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09 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6 年進入北京大學。1918 年，受民主、科學新思潮影響，與羅家倫、毛子水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氏未幾更成為著名學生領袖。五四運動期間，他擔任遊行總指揮，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及後受胡適影響，退出學運，返回書齋。
大學畢業後，傅斯年獲推薦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1923 年轉赴柏林大學人文學院。遊學六年半，對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比較語言學等皆有鑽研。1926 年應國立中山大學聘請回國。
傅斯年在國立中山大學出任教授、文學院長，兼文學、史學兩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後，出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往後的日子，他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桃李滿天下。抗戰爆發，史語所遷入昆明，傅斯年亦開始參與政治。細按傅氏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擁護蔣介石 (支持北伐、清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也贊成對抗日本。
傅斯年一度兼教北京大學，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並於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上發表政論文章。《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從歷史角度詳細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9 年隨史語所遷至台北，任台灣大學校長。
四六學潮，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台大學生，時任校長的傅斯年，曾向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晚年因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1950 年在一次講話中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享年 54 歲。
傅氏治學，恪守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尤其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撰有《性命古訓辨證》，還有我們現在即將介紹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是傅斯年有關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論文集，共收入五篇代表作：＜夷夏東西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傅氏 1929 年開始撰寫，因時局動盪，公務繁忙，未能完成。可是，其學生何茲全仍高度評價全書：「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榮譽。」
在全書開首的序文，傅氏已提出一精闢的觀察：
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
扼要言之，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或以前，政治中心的對峙主要表現為「東—西」，由「東—西」轉為「南—北」，始於東漢末年。
在＜夷夏東西說＞，他進一步指出，東西對峙的局面，歷秦漢而未改：
且東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戰國以後數百年中，又何嘗不然？秦并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瞭。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面。然而這是漢魏間的新局面，憑長江發展而生之局面，不能以之追論三代事。
周公在上古史可謂一傳奇人物，在＜周東封與殷遺民＞，傅氏別出心裁地將其事跡與清初史事相提並論，加以比較：
周公之在周，猶多爾袞之在後金。原武王雖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國。武王初崩之歲，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勢之危急，有超過玄燁既親政後，吳三桂等之倒戈而北。蓋三藩之叛，只是外部問題，周公時之困難，不僅奄淮，兼有三叔。
三監亂平，周公營建洛邑，傅氏指出：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
全書尾聲，有一附錄，名為＜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其中提到：
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
清中葉今文家的經世之論，旨在匡時濟世，改革政治，焉能用「荒謬物事」名之？由此見傅氏對學問有某種偏見。
他又說：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萊布尼茲以來的。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 (子家) 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此後來直接影響胡適改「哲學史」為「思想史」。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於西戎。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魯之儒家，迂而執禮。齊之儒家，放而不經。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把秦同於西戎、看出齊魯兩地有分歧，鮮有學者能道出其所以然。
所謂秦漢帝國，予以解剖，即
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於文化上發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至於東周與西漢的歧異，傅氏說：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 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 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 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 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他所提的判準能否成立是一回事，但能夠如此提出，已經非常了不起。
胡適讚揚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李敖則從公共知識分子及自由主義者的角度稱許傅氏：「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從胡、李的話，可窺傅斯年人格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