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大案

清初有「江南三大案」，包括：江南奏銷案、通海案和哭廟案。

明末，江南官紳經常欠錢糧稅餉，偏偏江南財賦佔國家總體收入一半，順治十六年 (1659 年)，清廷立例規定，凡江南官紳欠錢糧稅餉者，必予以懲罰，但問題未有改善。

順治十八年 (1661 年)，情況越來越嚴重。江寧巡撫朱國治決定把江南錢糧之逋欠，分為宦欠、衿欠、役欠等，一一造冊清查。凡紳衿有欠糧者，無論多寡，皆以「抗糧」為名絀籍或逮捕。結果屬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的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七人，遭受鞭笞，衣冠掃地。吳偉業、徐乾學等亦不能免。

由於造冊時間倉促，未有認真核查，不乏誣陷冒名之冤案。歷經奏銷案，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韓世琦不久奉命至蘇州，接替朱國治處理江南錢糧事務。「三藩之亂」時，奏銷案禁令始放寬。

通海案的「通海」指「通聯海寇 (明鄭政權)」。順治十六年，鄭成功派兵入長江，打算支援在雲貴的永曆帝，奈何事敗。有一無賴孔元章，敲詐魏耕、錢纘曾未遂，惱羞成怒，竟向清廷告發魏、錢等通海。楊賓《魏雪竇傳》：

江陰僧孔元章，本無賴子，每假氣節取人財。遇耕西湖，一言投契，耕告以意所欲為。元章索三百金為延覽計，耕曰：「余安得此？然纘曾、廷聰輩皆富於貲，可取而得也。」既於曹侍郎溶所，聞其偽，悔之。而元章索之急，至相詬詈，耕怒，批其頰。元章輒詐為耕札，抵纘曾、廷聰索銀。纘曾覺其詐，命奴撻之。廷聰則以屬吏，責而逐焉。元章乃發忿蓄髮，變衣冠，之鎮江將軍告密。

適值清廷鎮壓江浙一帶反清復明活動，金壇縣令任體坤謊稱金壇士民造反納降，王重、袁大受與之聯合，誣陷蔡默、于厚、周生等十名儒生，又誣告富紳于元凱。順治帝特命戶、刑兩部侍郎與江寧巡撫朱國治一併審訊。朱國治拘捕王重、任體坤等入獄，蔡默、于厚、周生等被釋回。

康熙元年 (1662 年) 六月，魏耕、錢纘曾等因通海罪被殺。于元凱被孝莊皇太后赦免後，不知去向。

計六奇《明季南略》：

金壇因海寇一案，屠戮滅門，流徙遣戍，不止千餘人。

可見是次案件牽連甚廣。

哭廟案發生於順治十八年。且說順治帝駕崩，府衙設靈舉哀痛哭三日。新任吳縣縣令任維初，私取公糧三千餘石，又逮捕交不出補倉糧的老百姓。以金聖歎為首的幾名秀才，因同情老百姓遭遇，到哭靈場所控告縣官，矛頭直指包庇下屬的巡撫朱國治。

金聖歎撰＜哭廟文＞，號召群眾哭廟抗議，他本人卻未有到場。朱國治大怒，當場逮捕倪用賓等多人，未幾金聖歎也被捕。朱以金聖歎為首犯，冠以「搖動人心倡亂，殊於國法」之罪。最後金聖歎、倪用賓等被判死。

計六奇《辛丑紀聞》：

至辰刻，獄卒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挾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槍柄刀背亂打。俄爾炮聲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斃死。披甲者亂馳，群官皆散。法場之上，惟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

金聖歎最廣為人知的事，是評點《水滸傳》、《西廂記》及杜甫諸家唐詩，並削《水滸傳》後半部招安情節，令百回本變成七十回，一般認為新版本節奏較明快緊湊。

《研堂見聞雜記》指「江南三大案」是「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香港起死回生之道

港區國安法終於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通過，迄今為止，香港人仍無法具體知道箇中條文，只能從放風人士口中，大約知道：香港將成立國安機構，內裡有中共派來的顧問。執法由中共特派的國安隊伍負責，不純粹依賴香港警察，因其缺乏國安專業訓練。被捕人士不會送往警署，另設類似英治時代「白屋」的扣押中心，扣留時間不定。涉及與外國勢力勾結，將被送往大陸受審，其他則在香港由特首指派的法官審理。

