方面，熱刺一向有「漏水」問題，但羅美路、迪亞等仍是相當出色的中堅，儘管羅美路比較暴躁，容易挑釁對方球員。

相比之下，樸達領軍的車路士可謂「攻又唔得，守又唔得」。前鋒線雖用過億買了烏克蘭翼鋒梅迪歷，但今場只放在後備。一個前鋒，三個攻擊中場，夏域斯把握力嚴重不足，最近龍門的一球，竟然連篤波入網都做不到，史達寧明顯已過了全盛期，事實上，他和奧巴美揚一樣，奧巴當年在多蒙特是神射手，與米希達利恩齊名，史達寧前幾年在曼城表現也非常好，但二人今季在「車仔」，已不復當年勇，不提舊史基本上不知二人曾經是射手。祖奧菲歷斯從馬體會借來，有射門能力，但「車仔」失第一球，就是因為他未有緊貼阻止史基比引球射門，此絕不可能是施蒙尼領導的強調防守反擊的馬體會的作風。

防守方面，「車仔」用人釘人戰術，熱刺球員能造波的空間不多，所以嚴格講，熱刺都踢得不好，處處受制。惟「車仔」百密一疏，前有祖奧菲歷斯，後有孫興慜斬角球出來，「車仔」球員竟走漏了哈利簡尼，如前所講，他是有射手觸覺的，和德甲拜仁的梅拿相似，球一落到他腳下，輕輕一「逗」，順勢入網。樸達欲哭亦無淚矣！當然，有指用矮小的孟治看守高大的迪亞，看守不住，令迪亞有機會二傳遠柱的哈利簡尼，方是致命傷。要之，「車仔」防守的疏忽讓本身有攻擊能力的熱刺有機可乘。

杜曹被炒，樸達走馬上任，很多人都認為要給他時間，重整球隊。然而，打到現在，近十一場賽事只有一場勝仗，錢是花了，效果欠奉，「車迷」賽後忿忿不平，甚至有在賽事未完就忿而離場者，這完全是可以理解。

坦克格治軍有道，紅魔在歐霸淘汰巴塞

歐霸次回合曼聯 2:1 淘汰巴塞晉級。坦白說，曼聯上半場踢得並不好，儘管安排狀態大勇的華舒福打正前鋒，近幾場沒入球的韋賀斯退後打攻擊中場，落到場上，華舒福仍然傾向在邊線發難，類似翼鋒，而漂亮射門則不見蹤影。另外值得一提是，上半場曼聯傳球成功亦不佳。真正出現逆轉，是在入更衣室後。

曼聯領隊坦克格，出了名在更衣室會破口大罵球員，他有沒有訓斥，不得而知。不過，這位教頭亦確實「巴閉」。早於 2017 年領軍荷蘭冠軍球隊阿積士時，已取得多次勝仗。據資料顯示，2019 年他帶領阿積士再次闖入歐冠準決賽，對上一次要追溯到 1997 年。同年，阿積士奪得荷蘭盃及荷甲冠軍。下半場協助曼聯取得入球的巴西右翼鋒安東尼，便是阿積士年代由坦克格一手提拔。

下半場開賽未幾，費特的扳平很重要，令全隊士氣恢復。巴塞多次進攻，但曼聯的前場逼搶做得充足，後場防線也相當堅固，巴塞無可乘之機。至於安東尼那球，射得漂亮。相比之下，巴塞前鋒利雲度夫斯基便不免綁手綁腳。

今天的巴塞，領隊是沙維，沙維、恩尼斯達、法比加斯想當年是巴塞的鐵三角，哥迪奧拿 Tiki-taka 踢得成功，三人功不可沒。然而，離開綠茵場，成為教練的沙維，似未能將成功方程式重新複製，整場波亮麗的俾波走位，猜散對方防線製造空間入球，幾乎完全不見。只知傳控，不懂造波入網，是巴塞的結構性問題，迄今仍無法解決。

網上流傳一幅照片，大戰前夕，坦克格竟與「費爵爺」(費格遜) 共晉晚餐取經。坦克格直言：「(今次晚飯) 收穫豐富，我十分享受與學識淵博及經驗豐富的人聊天。他分享了很多，曼聯是屬於他的球會，他希望支持我們。我們度過愉快的一頓飯，我期待下次與他見面。」曼聯能夠擺脫消沉，踼出霸氣，是有原因的。

為亡友傳薪，「迪柏之舞」高唱「我們他朝都會成為鬼魂」

Andy Fletcher 去年五月離世，令人擔心殿堂電子組合 Depeche Mode 的音樂前路。這隊由八十年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樂隊，慶幸毋忘初衷，很快便走出陰霾，重新出發，儘管核心成員只剩下兩人 Martin Gore 與 Dave Gahan，他們將於三月二十四日推出全新唱片《Memento Mori》，並展開一連串巡迴演唱，首推單曲則有《Ghosts Again》。

Memento Mori 為拉丁語，意思是「勿忘你終有一死」，源自中世紀西方基督教對死亡的反思。以此為專輯名，可見 Andy Fletcher 之死為 Depeche Mode 是次創作提供靈感。最新單曲有若干歌詞：

Hellos, goodbyes, a thousand midnights

Lost in sleepless lullabies

Heaven’s dreaming

Thoughtless thoughts, my friends

We know we’ll be ghosts again

充分反映二人對舊隊友的思念。事實上，Dave Gahan 接受英國流行音樂雜誌《NME》訪問，便說：「他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首歌，這讓我很難過，因為這張專輯中的歌曲，我知道他會說，『這是我們多年來擁有的最好的東西。』我能聽到他的聲音。我還能聽到他說：『每首歌都必須是關於死亡的嗎？』」雖死猶生，此或許是新專輯的最大意義，也是二人對舊隊友音樂信念的延續。

《Ghosts Again》歌詞悲傷憂鬱，但曲風卻偏近愉悅歡樂，尤其是中段和末尾的 synthesizer solo，充滿新浪漫氣息，教人想到八十年代初出道的 DM，也彷彿 Andy Fletcher 在天堂演奏著，與人間的隊友來個精彩合作。Dave 不諱言：「對我來說，《Ghosts Again》恰好捕捉到了憂鬱與歡樂的完美平衡。」可見《Ghosts Again》是他們的得意之作。

