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相思＞

＜相思＞是王維的五言絕句。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南國」指南方、江南。紅豆在江南生長，此豆該耐不住苦寒，而以溫馨暖和為其性。

「春來」指生氣盎然、萬花盛開的春季已然來臨，「發幾枝」意思是「不知又生出多少？」

這裡有一個典故。且說古時有一女子，因丈夫死在邊地，哭於樹下而死，化為紅豆，人稱它為「相思子」。王維寫紅豆，其實是借詠物而寄相思。所思為何？從另一詩題＜江上贈李龜年＞，可見答案是其朋友李龜年。

「願君多采擷」，「采擷」即採摘。叫李龜年採摘多些象徵相思的紅豆，含意呼之欲出，即希望好友多些想念自己，珍惜彼此之間的友誼。用語真摯動人，毫無雕琢。

最尾一句講出全詩重心，暗示到了南方也切勿忘記了我啊！

相比＜靜夜思＞、＜登鸛雀樓＞、＜詠鵝＞，＜相思＞沒有鮮明的景象，卻有濃濃的情意。

王維，祖籍山西祁縣，盛唐詩人，與李白、杜甫齊名。因精通佛學，號稱「詩佛」，

其字「摩詰」，取自佛教《維摩詰經》。

安史亂起，王維留在中原，好友李龜年避走江南。念及終身未必再見，遂成＜相思＞。李龜年早年入梨園，能演奏多種樂器，又能作曲，因而深受唐玄宗賞識。他與兄弟李鵬年、李鶴年在長安很顯赫，後流落四方，代宗大曆年間病逝於湘潭。

駱賓王＜詠鵝＞

＜詠鵝＞是駱賓王七歲時寫的一首詩。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開首「鵝鵝鵝」三字是擬聲詞，模擬鵝兒發出的叫聲。

「項」指鵝兒的頸項。鵝兒的頸項微微彎曲，謂之「曲項」。微微彎曲仰望著蔚藍的天空，歡樂地高歌，請注意，鵝兒是動物，不是人，按理不能高歌，這裡「向天歌」採用了擬人法，把鵝兒當人來寫。又望天歌唱，整個氣氛很悠然自得。

「白毛」指鵝兒身上白色的羽毛。「綠水」指碧綠清澈的湖水，「浮」有別於「游」，「游」是主動，「浮」是被動，隨水而動。鵝毛隨湖水而動，是近鏡的視覺描寫，亦反映出鵝兒十分寫意。

「紅掌」指鵝兒紅色的腳掌，划動、撥開水，泛起小波浪，叫做「撥清波」。結合上一句，鵝兒時而隨水而行，時而主動踼腳游向前，率性而為，一副逍遙的姿態。值得一提，此句也是近鏡的視覺描寫。另外，「白毛」對「紅掌」，「浮」對「撥」，「綠水」對「清波」，對得很工整。

全詩活像一幅鵝兒嬉水暢泳的情景圖。

駱賓王，浙江義烏人，七歲能詩，號稱神童，與王勃、楊炯、盧照鄰合稱「初唐四傑」。武則天專政，駱賓王支持徐敬業起兵，寫了著名的＜討武曌檄＞。敬業兵敗，賓王不知所終，一說身殉，一說剃髮出家，終身隱居。

王之渙＜登鸛雀樓＞與＜涼州詞其一＞

王之渙＜登鸛雀樓＞也是五言絕句，猶如一幅風景畫。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白日依山盡」，白日依傍著山慢慢落下，此時該是夕陽時分。

「黃河入海流」，黃河由西向東奔流，因西面地勢較高，東面多平原，地勢較平坦。「入海流」其實即是流入海，流入哪個海呢？渤海。

夕陽西下，黃河入海，這是多麼澎湃宏偉的景象，盡收入十個字中。

再看「白日」對「黃河」，「依山盡」對「入海流」，對得十分工整。兩句的藝術性甚高。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近似白話，毫無雕琢修飾，語調親切，如閒話家常。

前兩句寫遠景，後兩句拉回來寫登樓者。「欲窮」對「更上」，「千里目」對「一層樓」，全詩都對得很好。

綜合而觀，寫遠景部份，氣勢磅礡，給人難以接近、觀賞的感覺。轉入寫登樓者部份，原來只需稍移玉步，更上層樓，即可欣賞如斯奇景。上下貫穿，即充分突出鸛雀樓的優點，愛看美景者焉能不心動？

