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學至中學，我的英文成績一直不佳，連帶對教英文的老師也沒有好感。然而，中三開始，有幾位英文科老師，他們的春風化雨迄今仍在我心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位要提的是邱志強老師，我們稱他邱 sir，高中的師兄會稱他「邱仔」，由這個暱稱，也可知其為人親切友善。
中三的時候，他教我英文，最記得第一課，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答「David」，他讚不絕口。為何他會這樣？原來一般香港人發「David」這個音，通常是「Day……域」，我那天卻發了「Day……伐」，他讚不絕口，是那個「伐」音。從此以後，我向人介紹自己的英文名，總會發「Day……伐」，這是多得邱 sir 的教導。
另外，最記得他的 trump card 制度，默書高分，上課踴躍答問題，都有機會獲得，以便在忘記帶書帶功課時避免受罰，雖是小設計，卻盡見教學的用心。
又那時全級都要讀英文名著，我讀 Mary Shelley 的《Frankenstein》，正是在此時，後來又讀《The House by the Sea》。
上到中四，我跟邱 sir 無緣，迎來了黃璣揚老師。
會考前夕，他約我們全班練口試，結果只有我一人出席。按常理，人數不足應該取消，但黃 sir 沒有，一對一跟我練，從在課室外等候，到整個面試流程，每一細節，哪處可以做得更好，考官說得太快聽不到要怎樣做，他逐步細說，經過多次演練，我在會考英文口試有 D 級成績，全賴黃 sir 悉心指導。
中六、七時，教英文的是黎建標老師，據說他是中大哲學畢業，我們稱他 Uncle Bill，即標叔叔的意思。
Uncle Bill 在課堂上曾放映一齣電影，足代表其教學信念，此電影名為 Dead Poets Society，中文譯作「死詩人學會」，或譯作「春風化雨」、「暴雨驕陽」，乃 1989 年出品。
電影講述新來的文學老師 John Keating 一改學校常規，不以傳統、守舊的方法教學生，轉為鼓勵學生解放思想，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並要活在當下。時而帶領學生看校史樓內的照片，讓他們聆聽死者聲音，領悟生命真諦；時而要求學生將課本中古板陳舊的前言撕去。自由破格的教學方式，儘管讓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前途和目標，卻慢慢惹來態度保守的校方的反對。一名學生的自殺，校方將所有責任推卸到 John Keating 身上，將他開除出校。John Keating 離開時，學生們站在桌上，高呼「O Captain! My Captain!」，示意老師傳給他們的信念，將永遠長留在他們心中，永不忘記。
正所謂憑歌寄意，Uncle Bill 相信是借電影，表達自己對教學的理想，他旨在啟發學生，卻不想單向灌輸。奈何當時高考迫近，英文課大半時間是在操模擬試卷，我無機會深入了解 Uncle Bill 的內心世界。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高考放榜當日，他跟我談了一會。
三位老師，都不在荃濟任職了，我亦僅能用文字談談他們昔日一點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