人難免一死，死後有無另一世界，不得而知，但至情至性的人，多少渴望有，因為這樣方可以與逝去者重聚。Andy Fletcher 的離開，令筆者想起《超人 ACE》中的南夕子。南夕子本來與北斗星司是好拍擋，二人必須合體，才可變身成超人，保衛地球。惟夕子是月球人，必須回到自己的家鄉月球上去，星司日後只好代南夕子承擔其責任，兩人變身亦轉為一人變身了。刻下的 Martin 與 Dave，也是在為亡友傳薪，繼續其對音樂的熱誠，雖然二人臉上都已滿佈歲月的痕跡。

《Meteora》廿周年，Linkin Park 推新單曲

自從主音 Chester Bennington 去世後，Linkin Park 再沒有推出新唱片。適值當年大熱專輯《Meteora》面世二十周年，有關方面為隆重其事，決定推出 3CD 《Meteora》特別版。內裡除了收有《Meteora》的唱片，還有從未曝光的 demo，以及一些現場演出。不過，要數到「公園迷」最引頸以待的，莫過於全新單曲《Lost》，這是碟內唯一一首新歌，而且有 Chester 的聲音。

據官方介紹，《Lost》在 2002 年已初步錄製完畢，本來打算放到《Meteora》中，卻基於種種原因，延遲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才問世。主音兼結他手 Mike Shinoda 表示，找到《Lost》猶如找獲一張自己昔日拍過最喜歡卻早被遺忘的照片。它過往在等候適當的時間去展示它自己，現在正來得及時，因為許多樂迷都懷念起 Chester 的歌聲。

就曲式和音樂風格論，《Lost》開首的電子 intro 令人想到他們一首大熱作品《Numb》，全曲充滿 Nu Metal 風格，洋溢著早期 Linkin Park 的氣息，作為他們的忠粉，對這首新單曲應該不會失望。

Linkin Park 初出道以《Hybrid Theory》走紅，往後他們雖然出版了很多唱片，但要數到最受歡迎，影響力最大，必然是 2003 年的《Meteora》。遙想當年，還有 Limp Bizkit 和 Amy Lee 領軍的 Evanescence，同樣大玩新金屬音樂及說唱搖擺，唯獨 Linkin Park 憑藉易記的旋律和 Chester 獨特的唱腔，成功在樂壇佔一席位，不只在美國，更於英國發光發亮。Live in Texas 是他們一次非常精彩的演唱會，惜可一不可再。

事隔二十年，Chester 已然遠去，昔日著迷於 Linkin Park 音樂的人，不少已成為他人妻子、丈夫，不復再有特立獨行、棱角分明的一面，此一時候，《Lost》的出現，會否令大家重拾初心，記起當年曾經離經叛道、歇斯底里地大叫的那個自己？

胡適從「哲學史」到「思想史」的轉變

在＜從哲學史到思想史 – 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中，王汎森指出，胡適中年以後逐漸疏離「哲學」，呈現出「去哲學化」的傾向。此一轉變，部份是受到傅斯年影響，另外則與當時的西方思潮密不可分。1944 年底到 1945 年在哈佛的開課大綱《中國思想史大綱》，尤其能夠反映箇中轉變。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胡適早年的成名作。然而，按照傅斯年的意見，《大綱》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胡適的小說史考證，才是第一流的著作。傅氏認為，中國哲學史當時西方漢學家已經有人寫了，況且用哲學來講中國思想本來就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方術」，任何用西方哲學的概念 (如倫理學、本體論、知識論) 來講中國思想，於古代思想不免有所增減，故此本身就是錯的。

傅氏與胡適分享：「我當方到英國時，覺得我好像能讀哲學書，甚至德國哲學書。後來覺得不能懂德國哲學了，覺得德國哲學只是一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現在偶然拿起一部 Hume 來，也不知所謂了。總而言之，我的腦筋對於一切哲學都成石頭了。我於這個成績，也很歡喜。」儘管其看法或受當時英美盛行的邏輯實證論影響，要之，胡適完全同意他，在 1926 年給傅斯年的回信中，他說：「這幾年我自己竭力學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學，不看西洋哲學書，把西洋人的蛛網掃去了不少，自己感覺很痛快，……這一層我很得意。因為我是名為哲學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飯傢夥丟了」。1927 年 5 月訪歐返國後，胡適索性以「思想史」稱呼自己的著作 (如《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開課也以「思想史」為名。

除了傅斯年的影響，三十年代前後西方思想界的最新動向，「維也納學派」嶄露頭角，維根斯坦和邏輯實證論興起，帶來了「取消形上學」乃至「哲學的結束」等說法。胡適多少受其影響，改為相信科學足以完全取代哲學。不過，必須申明的是，「維也納學派」仍給哲學保留一位置，哲學可對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及概念進行語意學及邏輯的分析，其尚未走到胡適要「哲學關門」如此極端。

胡適從「哲學史」轉向「思想史」，宣稱自己非「哲學史家」而是「思想史家」，反映他整個學術觀點的一個變化，即靠近史學、漢學而輕哲學、理論。事實上，他特別喜歡朱熹「甯煩毋略，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此處指的都是史學性的工作，而非哲學性的工作。在沒有發表的《中國哲學小史》的引論裡，他甚至揚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做」「含有歷史性質的哲學概論」。

以史料批判為中心做哲學史，王氏認為，胡適是受到康乃爾大學的西洋哲學史老師枯雷頓 (J. E. Creighton) 影響，枯氏主張寫哲學史該重視史料、時代背景、思想發展的時間次第，倘無這些東西，寫哲學史是不可靠的。以《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為例，書中胡適表現出對史料的批判是非常強烈的，有極深刻的疑古精神。他重現學派的系統、傳授和源流，批評舊書體例不清，要恢復各家學說的真相，「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都是不行的，這些東西在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裡面都沒有。如何知悉胡適受到枯雷頓影響？一個旁證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汲汲於講「生物進化論」，而枯雷頓寫西洋哲學史時，特別重視進化論在近代西方哲學上的作用。