鸛雀樓位於山西蒲州，與黃鶴樓、岳陽樓、滕王閣並稱。因經常有鸛鳥在上面棲息築巢，故稱「鸛雀樓」，歷代文人登樓弔古抒懷者甚眾。

王之渙，祖籍山西太原，盛唐詩人。除了＜登鸛雀樓＞，他尚有＜涼州詞＞兩首，＜其一＞：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值得注意是第二句。城何以孤離？因為有「萬仞山」環抱，不止，接上第一句，還有黃河的阻隔。高山大河重重包圍，地處邊塞的孤城巍然屹立，蕭索感、荒涼感躍然紙上。

「羌笛」借代守邊將士，「楊柳」借代京師權貴，何解守邊將士不必怨京師權貴？「春風不度玉門關」，京師權貴根本未體驗過守邊的生活，不了解戍邊的困苦，怨又何必？

假如＜登鸛雀樓＞是幅風景畫，＜涼州詞其一＞就是篇說理文，解釋中央何以不能體恤邊防將士。對＜涼州詞其一＞，近人章太炎極為推崇，視之為「絕句之最」。

李白＜靜夜思＞

唸唐詩通常第一首就會唸李白的＜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靜夜思＞只有四句，每句五個字，屬於五言絕句，因為簡單易記，所以連小學生都會朗朗上口。

不過，＜靜夜思＞雖然簡單，卻充滿藝術性，懂得讀的人，會讀出它猶如一部動態的影片。

「牀前明月光」，五個字就交代出兩種景物：牀前、月光，用字多麼精煉，真是無多餘冗字。

月光如何明法？「疑是地上霜」。李白不是直接寫月光如何皎潔明亮，極盡形容之能事，而是作個比喻，彷彿像是地上的霜雪。霜雪當然是白，繞個彎就講出月光很白、很明亮。

今人寫景，喜歡直接，喜歡用形容詞、四字詞，其實最好是婉轉、含蓄，最好是多用比喻。這樣做，有朦朧美，藝術感強很多。

「舉頭望明月」，鏡頭影著作者仰望月光，月光又大又圓又潔白，這其實有團圓的意味，作者渴望團圓。

「低頭思故鄉」，由「舉頭」鏡頭慢慢下移到「低頭」，這還不是電影式的拍法？「舉頭」已流露出渴望團圓之意，「低頭思故鄉」，至此再無隱瞞，講白給讀者知自己心中所想。竊以為最後一句是全詩的詩眼。詩眼即詩歌中最能開拓意旨和表現力最強的關鍵字句。

綜合全詩看，首兩句寫景，後兩句寫人，併合起來，儼如一幅完整的畫。唐詩都有這個特色，用字簡潔，卻能塑造出鮮明、清晰的意景。

另外，「霜」、「鄉」同樣押陰平聲韻。「舉頭」對「低頭」，「望」對「思」，「明月」對「故鄉」，亦對得甚為工整。

從勢力均衡走向君主獨裁

雍正帝即位後，任命隆科多、馬齊、允禩、允祥為總理事務王大臣，這是平衡各方政治勢力的結果。

隆科多是雍正帝舅舅、九門提督。允祥少時由雍正生母撫養，一直站在雍正帝那邊。換言之，兩人屬雍正帝的自己人。

然而，當時朝廷內尚有「八爺黨」殘餘，包括允禟、允䄉諸位「阿哥」(對外則有允禵)，還有一大批官員。他們不能即時被肅清，唯有找來精神領袖，略加提拔、重用，以示安撫。允禩能夠擺脫牢獄之苦，重返朝廷，即是為了避免「八爺黨」殘餘反叛。

至於馬齊，父親米思翰在康熙帝任內，不附和輔政四大臣，其又堅持撤藩，與康熙帝思想一致。馬齊雖因保奏允禩為儲而被罷官囚禁，卻有實際辦事能力，《清史稿・馬齊傳》：

二十七年，遷左都御史。時俄羅斯遣使請定界，詔遣大臣往議。馬齊疏言：「俄羅斯侵據疆土，我師困之於雅克薩城，本可立時剿滅，皇上寬容，不忍加誅。今悔罪求和，特遣大臣往議，垂之史冊，關係甚鉅。其檔案宜兼書漢字，使臣並參用漢員。」詔如議行......三十五年，上親征噶爾丹，命馬齊檄喀喇沁、翁牛特兵備戰......四十九年，俄羅斯來互市，上念馬齊習邊事，令董其事，李榮保、馬武皆復起。尋命馬齊署內務府總管。五十五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