要來的始終要來，關鍵是我們日後該怎樣做，是不是不再反共？不再提「香港不是中國」？黃之鋒、周庭等退出香港眾志，香港眾志也散了。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轉移陣地至海外，陳雲、陳方安生則高調退出政治。一切彷彿都往置身事外那邊走，難道這才是應該？

筆者不知其他同路人如何想，但就個人而言，之所以要批評、譴責乃至反對中共，是有歷史根據。

自中共創黨以來，延安整風、反右、大飢荒、文革、六四，哪一件不是血跡斑斑？假如我們接受人道主義，相信每個人的性命都是有價值，被鬥倒、被迫害、被餓死、被輾斃的......他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他們也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姊妹，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為何其要遭受不幸？諸共官又有什麼資格剝奪其人生、摧毀其家庭？尤其甚者，中共從未為自己所作的過惡公開表示過懺悔、致歉，永遠都有一堆理由粉飾，最新則是用「黑暴」、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來合理化強硬鎮壓。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一個不知自省、不聽民意的政權，儼如孟子所說的獨夫，是無德可言的，基於內心的良知理性，批評、譴責乃至反對有何不可？除非人人都埋沒良知、睜著眼睛說大話，此正是中共最想見到的。

至於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份，自秦始皇平百越起，中原就和南方邊陲對立，繼而壓迫、箝制南方邊陲。漢武帝如是，康熙、雍正如是。康雍年間的海禁，對沿海居民的生計帶來多大的打擊。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埠，嚴格意義的現代化的香港其實始於英國人登陸。往後的日子，每當中國大陸陷入混亂，即為香港帶來好處。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導致首批華人精英帶同資金技術南來香港。國共內戰驅使大批華人南來，為戰後香港提供不少勞動力，南來文人興辦教育，更讓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彼再反對港獨，亦斷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之間存有根本的差異，否則就是罔顧甚至歪曲史實。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五十歲回憶往事時，說過以下一段話，值得日後香港人借鏡：

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禁忌、誣衊、咒駡，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我那時也確有宗教的熱誠。凡違反這些而歧出的，凡否定這些而乖離的，凡不能就此盡其責以建國以盡民族自己之性的，我心斷然予以反對。(《五十自述》)

一切都有不是，良知理性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以是假，良知理性不能是假。良知教我們做回一個人，理性讓我們認清事實，判斷是非，不會指鹿為馬。這是今天面對中共兩大利器。

1941 年聖誕前夕，日軍控制新界、九龍，英軍退守港島。從兵力、武器火力看，英軍都不及日軍。可是，北角發電廠一役，百德新率領曉士兵團負隅頑抗，並未棄甲曳兵。羅遜准將在黃泥涌峽領兵突圍，壯烈犧牲。他們的精神、意志，未嘗不可為香港人奮發砥礪提供養分。

香港已死，但如果一代一代香港人能本乎良知理性去說話行事，能從香港史的先賢身上學習，香港亦未必無起死回生之道。畢竟人心光明才是一族群能夠綿延壯大之正途。

陳名夏案

順治年間，發生了一件重大案件 - 陳名夏案。

陳名夏，江蘇溧陽人，復社名士，崇禎十六年 (1643 年) 中進士，進入官場。李自成入北京，他一度上吊自殺，後投降 (《清史稿》：「降李自成。福王時，入從賊案」)。清人入主中原，名夏改仕清，結黨營私、銓選不公、諂事多爾袞，令他遭受彈劾。多爾袞重用馮銓 (明朝遺臣，屬閹黨，曾附和魏忠賢，參與殺害楊漣、熊廷弼等)，多爾袞死後，順治帝欲改弦易轍，遂以陳名夏代馮銓。