1944 年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特別強調「發生學的方法」：任何學說都是一個發生學的過程，不是一個靜止的、不變的東西，它有個過程，一個發生的過程。因此，以為道理是靜止不變的東西，像古代論述經書般，是錯誤的。

細緻言之，《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與《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分歧如下：

(1) 仍舊對史料持批判態度，卻沒有像原來那麼激烈，敢於引用《左傳》、《尚書》中的材料；

(2) 談及許多考古發現裡面跟思想有關的東西，注意那一段時間古代考古發掘方面的思想史意涵的影響；

(3) 大量引用考古材料講北京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因考古中未出現夏代文物，故並未提及夏代，因商代考古發現豐碩，寫商代的部分很多。

(4) 詳細講述先秦諸子的宗教與思想背景；

(5) 非常重視所謂中古的「印度化運動」。講中古佛教進來以後，中國人的整個世界觀、時間觀、人生觀等重要的變化。

過去，有人認為胡適沒把哲學史中卷寫下去，是因為被佛教卡住了，沒辦法像處理先秦諸子那麼得心應手，但王氏覺得，還有另一層原因：胡適整個學術觀點已經變了。他不想續寫「哲學史」，而要轉寫「思想史」。

以往寫「哲學史」，出發點是西方哲學，用西方哲學的標準與規範來講先秦諸子。《先秦名學史》的序講得非常清楚，他要用西洋哲學裡面的邏輯學方法來復活中國先秦諸子裡面的邏輯思想，用很有邏輯的思想來改造這個民族沒有邏輯思維的習慣 (即用西方的邏輯學來檢討中國先秦的名學思想)。書中援引了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康德 (Immanuel Kant) 的哲學，蓋他相信東西哲學可以互相印證、發明。這是相信有一普遍的哲學在，與持「思想史」觀點者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由「哲學史」到「思想史」，顯示一種由 universal 漸變成比較重視具體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傾向。不是只要有幾個重要的階段，符合「哲學史」定義的才能寫，而是每一個時代的思想都值得寫。以中古時代為例，很多都是宗教的，佛教、道教或各式各樣的東西。在西方哲學標準下，完全不算成系統的、抽象的知識論 / 本體論，並不是「哲學」，卻是思想演變一重要部份，不可或缺。他寫「思想史」，主要是在做一個史學家的工作，把每一個時代的思想 (儘管不符合西方哲學的標準，不具現代價值) 變化寫下來。

由於胡適治學轉向史學考據，他慢慢不在中國哲學圈裡活動，變成史學、漢學圈裡面的人，乃勢所必然。他因而也疏離了哲學與思想的大問題，未有對抗日益熾烈的左翼思想。

徐復觀言「年來我所作的這類思想史的工作……主要是得力於『動地觀點』、『發展地觀點』的應用。以動地觀點代替靜地觀點，這是今後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須努力的方法。」(《中國藝術精神》) 注意思想發生和發展的基礎，在歷史中探索思想發展演進之跡，此與胡適後期的進路完全一致。

葛兆光寫思想史，強調庶民階層的思想 (《中國思想史》)，且說「它必然需要呈現不同文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環境，以及這些『環境』為何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想這些而不是想那些，為何是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什麼才是「中國的」思想史呢？＞)，重視思想的發生歷程，不以哲學家群體為單一標準，都與胡適相似。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

執筆之際，想起十七、十八年前，在荃濟讀中四、五時，官德祥師每喜在課堂上介紹學生讀吳晗的《朱元璋傳》。另外，太平天國方面，他必介紹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印象中，他推介不只一次，可見二書確有相當的史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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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綱 1901 年生於廣西貴縣。1930 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中文系，畢業後隨校長胡適學習考據學。1932 年開始研究太平天國史。1934 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任職助理員，從事研究工作。1936 年任助教，期間寫成《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史叢考》等著作。抗戰八年，羅爾綱先後寫成《湘軍新志》、《綠營兵志》、《晚清兵志》等，對晚清兵制有深刻研究。及後他專撰太平天國史，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籌建太平天國紀念館 (後擴充成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195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寫成《太平天國史》等書。1997 年 5 月在北京逝世。

羅爾綱擅長考據，在太平天國史料發掘、史事考訂上用力甚勤，他不諱言自己深受胡適治學態度和方法的影響。胡適倡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重視提出新見解、探索新領域，卻又強調有一分證據 (資料) 説一分話，這些都引導著羅氏的治學。不過，胡適不接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史觀，對太平天國的破壞性亦較看重，羅爾綱則認為太平天國的性質是貧農革命，其亦不時用唯物史觀解釋歷史。

《太平天國史》是羅爾綱於 1958 年夏天據《太平天國史稿》寫成的代表作。羅氏日夜埋首著述，全書體現出作者非凡的毅力，以及深厚的史學功力。書分四冊，一百五十四萬餘字，八十八卷。第一部分為「序論」，第二部分為「紀年」，第三部分為「表」，第四部分為「志」，第五部分為「傳」。

以下且於「序論」擷取若干精華，跟大家分享。

羅氏率先說明

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之一，是要正確說明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全書因此有一大宗旨，即

向讀者說明人民群眾是創造太平天國歷史的動力。

細緻言之，

太平天國的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還有與農民血肉相連的傭工、手藝勞動者、水手、陸路運輸夫、礦工以及走江湖的人們等等。

以金田起義為例，

就是人民群眾發動起來。那時候，洪秀全在廣西桂平、武宣、貴縣、平南、藤縣、象州、陸川、博白和廣東信宜這幾個州縣星羅棋佈的農村裡面進行革命活動，一人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從者具 (俱) 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會群眾與地主階級壁壘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陸川、博白等地的農民群眾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都圍聚起來向地主階級展開鬥爭，就掀起金田起義。金田起義的群眾，都是最貧苦的純樸的農民，他們成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骨幹。

不過，太平天國內部也有地主階級的代表，此人便是韋昌輝。

在天京事變的時候，韋昌輝奪取大權，向革命發動瘋狂的進攻。當時天京處在反革命恐怖統治中，太平天國政權，已經到了顛覆的邊沿。這是一場決定革命與反革命誰死誰活的大決鬥。人民群眾就奮然起來，「各眾內外，併合朝同心」，把韋昌輝誅殺，保衛了革命政權，保衛了太平天國。