他曾隨同索額圖、佟國綱代表清朝與俄國談判，簽訂《尼布楚條約》。俄國互市事宜，他亦有份負責。雍正帝要保持與俄國友好關係，馬齊不可去掉。於是，親信、八爺、實幹三派鼎立，成為雍正初年朝廷的形勢。

雍正二年 (1724 年)，允䄉被革爵圈禁。四年 (1726 年)，輪到允禩、允禟。允禵先在三年 (1725 年) 被革去多羅郡王，降授固山貝子。次年再革去固山貝子，禁錮於景山壽皇殿側。至此，「八爺黨」殘餘被肅清。

隆科多因以權謀私，結黨圖利，三年起被削職，五年 (1727 年) 被永遠禁錮，七年 (1729 年) 去世。總理事務王大臣剩下馬齊和允祥，雍正帝其實已經大權獨攬，勢力均衡不再。

他往後重用李衛、田文鏡、鄂爾泰等人，這些都是執行能力極高的官員，緊跟皇帝意旨辦事，如李、田協助推行攤丁入地，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此一趨向發展下去，軍機處的設立就順理成章，趙翼《簷曝雜記》記軍機處由來：

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人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旨諸大臣，亦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也。

值得注意是，軍機大臣皆「親臣重臣」，「承旨出政」，「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君主獨裁至此正式確立。

允祥、張廷玉、鄂爾泰都是雍正一朝的首席軍機大臣。

李穆堂與雍正帝

李紱 (號穆堂) 自視甚高，博學多聞，對學問疏闊的士人深感不滿，卻「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為生平大欲」。全祖望指他「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不過，李紱從不窺上意、依附權貴、隨聲附和。加上不喜交際，勇於任事，旁人或視之為「賦性剛愎，難與共事」，即使雍正帝也指他「固執鄙見，妄自矜高」。

李紱之所以受雍正帝重用，跟蔡珽推薦有關。蔡珽，漢軍正白旗人，因懂醫理，被雍正帝器重。蔡珽與李紱「因性氣俱偏於戇拙，還相知識」，遂舉薦李紱給雍正帝。李紱在廣西立有事功，未滿兩年就擢升直隸總督。然而，君臣關係因田文鏡事件迅速惡化。

田文鏡，字抑光，漢軍正黃旗人。以監生任福建長樂縣丞，是為政治生涯之始。他辦事以嚴厲、深刻見稱，很配合雍正帝的處事作風。然而，隨著時日推移，反對他的人也越來越多，弄得「無一人不怨臣、不恨臣」。

雍正三年 (1725 年) 底，田文鏡展開反擊，接連參劾河南知府張玢、知州蔡維翰、知縣黃振國、邵言綸、汪諴等人，其中張、黃、邵、汪四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 的進士，而田文鏡又非科甲出身，使得田文鏡「不容讀書人在豫省做官」的傳言廣泛流傳。李紱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兼「愛才如命」，消息傳至他耳中，他於是在四年 (1726 年) 三月路經河南時，當面責備田文鏡「蹂踐讀書人」。

到了京師，李紱在雍正帝面前報告田文鏡寵信的知縣張球種種劣跡，雍正帝提醒田文鏡把事情查清楚，必要時放棄張球。豈料田文鏡不願息事寧人，一方面為張球辯護，一方面攻擊李紱等人為「朋黨」。雍正帝收到田文鏡奏摺，心裡開始起疑。

雍正帝令李紱查訪大逆不道、到處毀謗、惑亂人心者，李紱敷衍了事，田文鏡再借「朋黨」大造文章，李紱按耐不住，基於自己剛直、自信自負的性情，決定反駁田文鏡用人才需檢討。雍正帝不悅，斥他「一派好勝爭辯」。

適值「塞思黑」允禟突然逝世，李紱不願做雍正帝的替死鬼 (雍正帝一直想允禟自殺，連衣衾、棺木都準備好)，故意矇矓其事，上奏允禟腹瀉而死，純屬意外。雍正帝對此極為不滿，批評李紱不把過程清楚說明，也不嚴厲譴責允禟為「冥誅」。至此，李紱與雍正帝關係決裂。

雍正帝痛責李紱：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足見識慮卑淺，輕重倒置，甚昧政教之大體，朕深鄙之。……汝徒讀堯舜之書，實不知堯舜用人行政之道，所以章句腐儒，於吏治民生竟為無用之物。