陳名夏儼如皇帝私人顧問，獲准起草詔書。權力和地位上升使他開始有敷衍欺瞞之舉。順治帝召回馮銓，本欲平衡陳名夏在朝中的勢力，豈知馮銓回來後，竟與寧完我聯手，攻擊陳名夏。寧完我，遼陽人，早年依附努爾哈赤，隸屬漢軍正紅旗，入關後獲多爾袞重用。他一直妒忌陳名夏，見馮銓也是北方漢人 (直隸涿州人)，於是予以拉攏，連成一線。馮銓對順治帝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可嘉。」(《清實錄・順治朝實錄》) 自此順治帝對陳名夏疑慮益深。南北漢人士大夫之爭 (也是明朝閹黨與東林黨之爭的延續) 越演越烈。

陳名夏選人薦官多用「南人」，又極力勸說吳梅村仕清。最敏感是，他竟公然反對薙髮，並主張恢復明朝衣冠，以此為天下太平之道。《清史稿》：

十一年，大學士寧完我劾之，略言：「名夏屢蒙赦宥，尚復包藏禍心。嘗謂臣曰：『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其情叵測。名夏子掖臣，居鄉暴惡，士民怨恨。移居江寧，占入官園宅，關通納賄，名夏明知故縱。名夏署吏部尚書，破格擢其私交趙延先，給事中郭一鶚疏及之，名夏欲加罪，以劉正宗不平而止。浙江道員史儒綱為名夏姻家，坐事奪官逮問，名夏必欲為之復官。給事中魏象樞與名夏姻家，有連坐事，應左遷，僅票罰俸。護黨市恩，於此可見。臣等職掌票擬，一字輕重，關係公私；立簿注姓，以防推諉。名夏私自塗抹一百十四字。上命誥誡科道官結黨，名夏擅加抹改，其欺罔類是。請敕大臣鞫實，法斷施行。」疏下廷臣會鞫，名夏辨諸款皆虛，惟「留髮復衣冠」，實有其語。完我與正宗共證名夏諸罪狀皆實，讞成，論斬，上命改絞。掖臣逮治，杖戍。

寧完我乘機誇大抹黑，陳名夏卒之被絞殺。其子陳掖臣亦被逮捕治罪，杖責遣戍東北。

有別於多爾袞的高壓，順治帝傾向懷柔，尊重漢人。然而，這裡有一大前題 (即潛台辭)：天下是滿洲人的天下，老百姓是滿洲人的老百姓。去掉薙髮易服，等於取消滿人在漢人之上，此順治決不會接受。名夏不理解，妄想可在清人體制內盡量地「復明」，終於落得身死的下場，誠堪惋惜，卻是意料中事。

復社紀略

明末，一個政治、學術團體誕生，名叫復社。

復社以「興復古學」「吾以嗣東林也」為號召，早期成員多為東林黨人的後裔，如周順昌 (「東林七賢」之一) 之子周茂蘭，魏大中 (魏大中師事高攀龍) 之子魏學濂、黃尊素 (因反魏忠賢而死於詔獄，「東林七賢」之一) 之子黃宗羲等，故又名「小東林」。

張溥、張采為復社早期領袖。張溥，江蘇太倉人，平時以文會友，兼評議時政。張采，與張溥同鄉，二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推畏友」(＜祭天如兄文＞)，性情剛烈，別人有過失，輒當面怒斥 (《明史》：「采特嚴毅，喜甄別可否，人有過，嘗面叱之」)。

「二張」之外，其他成員包括：

楊廷樞

蘇州吳縣人，曾營救周順昌，與阮大鋮有宿怨，後被清兵逮捕，拒絕薙髮，稱「砍頭事小，薙頭事大」。遭酷刑拷打，卻不洩露復社名單。死前以鮮血寫絕命詞，大呼「生為大明人！死為大明鬼！」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等詩句，上接南宋末年文天祥的精神。

錢謙益

江蘇常熟人，早年師從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入仕明朝。崇禎十二年讀秦淮八艷之一柳如是詩，讚嘆不已，遂邀柳如是同游西湖，五十九歲的錢謙益與二十三歲的柳如是不久展開同居生活。思宗自縊，錢謙益打算推舉潞王為帝，未有成事，遂依附馬士英，更一度上疏推舉阮大鋮，時論非之。清兵南下，揚州危急，錢謙益自請督師江北，被拒絕。南京失陷，錢謙益率文武大臣在大雨中開城向多鐸迎降。薙髮令下，錢依令薙頭。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牧齋降清，乃其一生污點......其素性懦弱、迫於事勢使然」。錢謙益不久辭官，投入反清復明運動，專門聯絡東南與西南抗清勢力。陳寅恪評曰：「應恕其前此失節之愆，而嘉其後來贖罪之意，始可稱為平心之論。」