不難發現，羅氏是站到人民群眾一邊，反對地主階級，視之為反革命力量，此乃唯物史觀的應用。

關於建都南京 (楊秀清的提議)，羅氏不以為然，他從軍事策略及歷史地理的角度分析，更贊成洪秀全原來建都河南的主張：

在攻克南京後，建立首都問題擺在太平天國領導者的面前。這一個決定革命前途的決策，要他們立刻作出決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張建都河南的，在長沙北出時，已採取過要到常德經鄂北出河南的行動。只因到益陽忽得民船數千，才改作順流而下。到這時候，洪秀全主張分軍鎮守江南，大軍向河南挺進，取河南建都。這一個主張，不論是在戰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針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確的。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論河南說：「河南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當時太平天國的革命形勢尤其如此。因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國之存在必待清朝滅亡後始可得人承認。清室存亡當視北京之能守與否為斷」。而太平天國要攻克北京，就必須先取河南，建立臨時的首都。這樣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敵人首都的大門口，隔著黃河遙遙對峙，擺開進攻的形勢，然後用全力向北京進攻，大軍渡河，有了一個鞏固的大後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於不敗之地，而根據當時雙方形勢判斷，北京又是斷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慮這問題時，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國擁有一萬多艘船隻，滿載數不盡的輜重，進入了資源豐富，龍蟠虎踞，號稱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國歷史，知道南京「局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歷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據的皇朝，結果沒有不遭滅亡的。所以他不從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來看問題，而從革命的根本大計來著眼，提出分軍鎮守江南，大軍取河南建都的主張。可是，楊秀清卻採取了老水手的建議，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國興亡史上，鑄成了大錯。

至於孤軍北伐，更是楊秀清一大錯，他說：

孤軍北伐，是楊秀清在建都問題鑄成大錯之後，又一次大錯誤，楊秀清既定都南京，就應該用全力來先平定東南，然後北伐，還不失為中策，卻孤軍北伐，竟出下策。北伐軍出發時只二萬二千五百人，到靜海時，也不過四萬人。由於兵力單薄，故四月出發，五月就過黃河，在懷慶府竟停留了三個月，不能北進，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圖從西面進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隸，前鋒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東，改從東面進攻北京。北伐軍之所以採取避實擊虛、忽東忽西的戰略，就是因為兵力太單薄的緣故。到靜海後，清軍以重兵結集楊村，就不能再前進了。也就由於孤軍深入，與後方隔絕，無法運輸糧食。行軍無糧食，必敗之道。北伐軍過臨淮關後，就已經感到「糧料甚難」。過黃河後，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熱烈供應，維持了一個時期。到屯軍靜海、獨流時，就因為沒有大村莊供給，糧盡不得不退卻，以致於全軍覆沒。

從中國戰史看來，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議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搗北京的建議，認為「懸軍深入，饋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離，拔潼關而守之，扼其門檻，天下形勢人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他動員兵力二十五萬人，照他的計畫平定了中原。朱元璋的戰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說的「致人不致於人」。在元末北方政權已呈解體的時候，朱元璋還不能直搗北京，要先立於不敗之地，並且還要用到二十五萬人的大兵力。而楊秀清在清朝政令還統一，政權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況下，卻要以二萬二千五百人北伐，還取北京，怎能免於敗亡？

林鳳祥、李開芳是太平天國的開國英雄，兩員最傑出的大將，從廣西打到南京，都由他們打先鋒，名城重鎮都是他們先登。由他們領導的北伐軍，是太平天國最基本、最精銳的軍隊。在建都天京後，這一支軍隊，應該用來做西征的主力。那麼，湘潭之役，由他們去擔任，就斷不會全軍覆敗。而曾國藩先已在靖港潰敗，投水自殺，被救起來躲在長沙南門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紛紛向他攻擊。他羞憤極了，又幾次要自殺。假如湘潭據點得鞏固，剛剛組織起來的曾國藩湘軍在內外夾攻、四面楚歌中一定會被消滅掉。當劉麗川小刀會在上海起義時，也不至於派不出軍隊去支援。楊秀清不這樣做，卻派他們去孤軍北伐，全部喪亡，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李秀成說的天朝十誤，其中第一、二、三條錯誤，就都是指孤軍北伐說的，論為「誤國之首」。

後世鮮有學者能深入剖析至此！

太平天國由盛轉衰，「天京事變」是一大關鍵，羅爾綱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在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隊伍裡面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農民領袖之間的內部矛盾，另一類是農民領袖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階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矛盾，是屬於農民的內部矛盾，而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矛盾，則是農民和隱藏在農民革命隊伍裡面的地主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實際就是當時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革命內產中的反映。天京事變，就是這兩類矛盾在太平天國革命隊伍裡面發展的結果。

……韋昌輝既殺楊秀清，就逞出地主階級窮凶極惡的獸性，用詭計屠殺東王府所屬部隊，奪取大權。於是肆行大規模的屠殺，向革命瘋狂進攻，要把革命政權顛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開一場生死的決戰。石達開聞變，從武昌趕回京，要止亂。他當面斥責韋昌輝。韋昌輝又要殺他。石達開弔城走到安慶，起兵靖難。京外軍民都聲討韋昌輝。在石達開的軍隊還沒有回到天京的時候，韋昌輝和他的黨羽，已經給天京軍民誅滅了。

這一場天京事變，總計被韋昌輝屠殺太平天國革命骨幹兩萬多人。這對太平天國革命是何等慘重損失！而變亂並不是到此為止。在誅韋昌輝之後，全朝公舉石達開提理政務。洪秀全卻迫走石達開。石達開又把太平天國的精兵良將都還走。禍亂迭出，此禍未已，彼禍又起，於是把剛遭反革命大亂的太平天國陷於萬劫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四月的時候，美國公使麥蓮 (Robert. M. Mclane) 到天京採訪，他有一個隨員分析太平天國各方面的情況，曾作過判斷說：「照現在形勢來看，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他們的勝利，有之，唯內訌而已」。侵略者所謂「內訌」，就是希望農民內部矛盾的爆發，就是希望潛藏在太平天國革命內部的地主階級勢力爆發顛覆活動，從內部攻破堅堡。兩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變爆發了，其結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國的勝利，毀滅了太平天國。