「識慮卑淺」、「章句腐儒」對李紱絕對是極大的羞辱。

御史謝濟世上奏攻擊田文鏡，雍正帝更加相信黃振國、汪諴等人暗中與李紱、謝濟世結黨營私，排擠傾陷田文鏡。他因而大力支持田文鏡，稱讚田「秉公潔己，謝絕私交，實為巡撫中之第一」，嚴懲李紱、謝濟世、蔡珽等人。

曾靜案，曾靜聽到的流言從廣西而來。陸生柟案，陸生柟是廣西人，所著《通鑑論》充滿反清意識。偏偏李紱擔任過廣西巡撫。

李紱被免去直隸總督，雍正帝以長篇硃批大加斥責：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爾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爾誠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倘自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朕非大言不慚，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也，極當敬而慎之，五內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

高調誇讚自己「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貶視李為「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的腐儒，雍正帝似有意將自己看成「道統」與「政統」的結合，而此趨向始於康熙帝。

因為集「道統」與「政統」於一身，所以 (1) 要編《大義覺迷錄》，讓曾靜到各地宣講、認錯，顯示以理服人 (2) 以帝王之尊對《通鑑論》中的「封建」、「建儲」、「兵制」、「君主」等議論逐條反駁。

「道統」、「政統」分開，前者可以匡正後者，今康熙帝、雍正帝欲合二者為一，結果是私德有虧卻樂意迎合統治者的人得享高位及利祿，敢於批評時政、倡言儒家理想境界的人被整肅鬥倒。錢穆感慨道：

穆堂之在聖朝，得保首領已萬幸，尚何高言踐履功業！謝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又曰：「公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煉，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嗟乎！是可謂深識穆堂之志氣遭遇者矣。如是而言義理、經濟，幾何其不折入於訓詁考據之業者！

是很有道理的。

李紱歷經苦困，仍教諸生：

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

能夠保持典型的孟子心學風範，殊為難得！

[主要參考資料]

1. 王崇峻，＜從李紱的罷黜看雍正帝的政治目的＞。

2. 易宗夔《新世說》。

3. 全祖望，《鮚埼亭集》。

4.《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穆堂思想概述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

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 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雍正四年 (1726 年) 劾河南總督田文鏡，被反告與謝濟世、蔡珽結黨營私，身繫獄中，後為朝廷所赦。

著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等書，力圖調和朱陸異同，學宗陸象山 (象山亦為江西人)。錢穆稱其為「有清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穆堂早年對經濟、文章感興趣。

弟於此道十四五歲，即有志焉。資薄質輕，乍起旋仆。因念小子有小德出入之云，遂略去疏節，止守大綱。全用力於經濟、文章。(＜答徐編修晝堂書＞，《穆堂初稿》)

受陸象山教人「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影響，「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此不再「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

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沈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陸子學譜序＞，《穆堂初稿》)

他著重躬行實踐，主張聖人之道在人倫之中。離開人倫，即無道可言，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教莫古於唐、虞，使其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所以明人倫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處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道外之教。(＜陸子學譜序＞，《穆堂初稿》)

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行乃不迷。……則二氏之徒，未嘗不妄引天而謬談性。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烏足以正道之名，以定學者之趨向哉？南宋以後諸儒，與二氏辯者，誤解本天、本性之說，終日言性、言心、言命，論愈多而聽欲熒。惟實指五倫為道，然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無所置其喙。此＜中庸＞之功之所以為大，而道之所以明也。(＜中庸明道論＞，《穆堂初稿》)

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其中。此學之名與實也。(＜來復堂集序＞，《穆堂初稿》)

故陸子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真得聖賢為學之法者。蓋皆因事而後有工夫也。(＜書《朱子語類》後＞，《穆堂初稿》)

反對終日空談心性，「懸空考索」，沉迷於抽象的哲學討論，只會妨礙人躬行。

義理與氣質為定名，心與性為虛位。……雖然學者苟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矣，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而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心體無善惡說＞，《穆堂初稿》)

凡欲知「道」者，直須躬行而後心得。若止懸空考索，終無定見。不過望塔說相輪而已。(＜心體無善惡說＞，《穆堂初稿》)

另外，「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為窮理格物」、「親書冊而勤討論」、「求之書冊，求之講論」皆非孔孟之學，孔孟之學旨在發明人固有之良心。