楊彝

明末常熟唐市人，拜錢謙益門下，與太倉人顧夢麟合稱「楊顧」，並跟顧炎武有往來，炎武稱彝為「通經之士」。清軍南下後，閉門謝客。

顧夢麟

江蘇太倉人，後徙常熟唐市，與楊彝友善，並稱「楊顧」。清心入主中原，隱居不出，著《詩經說約》。

吳昌時

浙江人，曾賄賂薛國觀，又依附周延儒，更用藥毒害張溥，為復社中品行最卑劣者。崇禎十六年被斬首。方以智撰＜哀吳江＞詩悼之。

顧杲

無錫人，顧憲成之從子。工書法，與黃宗羲、楊廷樞等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罪行，又寫檄文攻擊魏忠賢。

萬泰

浙江人，師事劉宗周，與黃宗羲同學，曾彈劾阮大鋮。清兵南下，參與反清復明鬥爭。萬斯同為其子，斯同以黃宗羲為師。

楊龍友

與張溥等交好，清兵入關後，一直輔助南明，不屈而死。

黃道周

福建人，明亡後輔助南明，抗擊清軍，被俘就義。

吳偉業

號梅村，江蘇崑山人，祖父一代始遷居太倉，與錢謙益並稱。清朝入主，初時採取不合作態度，隱居鄉里，保持名節。作《圓圓曲》，諷刺吳三桂為陳圓圓而降清，傳誦一時。後來入京侍講，晚節不保。

吳應箕

安徽人，工書法，曾歷數阮大鋮罪行。起兵抗清，兵敗被俘，慷慨就義。

沈士柱

蕪湖人，反對閹黨，明亡後隱居蕪湖，秘密從事反清活動，被捕後在南京處斬。黃宗羲有＜哭沈昆銅＞詩。

陳子龍

直隸松江人，師法黃道周，與錢謙益、吳梅村齊名，有弟子夏完淳。抗清兵敗逃亡，投河自殺。與柳如是一度相戀，短暫同居松江南樓，兩人感情深摯。

陳貞慧

江蘇宜興人，父親是東林黨人。他與冒襄、侯方域、方以智並稱，且與吳應箕、顧杲共議聲討阮大鋮。抗清不遂，隱居不仕。

侯方域

河南商丘人，性格豪邁不羈，文采出眾。入清後曾參加科舉，晚年悔恨。孔尚任撰《桃花扇》，故事以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為藍本。

方以智

字密之，直隸桐城縣人。天生異稟，六歲知文史，博覽群書。隨父遊名山大川，兼閱西洋之書。輔助南明，及後加入抗清，兵敗後出家為僧。至江西萬安惶恐灘頭，想起文天祥事跡，沉江殉國。

冒襄

字辟疆，蒙古貴族之後，娶秦淮名妓董小宛為妾，入清不仕。

顧炎武

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蘇州崑山人，「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清兵入關後，投入南明朝廷，畢生反清，不復出仕，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

歸納各成員共同特徵，復社有若干特色：

1. 起源於浙東地區 (又稱江浙地區)，浙東自宋代開始，即注重歷史研究，講究實際利益，提倡「經世致用」；

2. 以愛國文人 (非理學家) 為主，愛國一面成就攻擊閹黨、抵抗清兵的英雄事跡，文人一面成就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如錢謙益與柳如是、侯方域與李香君等；

3. 傳承文天祥的道德氣節，以楊廷樞、方以智最為突出。

4. 思想傾向方面，形上世界倒塌，向形下世界趨近 (亭林、梨洲皆重氣，以理為「氣之理」)，因而重視經學、音韻學、訓詁學、考據學、地理學、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等。

順治九年 (1652 年)，復社被迫解散。