毛澤東 1957 年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明確將當時社會中的矛盾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羅氏分析「天京事變」時，顯然有把毛氏意見融入其中。

在「奸宄传」，有以下一段：

毛澤東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太平天國沒有懂得這條階級鬥爭的真理，就使奸宄得在革命內部無孔不入地進行陰謀破壞。其中如天京的顛覆活動，廬州的顛覆活動，蘇州的顛覆活動，尤其是驚心動魄的大事。廬州守軍，在敵人大兵兩年多長期圍攻之下，屹立如山，攻不倒，圍不動，而由於思想上發生麻痹，沒有注重防備奸宄，卻全軍犧牲於奸宄之手。天京和蘇州的顛覆活動雖幸得撲滅，但也都到了顛覆的邊沿。這是何等慘重的教訓！往事不忘，後事之師，可不鑒諸！

此更明白援引毛澤東思想。大體當時在中國大陸從事學術研究，言必稱馬列毛，是必不可少，羅氏也不例外。

最後，本乎馬列主義「反帝反殖」的立場，羅氏高度肯定太平天國阻止英國侵略。

太平天國反侵略是發揚光大鴉片戰爭人民群眾的戰鬥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國侵略者乘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戰事失敗，安慶陷落的形勢，幻想用利誘、威脅的手段向太平天國提出幫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國的談判。太平天國拒絕了它。英國侵略者由於這件陰謀，見不得天日，他們在陰謀失敗之後，就進行公開的挑釁，向太平天國提出四項強橫的要求。太平天國逐項駁斥，向英國侵略者宣告說：「我全國官兵上自諸王，下至兵士，勢必憤怒，不准此類協定繼續施行」。在照會發出後，立即展開偉大的反侵略戰爭，阻止了英國侵略者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兇狂企圖，顯示出中國人民無比強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全書資料翔實，分析獨到，作為工具書、參考書、入門書絕對合適，惟箇中不脫馬列毛教條色彩，以「農民 – 地主階級」矛盾解釋亦甚牽強，有穿鑿附會之嫌，讀者必須細心揀擇，去蕪存菁，方不致誤墮迷津。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 1895 年生於湖南邵陽一個商人家庭。1912 年赴美國留學，1914 年考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學院，主修歷史，1918 年畢業後，旋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1923 年獲博士學位。

蔣廷黻未幾回國，到天津南開大學任西洋史教授。他與梁啟超堪稱南開大學史學系的奠基者，執教長達六年之久。1929 年 5 月，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系主任。羅家倫也是哥大校友，二人在求學時期已結識，經常討論中國史學和研究方法的問題。蔣同時收集中國近代外交史料，並展開相關研究工作，其更率先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為中國近代外交史學科的奠立作出重要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蔣廷黻與胡適等共同創辦《獨立評論》，引起國民政府高層關注。1935 年，蔣棄學從政，加入國民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及後專責協助國民政府處理外交事務。1965 年 10 月在紐約去世。

《中國近代史》寫於 1938 年，篇幅不多，僅五萬餘字，卻深入淺出地探討中國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

書中「總論」率先指出：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在談到鴉片戰爭的失敗時，蔣氏不諱言：

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拚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

中國要擺脫積弱困境，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必須盡快實現近代化。實現近代化，具體言之，便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他說：

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了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了，富強了。

本來鴉片戰爭軍事失敗後，就應該深切反省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可惜咸豐一朝清廷依舊妄自尊大，直至英法聯軍入北京，少數人才有所覺悟，知道非學西洋不可。中華民族因此喪失了二十年寶貴光陰。

在論洪秀全時，蔣廷黻提出了「歷史循環套」：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欲望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貪污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裡，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裡。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清朝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已處於循環套的最低點。內亂無日無之，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叛亂，後有西北回教徒之亂，西南苗傜之亂，同時東南沿海海盜猖獗。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蔣氏分析太平軍早期何以勢如破竹：

主要原因不是太平軍本身的優點。論組織訓練，太平軍很平常，論軍器，太平軍尚不及官軍，論將才，太平軍始終沒有出過大將。太平軍在此時期內所以能得勝，全因為它是一種新興的勢力，富有朝氣，能拼命，能犧牲。官軍不但暮氣很重，簡直腐化不成軍了。當時的官軍有兩種，即八旗和綠營。八旗的戰鬥力隨著滿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了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已經成了清廷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餉額甚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

值得注意是「餉額甚低」，此在曾國藩組建湘軍時即有所改善，湘軍戰鬥力因此較綠營為高。

當時綠營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雖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決定每月陸勇發餉四兩二錢，水勇發三兩六錢，比綠營的餉額加一倍。湘軍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權利。

另外，曾國藩治軍也有獨特的一套：

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是我民族的至寶。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

……他是孔孟的忠實信徒，他所選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實同志，他是軍隊的主帥，同時也是兵士的導師。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其實精神教育是曾國藩終身事業的基礎，也是他在我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別。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義。他覺得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足見其感化力之大。

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作軍隊的精神基礎，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他選的官佐幾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鄉人。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這樣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

……曾國藩雖注重為人，並不忽略作事……湘軍作戰區域是長江沿岸各省。在此區域內水上的優勢很能決定陸上的優勢。所以曾國藩自始就注重水師。關於軍器，曾氏雖常說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對軍器的製造，尤其對於大炮的製造，是很費苦心的。他用盡心力去羅致當時的技術人才。他對於兵士的操練也十分認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檢閱。他不寬縱他的軍官，也不要軍官寬縱他的部下。

在介紹甲午之戰時，蔣氏提及李鴻章和左宗棠關於「海防與塞防之爭」。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國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甲午戰敗，原因在於：

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 (Tyler) 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因為船上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準備幫丁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懂中文，兩人只好比手勢交談。不久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泰樂爾亦受輕傷。日本炮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日人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

書中還有許多精彩的段落，留待讀者們發掘。最後，誠如馬勇所言：「蔣廷黻的這部『大家小書』，真的應了古人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他並非刻意經營的一本小冊子卻奠定中國近代史一個全新敍事框架。」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