《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能則謂之學，此學之所由名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至於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親書冊而勤討論也。(＜原學＞，《穆堂初稿》)

＜學記＞稱「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 並無誦讀講論窮理格物之說。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聞強記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烏有學為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為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原學＞，《穆堂初稿》)

豈有捨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冊，求之講論，以為外爍之事之學者哉？(＜原學＞，《穆堂初稿》)

受當時經史考證學風影響，穆堂常藉文獻歷史之考訂、書本文字之考索闡發陸王義理。以下是一些例子：

且道就行處言，不獨人道，即天道亦然。……蓋道即路也，北方人稱路皆曰道， 故天道、人道，皆就行處言。(＜配義與道解＞，《穆堂初稿》)

道猶路也。凡道，就所行者言。(＜中庸明道論＞，《穆堂初稿》)

＜大學＞自孔氏以來，漢註唐疏，守而弗失。列在學官，刻之碑版，未有言其缺失者。至明道程子始更張之。伊川程子又更張之。至朱子因伊川之次，有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於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盡失其舊，身心與聞見分用。先求所以知＜大學＞之道，而無暇求所以行＜大學＞之道者。蓋＜大學＞至朱子而變古，非＜大學＞至朱子而復古也。(＜大學攷＞，《穆堂初稿》)

錢穆認為：

清儒爭朱陸者，則大率書本文字之考索為主，此則穆堂、白田自為其同，而與朱陸轉為異。(前引書)

可是，筆者覺得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的講法較恰當：

穆堂雖然試圖從文獻考訂上闡發陸王，但在格物窮理與反求諸己等相關議題上，穆堂仍嚴守陸王思想的分際，並未走失陸王宗旨。

穆堂篤信「心即理」，見下列兩條：

學訓效，其義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為本義......(＜原學＞，《穆堂初稿》)

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原學＞，《穆堂初稿》)

穆堂根據《論語》原文，指「學文」是「行有餘力」才做的事。「日以讀書講論為致知之事」、「尋章摘句」、「齗齗於片言半語之間，終身聚訟」，只會令「萬物不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皆由外爍我也」、「此心茫然無所歸宿，卒不暇顧」。

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雖惡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孔子教弟子，必餘力， 然後學文。其語子貢，自以為非多學而識。……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亦惟以人倫日用實踐躬行為主。其行之而有餘力，然後玩心經籍以為退息之居學，庶乎其可。而或者鰓鰓然教人以咿唔佔畢，日以讀書講論為致知之事，謂入聖者，必由於此。是謂萬物不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皆由外爍我也。尋章摘句，如治絲而棼之。老師宿儒，齗齗於片言半語之間，終身聚訟，而此心茫然無所歸宿，卒不暇顧。(＜古訓考＞，《穆堂別稿》)

又明代朱子學者每好辯理氣二分抑或合一，看在穆堂眼裡，撇開道德實踐而寡頭地去辯理氣，根本無意思，純屬「無益之空言」。

足下所必欲置辨者，不過謂能視聽言動者，是氣，不是性耳。此則確遵朱子理氣決是二物之說。然明代從祀諸儒，皆謂理氣合一。而近日之講學者，復有取焉。足下其更思之。要之以此為辨，亦無益之空言也。(＜答雷庶常閱《傳習錄》問目＞，《穆堂初稿》)

關於朱陸異同，穆堂這麼看陸象山之學：

吾鄉為理學奧區。自宋以來，周子四官於江西，最後愛廬山，遂家焉，以濂名其溪。二程子受周子之學於南安，明道，又盧陵婿也。朱子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學者多興起。而象山陸子，奮乎金谿，兄弟互相師友，以躬行心得為學，以閒議論為戒。流風所披，至今江西學者，敦踐履，闇然自修，未嘗齗齗於章句口耳，號召徒眾，以樹講學之虛名。(＜大學士高安朱公壽詩序＞，《穆堂初稿》)

他因此不贊成朱子視陸學為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曾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平生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捲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為頓悟之說，明矣。至於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也。」(＜發明本心說＞，《穆堂初稿》)

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寓目， 而道聽途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 則知取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發明本心說＞，《穆堂初稿》)

即使象山喜講「心即理」，也不就是禪：

整菴又謂：「今人心學之說，混於禪學」，其意亦指陽明，其實亦非也。心學肇自唐虞堯舜授受，止曰「人心、道心」，未及所謂性也。其言雖出於古文《尚書》， 宋以來儒者，未有非之者也。＜大學＞言心而不及性，亦未嘗謂之禪。若謂盡心為正學，而明心為禪學，則朱子釋明德為虛靈不昧，豈非心乎？(＜心性說＞，《穆堂初稿》)

