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李紈評黛玉的詩為第二，寶釵的為第一，究竟是什麼緣故？
須知道詩社中人都是大家閨秀 (寶玉除外)，大家閨秀該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大家閨秀的風範為何？寶釵說得最好，第四十二回：
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簡言之，就是安分守己，成就道德，不沉迷於作詩寫字，也不陷溺於兒女私情。做女孩子，一旦鋒芒外露，終究不是一件好事。
李紈身份很特殊，她是守節的寡婦，一個女人帶著兒子賈蘭長大，也是出身名門，第四回：
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繼承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唯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
我們可以說，李紈正是大家閨秀風範的體現，亦是活生生的儒門女君子。這麼看起來，曹雪芹安排李紈評詩，就不純粹是評詩，更是評人。此點大家應當注意。
事實上，歐麗娟早已指出，《紅樓夢》裡的詩作，全部都算不上一流好詩，卻是曹雪芹按照不同人物的性格及其生命的內涵度身訂造，換言之，每首詩都是各人性格的反映。蔡義江也說：
《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是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的有機組成部分。《紅樓夢》的詩詞不單單是情節發展的點綴之筆，而是與人物的性格，故事的發展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本身就是表現對象。(＜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
評鑒詩作，實際等於評鑒人物。
在儒家禮教、大家閨秀的單一標準下，黛玉的風流別緻、率性自然，不及寶釵的溫雅沉著、含蓄渾厚，是必然的。風流別緻、溫雅沉著、含蓄渾厚等字眼，看似用來評價詩作，其實是對人物性格的定評。
探春認同李紈，可見她恪守儒家禮教，汲汲於做大家閨秀。寶玉呢？
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
他不服，覺得黛玉的詩好些。當然，他愛黛玉，說上這番話亦在情理之中。不過，此番話尚有另一重意思：寶玉不認儒家禮教為單一標準，他要挑戰儒家禮教。這個地方，也是他和寶釵不能調和處，何以「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關鍵就在此。
觀乎李紈的回答，甚具霸氣，
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
霸氣固然來自李紈為人犀利，她又是眾人認可的評判，但更多是因為她代表著儒家的正理，是衛道者。在長輩理直氣壯下，寶玉只能罷休，這是儒家宗法社會的悲哀，窒礙個人發展，亦無純粹藝術可言。
後世每對「誰是寶二奶奶？」爭拗不斷，榮國府娶媳婦，總不能不講究禮教規範吧！誠然，賈母的心意很重要，但候選人的德行亦不容忽略，「瀟湘妃子當居第二」、「終讓蘅稿」，表面是講詩，暗地裡已埋下寶釵最後會成為正式的寶二奶奶，如白先勇所言：
薛寶釵是儒家宗法社會裡邊最合儒家宗法社會理想的媳婦……她嫁給了那個宗法社會她那個媳婦的位子。
只有從評詩等於評人的角度切入，才可以讀通詠白海棠一節。平情而論，寶玉的詩與探春的水平相若，為何「怡紅公子是壓尾」？以詩論詩，是沒有道理的。可是，落到人品上，探春踐行禮教，寶玉起來挑戰，李紈怎能不以寶玉「壓尾」？整件事就講得通了。
周汝昌說：
《紅樓夢》的寫法跟《水滸傳》又大大不同，不同在哪裡，《水滸》《三國》《西遊》都是正面表現，這裡面沒有，還有一層，還有正話反說，還有婉辭，背後還有什麼，沒有，那就是這個，這不都是大白話嗎？……這個《紅樓夢》不好辦，就在完全改變它不是個正面的，它這個話有多少曲折，有深層……(＜周汝昌眼中的四大名著 -《紅樓夢》中情＞)
詠白海棠、李紈評詩，便是一個好例子。
李紈定下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日在稻香村開社，出題限韻都依她。詩社名叫「海棠社」。眾人商議了一會，略用些酒果，便各自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