情人節，理應談情說愛，惟心中最愛去年年初已嫁他人，想其刻下甜蜜溫馨，復看一己之形單隻影，實無再談的動力。自欺欺人有時盡，既是愛情路上的閹人，又何必教人洞房，自討尷尬？

古有史遷受刑著史，今有鄙人東施效顰，彼若兒女情短，不妨駐足，充實學問亦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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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字誠之，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嚴耕望將他和錢穆、陳垣、陳寅恪並列，合稱「前輩史學四大家」。

呂思勉幼年系統地閱讀各種文史典籍，23 歲後專治史學，同時展開文史教育及研究工作。其中於常州府中學堂任教時，錢穆正是其學生，據《師友雜憶》記載：

當時常州府中學堂諸師長尤為余畢生難忘者，有呂思勉誠之師。亦常州人。任歷史地理兩課。聞城之師曾親受業於敬山太老師之門。誠之師長於余可十二歲，則初來任教當是二十五歲，在諸師中最為年輕。誠之師不修邊幅，上堂後，盡在講臺上來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閑言旁語羼入，而時有鴻議創論。同學爭相推敬。其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余一時尤愛其第三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者。乃首答此題，下筆不能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卷。如是乃僅答一題。誠之師在其室中閱卷，有數同學窗外偷看，余不與，而誠之師亦未覺窗外有人。適逢余之一卷，誠之師閱畢，乃在卷後加批。此等考卷本不發回，只須批分數，不須加批語。乃誠之師批語，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手握一鉛筆，寫久須再削。誠之師為省事，用小刀將鉛筆劈開成兩半，俾中間鉛條可隨手抽出，不斷快寫。鉛條又易淡，寫不出顏色來，誠之師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書之。所書紙遇濕而破，誠之師無法黏貼，乃以手拍紙，使伏貼如全紙，仍書不輟。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余此卷只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像誠之師之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後誠之師已成名，余獲與通信，曾為經學上今古文之問題，書問往返長函幾達十數次。各累數萬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記其所言之詳。惟憶誠之師謹守其鄉前輩常州派今文學家之緒論，而余則多方加以質疑問難。誠之師最後一書，臨了謂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盡可有此異同。余不知此系誠之師之謙辭，抑更別有所指。惜後再見面，未將此問題細問，今亦終不悟當時誠之師此語是何意義也。

余之重見誠之師，乃在一九四零年，上距離去常州府中學堂，適已三十年一世之隔矣。是年，余《國史大綱》初完稿，為防空襲，急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務印書館，王雲五館長允即付印，惟須交上海印刷廠付印。余曰大佳，光華大學有呂思勉教授，此稿最後校樣須由彼過目。雲五亦允辦。余又赴滬，親謁誠之師於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陳《國史大綱》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錯誤，盼師作最後一校，其時余當已離去，遇錯誤，請徑改定。師亦允之。後遇曲折，此稿越半年始付印。時余亦蟄居蘇州，未去後方。一日赴滬，誠之師告余，商務送稿，日必百頁上下，催速校，翌晨即來取，無法細誦，只改錯字。誠之師盛讚余書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敍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此語距今亦逾三十年，乃更無他人語余及此。我師特加賞識之恩，曷可忘。

錢先生寫這段回憶時已在晚年，師生情誼之深刻，可想而知。

又錢穆講書，喜歡「在這講台上走過來走過去，他走過去講一句，走過來又講一句」(門人葉龍語)，其亦擅長歷史地理，此極有可能是受呂氏影響。

至於批改答卷一事，可見呂氏「不拘一格降人才」，對成規亦不願墨守。

「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當指錢氏好考證窮理，他自己則傾向通經致用。

由錢穆拿《國史大綱》給呂氏校改，呂氏讚許書中若干觀點，二人可謂亦師亦友，互相推許重視。

《師友雜憶》又記：

誠之師必留每日報紙，為余寓蘇不易見者，一大束，或用朱筆標出其要點。見面即語余別後大事變經過之要略。

誠之師數十年在大學任課，從未預聞行政。

此見呂思勉對時政非常關心，卻不讓行政工作拖垮自己的學術研究。

一九四一年夏，余由蘇州重返後方。抗戰勝利後，再返蘇州，在無錫江南大學任職，曾赴常州，謁誠之師。師領余去訪常州府中學堂舊址，民國後改為常州第五中學。門牆依稀如舊，校中建築全非。師一一指示，此為舊日何處，均難想像。臨時邀集學生在校者逾百人，集曠場，誠之師命余作一番演講。余告諸生，此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講演。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盛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誠之師又帶余至街坊品嘗四十年來之老食品，如常州麻糕之類。至今又已三十年，回憶尚在目前也。

中國文化中師道精神的體現，呂氏庶幾近之。當然，錢穆的重情念舊，也是不可多得。二人的師生情因此特別教人感動。

呂思勉 1926 年起一直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其學生黄永年說：

在抗戰前，呂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學界負有盛名的學者了，胡適想請他到北京大學去。論理當時北大文科是全國頭塊牌子，而呂先生所在的光華大學則是排不上號的私立學校。但呂先生拒絕了，理由是：光華的文學院長錢子泉 (基博) 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離開光華，等於拆他的台，我不能這麼做。為了幫助老朋友辦好學校，甘願放棄北大的優厚條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高尚的品德。(＜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先生＞)

1957 年，呂氏病逝，享年七十三歲。

在《歷史研究法》中，呂氏曾說：

學歷史不是為了可以做前車之鑑。我們從歷史得到的是分析問題的能力。

這在今天仍極具啟發。

呂思勉撰通史兩種，分別是 1923 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以及四十年代出版的《呂著中國通史》。前者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用十二萬字交代遠古至民國的歷史發展，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後者上冊為文化史，下冊為政治史。呂氏交代寫作緣起：

我在上海光華大學，講過十幾年的本國史。其初系講通史。後來文學院長錢子泉先生說：講通史易與中學以下的本國史重複，不如講文化史。於是改講文化史。民國二十七年，教育部頒行大學課程；其初以中國文化史為各院系一年級必修科，後改為通史，而注明須注重於文化。大約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為文化史，則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誠甚周詳。然通史講授，共止 120 小時，若編制仍與中學以下之書相同，恐終不免於犯複。所以我現在講授，把他分為兩部分：上冊以文化現象為題目，下冊乃依時代加以聯結，以便兩面兼顧。