反而，天下之理無可窮盡，朱子之「格物」注定無法完成，聖人之境也注定無法達至。

舍本末之物，棄先後之知，而別求吾心於知天下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物果可窮乎？必物理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而後可以知至，將終身無物格知至之時，及終身無意誠之日矣。(＜大學攷＞，《穆堂初稿》)

人情之叵測，物理之無窮，不止銀色之參雜，病症之變化。及其至也，聖人固有所不知，而不徧物。世豈有窮至天下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之人哉？(＜書《王學質疑》後＞，《穆堂初稿》)

穆堂以為，把讀書講論、知解理性氾濫誤解成孔孟之教，始於漢代儒者。

豈漢時崇信經典，儒者遂專以讀書為希聖之業，因傅會殘經，託於蝌蚪古文，不知聖賢為學，雖不廢書，實不專在書。(＜古訓考＞，《穆堂別稿》)

漢經師置祿養人，因以利祿治經，而隋唐以還，進士明經諸科，士人以治經為進身之階，而儒學遂為求富貴之具，學之名失，學之實益衰。其高者不過區區講論於訓詁章句，於身心無與。(＜來復堂集序＞，《穆堂初稿》)

盛極於南宋。

自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不行，而鰓鰓然患其行之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然自以為講學。吾不知所講者何學也。(＜原學＞，《穆堂初稿》)

自朱子撰＜格物補傳＞，

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為格物......於是古人為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為玩物喪志。齗齗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原學＞，《穆堂初稿》)

夫即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末者乎？……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原學＞，《穆堂初稿》)

換言之，朱子乃孔孟的大罪人，令孔孟遺教蕩然無存。

退一步，就算陸王心學有缺失，

且學術之傳，有得有失。雖聖如孔子，不能保後世所傳之無失。……子弓之後為荀卿。荀卿之後為李斯，乃有焚書之禍，亦豈足以上累孔子也哉？然則欲知致良知之學者，勿惑於俗儒之論而不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立教之師，亦可以曉然而無疑，奮然而從事矣。(＜致良知說下＞，《穆堂初稿》)

最後，穆堂講究經世致用：

孔子稱堯，亦稱成功文章。蓋聖德神功，與雜霸功利不同。且管仲之功，孔子亦稱之。乃謂唐虞治蹟不足邀儒者一盼，則亦過矣。(＜書程山遺書後＞，《穆堂初稿》)

朱子釋孔子賢於堯舜，亦就事功言之，則知矯語仁義而長貧賤者，未可以薄唐虞之治蹟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則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而世俗無知小人，謬附講學者，輒以空言詆之。不知此輩何所用於天地間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溺於嗜慾之人也哉？(＜書程山遺書後＞，《穆堂初稿》)

然平心而論，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為鄉先達諱也。(＜心性說＞，《穆堂初稿》)

錢穆有以下一段評語，分判出穆堂之學非屬事功學派：

蓋陸王之學，既以躬行實踐為主，而躬行實踐，必歸鵠於功業濟世，乃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足以證其踐行之圓滿而庶幾於無憾。此與從事章句訓詁，即於文字講論爭是非者絕不同。故穆堂盛推陽明，以其功業之發見，徵學說之虛實，此正陸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詣，絕非陷溺功利，偏心雜霸，空為此畔援之勢論也。(前引書)

李穆堂汲汲於批判朱子，高舉陸王，竊以為是對在朝以程朱顯貴的理學名臣看不過眼。熊賜履＜答楊同年收學書＞：

文成之學術，雜乎禪者也；文成之事功，純乎霸者也。唯其禪也故霸，唯其霸也故禪，二者一以貫之也。

文成即王陽明。理學名臣受清朝皇帝寵信，斥陸王心學為禪，重事功近霸道。穆堂力圖駁斥之，這等於衝擊清朝官方意識形態。

相比中共一律要求學者以馬列主義講歷史、講哲學，清朝至少未有迫逼李穆堂認錯、接受思想改造，從這一方面看，清朝的思想自由較中共治下為大。

穆堂以知性闡發陸王良知教，也隱約有牟宗三經驗認知心、超驗道德本心兩層的分設，與「良知坎陷」有若干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