《呂著中國通史》一開首便指出史學是什麼一回事。

史學之所求，不外乎 (一) 搜求既往的事實，(二) 加以解釋，(三) 用以說明現社會，(四) 因以推測未來，而指示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呂思勉又特別欣賞漢代儒生的議論，他說：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只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

在《秦漢史》中，呂氏說：「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見解，旁薄鬱積，匯為洪流，至漢而其勢猶盛……」與《呂著中國通史》的論調是遙相呼應，而又有所補充的。

關於魏晉北朝至隋唐一段，呂氏也有自己的見地，彷彿在與陳寅恪斟酌商量：

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為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爾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風，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爾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湣王等，還都系帶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亂華的已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蕃將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域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因為久已柔靡的風氣，不易於短時期中訓練之使其變為強悍。而唐朝府兵的廢壞，亦和其擱置不用，很有關係的。

陳寅恪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 對這一說法，呂氏並不否定，只是側重點應放在李唐對中原文化的消化及吸收上，汲汲於追查及爭拗血統是沒意義的。呂氏認為，李唐自貞觀以後，胡化色彩漸漸淡滅，其因此不應被視為異族政權。

錢穆向來被看成是「民族文化史觀」的代表人物，其實早在呂思勉，已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歷史。他談到「以夷制夷」「養成異族強悍」，《國史大綱》有以下一段：「安祿山的勢力，是唐室用中國財富豢養成的胡兵團。此種胡兵團，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並沒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們一旦羽翼成長，自然要撲到唐室的內地來」，錢穆的說法與呂氏的何其相似！

誠然，《呂著中國通史》也有其不足及局限，例如論述唐高宗與武后：

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然其衰機亦肇於是時。高宗的性質是失之於柔懦的。他即位之初，還能遵守太宗的成規，所以永徽之政，史稱其比美貞觀。公元 655 年，高宗惑於才人武氏，廢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風眩之故，委任於她，政權遂漸入其手。

對傳統史書指高宗柔懦照單全收，不知高宗即位以來，一直有意分舅父長孫無忌的權，至「廢王立武」而達高潮，「廢王立武」非純為武氏所惑。

另外，書中提到

唐朝開國之君雖為高祖，然其事業，實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後，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齊王元吉，要想謀害他，為太宗所殺。高祖傳位於太宗，遂開出公元 627 至 649 的 23 年間的「貞觀之治」。

一本兩唐書及《資治通鑑》，未有注意到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對李淵起事角色有不一樣的記述，以及「楊文幹事件」李世民對李建成的誣害。

最後，他談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在於目的未達，卻滋生多種弊端。

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餘於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稅，在他手裡推行得有限，後人踵而行之，則全是徒有其名。學校、貢舉則並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宋朝當日，相須最急的是富國強兵……裁汰冗兵，確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將兵，則未必精強，保甲尤有名無實，而且所引起的騷擾極大……

清中葉太平天國之敗亡，在於文化上的落後：

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時並行，而社會革命，尤其對社會組織，前因後果，要有深切的認識，斷非簡單，手段滅裂的均貧富主義所能有濟。中國的下流社會中人，是向來有均貧富的思想的，其宗旨雖然不錯，其方策則決不能行。今觀太平天國所定的把天下田畝，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國庫，婚喪等費用，都取給國庫，私用有餘，亦須繳入國庫等；全是極簡單的思想，極滅裂的手段。知識淺陋如此，安能應付一切複雜的問題？其政治的不免於紊亂，自是勢所必然了……

滿洲人入據中原，固然是中國人所反對，而是時西人對中國，開始用兵力壓迫，亦為中國人所深惡的，尤其是傳教一端……儻使他們有知識，知道外力的壓迫，由於滿清的失政，鄭重提出這一點，固能得大多數人的贊成；即使專提討胡 (即排滿)，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擁護。而他們後來對此也模糊了，反而到處傳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對西教的士大夫，認他為文化上的大敵，反而走集於清朝的旗幟之下。這是太平天國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物件自居，其不能成事，實無怪其然了。

反對取消私有財產，厲行公有制，視之為「極簡單的思想，極滅裂的手段」，呂氏顯然不贊成激烈的共產主義，而較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

馮友蘭晚年撰《中國哲學史新編》，提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這個缺點的鬥爭中而生長出來的，中國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並不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和呂思勉的看法異曲同工。

清朝得以中興，呂氏認為，全賴信用漢人：

清朝的衰機，是潛伏於高宗，暴露於仁宗，而大潰於宣宗、文宗之世的。當是時，外有五口通商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內則有太平天國和捻、回的反抗，幾於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號稱中興，全是一班漢人，即所謂中興諸將，替他效力的。清朝從道光以前，總督用漢人的很少，兵權全在滿族手裡。至太平天國兵起，則當重任的全是漢人。文宗避英、法聯軍，逃奔熱河，1861 年，遂死於其地。其時清宗室中，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握權。載垣、端華亦是妄庸之徒，肅順則頗有才具，力贊文宗任用漢人，當時內亂得以削平，其根基實定於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載垣、端華、肅順等均受遺詔，為贊襄政務大臣。文宗之弟恭親王奕訢，時留守京師，至熱河，肅順等隔絕之，不許其和文宗的皇后鈕鈷祿氏和穆宗的生母葉赫那拉氏相見。後來不知如何，奕訢終得和他們相見了，密定回鑾之計。到京，就把載垣、端華、肅順都殺掉。於是鈕鈷祿氏和葉赫那拉氏同時垂簾聽政。鈕鈷祿氏稱母后皇太后，諡孝貞。葉赫那拉氏稱聖母皇太后，死諡孝欽。世稱孝貞為東宮太后，孝欽為西宮太后。鈕鈷祿氏是不懂得什麼的，大權都在葉赫那拉氏手裡。葉赫那拉氏和肅順雖系政敵，對於任用漢人一點，卻亦守其政策不變，所以終能削平大難。然自此以後，清朝的中央政府即無能為，一切內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軍中人物，以疆臣的資格決策或身當其沖。軍機及內閣中，漢人的勢力亦漸擴張。所以在這個時候，滿洲的政權，在實際上已經覆亡了，只因漢人一方面，一時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名義又維持了好幾十年。

除了通史，呂思勉也寫了一系列斷代史專著，值得歷史愛好者一讀。

吳晗《朱元璋傳》

吳晗，原名吳春晗，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義烏人。父親秀才出身，家學淵源，吳晗自小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1929 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預科，從此與胡適結下不解緣，胡當時正是該校校長。1930 年未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介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未幾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胡適賞識，輾轉進入清華大學史學系，專治明史。

因受胡、顧提攜，吳晗的治史方法與史料學派一脈相承，吳甚至表示自己是胡適的弟子。胡適方面，對這位弟子亦抱有期望，「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胡適書信集》上) 史料學派一大特色是樸實，不好宏觀大論述，先從具體的材料整理及考證下手，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胡適的話實際是對吳晗治學起著總指導作用。

吳晗先後寫成多篇論文，如＜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1934 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專講明史。

「九一八事變」爆發，刺激大專院校學生發起愛國遊行，要求國民政府抵制日本，吳晗身處其中，亦對國府失望，惟胡適卻對其立場不置可否。抗戰全面爆發，吳晗到西南聯大任教，期間對現狀越感不滿，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四十年代以後，吳晗思想開始左傾，儘管 1943 年他加入被視為主張第三路線的「中國民主同盟」，1948 年秋卻奔赴西柏坡見毛澤東。自此，其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在＜論暗殺政治＞中，他諷刺國府的獨裁與專制「保證你有失蹤，捱打，被造謠中傷，以致捱槍刺、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無聲手槍之自由」，並批評國府的暗殺政治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際，自絕於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

吳晗左傾，中共地下黨的串聯、統戰、宣傳工作做得好，固然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國府做法令愛國者大失所望，加上聞一多等摯友死於國府暗殺，多少影響其政治立場轉變。解放後，吳晗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 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4 年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以及標點《資治通鑑》、《二十四史》。隨後又主持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並親自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1957 年反右，他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又揭發批判羅隆基，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 年因應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精神，發表一系列關於海瑞的歷史作品。其中《海瑞罷官》在 1966 年遭到批判，掀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吳晗在「文革」遭到精神上、肉體上的摧殘，1969 年 10 月 11 日，吳晗被迫害致死，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其妻子亦被迫害致死，養女則在獄中自殺身亡。

《朱元璋傳》是一部傳記作品，主要描述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平事蹟，以及相關歷史背景。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生動的文筆，將朱元璋從農民起義的領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闡述，讓讀者領悟到一個歷史人物的升降沉浮，並加深對明代初期歷史的了解。

書中有一段談到，鄱陽湖決戰前夕，朱元璋、陳友諒陣營的此消彼長：

友諒為人忌能護短，從殺徐壽輝後，壽輝的將帥不服，又怕友諒殺害，紛紛投降元璋。部下驍將雙刀趙 (普勝) 屢次攻陷元璋西線軍事重鎮，是元璋死敵，被元璋使反間計，友諒一怒把他殺了。雙刀趙的將領心懷怨恨，也就不肯出力死戰。元璋趁友諒將帥不和，士氣低落，大舉進攻。親自統軍一鼓攻下安慶、江州，友諒守將丁普郎、傅友德全軍歸附，友諒逃奔武昌。江西州縣和湖北東南角，就此全歸元璋版圖。朱元璋的領土日益擴大，陳友諒的卻日益縮小，幾年來的軍事局面，在這一戰役後完全倒轉過來，元璋的軍事實力已經可以和友諒一決雌雄了。

關於建國號明，吳晗亦有一番解釋：

大明的意義出於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傳說，經過五百多年公開和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的別支明昇也稱小明王。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將，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號大明。據說是劉基出的主意。

在分析洪武年間的派系鬥爭時，書中尤其有精闢的見解：

皇帝是淮人，丞相李善長、徐達和功臣湯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興、郭英、周德興、鄭遇春、陸仲亨、曹震、張翼、陳桓、孫恪、謝成、李新、何福、張龍、張赫、胡泉、陳替、王志、唐勝宗、費聚、顧時、唐鐸、馬世熊，幕僚李夢庚、單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鳳陽人，其中湯和、周德興還是元璋同村子的人。絕大部分公、侯和朝廷重要官員都是淮人……到了朱元璋建國稱帝以後，淮人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越發占壓倒的優勢，非淮人被排擠、壓抑，他們不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展開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矛盾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而又運用非淮人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

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傾軋，楊憲等人對淮西集團的傾軋，對不是自己系統中人的排擠，從鄉土觀念出發演成的政治鬥爭，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個特徵。

……(朱元璋) 以猛、以嚴治國，這樣，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團分裂以至對立，用流血手段解決問題了。

胡惟庸是元璋在和州時的帥府奏差，李善長的親戚，淮西官僚集團的重要人物……從胡惟庸被殺以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險性的文武官員，大族地主，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私通日本，接著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後來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反，把淮西集團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毀。最後是藍玉案，則連淮西集團中的軍事貴族也大部分消滅了。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胡惟庸被殺後十年，洪武二十三年，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也被牽涉到胡惟庸案裡，朱元璋假託有星變，得殺大臣應災，把李善長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一起殺掉，這年善長已經七十七歲了。

朱元璋的思想與生活，吳晗說：

他在左右儒生們的影響下，努力學習文化，經常談古論今，接受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作為行軍、處事的指南。

中年以後，元璋不但知道一些儒家的經義，能寫通俗的口語文字，並且還能作詩，作有韻的文字，能夠欣賞，批評文學作品的好壞了。

他是和尚出身的，做皇帝以後，自然要崇敬佛教。

他是從實際鬥爭中成長的人，也是腳蹈實地的人。

他一面對臣民侈談神仙，一面又不許別人對他談神異、講長生、獻天書。

生活樸素節儉的原則也應用在外交上。

執法極嚴，令出必行，連親屬也不寬容。

蘇雙碧＜吳晗和《朱元璋傳》＞稱許「《朱元璋傳》在史料運用方面，比較準確、簡要，文字也簡練生動，有較大的可讀性，它的出版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大致是客觀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